刊文 || 清代越南华人官员陈上川家族世系考 

曾翊健 

摘要

Abstract

陈上川是清初越南南部的华人官员，为南投阮主的明遗民，历任阮主政权的藩镇总兵、都督。据越南传统史料记载，陈上川去世后，由其子孙世袭其官荫，父子相承。然而陈上川故乡广东吴川田头村的《陈氏族谱》以及清代笔记、地方志和越南碑刻资料透露的相关信息，揭示了陈上川家族的承袭世系比越南传统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其并非简单的父承子继，而是一部华南地方宗族网络的跨国拓展史，背后反映的是清初越南明香人与中国故土的往来互动、明清地方社会的跨国移植等问题，对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越南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轨迹、明清之际广东籍华人移居越南的历史面貌均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清代 越南 华人官员 陈上川 家族世系

17世纪中后期，清朝与南明政权及其支持者在广东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在清军逐一攻破粤地的南明势力后，部分南明武装力量南下退至中南半岛，高州吴川人陈上川就是其中一员。康熙二十年（1681），杨彦迪、陈上川等人率领的广东南明武装余众被清军击败，越南史籍记载他们南下渡海投奔越南南部的阮主政权，阮主遣其进驻时属柬埔寨的湄公河口地方。康熙二十四年（1685），杨彦迪麾下的龙门军发生骚乱，杨彦迪被杀，骚乱平定后，陈上川成为了龙门军的领袖，历任阮主政权的藩镇总兵、都督，开拓边和、柴棍（今西贡）等地，将这些市镇发展成为东南亚繁荣的贸易港口，为越南阮氏政权开发湄公河三角洲立下汗马功劳。陈上川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去世后，阮主追赠他为辅国将军，赐封上等神，立祠祭之。

关于陈上川及其后裔在越南南部的活动，前辈学人颇有讨论，其中以陈荆和的《清初郑成功残部之移殖南圻》一文最为经典，该长文除了大篇幅梳理了杨彦迪、陈上川的活动轨迹，也交代了陈上川后人担任将帅的龙门军晚期史，关于陈上川的后继者问题，陈先生采用了《嘉定城通志》《大南实录前编》等越南史料的说法。之后的学者讨论华人开发越南南圻问题，亦多论及陈上川，然较少言及陈氏后裔，言者亦大多取用越南史书之说。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湛江市博物馆馆长的阮应祺先生，搜集到了陈上川故乡吴川田头村（今湛江坡头区南三镇田头村）的陈氏族谱，并注意到该谱记载的陈上川家族世系与越南史料所载有较大差异，至于其中原因，阮先生推测为“或系田头陈谱所记乃陈上川在本土世系行迹，至于在越南情况均属得自传闻；而时人所述，系据越南资料，不涉上川本土行迹”。进入21世纪后，仅有少数学者对田头村陈氏族谱进行持续关注，如李庆新在2005年和2007年到湛江考察，收集了田头村的族谱资料，在《16~17世纪粤西“珠贼”、海盗与“西贼”》一文中，李庆新以清代笔记《五山志林》的相关记载为旁证，认为田头陈谱所记的陈上川家族传袭世系是可信的。然而,田头村族谱仍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即使诸如前述两位学者，亦未把陈氏族谱与越南方面的史料进行仔细的比对和考证，作深入的研究。

鉴于此，笔者在2024年初至湛江田头村做田野考察，集得《陈氏南房下长支族谱》和《陈氏中房下次支族谱》两部记载陈上川家族世系的族谱。窃以为有必要将这些族谱资料与中越关联史料进行勘对、考辨，将族谱记载与相关的零星材料串联起来，一方面对陈上川后人在中越两国的活动轨迹得以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另一方面又能够发掘田头村族谱及相关一些零散史料的价值。此外，对研究越南史与华人华侨史而言，本研究亦有助于对越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以及更深入地了解明清之际广东籍华人移居越南的历史面貌。

一、越南史料记载的陈上川家族世系

在已知的越南史料中，最早记载陈上川后裔谱系的是撰于阮朝嘉隆十七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为越南南部河仙鄚氏的家臣武世营所撰。鄚氏家族与陈上川同为开拓越南南圻地区的华人领袖，原为莫姓，其始祖莫玖为广东雷州的明遗民，因不愿降清，于康熙十年（1671）南下柬埔寨，占据河仙一地，之后向阮主政权称臣。为避越南前代莫朝之讳，易为鄚姓。鄚玖及其子鄚天赐，世袭阮政权河仙总镇的官衔，为阮氏广南国的开疆拓土及与柬埔寨、暹罗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鄚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惨遭暹罗屠戮，家族衰败。阮朝建国后，其后人仍世袭担任河仙叶（协）镇一职。《鄚氏家谱》即为武世营在鄚天赐之孙鄚公榆任河仙叶（协）镇时所撰之家谱。《鄚氏家谱》详载了从鄚玖发家至鄚公榆继位期间鄚氏家族所历之大事，其中记载了鄚天赐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与暹罗的战争：

景兴三年（笔者按，即乾隆三十四年）,公（按，即鄚天赐）命妹姑子胜水陈侯督制水陆兵五万，北伐暹罗。陈君即明朝陈将之侄,袭父荫而为之。辰战舰、战船旌旗连络十余里，兵次暹泽汶地面，札起屯栅，以观其变。新（按，即暹王郑新）遣将陈来举陆兵三千来援泽汶，陈侯纵大军冲杀，彼大败而回。自是彼国保守水陆要害诸关，不敢出战。陈侯用昭华约书，招彼来降，使作内应。谁料彼民最怯弱，见新悍暴大恶，暹兵小犯罪，鞭背百余；大犯杀之不赦。彼民畏之如汤火，故不敢起事。陈侯住军于泽汶山二月余，不服水土，并瘴疬日作。陈侯病沉重，诸军遭疬疹，日死以百计，参谋官见机务难就，奉申文于我公，白其所白,公即命属臣持檄召陈侯回师。

《鄚氏家谱》称鄚天赐的外甥（妹姑子）陈侯为“明朝陈将之侄，袭父荫而为之”。关于“明朝陈将”，阮朝官修《大南一统志·嘉定省》载：

陈将军祠，在平阳县从政村地。将军姓陈，名上川，广东人。为明总兵，明祚告终，不忍臣清，归义本朝，征高蛮有功，又于柴棍建立庯市，招商客，后人追思功德，立祠祀之。明命、绍治年间并封赠为上等神，至今社民奉祀，香火常新。

可知“明朝陈将”即为陈上川。《鄚氏家谱》载陈侯袭父荫，由此推断陈上川死后，乃由其兄弟承袭职荫，后又传位于其侄。然《鄚氏家谱》并无记载陈上川之侄为何名，仅称为“陈侯”“陈君”。值得注意的是，《鄚氏家谱》言陈侯为鄚天赐之妹姑子，与河仙鄚氏是亲戚关系。此外，从这段史料透露的信息可知，其时陈侯乃效力于河仙鄚氏，而非如陈上川般担任一方藩帅。他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受鄚天赐派遣，率军五万讨伐暹罗，在驻军暹罗时深染重病，军中亦死伤惨重，不得已而退兵，之后《鄚氏家谱》再无陈侯及其家族的记载。

阮朝重臣郑怀德所撰之《嘉定城通志》，是继《鄚氏家谱》之后记载了陈上川家族世系的越南文献。据戴可来等学者推断，《嘉定城通志》约成书于嘉隆十八年（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明命元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间。《嘉定城通志》是郑怀德为越南南圻地区所作之方志，其中对陈上川开拓南圻之事迹记载较详，此外还详载了陈上川后人任龙门军将帅之事，卷六《城池志》“嘉定城”条曰：

先是高绵胶华淹王耋倦，委国于其子匿他接政事，莅罗壁城。值肃宗辛亥七年(黎废帝永庆三年，大清雍正九年，1731)夏四月十八日，牢人诧卒自求南起伪，与荒林高绵乱，下嘉定杀掠华民。时境内无事，不加防备，贼至猝迫，公私震惊。调遣迅挥该奇达成侯出御于渡標,孤单无援，为贼所杀。统兵定策侯陈大定率龙门属将邀击于芙园，破敌前兵，凶锋稍戢。大定筑华峰一面土垒拒之，统率永长侯张福永再调监军该队霑恩侯阮福霑救应渡标兵，杀牢贼退回淎虬......壬子八年（1732）正月，福永接得边报，再勒兵进征，则牢人寻复远飏，而匿他亦走山逋，多行贿遗，求得缓师，以徐图杀贼。三月，福永遂留大定应捕，亲率大众回屯营休养。时连年用兵，罪人未获，朝廷严加督责。福永惧罪，诿称大定前年行兵逗留，与高绵私相结纳，今利牢人之变，久拥兵权，追剿不力，密封驰奏......大定既至嘉定，福永欲先发制人，遂订日会同诸将问议。大定知之，自思：前此大帅调度失宜，致达成侯为贼所杀，继又受贿回师，进退无状，今反归罪于我，若受拘问，彼以权势压倒，锻炼成狱，将覆盆之冤，伊谁暴白，不如来京请审，死亦甘心。遂乘夜与属下驾战船一只诣京。船近毕罗山，大定从弟窚谏云：“福永是南国世臣，在廷颇多亲威，尔欲求伸曲直，谁为辨明？岂若驶回粤东寻地安身，以免为人鱼肉。”大定曰：“且我考上川公仰荷圣朝厚恩，曾有阮为王，陈为将，代代公侯不绝之谕，何等荣遇。今以一时边帅蒙蔽之私，不就朝廷昭雪，则反逆罪成。其祖宗事业，如山坠为川谷，不但为臣不忠，为子亦不孝矣。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叱使船入瀚门，窚毅然不从，与舟人争舵，使船望东洋直去。大定见南风骤发，恐船到琼海，难得返帆，心甚著急，竟拔剑斩窚，厉声督舵工湾入瀚海门下椗。具由移呈广南营官，求为题达。先自大定夜遁，调遣以为逃回广东，毕捕全家，具事请旨。至是广南代题，一时齐到，百官议以陈大定既交通高绵，复故违将令，请敕下正法，以警顽夫。圣德鸿慈，念陈若背国反心，海外巨鱼，谁能制其死命。今来京求审，其间情理，自有可原。谕下，縻留陈大定于广南，命官赴嘉定覆申，候案结裁断。大定牢中经日，不胜气愤，呕血数升，寻病连绵，十二月死。及奏谳呈进，则阮福霑劲证大定无逗留交通状，于是大定得邀恩典，追赠部督同知，谥襄敏。

据《嘉定城通志》所载，陈大定为陈上川之子，遵奉“阮为王，陈为将，代代公侯不绝”之训，子承父业，担任将帅，被阮主封为“定策侯”，统率龙门武装。陈大定在雍正九年（1731）至十年（1732）奉阮主之命与权臣张福永一道征讨高绵（柬埔寨），张福永出师不利，嫁罪于大定。大定拒绝从弟陈晟（窚）逃回广东的建议，上京申辩，被阮廷缉拿下狱，冤死狱中。

关于陈大定死后其后人的下落，《嘉定城通志》卷三《疆域志》“河仙镇”条曰：

丁亥三年(黎显尊景兴二十八年，大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春三月，缅甸因暹民之怒怨，遂举兵攻破暹罗，烧宫室、掠玉帛，虏疯王与王子昭督多，躯其民数万以归，斥为白地。王第三子昭侈腔潜投高蛮国，第二子昭翠(质裴反)奔河仙，而暹议来攻之事者，得以屏息。琮德侯（笔者按，即鄚天赐）即日题达并致谢调遣官，请抽回援兵，免其劳顿。五月，嘉定阃将帅，召超义侯等回兵休息。琮德侯恐缅甸乘其锐气肆行侵扰，仍差外侄胜水队该队丑才侯陈文方(高雷廉将总兵定策侯之子，都督胜才侯之孙，琮德侯妹之子)率战船兵弁，往戍真奔处(暹界首地),巡防边警。时暹国兵火之后，疫疠大作，河仙戍卒与暹民死相枕籍，丑才侯亦以病亡。

对照《鄚氏家谱》的记载不难发现,《嘉定城通志》所载之陈文方，即《鄚氏家谱》之陈侯，为鄚天赐外甥。虽然《嘉定城通志》与《鄚氏家谱》记载的时间和事件经过略有差异，但仍能判断两处史料记录的是同一事件。《家谱》在交代了陈侯病重撤兵后再无提及他的去向，《嘉定城通志》则明确记载陈文方在这一战中病亡。值得留意的是，《嘉定城通志》称陈文方是“高雷廉将总兵定策侯之子，都督胜才侯之孙”。从前引陈大定事迹可知，定策侯是陈大定的爵号，《大南列传前编》记载陈上川的南明官衔为高雷廉总兵，可推断陈大定虽身处越南，但仍继承了陈上川的南明官职。此外，《列传前编》还载陈上川字胜才，官至藩镇都督。因此，按照《嘉定城通志》的说法，陈文方是陈上川之孙、陈大定之子，这与《家谱》称陈侯为陈上川之侄的记载并不一致。

在《嘉定城通志》之后记载陈氏家族世系的史料，是阮朝官修的《大南实录前编》和《大南列传前编》。《大南实录前编》于绍治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修迄，《大南列传前编》则于嗣德五年（清咸丰二年，1852）修迄。《大南列传前编》卷6载：

上川寻病卒，镇边人思其功，立祠祀之。子大定以父荫，历官统兵。肃宗皇帝六年夏，牢人诧卒以真腊（笔者按，即柬埔寨）兵寇嘉定，大定率龙门属将破贼于芙园，贼退走虬澳。又与调遣张福永、监军阮久霑，分兵三道立进，贼大溃。大定进据求南，真腊匿他惧走山逋。七年壬子春，贼复扰掠求南，大定与福永率兵攻之。大定寻进炉越击贼，杀获甚众。先是贼未平，上降书切责福永。福永初既受匿他赂，引兵还，及闻严旨，又以逗军归罪大定。及大定捷还，知其事，欲诉于朝，遂乘夜驾海至笔山。其从弟峸以为福永世臣，不可与争曲直，劝之去。大定曰：“我一门父子受国恩，今以边帅蒙蔽之故，悻然而去，自取恶名，不但为臣不忠，为子亦不孝矣。”峸固阻之，使船望东去，大定拔剑斩峸，船反。如沱灢海口，具陈情表，由广南营臣以闻，廷议欲置诸法。上犹不忍，命拘大定于广南，遣官前往嘉定鞠状。福永罗织，欲成大定之罪，独久霑力辩其冤。案上，大定已病死于狱中。上甚怜之，追赠都督同知，谥襄敏。子大力官至该队。

《大南实录前编·睿宗实录》载：

（丁亥二年）三月，缅甸举兵破暹罗，掳疯王与其子昭督多，躯其民数万以归。疯王次子昭侈腔投真腊，昭翠奔河仙，鄚天赐以事闻。复移书调遣阮久魁等撤回援兵，以免劳顿天赐。又恐缅甸乘锐来侵，乃遣属将胜水队该队陈大力（陈大定之子）率兵船往戍真奔。

比对前引《嘉定城通志》的材料，不难看出，《大南实录前编》和《大南列传前编》关于陈氏世系的记载是以郑怀德《嘉定城通志》为史料来源。不同的是，《嘉定城通志》载陈大定之子名为“陈文方”，《大南实录前编》《大南列传前编》则记载为“陈大力”。陈荆和先生认为，“陈大力”当为阮朝官方修史者对《嘉定城通志》材料传抄时的讹误，“陈文方”是陈侯真正的名字，笔者认同此说。正因为这两部官修史书的相关史料是采自《嘉定城通志》，故同样记载陈上川、陈大定、陈文方是祖孙三代的关系。此外，无论是《鄚氏家谱》《嘉定城通志》还是《大南实录前编》和《大南列传前编》，对陈上川后人的记载皆以陈文方为下限，陈文方之后便无陈氏家族的蛛丝马迹，似乎表明陈家在陈文方死后走向了衰败。

过去言及陈上川家族的学者，大多采用《嘉定城通志》《大南实录前编》和《大南列传前编》的说法，即认可陈上川、陈大定、陈文方的祖孙三代关系，而《鄚氏家谱》关于陈文方为陈上川之侄的记载，则被认为是讹误。然而，以上越南史料皆成书于19世纪上半叶，陈上川家族的传承事迹则主要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中间存在近百年的时间差。况且由于阮主广南国时代的官方史学尚未健全，官修史籍匮乏，阮朝初期所修的《嘉定城通志》《大南实录前编》和《大南列传前编》所载阮主时期史事往往以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史料来源，虽有一定史实性，但仍存在不少讹传成分。此外，这些资料乃撰于其他家族或阮朝官方之手，陈氏家族自身的文献目前在越南尚未有发现。而在中国方面，亦有关于陈上川家族的史料，其中以陈上川故乡吴川田头村的族谱资料最为重要，另外还有清代广东的文人笔记与地方志。这些文献对陈上川家族谱系的记载呈现出与越南史料截然不同的面貌，值得重视。

二、田头村《陈氏族谱》中的陈上川家族事迹 

正如本文引言所述，笔者曾至陈上川的故乡湛江南三镇田头村，寻得当地的《陈氏族谱》。据修谱序文记载，田头村陈氏第一次大规模修谱是在嘉庆三年（1798），之后在道光五年（1825）、咸丰五年（1855）、同治五年（1866）、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统二年（1910）皆有续修。族谱屡经村民传抄，存放于各户村民家中。田头村陈氏分南、中、北三房，各房中有多个支派，其中《陈氏族谱》的《南房下长支族谱》（以下简称《南房族谱》）和《中房下次支族谱》（以下简称《中房族谱》）两本支谱，详细记载了陈上川家族的传承世系。

族谱序文载，陈上川先祖来自福建莆田。宋末元初，陈氏先祖陈文龙义不降元，绝食而死，文龙子八宣、松辑率族人南迁广东，散居化州、吴川、石城。八宣第三子伯镇卜居吴川乾塘，是为“陈氏大宗”。至第六世孙陈文禧迁居南三岛田头村，为“陈氏小宗”，陈上川是“陈氏小宗”的南房下长支的第十七世孙。关于陈上川，《南房族谱》载：

十六世：

孟治，号德彰，谥诚爱，葬郑屋岭村东岭，坐北向南，立碑志。娶王氏，葬红坎井头江尾岭，坐癸向丁。生二子：廷川，上川。

十七世：

廷川，谥处士，娶柯氏，迁住琼南居。

上川，号义略，谥资正。年越数岁，赋质岐嶷，壮逸远志，有韬略之才能。自康熙初年船（航）海，铜柱功成，威震南蛮，封侯万里，总制三边，镇守狪狔。慷慨伏义，尊祖敬宗，奉金归本建祠，配享大宗。公卒，传位与弟圣音公，建立安庆寺狪狔港口，今川公特享人（安）庆寺。元娶谢氏，次娶冼氏，无子，合葬狪狔山岭。

陈上川之父陈孟治生二子，兄长陈廷川迁居海南，弟陈上川则于康熙初年渡海，“铜柱功成，威震南蛮”。此处乃化用东汉马援平定交趾、立铜柱于日南之典故，代指陈上川迁居越南，在此建功立业，这与越南文献的记载大致相符。本文引言提及过，陈上川在康熙二十年与杨彦迪等人渡海南投阮主，这于时间上与族谱的“康熙初年”亦大致对得上。族谱称陈上川“封侯万里，总制三边，镇守狪狔”，“狪狔”即《嘉定城通志》所载陈上川部队进驻的“仝狔”，后改名边和。前文所引《通志》关于陈文方的记载提及陈上川官至都督，受封胜才侯，亦可对应“封侯万里”。然族谱言上川先后娶谢氏、冼氏，皆无子，这与《通志》和《列传前编》载陈上川传子陈大定存在较大出入。

《南房族谱》载陈上川死后，“传位与弟圣音公”，但“圣音公”之名不见于任何越南文献。笔者向田头村村民调查得知，“圣音公”属田头陈氏中房下次支，其家族世系见于《中房下次支族谱》中，该谱记载：

十六世：

公遴，字孟选，号五灏，别号千陌，谥德直。葬吴川街白水塘，坐艮向坤，立碑志。娶博立许氏，谥恭顺，葬得高山，坐乙向辛，生三子：圣音，韶音，武音。

十七世：

圣音，贡生，字国鼎，号诚庵，谥刚定。公康熙初年屡被海寇骚扰，卜迁吴川之蚬壳埠，带二弟同居营.......甲戌，瑞昌公生焉。公为本营游府幕师，往省办公，得外国上川公家信，与族侄岁贡生首魁公仝（同）航海焉。未几数月，川公痈发背卒，首魁公携金观音回家，公遂践其位，总镇狪狔。今支派流衍南邦，贵显者代不乏人，离乡发迹，此其验也......娶郑氏，谥恭慎，葬邓屋，坐辛向乙，生三子：瑞祯，瑞昌，瑞祥。宦安南，娶杨氏，与公合葬狪狔山，生二子：瑞道，瑞蕃，此二公今支派流衍南邦。

《南房族谱》所载的“圣音公”即《中房族谱》的圣音，为陈氏小宗中房下次支第十七世孙，与陈上川同辈，但属不同房，《南房族谱》称圣音为上川之弟，实为同宗族弟。《中房族谱》载陈圣音原为吴川营游击府幕僚，因收得陈上川的家信，遂与族侄首魁公（名字不详）共同前往越南。陈圣音到越南后不久，陈上川便去世，首魁公返乡，圣音继承陈上川之位，“总镇狪狔”。

陈圣音总镇狪狔之事，亦见于清代广东文人笔记。乾隆间顺德人罗天尺所撰之《五山志林》“谢昌死高绵国”一条有云：

康熙丙辰，番禺谢厥扶奉藩委为顺镇总兵，平南从逆，旋反正，调厥扶，不从，战于叠石海，被杀。子谢昌，字允文，遂携家入海，居海陵岛中，新会、顺德村乡大遭残毁。总兵蔡璋征之，捣其巢穴，昌遂飘入安南国，国王不纳，飘高绵国，即海贾所称江播樜也。后邑人陈石樵至侗伲，为边镇陈诚庵上客。诚庵诞，高绵国王遣使祝寿，中有使者，身著花衣冠鬼帽，类不似番人。石樵询之，果番禺市桥黎姓也。说从谢将军到彼国，初王甚喜，授以一官。后被王婿所谮，谓此人终非地方福，杀之，麾下愿为官与农者听。

陈诚庵任侗伲边镇之事，乃传自罗天尺之同乡人陈石樵，后者曾到侗伲（狪狔）做过陈诚庵的门客，故此史料应较为可信。而《中房族谱》载陈圣音号诚庵，此侗伲边镇陈诚庵即是陈圣音。

族谱言圣音在吴川时娶郑氏为妻，生有三子，在越南又娶杨氏，生二子，后在越南去世，葬于狪狔山中。关于陈圣音诸子，《中房族谱》曰：

十八世：

瑞祯，邑增生，字逊夫，号醒斋，谥文穆。侍母最孝，慷慨仗义。岁饥，赈济宗族，祖坟出首告扦书，积于柜，声振一时，而其最著者莫若活救特呈兄弟子侄一十八命，所以子孙远食，其报有由来与？公梦黄粱之日，院村岁贡麦为仪有诗哀挽云：“修文何太促，云掩午晴初。未了一生事，犹存十柜书。尘封徐榻冷，调古伯琴虚。搔首天难问，倾杯泪雨余。”娶林氏。

瑞昌，邑庠贡生，字燕夫，号思斋，谥文毅。公慷慨仗义，克缵先猷，威镇南蛮，封侯万里，手著《南游诗》一卷、《围棋局》一册传世。公业师顺德孝廉芳洲梁文泗赞其遗像云：“皇图广大，纵古罕俦。北穷朔漠，南极海陬。爰有粤士，产自高州。少负远志，万里封侯。廿龄航海，克缵先猷。春秋三十，治效全收。我观仪像，缓带轻裘。金刀凛凛，鬼魅为仇。图书一卷，百万貔貅。自古贤哲，随地而优。在外班马，在内伊周。铜柱功成，早买归舟。天朝虚左，待卜金瓯。”正娶李氏，谥贞慈，与公仝（同）葬山竹沟，坐巽向乾，生二女。宦安南，娶颜氏，谥恭愍，生二子：绍璪，绍瓓。又娶阮氏，生一子绍琮。

瑞祥，青年早故，无嗣，葬墓郑氏墓西。

瑞蕃，字衍夫，号果斋，谥武靖，葬会安东福山。娶狪狔阮氏，生五子，又娶数氏，生五子：绍瑚，绍璋，绍琠，绍璜，绍琼，绍莹，绍瑗，绍琬，绍瑾。

瑞道，字志夫，今支派蕃衍南邦。

圣音在吴川所生诸子中，次子瑞昌亦“宦安南”，并“威镇南蛮，封侯万里”，其余二子留在吴川。族谱还记载了陈瑞昌的传世著作，及其业师顺德梁文泗对他遗像的赞词。后者称瑞昌“廿龄航海，克缵先猷。春秋三十，治效全收”，可知他二十岁前往越南，三十岁已担任官职，颇有政效。前引族谱对圣音的记载中，提及瑞昌生于康熙甲戌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古人习用虚岁，瑞昌年二十时约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而陈上川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去世，时间上与族谱所载圣音至越南后不久上川便逝世颇为契合，可见瑞昌应是随父亲共赴安南。赞词又言“铜柱功成，早买归舟。天朝虚左，待卜金瓯”，族谱载瑞昌与发妻李氏合葬吴川之山竹沟，这似乎透露瑞昌在越南功成名就后返回故乡。但关于陈瑞昌在安南立何功，封何爵，族谱并无明载。至于陈圣音在越南所生之两子瑞蕃和瑞道，瑞蕃去世后葬于越南中部的会安，瑞道则“支派蕃衍南邦”，二人似未随兄长瑞昌回国，而是终老于越南。

光绪《吴川县志》亦略载了陈圣音、陈瑞昌之事迹：

又田头村陈上音，康熙间流寓安南，为显宦。上音歿，其族弟圣音袭职。圣音长子瑞祯归吴川，为诸生，其歿也，岁贡麦为仪挽以诗：“修文何太促，云掩午晴初。未了一生事，犹存十柜书。尘封徐榻冷，调古伯琴虚。搔首天难问，倾杯泪雨余。”次瑞昌，复袭安南职，著《南游诗集》一卷，《围棋局》一册，顺德举人梁文泗赞其像：“皇图广大，纵古罕俦。北穷朔漠，南极海陬。爰有粤士，产自高州。少负远志，万里封侯。廿龄航海，克缵先猷。春秋三十，治效全收。我观仪像，缓带轻裘。金刀凛凛，鬼魅为仇。图书一卷，百万貔貅。自古贤哲，随地而优。在外班马，在内伊周。铜柱功成，早买归舟。天朝虚左，待卜金瓯。”

所载与《陈氏族谱》大致相合，然《县志》称陈上川为“陈上音”，则明显有误。此外，《县志》有个别记载为族谱所无，如瑞祯从安南归吴川，瑞昌“复袭安南职”，后者表明瑞昌之“宦安南”乃承袭自其父陈圣音，陈上川、陈圣音、陈瑞昌有着明晰的传承关系。

此外，《中房族谱》记载陈圣音还有韶音、武音两位弟弟，二人均随兄长前往安南：

韶音，字虞鼎，号宏庵，谥质厚，官居迪公郎。生顺治戊戌年五月十九日已时，享寿八十八岁，终乾隆乙丑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时。原娶柯氏，续娶冯氏，谥庄俭，生康熙乙已年三月二十九日子时，享阳三十一岁，终康熙乙癸年九月二十七日未时，与公合葬蟛蜞墩，坐丑加癸，立碑志，生一子瑞凤。又娶大岸朱氏，谥□顺，生康熙庚戌年九月十一日酉时，享寿八十二岁，终乾隆辛未年五月初一日申时，葬黄泥岭垉内蛤地穴，坐甲加卯，生二子：瑞畴，瑞麟。客往安南，又娶□氏，葬安南港口狪狔岭，生一子瑞书。

武音，国学，字汉鼎，号静庵，谥敦朴，宦安南不返，葬安南。娶林氏，谥惇惠，葬沙头英哥塘，坐西北向东南，生一子瑞琰。

族谱对陈韶音的记述尤为详细，甚至有具体的生卒时间。韶音在去往越南前曾先后娶女子三人，诞有瑞凤、瑞畴、瑞麟三子，在安南又娶某氏，生一子瑞书。族谱称韶音与次妻冯氏合葬于吴川蟛蜞墩，可知他与侄子陈瑞昌一样，最后返回了故乡。幼弟陈武音则“宦安南不返”，族谱对他的记载甚略，仅言及他娶林氏，有一子瑞琰。在韶音与武音诸子中，只有韶音的长子瑞凤与幼子瑞书在越南，瑞畴、瑞麟与瑞琰皆留在吴川。

关于瑞凤与瑞书，族谱载：

瑞凤，字周夫，号述斋，谥文直，葬河仙丹陵山。原娶新场郑氏，葬祈雨岭，生一女，适东街林门。客往安南，续娶黎氏，生一子绍琚。又娶数氏，生五子：绍珍，绍珠，绍玺，绍璿，绍瑶。

瑞书，字浩夫，谥武镇，河仙将军。娶河仙莫氏，合葬河仙丹屏山岭，生二子，居住安南，支派即衍安南：绍虎（琥），绍珀。

瑞凤为韶音在吴川时与次妻冯氏所生之子，瑞凤在前往安南以前娶郑氏为妻，生有一女，应是他成年以后才迁居越南，之后在安南又娶了数名女子，生子六人。值得注意的是，瑞凤在越南去世后的安葬地是在河仙，而非父辈所在的狪狔。此外，陈瑞凤在越南出生的幼弟陈瑞书，为“河仙将军”，娶河仙莫氏为妻，去世后与妻子合葬河仙丹屏山。笔者在前文介绍过，河仙总镇鄚氏原为莫氏，为避越南莫朝之讳而易为鄚姓，陈瑞书所娶的“河仙莫氏”，即为鄚氏。据越南学者考察，鄚氏家族墓地在河仙的屏山，又称陵山，除了安葬包括鄚玖、鄚天赐在内的鄚氏族人，亦有不少与鄚家相关的人物安葬于此。显然，《陈氏族谱》载瑞凤所葬的丹陵山和瑞书所葬的丹屏山，即是鄚氏家族墓地所在的屏山。

《中房族谱》记载陈氏十九世孙留在越南或在越南生活过的，仅有瑞昌、瑞蕃、瑞凤及瑞书诸子：

绍璪（瑞昌子），字冕玉，号六奇，谥清肃，往安南不返。娶周氏，谥庄静。公有牙数枚，与婆仝（同）葬东海污列西江，生三子。又娶余氏，谥端顺，生一女。（子）翘栋，翘桐，翘梓。

绍琮（瑞昌子），字方玉，号六德，谥厚直。与婆仝（同）葬山竹沟，坐子加壬。娶李氏，谥庄节，生四子：翘柏，翘楠，翘槐，翘棠。

绍瓓（瑞昌子），国学，字彩玉，号六韬，谥醇厚，介直册名德明。葬顺化会馆，背坐东北向西南，墓有碑。娶詹氏，葬山嘴岭，坐亥加乾。生一子翘桂。

绍瑚（瑞蕃子），字堂玉，娶□氏，生一子。又娶□氏，生一子：翘梅，翘植。

绍璋（瑞蕃子），字济玉。

绍琠（瑞蕃子），字克玉，娶□氏，生二子：翘樻，翘格。

绍璜（瑞蕃子），字佩玉，娶吴氏，生一子翘栻。

绍琼（瑞蕃子），字华玉，葬河仙岭。娶徐氏，生一子。

绍莹（瑞蕃子），字镜玉。

绍瑗（瑞蕃子），字璧玉。

绍琬（瑞蕃子），字圜玉。

绍瑾（瑞蕃子），字良玉。

绍琚（瑞凤子），字冠玉，娶□氏，生五子：翘柏，翘柄，翘林，翘机，翘权。又娶□氏，生一子翘横。

绍珍（瑞凤子），字席玉。

绍珠（瑞凤子），字浦玉。

绍玺（瑞凤子），字苍玉。

绍璿（瑞凤子），字衡玉，别字雁宾，号南来。娶□氏，生一子翘朴。公在乾隆癸未年向狪狔航海回乡，今居安南番，安南番是攻（公）住居之所也。

绍瑶（瑞凤子），字燕玉。

绍琥（瑞书子），字金玉。

绍珀（瑞书子），字明玉。

瑞昌的三位儿子虽在越南出生，但从他们的夫妻合葬地或妻子的独葬地来看，三人皆返回过吴川，并在当地娶妻。不过，瑞昌长子绍璪之后再度“往安南”，幼子绍瓓亦葬于越南的顺化，留下妻子在吴川，次子绍琮则在家乡终老。而瑞蕃、瑞凤和瑞书在越南的儿子们，除了一度返乡的绍璿外，其余人的记载甚略。关于陈绍璿，光绪《吴川县志》亦记载了其事迹：

瑞昌从子绍璿，又名南来，字雁宾，工诗，为安南举人。嘉庆间曾归吴川，其集曰《南来诗稿》。

这与族谱所载大致相当，然绍璿归乡的时间不同，族谱载绍璿于乾隆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回乡，《县志》则记载是嘉庆年间，所差数十年。《县志》又载陈绍璿为安南举人，著有诗集一本，此为族谱所无。族谱记载绍璿“今居安南番”，可知在该谱修纂时陈绍璿仍在世，由此推断《陈氏族谱》中十九世及以前的世系，当为序文所言的嘉庆三年（1798）第一次大规模修谱时所修。但族谱在十九世之后，便再无记载在越族人的事迹。

不难看出，田头村《陈氏族谱》的陈上川家族谱系与越南史料的相关记载完全不同，同时田头族谱所载得到一些清代传世文献诸如笔记、地方志的佐证。但是，我们若就此认为《陈氏族谱》比越南史料更可信，恐尚轻率。所幸，越南河仙地区的石刻资料为笔者考证陈上川的家族世系提供了突破口。

幸，越南河仙地区的石刻资料为笔者考证陈上川的家族世系提供了突破口。

三、陈上川家族传袭谱系若干问题考察

《陈氏族谱》记载的陈上川承袭世系，最令人费解者莫过于陈圣音与陈瑞昌，此父子二人在名字上与越南文献中的陈大定、陈文方难以对接得上。若假定陈大定即陈圣音，陈文方即陈瑞昌，则与《鄚氏家谱》所言陈文方（陈侯）为陈上川之侄相合。然而，不论是《鄚氏家谱》抑或《嘉定城通志》，皆言陈文方为鄚天赐的外甥，陈荆和、李庆新等学者由此推断侗伲陈氏与河仙鄚氏结为姻亲，陈大定娶鄚天赐之妹为妻，生子陈文方。《陈氏族谱》则言陈瑞昌为陈圣音与家乡发妻郑氏所生之子，圣音赴安南后，续娶杨氏，而非鄚氏，所生二子亦无承袭官职的记载。

不过，正如前文所述，圣音弟韶音之幼子陈瑞书，所娶之妻为河仙莫（鄚）氏，且为“河仙将军”。如若陈大定娶鄚天赐之妹为妻，其子陈文方又为河仙将领，那么陈瑞书与陈大定、陈文方有何关系？族谱载陈瑞书去世后葬于河仙屏山，而屏山正是鄚氏家族墓的所在地。上世纪60年代，陈荆和先生对河仙屏山鄚氏墓地的碑记一一做了整理，录入其《河仙鄚氏世系考》一文中，其中的第十号墓碑碑记曰：

甲戌年孟秋

诰赠龙虎大将率（军）桓武侯陈公之墓

孝男绍琥、绍珀立石

从姓氏、追赠官号以及两位儿子的名字来看，该墓主与《陈氏族谱》中陈瑞书的信息基本吻合，显而易见，这位桓武侯陈公即是陈瑞书。

同一墓园的第三十八号墓碑碑记曰：

庚寅季春 吉旦

诰赠诚德太夫人陈府莫妣之茔

孝男绍琥、绍珀立石

显然，此墓主陈府莫妣即桓武侯陈瑞书之妻莫氏，这更进一步证实了《陈氏族谱》的记载是可靠的。

陈瑞书下葬的年份为甲戌年，清代前期的甲戌年有三个，分别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乾隆十九年（1754）、嘉庆十九年（1814）。陈瑞书之父陈韶音生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年，1658），卒于乾隆十年（乙丑年，1745），享年八十八岁，由此推断，最符合陈瑞书逝世的时间应为乾隆十九年。而关于陈文方的去世时间，《鄚氏家谱》称陈文方病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河仙与暹罗的战争期间，《嘉定城通志》载文方在此战中病逝，但《家谱》未言其病亡，相反还记载了他奉鄚天赐之命撤军回河仙，故陈文方应是在撤军途中或回师至河仙后去世。关于此战，《清高宗实录》载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李侍尧所上之奏曰：“今河仙镇目莫士麟（笔者按，即鄚天赐）发兵夺取沾泽，又会合暹罗各夷目征讨甘恩敕（笔者按，即暹王郑新）。”法国传教士雅克斯·尼古拉斯·莫尔万（Jacques-Nicolas Morvan）亦记录1769年9月鄚天赐派遣了一支舰队对暹罗作战。据柬埔寨编年史Preah Reac Pongsavada记载，鄚天赐派去进攻暹罗尖竹汶（Chanthaburi，即《鄚氏家谱》所载的“泽汶”，《嘉定城通志》的“真奔”，《清高宗实录》的“沾泽”）的军队被暹军击败，于1770年撤回河仙。可见《鄚氏家谱》对该战役的时间记载无误，鄚天赐至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即公历八月）攻取暹罗泽汶（真奔、沾泽），在同年公历九月派陈文方率水陆军镇守此处，因作战不利及军中大疫，文方于次年（1770）奉命撤军，不久后病逝。由此来看，陈瑞书的卒年比陈文方至少早十六年，此外越南相关史料无一例外皆记载陈文方为鄚天赐的外甥（外侄、妹姑子），而非姊妹夫或女婿，可见陈瑞书与陈文方并非同一人。

在屏山第九号墓碑中，则有与陈文方的情况较为吻合的信息，该碑记曰：

庚寅季春

赠拓武大将军该奇机智侯陈公之墓

男桐、模、格立石

据陈荆和研究，墓碑立石的庚寅年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正好是柬埔寨编年史载陈文方所率部队撤回河仙的同年。该墓主陈公被追赠拓武大将军，官至该奇，爵号机智侯，而《鄚氏家谱》称陈文方为“胜水陈侯”，《嘉定城通志》称其为“胜水队该队”。该奇、该队为越南后黎朝和阮朝之地方军职，后黎朝军制前期仿照中国明朝，在地方设卫驻军，景兴九年（1748）将卫改置奇、队，“命卫兵各隶其镇，分置奇、队”，该奇和该队为奇、队的统领军官，可见奇与队是同级的军事单位。阮主广南政权名义上仍隶属后黎朝，其军制亦采用后黎之制，故也设奇、队。然为何墓碑记载陈公为该奇，《通志》则称陈文方为该队？两者是否为同一人？成书于《嘉定城通志》之前的《鄚氏家谱》仅称为“胜水陈侯”，未言“胜水”是奇抑或队之名号。但在鄚氏墓地诸碑中，仅此碑的墓主葬于庚寅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且为陈姓，受封为侯，又为奇队之领官，是与陈文方之记载最切合者。陈荆和在《河仙鄚氏世系考》一文中，即把此人认定为陈文方，笔者亦认同此说。

那么，我们能否在《陈氏族谱》中找到与陈公墓碑之信息相对应的人物呢？答案或许在陈文方三位儿子的名字上。墓碑载陈公的三子分别名为桐、模、格，其名皆冠以木字旁，陈氏《中房族谱》所载的第二十世子孙为翘字辈，其名之第二字皆以木字旁命名，正与陈公墓碑中三子之名切合。但为何墓碑不记三人名字的首字“翘”？通过观察屏山墓地的其它墓碑可知，鄚氏家族墓碑刻记死者子嗣名字，存在省略字辈的情况。

如鄚氏墓地第十六号碑碑记曰：

壬申仲春 谷旦

皇明孝肃太夫人鄚府阮氏之茔

孝男灏、潢、淌立石

此墓为鄚天赐的夫人阮氏之墓。《鄚氏家谱》载，鄚天赐诸子为子字辈，其世子名子潢，次子名子淌，即对应墓碑中的潢、淌，字辈被省去。

第十三号碑碑记曰：

龙飞丙申仲冬 吉旦

故明诰赠显妣慈真夫人鄚府原配许氏之墓

男柱、栢、枟、栻、柄等同立石

此墓主为鄚子潢之妻许氏，墓碑中所记子潢诸子，其中柱、栢、柄即对应《鄚氏家谱》中的公柱、公栢和公柄，为公字辈，墓碑亦将其字辈省去。可见，鄚氏家族的一部分墓碑，在刻记墓主子嗣名字时会将其字辈省略掉，所以陈文方墓碑将其子之“翘”字辈省去就可以理解了。既然陈文方之子为田头陈氏中房下次支的二十世，那么前者自然就是十九世了。

前文所录《中房族谱》对居于越南的第十九世孙之记载，仅陈绍璪是生有三子。绍璪为瑞昌长子，在吴川时娶周氏为妻，生三子，分别为翘栋、翘桐、翘梓，后绍璪“往安南不返”。其中翘桐正好对应了机智侯陈公墓碑中的“桐”，但另二子之名却与墓碑所记相异。绍璪在越南的堂弟绍琠（瑞蕃之子）有二子，长子名翘樻，次子名翘格，后者与陈公墓碑中的“格”对应，然墓碑称格为陈公之子，墓碑刻记的另一子“模”，却不见于族谱所载。但“樻”和“模”字形相近，是否可能两者其一存在传抄之误？此外，族谱言翘桐为绍璪次子，但在陈公墓碑中，“桐”却居于长子之位。

关于绍璪三子，《中房族谱》载：

翘栋，邑增生，字柱材，又字和羹，学名汝梅，号文斋，谥温正。娶黄氏，谥俭淑，合葬麻水陈婆岭，坐甲加卯，生一子：明廷。

翘桐，字琹材，谥勤敏。娶麦氏，无出。少时聪颖，抱有大志，为文传后。

翘梓，出嗣堂叔绍瑛。

长子翘栋为吴川县学生员，去世后葬于吴川陈婆岭，族谱未记载他有去往安南的经历。次子翘桐，族谱仅言其少时聪颖有大志，至于他年长后之事，及葬于何处，则缺载。幼子翘梓，乃过继给了堂叔绍瑛为子。族谱记载，绍瑛为陈圣音返回吴川的长子瑞祯之子,“绍英（瑛），字常修，号厚斋，谥坦和。葬康陇栅口，坐西向东。娶吴，抚堂兄绍璪第三子承嗣：翘梓。”绍瑛因为无嗣，故收继堂侄翘梓为子。由此观之，翘栋和翘梓皆明确是留在吴川，翘桐则去向不明。既然绍璪堂兄弟之间存在过继儿子的情况，那么是否有可能绍璪到了越南后又过继在当地的侄子翘樻和翘格为子？笔者推断，陈荆和所抄录河仙陈公墓碑记的“模”与《陈氏族谱》的“翘樻”，应是其中一方存在传抄笔误的情况，实则两者应为同一人。绍璪往安南不返，其长子翘栋和幼子翘梓留在了吴川，可能出于某种原因，绍璪在越南收继了堂弟绍琠的两位儿子翘樻（模）和翘格为己子，但由于田头族谱修纂者对在越族人的具体情况所知不详，故不为族谱所载。而次子翘桐或随父往安南，或在父亲去世时赴安南奔丧，不管怎样，绍璪在河仙下葬时，翘桐是在场的，作为最年长的儿子在父亲墓碑上刻石留名。

总而言之，通过对照河仙墓碑与田头村《中房族谱》的记载，笔者推定族谱中的陈绍璪即是河仙之机智侯陈公，亦即陈文方。陈绍璪为陈瑞昌之子、陈圣音之孙，即陈上川之侄孙。因此，《鄚氏家族》载陈侯为“明朝陈将之侄”，《嘉定城通志》载陈文方为“都督胜才侯之孙”，则皆能解释得通。

至于越南史料称陈文方为鄚天赐外甥，《陈氏族谱》言陈绍璪之父陈瑞昌娶妻三人，分别为李氏、颜氏与阮氏，其中颜氏和阮氏系在越南所娶，绍璪为颜氏之子，这与越南文献所载似乎大相径庭。然前文有述，陈瑞昌的堂弟陈瑞书娶了河仙莫氏，并为河仙屏山墓碑所证实。关于陈瑞书所娶之莫氏为何人，陈荆和先生认为可能为鄚天赐长女鄚氏湰，鄚天赐之独妹鄚金定则嫁与陈大定。但从《鄚氏家谱》和《嘉定城通志》中陈文方为鄚天赐外甥的一致记载来看，笔者认为，陈瑞书之妻莫氏应为鄚天赐之妹金定，而非其女氏湰。陈瑞书为陈绍璪（陈文方）之叔，即陈绍璪为莫氏之侄子，若莫氏即鄚金定，陈绍璪称鄚天赐为舅亦在情理之中了。

《鄚氏家谱》又载陈文方“袭父荫而为之”，如按田头族谱的说法，即袭陈瑞昌之荫。《中房族谱》载陈瑞昌“宦安南”“威镇南蛮，封侯万里”“在外班马，在内伊周。铜柱功成，早买归舟”，透露了陈瑞昌在越南立过不小之功，并被封侯。其父陈圣音，族谱仅提他接陈上川之位，“总镇狪狔”，未言有封侯立功之事。《嘉定城通志》和《大南列传前编》记载了陈大定被封为定策侯，在雍正九年奉阮主之命出兵柬埔寨，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若陈圣音即陈大定，族谱不可能不载他在越南封侯立功之殊荣。因此，笔者认为，越南史籍中的陈大定，应为陈瑞昌，族谱所言陈瑞昌之“威镇南蛮”，当指其对柬埔寨用兵之事。

另外，族谱言瑞昌在去世后，其业师梁文泗为其遗像作赞词，有“春秋三十，治效全收”“铜柱功成，早买归舟”之句。前文论述过，陈瑞昌生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年，1694），其三十岁担任官长时约为雍正元年（1723），与越南史籍载陈大定于雍正九年奉命出兵柬埔寨在时间上相去不远。此外，若按族谱所载，瑞昌在而立之年即已功成名就，但在显达之后便早早地归乡，在异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又正当壮年，突然辞官回乡，此举按常理实难以理解，况且瑞昌还早于其老师离世，寿命应不长。因此笔者认为，陈瑞昌并非生前回乡，而是在越南去世后灵柩被送回吴川安葬，且很有可能是他在越南的几位儿子护送其灵柩归乡，后者也能解释为何瑞昌在越南出生的三位儿子皆在吴川娶妻。《嘉定城通志》等越南史料记载陈大定是遭人陷害，含冤致死，这种不光彩的死法对于族谱而言往往是避讳的。因此，田头族谱不言陈瑞昌为何在功成名就之时戛然回乡，而以“铜柱功成，早买归舟”含糊其辞，也就能理解了。此又可作为陈瑞昌即陈大定的又一证据。而陈圣音未为阮主政权立过显赫之功，且在位时间较短，或许因为此等原因，对阮朝官方而言其并无值得记载的重要事迹，故不被阮朝史志所载。

那么，陈瑞昌之子绍璪为何之后又出现在河仙，并成为当地将领陈文方？窃以为他可能是去投奔了业已在河仙立足的堂叔们。《中房族谱》载瑞昌之堂弟瑞凤早年亦在吴川，在当地娶妻，生有一女，后“客往安南”，去世后葬于河仙，其幼弟瑞书，前文有述，在河仙担任将军，娶鄚天赐之妹鄚金定。瑞凤、瑞书兄弟在河仙的发展是否与堂兄瑞昌（陈大定）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韶音诸子在河仙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特别是与当地最高统治者鄚天赐的姻亲关系，足以为家族成员提供庇护。因此笔者推断，陈绍璪在故乡吴川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渡海前往越南，投靠在河仙成为望族的叔父们，在当地担任军职。

至于为何陈瑞昌在越南史籍中名为陈大定，陈绍璪名为陈文方，可能与古人存在名字不固定的情况有关，特别是寓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在故乡与海外会有使用不同名字的状况。如河仙鄚氏始祖鄚玖，其故乡雷州东岭村之《莫氏族谱》载其名为莫绍原，鄚天赐在该谱中则名为莫君赐，可见鄚（莫）氏父子在家乡与海外皆使用了异名。《陈氏族谱》并无记载有陈大定、陈文方之名，这应是陈瑞昌、陈绍璪父子在海外寓居地使用的异名。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越两方多种史料的对勘与考证，笔者梳理出较为完整的陈上川后裔世袭谱系与家族经历。陈上川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去世后，因无子而由同宗族弟陈圣音承袭其官职，圣音死，其子瑞昌（大定）袭位。陈瑞昌在雍正九年（1731）至十年（1732）受阮主派遣率龙门军对柬埔寨作战，被权臣张福永诬陷，冤死狱中，瑞昌的三位儿子以护送父亲灵柩归乡为由返回吴川避难，瑞昌在越南的诸堂兄弟则可能在此时迁移到河仙。瑞昌长子绍璪（文方）在成年后从吴川前往河仙，可能是投奔与鄚氏家族建立姻亲关系的堂叔们，并因而成为河仙的将领，后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河仙与暹罗的战争中病死，此后其子嗣的承袭情况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随着不久后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河仙鄚家惨遭暹罗屠杀，鄚氏失势，在河仙的陈氏后裔可能也由此而没落。

结语 

过去学者研究陈上川等南下越南的明遗民，主要依靠19世纪越南方面的文献，认为这些华人势力进入到今越南南部后，便扎根于此，父子相承，世代性地融入当地。然而，田头村《陈氏族谱》的发现，揭示了陈上川家族的经历远比越南文献记载的要复杂。此外，田头陈谱对一些中越零散史料起到补证作用，如清代笔记《五山志林》关于陈诚庵的记载、光绪《吴川县志》中陈圣音父子的事迹，以及河仙屏山的桓武侯陈公夫妇墓碑，皆并不见于其它中越传统史料，《陈氏族谱》将这些孤立材料与陈上川家族历史得以串联起来，发掘了其价值，同时这些史料也对《陈氏族谱》起到佐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一手史料（如河仙墓碑）和当时人的记载（如《五山志林》），证实了田头陈谱的可靠性。然而，田头陈谱虽在上世纪90年代已被学者发现，但学界对它的利用程度不尽人意，多数学者谈及陈上川家族仍沿用越南传统史志的说法。《陈氏族谱》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整清晰地呈现陈上川家族在越南的承袭世系，更是透过这一远比越方文献记载稍复杂的家族谱系，来审视清代前期越南明遗民华人与华南故土的往来互动、华南宗族社会的跨国延伸等历史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通过对《陈氏族谱》及中越多种史料的考察，本文认为，陈上川虽因抗清失败退出华南、加入越南阮氏政权，但并未就此与华南故土切断联系，选择彻底融入当地。相反，陈上川与故乡吴川田头村的同宗族人仍保持密切联络，甚至招徕家乡族人到其领地，为他领导的龙门军集团壮大势力，其族弟陈圣音就是由此到越南侗伲，并在陈上川去世后继承其官爵。陈圣音携兄弟子侄前往越南，进一步将田头陈氏宗族网络向越南南部扩散，此后，陈氏族人频繁流动于两地之间。如陈圣音的长子和次子随父亲共赴越南，后长子瑞祯又返回吴川，次子瑞昌（大定）在圣音死后继承其位。陈瑞昌卷入阮主政权的政治斗争而遇害，灵柩亦运回吴川安葬，他的儿子们也随之返乡。瑞昌的长子绍璪（文方）在成年后，通过陈圣音兄弟在越南南部业已奠定下的宗族网络关系，以及与河仙鄚氏华人势力之间的联姻关系，从吴川再次前往越南，在河仙成为显宦。陈氏家族与河仙鄚家的联姻，也是其宗族网络在越南南部扩散的一环，这使得陈氏家族在侗伲据点的势力遭到打击之时，能够转移到其它据点，继续保存力量，同时依托姻亲鄚氏的政治影响力，继续招徕吴川同宗族人，这种跨海异国的宗族人员流动持续到乾隆中期。

有学者认为，河仙鄚氏政治体应理解为明清中国地方社会的跨国移植更为恰当，其组织乃是基于共同方言及故乡的特殊关系上。侗伲陈氏亦可理解为类似的组织结构，但与河仙不同的是，其主要基于同姓宗族的血缘关系。这种中国宗族或乡土社会的跨国延伸，应是清代前期湄公河三角洲华人势力的常见组织形式。在清朝放开禁海令后，在湄公河三角洲落脚的广东明遗民与故乡重建联络，他们凭借在东南亚获得的政治地位，通过宗族血缘关系或同乡特殊关系，吸收族人或同乡前往其领地，为广东沿海的居民提供了出洋谋生和转变社会地位的机会。同时，他们将宗族网络或其它形式的地方社会关系网延伸至东南亚的定居地，并在当地进一步扩散，以此壮大势力，在东南亚当地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尽管这些华人群体在海外获得较高的地位，但他们仍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在招徕族人同乡来投奔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出于各种原因返回故乡，或落叶归根（如陈瑞昌），或躲避灾难（如陈绍璪三兄弟），或衣锦还乡（如陈绍璿）。这种以宗族和乡土社会网络为纽带的跨海跨国人员流动，构成清代南方沿海地区民间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由于迁居海外的人群逐渐融入当地，这一双向的跨国人员流动慢慢归于沉寂，最后只留下族谱上的点点记载，成为宗族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