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波斯基
玛拉·波斯基
波韦尼尔，11月19日
致某位陌生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而且，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这些对我都无关紧要。
今天，我几乎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叫玛拉·波斯基。或者更确切地说，别人叫我玛拉·波斯基。我已经半个多世纪没叫过自己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老人们一起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我自言自语打发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玛丽塔。”我对自己说。我自己给自己唱歌，哄自己睡觉，跟自己拌嘴……这些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这就说明我是玛拉·波斯基吗？或者玛丽塔？或者生活在她们之间的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我不敢确定。我们是某个名字的标签吗，还是无法定义或者命名的其他东西？
出生时，我的祖父母想给我取名萨拉、露丝或者朱迪斯。他们总说，要起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女人的名字。我对我的祖父母没有记忆，因为在我三岁时，父母逃离了处处充满敌视的德国，他们当初去德国是为了逃避大饥荒。我是犹太女人吗？我也不敢确定。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那心惊胆战的母亲努力隐瞒任何透露我名字的线索，好像这样就可以抹去整个家谱似的。她说我的名字就叫玛拉，而我的父亲不敢反对。我不是犹太女人，因为除了名字，我的言行举止也从来不像犹太女人，我也从来没感觉自己是犹太女人。
请允许我借用你们国家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表达我的想法：“褪去你的外套，/标记，画像；/我不喜欢这样的你，/伪装成他人，/永远都是女儿的身份。/我喜欢你纯洁、自由，/不可征服：你。/我知道当我/在众人之中/呼唤你，/只有你才会是你。/等你问我/是谁在呼唤你，/是谁想拥有你时，/我将埋葬那些名字，/标签，历史。/我将慢慢打碎一切/从我出生之前/就加在我头上的一切。/我已经回到裸体、石头、世界/永恒的匿名状态，/我会对你说：/‘我爱你，是我。’”
萨利纳斯说得多么有道理！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父母非常善良，但是目光短浅。他们决定逃往自由的法国，但是法国只坚持了短短几个月就被纳粹占领，成立了维希政府。当局者迷，因此他们没有发觉那里反犹太人的毒瘤也在不断滋长。炮弹再次封锁了我们，直到一艘船把我们从我们熟悉的大陆救出，带到了新大陆。
我现在能够在波韦尼尔隐居，要追溯到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这有多么久远！
在船上，我父母认识了一位曾经在这片山区任教的共和派教师拉蒙。如果你在本地出生的话，也许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他也在逃亡。他们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友谊，甚至将这种友谊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许多年后，拉蒙成了一位富有的企业家。他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怀念这里的森林。临终时，他让儿女们承诺在这里买一栋房子，并且不时来这里看看。儿女们严格地履行了第一条承诺，第二条则马马虎虎了。我没有兄弟姐妹，而玛丽莎和小拉蒙就如同我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为我的状况担忧，主动提出让我来他们还未住过的房子居住。我还记得几周前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天堂存在的话，它就在波韦尼尔。这是我父亲记忆中的波韦尼尔，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夸大其词的人。在那里你会恢复过来的。”
在海上航行的那几个星期里，不仅拉蒙，还有我家人，都在内心酝酿着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在抵达美洲一个缤纷亮丽的海湾港口后完成了。我们上船时还是毛毛虫，下船时却已破茧成蝶。我们之前是逃亡者，现在成了移民。我母亲却被困在了茧里，她的内心从未离开那艘船。她觉得墨西哥很恐怖，而我的父亲又一次无法拒绝她，于是决定继续向一个叫作明尼苏达的小城航行，那里有我们的远房亲戚。这个故事和很多人的故事无异。或许，甚至和你某位亲戚的故事一样。
我是移民吗？我表示怀疑。我的母亲一直都是一个逃亡者。我的父亲、我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直到去世之前，他们都觉得自己是移民，渴望回到一个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之中、不可能回去的国家。我记得他们总是尽力不张扬。他们在自己的街区默默无闻地生活，仿佛是请求别人允许他们住在那里。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把祖国装在我的心里。在我脚下的只是一块土地。为了工作和生活，我经常旅行，只有在过海关时我才记起我是美国人，或者说我的护照表明我是美国人。给我盖章时有的人好奇，有的人羡慕，也有的人带着仇恨。不是我自己，而是他们和证件把我定义成这样。
亚历克斯，你有一个女性的名字。我在本区电话簿里随机找到了你。
这就表示你是女人吗？我自己是女人吗？根据我们如何定义女人，我可能是女人，也可能不是。我像女孩那样成长，然后长成了女人。那时我二十五岁，期望着完美的生活。我曾在一座小城的一所普通大学学习语言文学专业，很快我就脱颖而出。
今天，当我重读有关我生平的章节时，我认为我能脱颖而出，与其说是由于我的成就，不如说是由于其他人的逊色。但是那时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我获得了美国文学助理教授的职位。这超出了我父母或者祖父母对我的期望。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者教室，我就在做苹果派，给小区的老人读故事，或者在冬夜依偎着母亲绣花。我开始写论文、讲课，甚至还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我不记得诗集的名字了，但是即使记得也找不到它了。我希望它已经在某个仓库里无聊而死，仓库里充斥着诗中歌唱的鸟儿、落日和手牵手的情侣。俗不可耐的出版物。
这就是当我沉浸在玫瑰色幸福中，我所感觉到的。甚至，我还差点和你能想象到的最帅的小伙子结婚。他确实很帅。我有一张照片可以证明。我差点和他组成了电影中的那种家庭。
你或许在问“但是”在哪里，对吗？一个有这么多幸福可能的人，怎么会最终隐居在一个小山村的一栋没人住过的房子里，暴躁而且酗酒？因为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暴躁、酗酒，并且空虚。最近十天和现在都是这样，或许更严重。从我所处的位置看过去，连日历都是模糊的。
那个“但是”是一份病情报告及随后进行的手术。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把我掏空了？我觉得跟这差不多……我在二十七岁时被摘除了子宫，被剥夺了做母亲的可能。我不能生育了。我重新把自己封闭在茧里，再次从里面出来时我又变了。这一次我“上岸”的地方是纽约，我远离了我的家人，远离了一个迟早会跑掉的未婚夫，远离了我从未奢望成为的模范女教师。
那么在余下的将近四十年的生命里我又是怎样的呢？我成了诗人。
是的。直到几个月前，那一直是我唯一愿意接受的定义。那个女人是谁？一位诗人。她叫什么名字？那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与诗歌生死相依的人。这就是我的感觉，也是其他人的感觉，这些人包括批评家、大奖评委、出版社负责人、文化记者，还有男性或女性读者。在提到他或者她时，我喜欢用单数。我的读者从来都不是羊群里的小羊羔。甚至在我当前这种绝望的状态下，他们仍然值得我绝对尊重。我们都无条件地热爱诗歌。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如果你坚持看完了一个老太婆醉醺醺时写下的这篇独白，那么你就有资格知道真相。
很可能你一点儿也不在乎，也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你眼前脱去自己的衣服。也许一位只看服装杂志的家庭主妇将要掌握现代文学的一个大秘密，有的文化杂志可是宁愿为此购买独家版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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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波斯基对诗歌已经没有感觉了。诺贝尔奖提名候选人、《纽约时报》封面人物、在五大洲拥有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的人……已经不写作了。她写不了了。不会写了。她忘记怎么写了。她才华尽失。
我又被掏空了。
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来到了这里。按照基督徒朋友们的说法，我在赎我不记得的罪。我一直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没有节制。但是我怀疑，我连一个敌人或者被我伤害过的人都没有。除了我自己，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那么现在是我在惩罚我自己吗？
也许，这是一个新的茧，从中会出来另外一个玛拉·波斯基。我曾是犹太人、经历过战乱的女孩、逃亡者、移民、幸福的未婚妻、老师……我还应该说我过去曾是诗人吗？
只有在写作时，我才感觉自己活着。我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注定要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吗？
我继续生活在黑暗中，无声无息。
但是我不再是独自一人。
现在有你在那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做什么，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你。
还有阿尔玛，一个想到我并且能够在我的茧里找到我的小姑娘。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她是一座小城里一所普通大学的女大学生，她舞文弄墨，写着关于小鸟和落日的诗，一边写，一边梦想着某一天有人会出版她的那些诗，却没有认真考虑过它们的好坏，经纪人是否能卖掉它们，出版商是否会买下它们，她能否凭借它们再次获奖……
阿尔玛二十三岁。她的生活即将改变，而她很可能还不知道，就像我在她那个年纪时一样。她向往诗歌。她的信我开读之后怎么能停得下来呢？
还有那个几天前惹恼我的讨厌的红发女邮差。也许她是你的朋友，在这种小地方一切都有可能！她胖乎乎的，脸上长满了雀斑，好像很脏似的。我给你写这封信正是因为她。而这是我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写东西，尽管不是诗。
我应该感谢那位爱管闲事的女邮差吗？
我说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她，有好几个理由。
首先，因为她来到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子，固执地敲门。邮局收到一封名字如此奇怪、地址无人居住的信后，正常的做法不应该是把它退回去吗？上面确实没写寄信人，但是……没有类似公共墓穴的专用布袋吗？我的意思是，那种收纳无人认领的僵尸信，直到它们变成灰烬或者被剪刀剪碎的布袋。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应该发明一个。
总之，女邮差来敲门了。在大清早！我正在睡觉，因为我喜欢这样。我晚上活动，白天睡觉。那又如何？为此要逮捕我吗？可是，西班牙公务人员没有受过礼仪教育吗？
我被她吵醒了。她像着了魔一样非得让我接受那封信。真是讨厌！我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为了不跟那些认识我的人讲话，现在却要我跟陌生人说话？只有两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知道我在这里，玛丽莎和小拉蒙。而你们是谁，有资格不请自来？
一想到那个女邮差我就生气。
我没有接那封信。对此我非常确定。但是，当我半夜起来吃东西，给我捡的麻雀喂牛奶泡饼干时……那个讨厌的印花信封竟然躺在那里！
这么看来，最终它被塞进家里了！虽然我觉得应该去告发此事，但是我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了，所以还是把它扔在那里比较好。此外，毫无疑问，红发女人救了那只小鸟，甚至还在一张纸上给我留下了提示。应该说是两条提示。她还留下了一套为小鸟准备的生活用具。光是看在这一点上，我也不会告发她的。
我并不喜欢小动物，不过……几天前我看见它了，怎么能任由它在外面发抖呢？
问题是和女邮差争执了那么久，我的头剧痛无比。我记得我又去躺着了，不再理会邮差的神圣职责。
盛怒之下，我决定不打开那封信。那个红发女人和那个未经我允许就敢在信封上写我名字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但是我也决定不把信扔掉。我就让它待在邮差放它的地方，就在我为麻雀做的窝旁边。它就像一个凯旋门：一封写完、被投递却无人阅读的书信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最终是我赢了。
但是我有一个或者说很多缺点。不过此刻我只承认一个：我很好奇。与其说我容易记恨、顽固不化，不如说我非常好奇。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是这样。
两个晚上过去了。今天，我起床后，那个信封已不再是一个凯旋门，而是勾起了我的好奇。我没能抵制住这种好奇。我对自己说，玛拉·波斯基，如果她们不知道你看了信，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你仍然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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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写信的这会儿接近凌晨五点。我在九点左右喝着我的第一杯葡萄酒读了阿尔玛的信。我的威士忌已经喝光了，所以我只好将就喝点酒神巴克斯的葡萄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喝了一整瓶之后，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比较稳定的脉搏给你写信。我已经习惯了烈酒，得喝很多葡萄酒才会倒下。
我因为萨拉（那个红发女邮差的名字）才给你写信，还有最后一个理由。这是阿尔玛告诉我的，我一开始不认识她，而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受她了。以下是她写给我的：
“萨拉的生活马上就被打破了。你或者我原本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女人。或许你曾经遇到过她：她是在我们的石板街上长大的。尽管她的生活不容易，但是她对所有需要她的人都笑脸相迎。她的上司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要把她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波韦尼尔的邮局存在了一百多年后，即将没有邮差了。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欢寄信也不喜欢收信。他们怎么敢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帮助萨拉和我们村子，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你怎么做呢？很简单，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长短、写得好坏都不重要。然后你把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人。即使你不认识他/她，也要和他/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文字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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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问，是什么促使一个空虚、酗酒、暴躁、持美国护照的曾经的诗人加入这种荒唐的事情。我不能容忍欠债。我不知道这是另一个缺点还是一种美德，你自己判断吧。
显然，我不是欠萨拉的债，对于她，我只欠感谢，感谢她让我的头剧痛，尽管我承认酒精也发挥了作用。
阿尔玛在信里问我，我是否曾经想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对我们所有读您的作品、仰慕您、爱您的人都欠下了债。请您为了萨拉写下哪怕一行字，以此偿还您欠我这个无条件读者的那一点债”。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对我的每个读者都有一种近乎崇敬的尊重，他们就像这个女孩给自己定义的那样，或者不止于此，假如他们看过我的作品《灵魂的隐秘》的话。这本书虽然缺点很多，但是我自认为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欠下的一个债？我不想欠债。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它们。一个声称热爱诗歌的女读者的愿望？那么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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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傍晚时分，当我端着一杯葡萄酒、挨着麻雀坐在沙发上时，我只想给你写三句话：
致一位陌生女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做什么工作，而且，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这些对我都无关紧要。
我想偿还一个债，这封只有三句话的信就是我偿还的东西。
但是我的笔没有写第三句话，而是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喜欢写信的话，你大概有过类似的经历，除非你写的是圣诞卡。手指不再听你的使唤，而是听笔的使唤了。它们轻快地奔跑，而你只是一个观众，一点点阅读它们在纸上留下的痕迹。
那种已经很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小小的奇迹，却在今晚发生了。因此，你是幸运的，无论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谢谢你又让我经历了一次奇迹，即使是最后一次。
在我的笔而不是我本人的召唤下，我的童年、青年和中年又在纸上显形了。从那时到现在，如果你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你可以在图书馆或者谷歌上查到。直到几周前，没有任何事情躲得开公众的视线。只有这几周，我得以隐藏在这所借来的房子里，连同我的爱、恨、去、来、胜、败。
现在，我的秘密和你住在一起。我试着想象你会让它睡在哪里：在某个床头柜的抽屉里？夹在某本罗曼蒂克小说里？某个放满了老照片和明信片的盒子里？
无论你把它放在哪里，你都不可以出卖我。不应该让其他人知道我已经无法写作了。这只是你我的秘密，不能有其他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把此事托付给你，并且天真地笃信你会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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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别忘了，此事既不是由我而起，也不是由你而起，而是因为萨拉和一条无人能够切断的坚固的文字接龙。你把它继续下去吧。
玛拉·波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