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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孔子的人文主義
《簡》頁15所說的「家庭問題」和我們現在的「家庭」不太一樣。指的是封建制度統治者的家族。至於「社會」，也同樣被學者所質疑；因為社會通常是指市民社會，亦即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後，人民有一定的權利不被國家所侵犯，才有的市民團體概念。《禮記》所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是用來規範貴族彼此之間互動的機制，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那個時候，沒有政治權力的人民之間的活動很少被史料所記載。
「君子」一詞的歧義─君之子與有德之人，也顯現孔丘言論的範圍。這範圍並不像課本這裡所說的「所有人都可趨於完美」的「所有人」。（或《簡》17頁的「全體民眾」。）在《論語》中，君子和「學」有密切的關係，但就那時候的歷史背景而言，能夠學的人就只限於貴族和一些積極要進入統治階層的人（士）。這點只要從孔丘弟子的身分就可以證明。雖然那時候因為周禮（封建宗法） 系統日漸瓦解，所以政治階層的變化比較顯著。因為各諸侯國的競爭，「尚賢」─也就是爭取人才─成了那時候的共識，政治階層的最下階的界線就比較模糊。但「親親」也就是封建宗法裏藉由血緣而預設的人際關係，也並沒有崩毀。就先秦三位儒家代表而言，最重視「親親」的是孟軻；孔丘、荀況則比較注重尚賢，而孔丘可以說是處在一個轉型期；而孟軻在戰國時代，還強調「親親」，就可以說是異數；但他同時也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許，可以說，他開始要把源生於封建宗法的貴族家族倫理，單純化為一般人的倫理，而用一種比較奇特的方式再連回政治，例如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簡》頁20，陳榮捷先生的介紹是「學行並重」，但「譯者注」介紹的是陳先生關於「知行」問題的論述。「學行」和「知行」是不是同一事，是可以注意、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