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33

1622至1777年间，越南正处于後黎朝的权力被架空，残馀的莫朝被边缘化，以接近17度纬线的广平省境内的争江（Sông Gianh，喃文：滝爭）为界，郑霸主（Chúa Trịnh）割据北部，称为Đàng Ngoài（喃文：塘外），阮霸主（Chúa Nguyễn）割据面积较小的南部，称为Đàng Trong（喃文：塘𥪞，又称广南国）的南北纷争时期，由吴三桂于1673年因清廷撤藩而发动的以“反清复明”为名的“三藩之乱”，在1681年被清军平定後，一些残馀势力由陆路进入中越边区的崇山峻岭，成为打家劫舍的山大王，导致日後想逃离清朝统治或到越南谋生的人，都优先选择经由水路前往，而且多数跑到较易寻求发展的南方，成为越南人口中所称的艚人（người Tàu）。

17世纪到达广南国（左图黄色部分）定居的华人有商人，难民和明末一些不愿留在清朝任职的士大夫，再加上1671年跟随莫玖（1654-1735年）去开发河仙一带的南明遗民，1679年跟随反清复明的陈上川（1626-1715年）和杨彦迪（？-1688年）两位总兵去投靠阮霸主，获分派去开发边和、美萩及西堤一带的将士们，与及直到18世纪持续加入他们的行列的清代华人，他们和他们的後裔，对广南国南进政策的拓展疆域和促进经贸，尤其是西堤繁华都市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各主要乡镇，成立一些守望相助的明乡社，获称为明乡人。明乡人和当地人（明乡人、越族或柬族）通婚，几代下来，华语的讲、读能力与日递减，一旦失去便自然而然地被同化掉。部分仍能操华语的明乡人，在後来的法属时期，可以选择仍是明乡人，或在缴交一笔规定的费用後恢复华籍，成为华侨。

会安的明乡人

在十七世纪中叶时，华人已经在会安聚居经商，其中有1664年来自福建省的明朝旧臣，共六姓（魏、莊、吳、邵、許、伍），获称为Thập Đại Lão（十大老）。在十大老之後，又有冼姓、吴姓、张姓三家人在那裡相当成功地定居立业，获称为Tam Đại Gia（三大家）。在中央市场附近的关帝庙（又名「澄汉宫」，Trừng Hán Cung，Chùa Ông)），是会安古城内最古老，也是最具规模的华人庙宇，早在1653年已经存在。十大老在会安建立明香社，把前人早在1626年在会安附近所兴建的锦霞宫加以重修，更名为锦霞二宫（Cẩm Hà Nhị Cung，Chùa Bà Mụ），不久後迁至会安。始建于18世纪末的「明乡萃先堂」（Minh Hương Tụy Tiên Đường），几经重修，堂内供奉的並非天后和关帝等神明，而是「十大老」及「三大家」等明乡人的前贤祖先。

【牌位內容：明鄉社歷代鄉賢 （中）十大老 魏 莊 吳 邵 許 伍 三家 冼國詳 吳廷寛 張宏基 列位 （左右）鄉官 鄉老 鄉長 （兩旁）歲次壬辰季春吉旦重修 本社仝拜造】

这是阮朝维新皇二年（1908年）竖立于明乡社之明文庙（miếu Minh Văn）的文碑（Văn bia）及所刻之碑文：

古称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以其有功德，当荣报也，况建一乡未曾有之功，贻没世不能忘之，德则美而传之户，而祝之，何能已乎？吾乡祠奉祀魏、莊、吴、邵、许、伍十大老者，前明旧臣也。明祚既迁，心不肯二，遂隐其官衔、名字，避地而南至，则今唐人在南者，冠以明字，存国号也，卅六省皆有所立，而广南始焉！初居茶饶，寻迁会安，相川原之胜，通山海之利，井里尽焉。开阖设焉！以承幹年于兹者，皆其所贻也。

十大老既往，三大家继之，曰冼国公、吴廷公、张宏公，皆能修前人功，为梓桑计，始建地簿，开辟土，益之以新培而民居，以广商旅，以聚神祠。寺观营造壮丽，而祀事以修辰（时），有郑门吴氏，发愿捐赀买田土附之，惠鸿大师供祠土广之。人和事举，俗厚风淳，天宝物萃，为南州一都会。自黎朝迄于国初，皆别格待之，与土著异，乡篆用牙，政属省。庆贺品仪得附参兽，复兵猺，岁贡绢布或代以银，人有材智出众者，咸在简拔列仕版。国朝中兴功臣则有辅国大将军李公兴，从祀忠勇庙，位列侯伯许多人，名在史册可徵也。嗣後户口日繁，科宦相继，领乡荐者三，秀才廿，以倍通籍者几半，丁籍益徵三百馀，此专举属省辖者言，他辖不及也！

溯吾乡以有今日，肇基于十大老，而成就于三大家。功德不迁，奕叶如见枌榆之丰，本始之思，人同此心，匪令斯令也。明命初元，建前贤祠，额曰萃先堂。嗣德二年重修，历岁既久，当补茸，而地夹通衢，喧嚣弗静。成泰十七年，卜迁于澄汉宫之左，坐壬向丙，督工者皆悉心力，以四月半起工，八月完竣，计需银二千馀圆，皆社内绅者，士庶並有物力者所捐供也。仰兹杰构，慰我同人，爰竖之碑以记之，以表扬我前贤之功之德于无穷，而捐供诸人，其善亦不可没也，因疏（书）其姓名以附于後。

辰（时）在

维新二年七月吉日

本社後生辈仝顿首拜撰

甲午科举人张同洽奉代撰

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 管领吏部 充机密院大臣 经筵讲官 国使馆副总裁 安长子 致仕荷亭 阮相公斧正

以下是阮朝保大皇十八年（1943年）从九品百户曾金鍊所立的文碑：

『明乡萃先堂』的左右两殿堂还供奉着庚子年（1960年）重新营造的一些新牌位：

西堤的明乡人

1679年，陈上川总兵带着他的将士们在边和一带开垦及经营之後，给阮霸主带来了莫大的贡献，但到了百年後的1783-85年间，与阮霸主阮福映交战的阮岳、阮惠等西山兄弟军，把成千上万的明乡人和华人加以残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逃脱的人迁移到堤岸，另起炉灶，1789年时在堤岸的广东街（今之赵光复街）一带成立明乡社，並在水兵街（今之陈兴道B）建立一间会馆，作为管理明乡人的办公处所。1808年，阮朝嘉隆皇（即阮福映）赐名为Gia Thạnh đường（嘉盛堂）。1867年，法国殖民政府改变了原有的行政体系，嘉盛堂更名为Hội Minh Hương Gia Thạnh（明乡嘉盛会馆），此会馆只剩下供明乡人祭祀和聚会的功能。

明乡嘉盛会馆主要祭祀各位先贤：阮有镜将军（Thống suất Nguyễn Hữu Cảnh，1650-1700年，是为广南国开辟南疆的首要将领），陈上川将军（Trần Thượng Xuyên，1626-1715年）、郑怀德（Trịnh Hoài Đức ，1765-1825年，先後任职户部、礼部、吏部、刑部尚书）、吴仁定（Ngô Nhân Tịnh，1761-1813年，工部尚书）。然後是各路神明，历代有功乡职人员等等。

柱上黑底金字的对联，是郑怀德所留下的墨宝：“明同日月耀南天，凤翥翔麟嘉锦绣；

香满乾坤馨越地，龙盘虎踞盛文章。”

永隆的明乡人

永隆省的明乡社在西山朝治下的1784年时只有53人，是置于嘉定城的管辖之下。1811年时，在社民的请求下，明乡社获阮朝准予脱离嘉定镇。1834年，社民林鹤清（Lâm Hạc Thanh）建立明乡会馆，祭祀福德正神（土地公）、天后圣母和註生娘娘。1855年，富商张玉郎（Trương Ngọc Lang）出资重修明乡会馆，建立功臣庙和文圣庙。

张玉郎的女儿张氏鸾（Trương thị Loan）也经常出资修补各庙宇，並于1902年出任明乡会馆首任会长，並继续出资、献地予各公益事项。

明乡寺裡男女分开地供奉着历届已故会长（Hội Trưởng）和正会（Chánh Hội）的牌位，墙上挂着他们的名单和两位代表人物的照片，他们穿的都是京族服饰。

归化为华裔越人、华族越人 / 华侨

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来到越南的华人，已经不是政治难民，他们是穿着满清服饰的商人或远来寻求改善生活的各色人群，他们在生活稳定下来之後就集资建立寺庙、会馆，作为参神、聚会、饮宴和联络乡谊的公共处所。

位于堤岸广东街（今之赵光复街）的七府公所是由来自福建省的福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广东省的广州府、潮州府、琼州府，和浙江省的徽州府等七府的华人，在1820年共同集资兴建的，因为裡面奉祀着关圣帝君，所以称为七府武庙。七府公所的侨领由当年的各帮帮长担任。

郑阮纷争时期（1627-1673年）

北方的郑霸主（Chúa Trịnh）认为中国已被满清人消灭，宋朝、明朝的衣冠礼俗，都已荡然无存，所以在1696年时，下令禁止越南人和清人（华人）杂处，不准越人学习他们的服饰和语言，所以清人绝大多数选择到南方经商或谋生。南方的阮霸主（Chúa Nguyễn）因在对抗西山王朝时得到新旧华人，特别是武性（Võ Tánh，？-1801年）、朱文接（Châu Văn Tiếp，1738-1784年）、杜清仁（Đỗ Thanh Nhơn，？-1781年）、李才（Lý Tài，？-1777年）等明香将领和华人将领的辅助及华商的资助，所以在文书上称新来的清人为唐人（Đường nhân），並于1787年下令凡南来的唐人，依照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分别登记到广肇帮、潮州帮、琼州帮、福州帮、漳州帮、泉州帮、徽州帮等七个帮公所裡，各帮推选帮长一人，代替政府徵收税项及传达政令，帮内实行自治。

阮霸主在1746年初置嘉定府时， 在今之嘉定建藩镇营，为定居在那的华人建立明香社，优待明香人；在今之边和建镇边营，为来越经商的清人建清河社。直到81年後的1827年7月，阮朝明命皇才把明香社改称为明乡社（即把明朝的香火改为明朝臣民後裔的家乡）。从此，明乡人被视为已经越化的居民，而清人则是中国侨民。（阮福映在1802年消灭了西山朝，建立阮朝时就恢复了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嘉隆皇阮福映派使者到清廷，求封为「南越国王」，清朝嘉庆帝不认同「南越」二字，改封为「越南国王」，这是此後「越南」国名的由来。）

西山朝时期（1778-1802年）

阮岳、阮惠领导的西山军在1783年与获华人拥护的阮福映交战时，曾一度攻陷边和，把华人聚居的边和一小岛cù lao Phố夷为平地，並残杀该区华人上万人，血流成河，使沿岸居住的京族（越族）人连河裡的鱼虾都不敢捕捉来吃。幸而脱难的邻近华人都迁移到堤岸（柴郡）另起炉灶，把堤岸发展成又一繁华大都会。

阮朝时期（1802-1945年）

1802年，嘉隆皇在华人的请求之下，把唐人各帮改组成福州、漳州、泉州、广州、潮州、琼州、徽州七帮。辅助嘉隆皇的得力廷臣如郑怀德（Trịnh Hoài Đức，1765-1825年）、黎光定（Lê Quang Định，1759-1813年）、吴仁静（Ngô Nhân Tịnh，1761-1813年）等，都是明香人。

1820年，嘉隆皇驾崩，继任的明命皇觉得华人对任职嘉定城总镇的前朝老将黎文悦（tả quân Lê Văn Duyệt）的尊崇远高于自己，他在1824年要向包括明香人在内的所有华人徵收个人身税，但被黎文悦反对而暂停徵收。1832年黎文悦去世後，明命皇立刻收回华人帮会的自治权，引起华人的不满及违抗。1833年，明命皇派官员去搜罗及编造黎文悦反抗朝廷的罪证，捉拿他的旧日部属，鞭打他的坟墓，和杀害他的16名家人。黎文悦的养子黎文魁（Lê Văn Khôi，？-1834年）愤而起兵叛乱，攻佔嘉定城和南部六省，当时为他镇守嘉定城周边水域的水军就是响应他的3000广肇帮华人。黎文魁在1834年病死，华人和天主教徒继续拥立黎文魁的儿子与阮朝大军对抗。1835年7月，乱事被平息，1800多叛军被捕後遭处决，其中包含800多华人。此後明命皇向明乡人徵收比京族人略高的税，华人则需缴交更高的税，居住在被指定的隔离区域，不得与明乡人接触。柬埔寨人和占婆人也被迫改用越化姓名。【1835至1841年间，柬埔寨曾被纳入越南的版图及更名为镇西城（Trấn Tây thành），但因监管该镇的明乡将领张明讲（Trương Minh Giảng，？-1841年）无法平定当地柬埔寨人和华人的反抗，结果绍治皇决定放弃，及恢复柬埔寨王国。】

1842年，阮朝绍治皇规定，凡有清人南来，就根据他们所说的方言，登记到所属清人帮籍，缴纳较高税赋。清人帮籍人所生的子孙，都不许剃髮垂辮，一到18岁，就由帮长报知官府，登记到明乡社的簿籍裡，依照明乡惯例缴纳较低税赋。假如某地区只有清人帮，没有明乡社，就暂时留在清人帮籍，並加以注明有明乡社籍人若干名，一旦湊足五名之数，就另立明乡社。由该地方官编册到部裡，依照惯例缴纳稅赋。藉此要把华人和明乡人逐步加以同化。1843年，绍治皇下令禁止明乡人在华人商业区做生意及不准返回中国。华人对阮朝的同化政策略有微言，从此不再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事务。

中国方面的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太平天国（1851-1864年）的连年战乱，哀鸿遍野，促使更多华南难民逃到越南寻求新生。由于太平天国的残馀都越过中越边境，多数成为打家劫舍或收保护费的地方豪强，所以难民们都选择水路外逃，投靠亲朋，到达较为富庶的南方。华人的众多与商贸的繁盛，促使阮朝政府成立一支海巡船队，由华人负责在西堤周遭水域巡航以保护商旅。

法属时期（1862-1949年）

到了法属时期，明乡人与越人受同等待遇，华人则享有外侨待遇，当年华人每人每年纳身税25贯，明乡人和越人则纳17贯。由于各帮华人人数的变更，七帮变更为广肇帮、潮州帮、福建帮、福州帮、海南帮、雷州帮、客家帮（不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籍的全数归入客家帮）。每当堤岸商人发生纠纷时，由当地“案官”发交七府公所排解，並将经过呈“案官”判决。1865年11月，南圻设堤岸市政府参议院，明乡人五席、越人五席、华人15席。 1874年11月，殖民政府在西贡开设移民局，管理华侨出入口及居留事宜，七府各帮俱在移民局内设办事处。

1885年时，殖民政府把福州帮併入福建帮、雷州帮併入海南帮，七帮只剩五帮。广肇帮有穗城会馆，潮州帮有潮州会馆，福建帮有三山会馆、霞漳会馆、温陵会馆，海南帮有琼府会馆，客家帮有崇正会馆。1945年抗战胜利後，中华民国驻西贡总领事馆认为“帮公所”及“帮长”名称，不符合我国人民团体制度，与法方交涉後，“公所”改称“中华理事会馆”，“帮长” 改称“理事长”（习惯上，人们还是沿用帮长的名称）。各帮理事长候选人经中法双方同意後，由帮民选举，任期4年。

中国方面的对日八年抗战和战後的国共内战期间，又有大量的华人湧入越南。华侨每两年纳税150元，换领居留证，均由各帮中华理事会馆办理，可以通行于越柬寮三邦。依照1946年签订的《中法关于中越关系协定》，华人获优待，不论有无护照均可在越入境，有护照者纳签证费用，无护照者纳登陆税，15岁以下儿童免纳。对于国籍问题，中国一向採用“血缘主义”，华人和明乡人都被视为华侨，明乡人如若穿着华人服饰，凭着自己会说的方言，到帮公所去登记，缴纳登陆税，就能恢复华侨身份。

1949年春，当中华民国国军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时，法国殖民政府宣佈由7月1日开始，华人必须持有中华民国护照，需事先经当局批准，才能入境。

1949年7月，中华民国黄杰将军属下的广西镇南关保安队受到中国解放军与越盟的武装攻击，败部进入越南，随即被解除武装，集中于谅山中华会馆。法国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压，决定採取中立处置，收缴武器後将国军拘禁在北部法军集中营，那是一片荒地，连用来拘禁国军的房舍也是由国军自己兴建。法军南撤後将国军一部分迁至富国岛营区，期间任由自生自灭，另一部分则拘禁在越南中部的金兰湾。国军入越初期有六大部队：第一兵团残部、华中战区国军残部、白崇禧指挥的广西民团、贵州部队、廿六军残部与第十七兵团残部，另含军眷、流亡学生等，人数为32,457人，在1953年经多方交涉後，抵达台湾的人数是30,087人，其馀的留在越、柬各地，没有跟随国军去台湾，成为居越侨民。

保大时期（1949-1955年）

1949年7月1日，退位後的保大皇就任法兰西联邦内越南国的国长，仍然维持法属时期对于华侨和明乡人的各种管理办法。

第一共和时期（1955-1963年）

吴廷琰在以“徵求民意”的公投方式罢黜了保大，出任越南共和国总统之後，他着重于把数量庞大的华人进行越化，首先，他废除法国人给予华人的所有特权，停止全越南各中华理事会馆各理事长（帮长）的选举。接着，在1955年12月7日颁发第48号谕令-国籍法，规定凡出生于越南的中国人，都是越南人。1956年8月29日颁发第52号谕令，规定华侨必须入越籍，才能自由来往和经商，而且姓名必须越化，即把中文拼音改成汉越音， 9月6日又颁发针对华人的第53号谕令，禁止外侨经营11种行业（1-买卖鱼和肉类，2-杂货，3-柴炭，4-燃料，5-绸布，6-中介买卖，7-五金，8-粮食，9-运输，10-碾米，11-服务业），所有都是多年来各界华人为促进越南的繁荣昌盛所从事的行业，这两道谕令都将在1956年10月25日生效。

华人在越南早已落地生根，不入籍就意味着无法继续谋生，所以拖到1957年底，绝大多数的人都入了籍，不愿入籍的就以越籍妻子的名义申请营业牌照。但有了越南国籍，年轻人就必须参军打仗，所以少数有门路的人就花钱办理不在越南出生的证明及中华民国护照，其馀约有14万人前往台北驻越公使馆登记为华侨，办理「华侨总登记」，等待中华民国派出军舰或飞机撤侨，後因越方提出限期接运、限制华侨携带外汇赴台（越币400 元为限），以及必须接收华侨案犯等要求不为中方所接受，接运工作仅完成了兩梯次，共接运532 名华侨青年到台湾。迫于无奈，不少华人子弟为避兵役或向台北外馆输诚，申请护照以赴台就学，或偷渡金边、香港等地。到了1959年，吴廷琰下令撤销移民局中各帮中华理事会的办事处，並将居留税提高为每年1000元。吴廷琰一面迫使华人入籍，一面用控制经营牌照数量的方法来限制华人的商业活动，鼓励及扶植越人经商及发展轻工业，但因越人在这方面能力有限，商贸活动停滞不前，而且泛滥着强劲的贪污与贿赂之风，政府税收锐减，全民经济直走下坡路。

吴廷琰既要华人入越籍，卻在教科书裡鼓吹民族主义，强调历代的民族英雄如何抵禦北方华人的入侵。他下令所有华校必须改掉含有中国地名意义的名称，例如“穗城中学”改为“越秀中学”，但他又万万想不到看似“越南之秀”的“越秀”，其实也是“广州”的别名之一。其他的新校名也是如法泡制。他规定所有华校必须使用越文教科书和越语教学，华语只是语言课。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其实华校裡学的是中文兼越文课程，每当教育部派人来检查，校方都会事先得到暗中通报，稍为安排一下即可过关。对于华校校长必须是越籍及具有越南学历的要求，华校就以聘用越籍立案校长和华籍行政校长的办法应对。令人觉得讽刺的是，1963年11月1日，当他被革命军围困，藉由总统府的秘密地下通道，兄弟俩逃出生天後，前往避难的第一站，竟是任期早已届满的堤岸潮州帮原任帮长马国宣先生的家。

留下来的华人，从1957到1975年的18年间，不知已有几许青年，以华裔越人（người Việt gốc Hoa）的身份应召加入越南共和国的陆、海、空、伞兵、海军陆战队、警察、军警等不同军种，不幸战死沙场或为国捐躯。可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徒呼奈何！

第二共和时期（1963-1975年）

吴廷琰被杨文明等将领推翻之後，入了越籍的华人终于鬆了口气，可以再次大展身手。从1964年开始，五帮帮众的互助功能逐渐恢复，再加上台商和东南亚华商的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华人开始进军轻工业领域，如纱厂、洗衣粉、味精、牙膏、鞋子、麺粉、锯木厂、食油工厂、肥料厂、农业机械、造纸、水泥、炼奶、汽水等，服务业则有银行、製片、电影院、酒楼、旅馆、歌舞厅等。同时不少越南人不同类别的企业也相继发展起来。虽然期间南北越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又有大量美军和盟军的加入，尤其是1968年的戊申春节战役，战火和枪炮声就在眼前出现，人民的生活大致上都比以前富裕得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除了五帮有各自的帮立学校和义祠（墓地）之外，还有帮立医院（广肇帮的广肇中西医院、潮州帮的六邑中西医院、福建帮的福善中西医院、客家帮的崇正中医院、海南帮的海南西医院）和五帮公立的中正西医院。

五帮的华人：

1. 广肇帮：汇聚来自广东省广州府的广府人和钦州、亷州二府的人（Người Quảng），说含有不同乡音的广府话，人数最多，约佔46%，所以广府话也是坊间的共通语言。广府人多从事杂货、茶楼、饭店、粉麺、酒楼、烧腊、水果、浆果、甜品等以吃为先的行业。此外还有裁缝、刺绣、洗烫等服装方面的行业，伐木、建筑、装修、畜牧、皮革、修车、运输、戏院、砖窑、钟錶、货仓、收购和分配榖米、碾米厂、椰油厂等也都涉及。

2. 潮州帮：汇聚来自广东省潮州府的潮州人（Người Tiều, Người Triều），说含有不同乡音的潮州话，人数第二多，约佔31%，多数分佈在下六省，主要经营茶叶，然後是海产加工（特别是鱼露、虾米），中草药加工，收购和分配榖米，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以便锁定货源，南部省际和越柬间的水陆运输业，酱油厂，碾米厂，糖饼製造业（明糖是明末遗民传入，另外有一种潮州人婚嫁时必备的“油饼”，有点像广府人的“老婆饼”，特别得到南部越人的喜爱，把它称为bánh pía，其中bánh 是越语“饼”的意思，pía是潮州话“饼”的发音）。1966年时以收购所有榖米後抬高米价及垄断国家经济的罪名被阮高奇政府绑赴刑场的年仅34岁的谢荣就是潮州帮商人。

3. 福建帮：汇聚来自福建省的福建人（Người Phước Kiến），说截然不同的闽南话或福州话，约佔10%，主要是买卖五金器材，收买废铜烂铁和军用废品，然後铸造或改装成实用器材出售，纺纱厂，漂染厂，也有收购和分配榖米。

4. 客家帮：汇聚来自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客家人和浙江省人（Người Hẹ , người Hạ，据说是衍生自“华夏人”的“夏”字），说客家话和国语，约佔10%，主要以中医和买卖从香港、台湾、韩国入口的中草药为业，另外是製作麺包（顾客是法国人和越南人），生产麺粉和乾、湿麺条，生产皮革、皮鞋，织布，塑胶用品，陶瓷器。隶属于客家帮的上海人则从事家传的私家牙医行业（拔牙、补牙、镶牙）。

5. 海南帮：汇聚来自前广东省琼州府、雷州府的海南人（Người Hải Nàm, Người Hải Nam），说海南话，人数最少，约佔3%，有别于广府人的中式茶楼和饭店，海南人经营西式小餐厅兼酒类饮品，和在各个街角处开设咖啡室，专卖冷热炼奶咖啡、白底小啡、黑咖啡和各种饮料，同时向顾客提供代点邻近小食摊的食物一起食用，然後在月底再向各小食摊收取借用座位费。此外，他们还入口洋酒，酿造米酒，开糕饼店，经营汽水厂、冰雪厂，把入口的中、西影片翻译成越语配音後出租给越人居住区的电影院等。

南北统一时期

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府向北越政府投降之後，经过新政府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清算，和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之後，以华人为主的大量船民通过暗中进行或半公开的方式，在交出可观数量的黄金後，投奔怒海；有的由陆路北上，越过中越边境进入中国的归侨收容所，再想方设法移居西方国家，或留下过归侨生活；有的因中越边境已被封锁而改为经海防港乘渔船偷渡到香港；有的由陆路越过越柬或越寮边界，长途跋涉到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等待西方国家的收容。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的估计，华人约佔难民总数的75%。

留下的越籍华人，或靠变卖家中杂物、或靠摆卖由海外亲人寄回的日用品、或靠买卖由各种走私管道运来的私货，或经营小本饮食行业，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挣扎谋生。直到1986年，政府开始“革新开放”，实行国营、合作社和私人经营的多元经济模式，招引外商，但各西方商家都在观望，只有台商、港商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商们，在地方政府给予优惠和有语言优势的越籍华人的协助之下，选择有利的项目来投资和发展，再加上已有积蓄的旧日难民的回流投资，越南的经济已稳步发展，华人的旧日社团组织也已逐渐恢复，可是昔日的众多华校都已改变成越文学校，华裔越人（người Việt gốc Hoa）被改称为华族越人（dân tộc Hoa），华族获列为越南54个民族之一。除了拥有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真正华侨（Hoa kiều），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和回流的前越籍华人之外，许多在越华人的子弟，只会听和讲华语，想要拥有读和写的能力，惟有通过补习的渠道去勤加练习。

根据200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华族人口位列越南54个民族的第八位，仅佔全越人口的1%，是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基于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的明乡人，都因华语语言能力的丧失，自动填写自身是京族人，而华族的年轻子弟们，他们的华语读写能力，也正在逐渐消减，再加上正规的华校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之下，久而久之，华族的人数将日益减少，有朝一日，在越「龙的传人」，势将衍化为「龙子仙孙」（𡥵滝𡥙仙，Con Rồng Cháu Tiê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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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知多少？》 暂时到此搁笔， 其馀的且容日後慢慢再道来。

陸礼強

2016年3月18日 – 于澳洲雪梨

附录：

1697年刻印的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由越南社会科学院花了七年时间（1985-1992）翻译成越文，並于1993年出版（存在许多错白字）。此大越史记之本纪全书卷之五陈圣宗（Thánh Tông Hoàng Đế）第34页有如下记载：

甲戌二年（1274）- 宋咸淳十年 – 元至元十一年秋七月大水。冬十月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原。至十二月引赴京，安置于街姰坊。自号回鸡，盖我国呼宋国为鸡国，以宋有段子、药材等物置卖为市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