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16

1953年，他获选派入军事情报机关，进行培训，成为专以天主教徒为活动对象的幹部。1954年，军事情报机构的首长黄明道（Hoàng Minh Đạo，1923-1969）选派一批战略谍报员到南方，他当时是参与北部平原游击战会议的300名代表之一，期间，经过几次会面之後，胡志明主席亲自选派他加入这一谍报先锋队。

1955年，他带着妻子、女儿，混在南迁百万天主教徒的行列中，搭乘法国海军船隻到南方。那时他用的名字是武廷龙（Vũ Đình Long），所报履历是真实履历的大部份：1928年3月30日出生于太平省，1945年八月革命後加入越盟，1947年加入共产党，1951年成为太平市的市委员，1952年由于不满于因出身地主家庭及身为天主教徒而被歧视的现状，返回发琰教区，加入由黎友慈（Thaddaeus Lê Hữu Từ，1896-1967）主教及黄琼（Hoàng Quỳnh）神父所领导的反共组织“发琰天主教自卫总部”，1954年到法国，不久後回到海防市，接着在1955年12月乘船迁移到西贡居住。在西贡，他最初住在平安教区，不久後找到一份在工程部的打字员工作，迁到市艺市区。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外衣，他经常到平安教区和原“发琰天主教自卫总部”的队友会走动。由于他有渊博的宗教知识，得到黄琼神父的信任，获封七项不同的教职，並成为神父，而且成为黎友慈主教的一名助手，所以根本就没人去怀疑他过去有无参加过“发琰天主教自卫总部”的活动。在这期间，他意识到天主教与政府间的重要关系，並引为他日後进行谍报活动时所运用的主要法宝。自从到南方之後，他入乡随俗，学习南方人的称呼习惯，常自称为𠄩龙（Hai Long）、𠄩迓（Hai Nhạ）或𠄩雅（Hai Nhã），黄琼神父还以自己的姓氏，给他取名为黄德雅（Hoàng Đức Nhã），视为同宗兄弟。刚好阮文绍的表弟也叫黄德雅，致使许多人常误以为他俩同为一人。

1958年12月，他终于被发现履历中的漏洞，有位反间人员认出他直到1952年底还在太平省为越盟活动。他被中部特别工作团逮捕，关在顺化的Tòa Khâm大监狱等待审查。由于有黄琼神父为他多方请托进言，他只被关押而没受审讯，在监狱中，他认识了许多被关在一起的北越谍报人员，甚至见到了他的顶级上司陈国香（Trần Quốc Hương，1924-），别号𨑮香（Mười Hương），当时也被关在牢裡，得到他的指导，试图在吴廷瑾方面找出路，然後向深处鑽、往高处爬（chui sâu leo cao）。1959年底，基于吴氏兄弟与天主教徒们的关系，他写了一篇“威胁现制度的四项危机”（4 Nguy cơ đe dọa chế độ）呈给吴廷瑾，引起了吴廷瑾，然後到吴廷瑈，再到吴廷琰的关注。由于他研判可能会发生政变，而1960年11月11日真的发生了政变，赢得吴氏兄弟对他另眼相看，使他脱离了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的牢狱。

为了赢得由黎友慈主教及黄琼神父所领导的南迁天主教徒们的拥护，吴廷琰、吴廷瑈兄弟俩把他聘为顾问。而通过他，南迁天主教徒们与吴氏兄弟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越发使黎友慈主教和黄琼神父把他视为亲信。

武玉迓在独立府裡对时局所提供的策略、战略与战术都极有深度，得到吴廷琰兄弟的赞赏。没多久，就成为他俩的心腹，许多机密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都经常和他一起讨论。吴廷瑈还特别送给他一个名字叫“黄龙”，成为吴家五龙之一。其他的四条龙是“红龙”吴廷俶，“白龙”吴廷琰，“青龙”吴廷瑈，“黑龙”吴廷瑾。由此他所搜集到的情报之多且重要，可想而知。

1963年11月1日的政变把吴廷琰推翻之後，天主教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张。1965年阮庆将军被逐出国之後，少壮派将领们互相争权夺利，信奉天主教的阮文绍在黄琼神父的介绍之下，起用武玉迓，作为他和天主教组织间的桥梁。而身为谍报人员的他，也巧妙的趁此良机，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来对各民事和军事政治家们施加影响力。

作为阮文绍将军与天主教组织之间的桥梁，他又再次成为顾问先生（Ông cố vấn）。1967年阮文绍当选为第二共和的总统之後，他对政界的影响力更甚于吴廷琰当政的第一共和时期。

武玉迓召集在Tòa Khâm大监狱裡认识的党内同志，组成一个代号为A22的情报网，由他的直属上司阮文黎（Nguyễn Văn Lê，即Tư Lê）任网长，他则担任副网长，直接指挥，众人散佈于南越政府的各个重要岗位，例如武友煜（Vũ Hữu Duật）获聘为由阮文绍组成的执政党-民主联盟党的副主席，用以发掘富战略性资讯，支援北越方南侵。A22网後来网罗到一位名为黄文重（Huỳnh Văn Trọng）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在保大皇的政府裡当过部长，在吴廷琰当政时期却完全被遗忘，所以心怀不满，而被吸收加入。在武玉迓的指引和安排之下，黄文重大力协助阮文绍竞选总统，登上宝座後，阮文绍由感恩及宠爱而把他聘为总统助理。在这岗位上，黄文重轻易的接触和取得美越方的机密文件及作战策略，经由武玉迓传达到南方中央局，及时裁定“知己知彼”，制敌机先的对策。1967年初，A22网又多了一位强中能手黎友萃（Lê Hữu Thúy，1926-），在南越政府通讯部任公幹委员，负责招抚越共回归正义。1968年8月，在武玉迓顾问的参谋与安排之下，阮文绍特派黄文重率领南越代表团到美国，与美国政界和民间团体展开广泛的接触，尽量探询詹森（Johnson）政府对于美军在越参战的态度。这正是北越方所需要的重大讯息。阮文绍对代表团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十分高兴，但万万想不到敌方比他得到更多，感到更高兴！

紧接着，在1968年初，农历戊申春节（Tết Mậu Thân）事变时，按照总进攻的计划，阮文绍这位顾问先生所接到的指令是：率领特工队进攻独立府，把阮文绍活捉或击毙。幸好阮文绍已带着妻儿回美萩岳家过年，临行前托付武玉迓值日，代为看管。当总进攻的号令枪声打响时，他即时打开酒库，犒赏守护独立府的士兵们，庆祝新年，让他们喝得烂醉，把防护力量来个彻底瘫痪。可是，计划临时有所更改，特工队没到达独立府。事後他向阮文绍报告，当晚是借少量酒精让士兵们打醒精神，紧守岗位，结果平安无事，而相隔仅300公尺之遥的美国大使馆则被共军侵入。得到阮文绍加倍赞赏。

活动不断加剧的A22情报网触动了美国中情局（CIA）的嗅觉，发觉许多活跃的个别人物，都曾经是被关在Tòa Khâm大监狱裡的疑犯。于是翻开旧日卷宗展开调查，由于规模大、影响广、及性质过于复杂，一年多後才完成並通知南越警察总署，在1969年7月中旬，把武玉迓、黄文重、黎友萃等共42名情报人员捉拿归案。除了网长Tư Lê一人逃脱之外，A22网几乎被一网打尽。

当这宗间谍案在1969年11月开庭审讯时，西贡报界把它命名为“时代最大间谍案”、“世纪政治案”。为求自救，A22网各被告决定要扭转危机，硬把间谍案说成是政治案，把所犯的罪证确凿的事项说成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呢？有的直指总统。把案件演变成似乎是CIA有意打压阮文绍总统的威信。结果他们都逃过了死刑一劫，主要的武玉迓，黎友萃和黄文重数人被判无期徒刑，其馀的被判5至20年不等的徒刑。

武玉迓在被带出法庭、押上囚车前高呼：“请代问候绍公”，“我等的事只有历史能裁判”。

案件宣判後，阮文绍依然不愿接受那是事实，他相信那是CIA所佈的局。在武玉迓等被押到远在南部东南方海外的昆仑岛（Côn Đảo）服刑後，他即电召昆仑行政长官回西贡，吩咐他要以上宾的待遇对待武玉迓。武玉迓後来回忆，说那段时间好像是在度假。服刑期间，他在1971年6月获梵蒂冈的教皇保禄六世（Paulus VI）颁赠奖状和勋章，並派钦差送到监狱裡。

1973年初，武玉迓和黄文重两人获依照巴黎和约有关政治犯的规定，送回西贡志和监狱监管。这时，凭着自身的影响力与黄琼神父的协助，武玉迓和杨文明将军领导的“第三势力”旗下的政治组织重新联络上。同年7月23日，他获南越政府按照巴黎停战和约的条文，以“解放神父”的名称交还给南解。回到解放区後，他被送到军事情报处接受清白审查。1974年初他获准恢复原有工作岗位，並配带越南人民军队中校的军衔。同时，他因带领A22情报网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得到嘉奖，也因A22情报网被销毁的责任而接受纪律警告的处分。同年4月，他到古芝展开半公开的活动，组建一个新的战略情报网由他任网长，建立情报据点，重建与“第三势力”旗下各政治组织的联系，特别是天主教会。

1975年1月，他偷偷回到西贡，以天主教代表的身份周旋于“第三势力”之间。同年4月30日，他站在投降总统杨文明将军的身边，见证了越南共和国政府的最後时刻。

越南统一後，武玉迓默默无闻的不再受重用，1976年时获调回任第二局专员，军衔为准上校（Thượng tá，北越独有，介于Trung Tá和Đại tá之间）。1981年升上校（Đại tá），只获交付研究工作。

直到1987年，由作家陈友梅（Trần Hữu Mai，1926-2007）出版的真人小说『顾问先生-一名间谍的档案』（Ông cố vấn-hồ - sơ một điệp viên）面世後，武玉迓的身世和事业才开始为世人所知。1988年，越南政府才封赠他少将军衔。1990年，A22情报网和该网成员之一的黎友萃上校获封“武装力量英雄”称号。但武玉迓一直到2002年75岁去世时都没能得到这称号。以上情节，是从该部小说中节录出来的。

黎友萃（Lê Hữu Thúy，1926-）：出生于北越清化省的一个儒士家庭，幼年丧父，家中还有四位姐妹，由母亲独立抚养。他在Alexandre de Rhodes中学求学並认识了哲学教授宝养神父（cha Thiên Phong Bửu Dưỡng）。高中毕业後，于1945年参加八月革命，加入越盟的青年救国团。1947年在清化省的公安司任职，受训後负责情报工作。1949年，以不公开的方式加入共产党。1950年以A.25为代号到河内活动。

在河内大学裡，他又追随宝养神父学习，同时也在救世主教会的南同中学教学以帮补家用。从1951年开始，经由宝养神父的介绍，他参加河内一个名为“和平支会”的智识分子组织的社会活动，因而认识了前述的黄文重，後来的情报界同僚。他並开始写文章，刊登于一天主教周刊上。

1954年10月，黎友萃接获指令，移居南方。首先，他为黎文远（Bảy Viễn，1904-1970）旗下的『新时代报』撰写文章，内容趋向于反当时的吴廷琰首相。到1955年初，时任联合政府内务部总长文房董理的黄文重，介绍他为内务部总长黄文任（Huỳnh Văn Nhiệm，和好民社党党员）的助理。同年，他和吴氏如（Ngô Thị Như）女士共谐连理。他在赢得好感和信任之後，获黄文任指派为内务部公幹委员，负责联络平川、高台、和好各派。藉此他又赢得了平川首领Bảy Viễn及和好将领陈文帅（Năm Lửa）的信任，因佩服他而封他为特别顾问。他设法挑起各派对吴廷琰的不满，促使Năm Lửa和Bảy Viễn同时退出联合政府，成立反吴廷琰的“国家全力统一阵线”。结果吴廷琰政府花了两年的时间，和无数的兵力和资源，才能平定那些叛离的将领们。使在南方的共党有足够的缓冲时间来巩固和壮大力量。

1955年底，吴廷琰主张消灭平川和各教派的武装力量，之前的联合政府趋于瓦解。再次经由宝养神父的介绍，黎友萃为天主教总宣慰署的『精神报』撰写文章，然後加入拥护吴廷琰的“国家革命浪潮”组织，再经过该组织主席阮绍（Nguyễn Thiệu）的介绍，加入吴氏兄弟的勤劳人位党，作为自己在新政权中政治地位的屏障。他在“国家革命浪潮”裡认识了一位清化省的身为议员同乡武文徵（Võ Văn Trưng），是该组织的委员，也是当时吴廷琰的亲近人士之一。1956年，在武文徵的保荐之下，他出任『生力周刊』的主任。1958年，当杜茂（Đỗ Mậu）上校出任军队安宁署监督时，在武文徵、阮绍和陈金线的举荐之下，他获选入军队安宁，授同化准尉军阶，後来升为少尉。

虽然，1955年时曾有一投诚的“回正员”（hồi chánh viên）告发他是共产党员，但没被当作一回事。直到1958年才被中部特工团发现，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立即通报军队安宁署，经过调查後就人间消失。可是中部特工团也察觉，自从杜茂接掌军队安宁署後，凡是报备要加以逮捕的人，都被宣告私自离职脱逃。所以他在1959年底，在没通知军队安宁署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翌年初就直接送到顺化的Tòa Khâm大监狱。在这裡他遇到了武玉迓、武友煜等，还有他的顶级上司陈国香。他被关押到1963年吴廷琰被推翻後才获释放，他的妻子吴氏如不知如何适时地把被囚各谍报人员的档案全部销毁。

因为他之前是被秘密逮捕，就故意怀疑自己被陷害，是派别间斗争的牺牲品。藉着是杜茂（时为少将）的下属，而且狱中档案又已获妻子销毁，他终于又站稳了脚步，继续活动。

至于黄文重，在吴廷琰消灭掉各教派的势力之後，躲到位于西贡奇童街的救世主教堂裡隐居，後来经天主教总宣慰署丁神父的介绍，到美国大使馆担任美国经援机构人员的法语和越语教师，後来的CIA监督William Colby曾经是他当时的学员。1963年吴廷琰被推翻後，他失去该教职，以簿记员一职谋生，生活潦倒，脾气暴躁，结果妻子留下两名幼子，离他而去。黎友萃得知後，夫妇俩把两小孩领回家裡代为照顾。

1967年，黎友萃获交通-招抚部（Bộ Thông tin – Chiêu hồi）聘请，担任公幹委员，负责招抚越共人员回归正义。就在这一岗位上，回归人员的履历都清清楚楚的握在他手裡。就在这一年，他和武玉迓互相配合，把潦倒的黄文重牵引进前述武玉迓任副网长的A22情报网，大力促进该网的窃取情报功能，在美军发动各次战役之前，都能在事前把情报送出，让上级研拟因应对策。对于解放军要在1968年农历戊申春节发动的总进攻一役，他事前画好了西贡外围的行军图，使解放军能快速的、顺利的突入。

当A22情报网被侦破後，他在1969年11月被判无期徒刑。在昆仑岛服刑期间，他获分配为即将退休的簿记长整理簿记事项，因而不须关在牢裡，可以在一划定的专区内，在安宁人员的管控之下自由来往，运动，或到海滩游泳。通过其妻吴氏如定期探监之便，他受到上级的指示，要设法搜集有关岛上政治犯人数的资料和证据。由于有岛上暗桩的协助，和簿记长的疏忽，被他偷偷进入办公室，窃取档案，内含越共人数的报告表、超过一万七千名政治犯的名册和五份盖了章的密电，其中两份由总统府办公室转达下令执行，另外三份是监狱监督向总统府作的报告，说明由陆地送到岛上的共党犯人，已被密码化改成普通罪犯及分散到各处隐藏的总人数。

在取得以上政治犯资料之後，他即通过秘密管道，有说是由其妻吴氏如带出，有说是由担任阮文绍私人直升机驾驶员的内奸带出，送到他们的交通站。凭着这些资料，北越方代表团在巴黎和谈会议上否定了南越方代表团所披露的只有5000名政治犯被关在昆仑岛上一说，而且还说出準确的一万七千多的数字，与及如何被加以隐藏的方法，迫使南越方如数交还所有政治犯。

窃取机密的人很快就被找出，黎友萃备受残酷的拷打，可是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供出传递密件的人。身在牢狱之中还能成功窃取重要情报，实在是很不简单。1973年7月，巴黎停战和约签订之後，他获南越政府按照战俘的规格交还给北越方。在解放区经过侦讯审查之後，他获授予越南人民军队上尉的军衔。可是，好像几乎所有其他的谍报人员一样，他的真实身份一直都没得到公开确认。直到1990年，他才获恢复党籍，並且越级晋升上校军衔，获封赠“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邓尘德（Đặng Trần Đức，1922-2004）：出生于河内清持社。1945年3月加入越盟，别号𠀧国（Ba Quốc），5月时任河内清持社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同年八月革命时调任河内公安，抗法战争爆发後任钦天阵线团长，与法军战斗一个多月，转移到艺安，任德和区长。

1949年5月，再次获越盟调回河内，担任军事情报工作，当时的河内正处于法军的管控之下。他化名阮文佐（Nguyễn Văn Tá），以寻找失散的妻儿为由，经由参加越盟的友人邓文衔（Đặng Văn Hàm）的介绍，认识了河内一位曾任郡长、有权有势但膝下无儿的老人谭依（Đàm Y，邓文衔的岳父），得到他的喜爱，当作日後的“老来依”来培养，並通过他得到一份公安部门的工作，担任河内一检查和缉拿私货的检查站站长。可是，逃不过法国特务机关的法眼，阮文佐被发现和越盟有关联，河内的公安长武廷里（Vũ Đình Lý）準备加以逮捕及审讯，但在谭依的干涉和阻止之下，得以安心的继续留下工作。

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之役被击败，日内瓦和约签订之後，大批北越人民向南方迁移，他接获上级的指示，要跟随法国人到南方去，继续进行活动。可是，他与越盟有关联的档案是一致命伤，他又要找谭依帮忙。结果在徵得原配妻子范氏清（Phạm Thị Thanh）的同意之後，与谭依的义女吴氏春（Ngô Thị Xuân）成亲，谭依帮他把档案裡的污点销毁，只留下清白的公安检查站站长的履历。他留下原配妻儿，带着新婚妻子到南方去进行他的军事情报工作。

在海防上船到南方途中，阮文佐（即邓尘德）结交到一位在法国情报机关任科长的Ginard，告诉他法国人打算运一批数量可观的黄金回去，假如他有认识到有权势的人时，可与他联系，他希望能藉此领取到一笔奖金。到了西贡後， 阮文佐在南部公安署裡当簿记员，他广事结交有影响力的人，探知陈金线博士是吴廷琰兄弟专为巩固政权而设的政治社会研究所裡的总统府特别工作组组长，那是南越政府的特务机构。他设法结识陈金线的一名好友，经由此人把他知道法国人计划私运银行裡的黄金回法国的事直接传到陈金线耳裡，于是得到召见及展开调查。不久後陈金线获委任为该研究所的监督，他也跟着进入该所任三级专员。

本来，要成为政治社会研究所的幹部的人，必须符合三项条件：一、必须是勤劳党党员，二、天主教徒，三、来自中部的人。但因为他立了大功，所以陈金线说他是属于特别场合聘用，但劝他要信奉天主教，並指定一位神父引导他学习天主教教义。从此他得到了陈金线的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事。

1956年，许多潜伏在南越的情报网被侦破，他的直接上司𠀧会（Ba Hội）也已被捕。他获陈金线交付一件特别任务：事缘有一名变节的越共西贡-嘉定特区委员黄金协（Huỳnh Kim Hiệp）被收买後，曾多次到政治社会研究所报告越共在西贡区的活动情况，他的任务就是要从黄金协身上发掘出更多情报。黄金协的公开职业是邮局书记，他以每月1000员的酬劳，要黄金协每天直接向他报告，同时派两名由陈金线分派给他的外线随员进行跟踪、侦查。由于该案的重要性，他每天必须写报告给陈金线或政治社会研究所的副监督黄玉牒（Hoàng Ngọc Điệp），再由他们呈上正严密关注案情发展的吴廷瑈顾问过目。被监视的西贡-嘉定越共特区委员共有九人，带头的秘书名程文清（Trình Văn Thanh），在阮豸一家收音机店修理收音机，其馀九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散处于不同地点。他虽然掌握了情况，但因单线的顶头上司已被捕，断了线，无法向组织报告。大约跟踪了三个月之後，吴廷瑈决定要收网，交由军队安宁署的监督阮文胜（Nguyễn Văn Thăng）上尉去执行。按照计划是在星期一进行逮捕，于是他（阮文佐）在行事前的星期五进行移交，把一切档案、各人的个人特徵、地址等一一交代清楚，以便阮文胜去妥善部署，务使能一网打尽。他则趁着派去跟踪的手下下班後，阮文胜上尉还没来得及开始接手时，亲自冒险，跑去通知程文清，让他通知其他的人。结果阮文胜在星期一进行逮捕时一个都没捉到，被撤了职。他因为已经清楚移交，没事。许久之後他才得知，原来日後的共产党总秘书阮文灵（Nguyễn Văn Linh，1915-1998），就是当日被救的程文清。

在这之後，他又获陈金线交付两项任务：一是捉拿和好教政治领导人之一的郑国庆（Trịnh Quốc Khánh），二是暗杀柬埔寨施亚努亲王（Norodom Shihanouk）。首先由吴廷瑈亲自写信请郑国庆到西贡商讨把和好军融入南越政府军事宜，郑国庆答应了邀请，陈金线就派阮文佐带三名手下驾驶两架得送（traction）汽车去安江省“接人”。在这之前曾发生过芹苴省长阮玉书邀约和好武装的黎光荣商谈，趁机把黎光荣逮捕，送回西贡审判後处决的事，所以此行可能相当危险。但到达目的地後卻得到和好人士热烈地款待。为了达到破坏的目的，他曾私下劝郑国庆别跟他回西贡，但被婉拒。在第二天的早上启程回西贡时，郑国庆要求让自己的司机驾车，然後就飞快地疾驶，原来是打算在路上脱逃。坐在另一部车上的他就下令拼命地追赶，直到美顺渡口才追上，给郑国庆戴上手铐，一路押回西贡交差。结果郑国庆被监禁到吴廷琰被推翻後才重获自由，和好教派各武装力量也被吴廷琰兄弟逐步平定、收编。

至于为何要暗杀柬埔寨施亚努亲王呢？原来法国于1953年承认印支属地柬埔寨是一独立国家，可是仍然一直控制着，奠边府之役惨败之後，在1954年7月20日签订的日内瓦和平协约中，越南被分割，但柬埔寨则被承认是一中立的独立国家。在法军撤出之後，施亚努亲王为了确保中立，拒绝美国因进行援助而在柬埔寨建立基地。美国在无法说服施亚努亲王的情况下，惟有一面藉援助来收买柬国官员和议员们，一面怂恿吴廷琰挥军攻入柬国东北部，深入达9公里之遥，企图迫使施亚努亲王放弃与北越间的亲密关系。可是施亚努亲王就是不愿就範。在美国人的後盾之下，吴廷瑈派陈金线等策动柬国将领Dap Chuon发动政变。结果政变归于失败，施亚努亲王在一怒之下，决定拥护南解抗击南越政府的行动，允许北越军使用柬越边界的狭长国土转运兵员和武器到南方，而且每当南越军或美军在边境强力扫荡时，南解军可退入柬境躲藏。政变的手法失败之後，吴廷瑈就决定使用暗杀手段。

领导此次暗杀事件的是陈金线的副手黄玉牒，他伪装成一名富商，住进柬埔寨首府金边的一间豪华旅店裡亲自指挥。他们探听到有两位华人，将替施亚努亲王的好友，从香港带一份礼物到柬埔寨，送给施亚努亲王。阮文佐（即邓陈德）首先负责为黄玉牒安排一位夫人，然後一面设法联系那两位华人，与柬国礼宾部门接触，安排接见时间；一面联系Dap Chuon将军，安排暗藏计时炸弹到礼物裡和引爆的时间。计划本来是在施亚努亲王接到礼物时爆炸，但为了达到他从中破坏的目的，他故意把时间点提早了一个小时。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後，他就以要及时捉拿郑国庆的另一任务为由，毫不启人疑窦地，把後续阶段的任务移交给了跟黄玉牒同去的黎成友（Lê Thành Hữu）上尉。事件发展的结果是：施亚努亲王避过了一劫，黎成友上尉被柬国内政部扣留审查，在南越政府花了七百万越币後才获赎回。

在阮文佐替陈金线完成了所交付的前述两项任务之後，虽然都暗中加以破坏，但没被察觉，所以逐步接近核心，发现了美方安置于北越的七个间谍网的秘密文件，名为“STAY BEHIND IN NORTH VIETNAM”，他拍摄後交给上线组织，转寄回河内，迅速地把它们加以捣毁。

邓尘德在晚年接受记者访问时吐露说，1960年11月11日由阮政诗上校领衔的反吴廷琰政变，其实是他在背後推动而形成的。他说当年他发现吴廷琰正在逐步把由法国培养出来的各级军官，换成在美国受训的年轻军官，就以此来刺激法国培养出来的军官，他首先通过前保大皇的文房长官黎清景（Lê Thanh Cảnh），找到王文柏（Vương Văn Bách）、王文东（Vương Văn Đông）兄弟，他们早就对吴廷琰政权，尤其是吴廷瑾有所不满。王文东是驻在西贡的伞兵中校，他就联同自己的连襟阮兆洪（Nguyễn Triệu Hồng）中校，登门邀约吴春撰（Ngô Xuân Soạn）中校一起发动政变，吴春撰拒绝後被枪杀灭口，他们再找上阮政诗上校，並推举阮政诗为领导。政变平定後他获陈金线指派进行调查，看是否有美国人插手期间，如是有的话又有何用意？

1959-60年间，陈金线对吴氏兄弟的专权和压迫佛教事件产生不满，计划要发动佛教徒起而反抗，结果事情败露，被吴廷琰外放到埃及的开罗去当大使。阮文佐则被调到中央情报特委府，通过了测谎机的审查後，进入情报业务培训班受训，成为国内情报局阮文𢀭（Nguyễn Văn Giàu）少校局长的助理士官，当时的中央情报特委长是黎廉（Lê Liêm）中校。在这时期，他盗窃到一份机密文件，裡面详列着几名为南越政府当间谍的越盟幹部，包括一名省委秘书，两名省委委员，和一名校级军衔的指挥幹部。

在吴廷琰政府被推翻之後，政变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且每次都有美国人插手其间，于是中央情报特委府衍生了另一重要功能，那就是保护现政府，扑灭任何政变阴谋。阮文佐藉向黎廉通报从别处得来有关美国人的讯息而取得好感和信任而交付予探听美方情报的特别工作，因而得到顶头上司阮文𢀭另眼相看，允许他在自己去吃早点的那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办公桌来为黎廉办事。就这样，他在阮文𢀭办公桌的抽屉裡又发现一批“STAY BEHIND IN NORTH VIETNAM”，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把它全部抄了下来，那是佈置于北越总共35个间谍网的档案。後来得知，那些间谍网全都被一网打尽，那是发生于1968年戊申事件之後的事。

阮文绍为了自保，把中央情报特委府进行改组，把它逐步变成为他个人服务的特务机关，防备不同派别的反对势力及美国人的任何政变阴谋。他任命自己的亲信阮克平（Nguyễn Khắc Bình）将军为特委长，各高级幹部都换成自己人，加强保安，连美军顾问都不能随意进出特委府。阮文𢀭在阮克平之下任国内情报局监督，下辖谍报、反间、政治三署。阮文佐仍然是阮文𢀭的助理，负责接触和探听各党派及宗教领导人的动静，甚至为他们“出谋献策”。1971年起，他暗中以特委府需要军事情报为由，向总参谋部索取情报副本，认识了负责复印副本的武文未（Vũ Văn Mùi）中尉，並以定额的酬劳，不管数量多寡，请他复印後就送到自己在特委府的办事处。复印件中主要的是“北越共党阵列档案”（Hồ sơ trận liệt cộng sản Bắc Việt），档案裡的文件详列着各级北越军的编号、士气、火力状况、驻地、指挥官名称、不同时间点的变迁等。他每三天一次拿一叠回家，每叠厚约百多两百页，和他十多岁的次子一起拍摄，冲晒後剪成小片藏入塑胶拖鞋裡，或装进写满隐形字迹的纸袋裡，交由内城联络员传送到南解组织，使共方能得知敌人知道了自己什么，而能及时因应调整，或运用有利对策，大大减少了战场上的损失。因为档案是成册或成套时才送呈高文园（Cao Văn Viên）上将总参谋长，而他所得到的是无论多少，随印随送，所以有时高文园所看到的某些内容，北越军方早已看过。

就这样，从1971 到1974年间，他源源不绝的传送不少军事情报。直到1974年5月20日那天，接了他的情报後继续传送的女联络员，在往古芝途中，因一名不相干的越共在车上被捕而全车的人被扣留，意外的被查获。他得知後回家安排妻儿统一口供，並通知武文未中尉自己有任务要离开一段时间，叫他暂时不用送复印文件过来，一切安排就绪後，就按上级指示，与联络员会合，经美萩进到乡间安全区，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和适应乡野生活後，再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夜行昼伏，进入到解放区。他离去後不久，他的妻子和次子被捕，关在特委府的监狱裡，套取口供，毫不知情的武文未中尉也同样被捕。他们除了说不知他是越共之外，其它的都照所见所闻，实话实说。录了两个月的口供之後，母子俩被送入警察总署的审问中心，进行刑讯，每次都要遭受皮肉之苦，但他们照样实话实说，前後划一，结果一直刑讯到同年11月，他们获得释放回家。正在富寿（Phú Thọ）技术中心唸大学的长子没受连累，靠以课馀时间教补习课来抚养两名年幼弟妹。

1975年春天，他接获命令回北越，经过百里居（Pleiku）时得知归仁市所在的平定省已解放，一路上捷报频传，三天後到达河内，刚好听到为了庆祝攻入南方独立府的爆竹声。进到情报部门的接待处略事休息後，获专车送回家裡，和留守了20年的父亲、妻儿及亲人们见面。可是他已接到命令，第二天又要启程，乘军用飞机回西贡去接管南越的中央情报特委府，5月5日回到西贡的另一头家。这时他的军衔是中校，一年後才再次回河内。他曾安排两位妻子见面，以姐妹相称，两家经常有保持联络。他的第一位妻子早年因为他的离去，上级说为了确保他在敌後工作的安全，在北越也不能公开他的真实身份，所以属于投敌家庭成份，受尽周边群众的白眼和歧视，两个儿女也不能得到常人般的求学机会，生活困苦，身体虚弱，虽然在他的身份公开後，生活得到了改善，可是因为积劳成疾，不久後就离开了人世。

1977年，他获封“越南人民军队英雄”名号。1990年晋升少将，任国防情报局局长一职。

2004年3月，82岁的邓尘德（即陈文佐）少将病逝于西贡军医院。

以下是邓尘德少将与在南北统一後才互相认识的战友们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