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08

从公元3世纪至12世纪，美山一直是占婆王国的统治中心。4世纪开始，逝世的国王就被埋葬于此。美山圣地被称作「越南的吴哥」，它甚至比吴哥还要古老。这是一个神秘所在，遗迹是在占婆王国覆灭近两个世纪後，在1885年，被一个法国人无意中发现。经专家研究， 据那裡的碑文记载，4世纪末，占婆国王巴哈德拉瓦曼一世（Bhadravarman I），曾下令在美山修建一座木结构婆罗门教神庙，从4世纪到13世纪，修建的寺庙总数达70馀座，从而使得美山成为王国的圣地。

但到了15世纪末，占婆王国迁都，美山从此荒废。遗址被考古学家发现後，1937年才开始修复工作，1969年在越战中曾遭到美军轰炸。如今的美山，尚有二十座不完整但还保持着原始模样的建筑遗迹。

总的来说，美山遗址有三大建筑群，规模很大，其建造和雕刻风格与越南其它地区的建筑差异十分明显。大部分寺院和宝塔用来供奉国王和湿婆，湿婆被奉为占婆王国和占族王室的创造者、奠基者和保护者。在当地发现的一些十二世纪的石柱，就是为了祭拜湿婆而立。

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美山寺庙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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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越南的宗教篇终于完结了。现在且再回过头来，看看人物篇。在第四辑中曾经提及的，华裔富豪中，在法国殖民时期致富，在西堤商业区拥有两万多间房产出租，但又热心公益，积极回馈社会的Chú Hỏa，法文名Jean Baptiste Hui Bon Hoa，越文名Hứa Bổn Hòa，中译名许本和。他所创立的地产公司叫做“Hui Bon Hoa”，但他在西贡的房子被当地华人称为“黄荣远”大厦。而远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离岛 - 鼓浪屿上，也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西式别墅名为“黄荣远堂”，这也是Chú Hỏa家族的产业。原来Chú Hỏa的中文名是黄文华。

黄文华，字秀荣，福建省厦门同里文藻人，生于清道光25年（1845），终于清光绪27年（1901），是兄弟两人中的老二，16岁时离乡，到越南谋生。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靠捡破烂来赚取蝇头小利，因为有机会进过西贡黄荣远大厦的人都说，在进门的大堂中央有一大玻璃橱柜，摆放着一整套捡破烂的行当。慢慢的就稍有积蓄，据说那时他有一位法国朋友生意失败，连回国的路费都没有，许多生意上的朋友都因怕触霉运而不愿借钱给他，只有黄文华出资帮他顺利回国。法国朋友因感激而告诉他，在河内郊区有一荒地“厚芳兰”，是将来建设铁路的必经之地，建议黄把它买下。于是，黄文华以低价买下厚芳兰。不久，正如该法国人所预料的，法国建设铁路果真经过厚芳兰，地价飚升，黄文华得到一大笔赔款，财力大增，创立Hui Bon Hoa公司，经营当铺和地产业务，黄家从此发达並回馈社会，成为家喻户晓的“Chú Hỏa”，公司名下拥有西堤主要商业区的出租物业超过两万家。奇怪的是，“黄文华”怎么会变成“许本和”呢？除了他本人和或许他的亲人之外，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我倒想沿着他的法文名字去推测：他的法文全名是Jean Baptiste Hui Bon Hoa，当年的越南居民而能取得法国国籍的，都是非富即贵，所以可想而知，都会得到特别优惠。当他办理入法籍及填写名字时，可能是按照中文纸张进行口头通译，“文华”的福建话发音与“Bon Hoa”相近，“黄”的福建话发音有“Ong”、有“Ooi”，而“Ooi”和“Hui”的法语发音也很接近，因为法语的“H”字是不发音的。所以“黄文华”就变成了“Hui Bon Hoa”，而“Hui”刚好是香港人以粤语发音，“许”姓的英译字，结果聪明的越南人就把“Hui”译成“Hứa”，把“Hui Bon Hoa”越语化成为“Hứa Bổn Hòa”，再译成中文就理所当然的变成“许本和”了。在文字遊戏中转了一个大圈，原来“许本和”就是“黄文华”。

許多华人都喜欢在自己的中译外文姓名之前加上一个通俗的外文名，例如现今香港特首曾荫权，他的外文全名是Donald Tsang Yam-Kuen，“Donald”是他的通俗外文名。Hui Bon Hoa当年入法籍时给自己加了Jean Baptiste这一通俗外文名，结果和他一起入籍的妻子、儿女们都被冠以Hui Bon Hoa为各人的姓氏，一个新的姓氏就此形成。Chú Hỏa的子孙後代，散居世界各地，目前有許多知名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姓Hui Bon Hoa。

黄仲训，字铁彝，黄文华之次子，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终于公元1953年。像当年的许多越南华人一样，只要家庭经济情况许可，都会把初生男孩送回国内的家乡受教育，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长大後才返回越南，继承父业，黄仲训不但回厦门学习中华文化，而且还考取了清朝的秀才。1901年黄文华去世後，他和三弟仲讚（1877-1934）共同掌管黄家的庞大产业。1918年，他携巨资到厦门开发鼓浪屿的业务，成立了“黄荣远堂”地产公司，在当时是一家实力较大的房地产商。他在鼓浪屿龙头山麓大量购买地皮，兴建了“厚芳兰馆”，以纪念其父在越南创业的艰辛。同年又在其前面兴建了颇有法国风韵的“瞰青别墅”（永春路71号）準备自住。後来又建了著名的西林别墅。断断续续地，黄仲训在鼓浪屿一共兴建了五六十幢别墅，但是大多数都租给了他人，就连瞰青别墅他也一天都没住过。倒是1949年7月23日晚，蒋介石将此作为“临时行辕”逗留过一晚。後来位于日光岩北侧的西林别墅、瞰青别墅和厚芳兰馆被选为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馆址，进行加建，並于1962年2月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纪念之际正式开馆。

2007年根据厦门市有关部门决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併入厦门市博物馆，成为其升格後的一个分馆。

当年黄仲训在别墅周边筑起了城垛式围墙，想把日光岩围成他的私家花园，並在日光岩内的巨石上镌刻诗文，还在别墅上悬挂法国国旗来炫耀自己。

日光岩又称龙头山，与对岸的虎头山隔海相望，一龙一虎把守厦门港，叫“龙虎守江”。历代文人石刻题咏甚多，为名岩增添古风异彩。相传民族英雄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时，曾屯兵于此，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岩壁间题有黄仲训落款的摩岩石刻特别多，这是因为他的花园原来包括了日光岩的一部分，但他所题刻的“郑延平水操台故址”却被人信以为真，进而认为他侵佔公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就连菜农都不愿卖菜给他。後来，鼓浪屿民众和社会贤达人士发起了收复日光岩、筹建“延平公园”的运动，並发起了“延平公园筹备会”，强烈要求黄仲训退地。直到今天，所有的文章都认为黄仲训自私自利，侵佔公地。事实上，黄仲训在地权问题上是冤枉的，他的花园土地都有地契，並非多佔。所谓郑延平水操台故址是黄仲训附庸风雅，自己随意认定，自己刻上去的。黄仲训见惹了众怒，知道形势不妙，先请法国领事花嫩芬出面交涉，结果无效，只好又请当地社会名流调停。1927年12月7日在刘光谦，洪鸿儒，黄奕住等社会名流的调解下形成了对此事的《调停意见书》。 《调停意见书》建议：在日光岩建延平第一公园，黄仲训让出“水操台遗址”，並将“避暑洞後山地一段”照价让渡给公园。查海边港仔後国姓井旁那块“纵横约四百方丈有奇”的空地是黄仲训的地产，“由同仁等请其全部捐赠，辟为延平第二公园”。黄仲训还登报声明：所建别墅将供众人遊览，以瞻仰民族英雄郑成功故垒。

1928年前後，黄仲训想把黄家渡一带的浅滩填起来开发地产，但由于地基不好，造价甚高而不了了之，不曾料到，他却因此做了件好事———建了黄家渡码头。

虽然黄仲训在鼓浪屿一共兴建了五六十幢别墅，但黄荣远堂却不是他建的，那是菲律宾华侨施光从1920年所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並在右侧建一幢副楼。整幢别墅西洋的与中国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和谐相配，相得益彰，是鼓浪屿别墅中的阳春白雪，可算是精品。相传，有一次（可能在1937年初），黄仲训与施光从同时乘船出洋，途中无聊玩牌赌博，黄以自己的船队为质，施以这幢别墅为押，结果施输了，他在对日抗战爆发前从菲律宾回来後，守信的将别墅交给黄仲训。可黄从来没有住过这幢别墅，而是把它交给弟弟黄仲评，别墅以自家房地产公司名号命名为“黄荣远堂”。

1937年抗战爆发後，黄仲训返回越南，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厦门。在日军统治越南时期，黄仲训由于不愿接受日本人提供的官职，在1942年，黄仲训遭日军关押，吃了很多苦头，受尽折磨，但日军也不敢把他弄死。自始至终，黄仲训都没有投靠日本人。这一点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日本投降後，黄仲训出狱，1953年病死于越南。

黄文华（Chú Hỏa）和黄仲训两父子去世後都安葬于越南，但越南人只对Chú Hỏa感兴趣，据年长的一辈透露，Chú Hỏa是葬于离西贡约25公里，离边和约6公里外的一处风水绝佳之地。在风景优美的周泰山（Núi Châu Thới）附近，有许多较矮的，但名字都带有龙字的小山和谷地，组合成远望有如一条游龙的形状，计有宝龙、龙隐、福龙、龙福、龙庆、龙新、平龙、龙兴、龙平等。龙隐山（Núi Long Ẩn）刚好是龙头，Chú Hỏa就葬在龙隐山上某处，面向北方，他的故乡--中国。

由于越南人认定Chú Hỏa姓许，並不知道他本姓黄，所以有人根据推测，找出下图的墓地，但又不能确定是与不是，更万万想不到那正是Chú Hỏa的儿子、黄荣远堂东主黄仲训的墓地。

也有人在宝龙山一高地找到一座很特别的华人坟墓，非常豪华，墓室的上盖有点像雪梨歌剧院其中一片的形状，上面附有舞动的龙，龙头和上盖的尖顶都朝向北方，乍看之下，好像很有说服力，但一看另一张近照时，不对，墓主人不姓许，也不姓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