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56

在法国殖民者尚未到来之时，百户谦早就拥有西贡市北部的大片区域，从土地、农田、广阔的果园到市中心的数百家商店和房屋供小企业经营者租赁。这样的文化和财力背景使杜友芳娶到了一位父亲在阮朝当兵部郎中的陈氏窕（Trần Thị Điều）为妻，不久後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家业及开始被大众称为Bá hộ Phương（百户芳）。

法军在1859年2月开始攻打嘉定（Gia Định），由阮知芳（Nguyễn Tri Phương）领军防守的志和堡垒（Đại đồn Chí Hòa）在1861年2月被攻破。接着，法国殖民政府开放贸易，扩大与该地区华人的关系来发展贸易。这时，为求自家硕大的财产得到保障，许多大地主都选择向新的当权者靠拢，年方20的杜友芳就经由他所熟识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该总（cai tổng，阮朝时县与社之间的低级官吏，下辖约10个社），藉着教友的身份，把他推荐给堤岸辖区的政务参办（tham biện，法语：administrateur）安邺（Francis Garnier，法国海军上尉，1873年率军攻打河内时被刘永福率领的的黑旗军击毙，见《越南知多少-28》），鉴于他的法语能力，就被该政务参办留在身边服务。

堤岸市（Ville de Cholon）成立于1865年6月，10月时，杜友芳获法国殖民政府任命为堤岸市20户之中的一户户长（hộ trưởng）。1866-1868年间，他负责领导侦察反法运动，並参与镇压西贡-堤岸及周边地区的多次抗法起义。他协助法国人围捕了一些反对法国的叛乱领导人，如1866年在巴点（Bà Điểm，）的张权、1867年在梹椥（Bến Tre）的潘尊、潘清廉（此二人为潘清简Phan Thanh Giản之子）、1868年在迪石（Rạch Giá）的阮忠直等。经过多年为殖民政府打拼之後，他历经授予知县衔（1867）、知府衔（1869），督抚使衔（1871），同年晋升为堤岸督抚使（Đốc Phủ Sứ），他的重要任务是侦察和及时通报在堤岸、芹育和新安区域内即将引起骚乱的起义计划和地点。他于1897年8月获授总督衔，从此被称为Tổng Đốc Phương（总督芳）。早在1881年40岁时，他受洗为天主教徒及成为南圻首位加入法国籍的人。

一方面，他帮助法国人摧毁叛乱势力，但另一方面，他暗中帮助了一些爱国人士脱离险境及恳求赦免那些被捕的反抗者，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他少年时代的好友阮友勋（Nguyễn Hữu Huân，1830-1875），美萩（Mỹ Tho）人，在1852年的乡试中举人，名列前茅，被称为Thủ khoa Huân（首科勋），1859年开始起义抗法，在1864年初失败被捕，同年8月底被判10年苦牢及流放到位于南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去服刑。杜友芳在1869年2月出面担保，把首科勋领回家中就地看管，同时恢复他原来在堤岸指导生徒们的教授一职，希望能借此把他引回倾向殖民政府的途径。过了3年，首科勋趁着教学之便，联络上一些爱国士子和天地会秘密组织，托他们买武器凖备起义。但载运武器的船被法方侦破及截获，首科勋得知後设法离开杜友芳的家，逃回美萩，号召乡民，再次起义，而且声势浩大。1874年底，法军在杜友芳和陈伯禄（Trần Bá Lộc，1839-1899）的带领下大举进攻起义军的大本营，首科勋再次败北且逃脱，在次年三月出来召集残部时被捕，在拒绝归降後被处决。释放与捉捕首科勋，杜友芳都是其中要角。（陈伯禄是另一位为法国殖民政府服务的大地主，後来也升任高官及获封总督的职衔。）

杜友芳于1872年在堤岸参办的推举之下，获南圻统督（Thống đốc Nam Kỳ，法語：Gouverneur-général de la Cochinchine）指派为堤岸市政委员会的委员，这给了他一个大好机会，既可取悦于堤岸华商，为他们当仲介，向法国官员行贿，谋取商业利益，又可收受他们的答礼，中饱私囊，财源广进。另一方面，他的妻子陈氏窕又精于经商和理财，一手包办庄稼的劳务安排，负责连接小型企业，建立多达数千家机构的独立交易系统，还控制了西贡港口的部分商业交易，使原有的家财增长了许多倍，致使人们常说：假如请一人专职为总督芳数钱，终其一生都数不完。当年总督芳的财富之所以能名列“nhất Sỹ, nhì Phương, tam Xường, tứ Hỏa”（一士、二芳、三祥、四火）的第二名，陈氏夫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她为富不骄，而且不忘回馈社会，夫妇俩经常捐资修缮庙宇及救济穷苦人家，1913年奠基，1915年落成于西贡第三郡的嘉隆女子中学（现已改名为阮氏明开中学）就是他俩出资建造的。西贡丫字桥（cầu chữ Y）另一面的一些地标如“Rạch Ông Lớn”（大翁渠）, “cầu Rạch Ông”（翁渠桥）, “chợ Rạch Ông” （翁渠市场）等所提到的“Ông Lớn”（大翁）或“Ông”（翁）是对男士的尊称，指的就是杜友芳，因为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归他所有。1904年建于西贡第三郡作为墓地和祭祀之用的杜友祠堂（Đỗ Hữu Từ Đường），当地人称之为đền Bà Lớn（大婆亭），祠堂的範围本来很大，获称为vườn Bà Lớn（大婆园），Bà（婆）是对女士的尊称，指的就是杜友芳的陈氏窕夫人。

杜友芳十分懂得享受富裕生活，他曾多次前往法国，访问过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並周遊世界。 在 1889 年，他参加巴黎博览会及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後来更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为组织印度支那展览做出了贡献。在国内时，他总是身着西服，整洁有礼，常到西贡第一郡的欧陆酒店（Hôtel Continental）与法国和越南上层社会的朋友们聚会。

欧陆酒店之古与今

杜友芳的住宅是堤岸商业区的一座硕大建筑，外观是西式风格，内部是越南和中国风格。庭院为中式设计，庭院四周是安南派风格的房间，内部有精致的客厅和供上演古装戏剧的戏台，客厅对面是一栋欧式别墅。当他在1914年去世後，1915年住宅所在的街道就获命名为总督芳街。

总督芳街因杜友芳的住宅而得名

右上图的下方是第五郡邮政局，正前方总督芳街与同庆道交叉处一排树木的左面就是昔日杜友芳住宅的所在，门前本来有一条名为kinh Xếp的运河，後来被填平来构建宽广的街道。当年的法属印度支那全权总督（Toàn quyền Đông Dương）保罗·杜美（Paul Doumer，1897-1902年在任，1931年当选法国第14任总统，1932年在任期内遭暗杀身亡）每次到南圻都会到他家作客及接受款待，且曾留下观察後的评语说：“他的住所就和他本人一样，外表是法国模样，内裡却是遵照本土习俗”。以下是他家花园的远观和近照：

花园裡有修剪整齐的灌木，还有塑造成各种不同动植物形状的盆栽。

另一位法国高官访客 Pierre Barthélemy对这宅第有更深入的描写：“他的房子是欧亚两洲建筑的奇怪混合体。庭院为中式设计，庭院四周是安南派风格的房间，内部的客厅非常引人注目。 这间客厅对面是一栋欧式别墅。这个安南客厅的木质神台十分奇特，是用贝壳的文武片镶嵌在浮雕上。圆形柱子用的是珍贵的柚木，看起来很优雅，珍贵的木桌上摆放着一瓶瓶烈酒和甜酒，全都是法国产品，诸如absinthe,amer Picon等”。

杜友芳夫妇共生育十二个孩子，成活的有五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他们都精通法语，男孩高中毕业後都到法国留学，女孩则注重儒家教育。长子杜友缜（Đỗ Hữu Chẩn）在法国军官学校毕业後加入法军中征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阶是上校，二战时期去世，育有三名儿子，子孙都姓Chan（源自Chẩn字去掉音符），在法国生活；次子杜友智（Đỗ Hữu Trí），在法国毕业後回越南南圻任法官，官至审判长；三子杜友丑（Đỗ Hữu Sưủ）是一名药剂师，但因染上传染病而英年早逝；四子杜友辰（Đỗ Hữu Thìn），在南圻的银库任官职；五子杜友未（Đỗ Hữu Vị，1883-1916），在法国军官学校毕业後加入法军到摩洛哥征战，两年後考入法国空军，在1911年成为越南甚至东南亚的首位飞行员，当时的军阶是中尉；长女杜氏娴（Đỗ Thị Nhàn），嫁给黄仲夫（Hoàng Trọng Phu），官拜北圻的河东总督、加封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次女杜氏寅（Đỗ Thị Dần），嫁给北圻的永祥知府黎燮（Lê Nhiếp）；三女（名字查找不到）则嫁进了越南的某名门望族。笔者从他儿女的名字中观察到，他似乎是喜欢根据儿女的出生年份，用地支来命名，如丑、辰、未、寅等。他对教育子女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所以在家中挂了一幅金碧辉煌的对联，写着“Đất Chợ Lớn có nhà họ Đỗ, Đỗ một nhà ngũ phước tam đa.”，意即“堤岸地有杜姓人家，一门及第五福三多。”（Đỗ字除了姓氏之外，还有及第高中之意），这对联表明他的五个儿子皆考到学位、当官，三个女儿全都嫁入富贵人家。相传在某一个农历新年，他把对联挂在门外，悬赏徵求下联，有人因讨厌他热衷于为法国殖民者服务而发出了如此下联：“Cù lao Rồng có lũ thằng phung, phun một lũ cửu trùng bát nhã” ，笔者暂译为“龙沙洲有批麻疯，喷一轮九重八雅。”（phung和phong通用，这裡指麻疯病的疯，phun和phung同音，是喷的意思。所以同音两意对上了同字两意的Đỗ字）。此外还有两个lũ字对上两个nhà字，cửu trùng bát nhã和ngũ phước tam đa又有数字相对。Cù lao Rồng又名Cồn Rồng，是一个名叫龙的沙洲，即小岛，当年被用来集中管理麻疯患者，cửu trùng指九重天，bát nhã是由梵语Prajñā音译而成，中文译为般若，指般若心经。下联的含义可能是：龙沙洲的那批麻疯患者将会向你们喷口水，到时就求上天和佛祖保佑吧！他得知後气得牙痒痒，但那人並没有出面向他领赏。据说那人是爱国诗人潘文治（Phan Văn Trị，1830-1910）。

1898年2月退休後，杜友芳就和妻子共同从事慈善事业。全权总督Paul Doumer把他和同样有总督衔的陈百禄安排到印度支那最高顾问委员会（Hội Đồng Tư Vấn Tối Cao Đông Dương）当委员。他一直安享晚年到1914年4月才去世。他的葬礼非常隆重，遗体摆放在灵堂十五天，前往祭拜和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宰杀牛羊猪等三牲，以之献祭和招待来客。出殡时，灵车前摆着祭台，两旁挂满横幅和花环，各式祭帐有数百幅之多，长长的送殡行列在哀乐声中把他送到杜家墓园安葬。对于杜友芳的出生年份，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有1838、1841、1844等不同说法，但从越南国家图书馆裡所保存的一篇由法文翻译成越文的一篇祭文裡写着，他生于1841年6月，卒于1914年4月3日，享年将满73岁。特别还能看到的是，中文把français（法国人）译为法兰西人，而那个时代的越文则译为người Lang-sa。

杜友芳夫妇所生育的众多子女，在资料中都查找不到生卒年份，只有杜友未（1883-1914）是例外，连不幸夭折的一起算，他排行第十一。由于他有几位兄姐都似乎是以出生农暦年的地支来命名，如丑Sưủ、寅Dần、辰Thìn等，而他是农暦癸未年（1883/2/8-1884/2/3）出生，所以他名叫“未”（这只是笔者的猜测，未的汉越音是Vị，但癸未的汉越音是Quý Mùi）。

杜友未在1904年10月考入由拿破仑始创于1802年的法国圣西尔（Saint-Cyr）军官学校，1906年毕业後获授少尉军阶，旋加入法国外籍兵团（Binh đoàn Lê dương Pháp，法语：Légion étrangère，Lê dương是Légion的越语化名称，专招募殖民地青年和外籍志愿者，是法国陆军下属的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专业化和精锐的军队。），到摩洛哥各处征战近两年。1908回到法国，申请入空军服役，1910年考入空军飞行员班，1911年11月毕业並取得飞行执照，升中尉，成为第一位在法国上空到处飞翔的越南飞行员，他和同袍梅纳德（Victor Ménard）中尉完成了环绕法国的首次飞行。

接着他又回到原来的战场，在摩洛哥，担任飞行纵队的侦察员。1914年初，他回到越南，在时任全权总督阿尔伯特·萨劳特（Albert Sarraut）的要求之下，帮助建造殖民地航空局的设施。 他还参与了一种水上冲浪船的测试，该船由飞机螺旋桨发动机提供动力。他在西贡和河内航展的上空所进行的飞行表演，让人们兴奋了好一阵子。同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随着也是法国军官的兄长杜友缜，义不容辞地前往参战，他在经历几场危险的战鬥之後获指派为一轰炸机队的副队长。1915年的战事异常激烈，法军在德军面前损失惨重。也是在这战火连天的一年，他在一场战鬥中因为受到了一场大风暴的袭击，战机坠毁，身受重伤，昏迷了近十天，左手臂和下巴骨折，但最终逃过一劫，晋升上尉军衔。伤愈後因伤残不能再驾机飞行，又不愿按规定以伤残为由退伍，他自愿留在部队，承担了机组中空中观察员的工作。1916年，他申请再当陆军，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第 1 军团骑兵军，並被指派在法国北部索姆河（Somme）前线当连长，指挥约有 300 人的第 7 连。他曾在前往敌营突击之前对一位官兵说，假如我阵亡，请通知我的兄长，他是诺曼底地区鲁昂（Rouen）法军的上校参谋长。同年7月9日，他率领突击部队衝锋，被德军击中多枪，当场阵亡，遗体被同袍埋在索姆河旁边的一处小村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後，杜友未的长兄杜友缜在1920年通过海运，亲自把他的骸骨飘洋过海运回越南。这时总督芳已去世多年，他的家人为他举办了一个庄重的葬礼。该轮船4月5号在法国马赛港启航，5月10下午到达西贡码头，16点整，葬礼开始在异常拥挤的人群中进行，带路的一个便携式祭台，上面放着一架小飞机和杜友未的照片，西贡各学校代表团走在灵车前，而灵车是一台炮兵的大炮拖车，车上的灵柩覆盖着法国国旗和鲜花及花环。灵车经过时，每个人都低着头站着，其中有各级政府代表、各协会、组织代表团、民选议会、远道而来的官员以及不少欧洲人和当地人。在乐队演奏着葬礼歌曲声中，外籍兵团的步兵和当地民兵排成两行，在送葬队伍的外围护送着，西贡中队的两架飞机则在湛蓝的天空中盘旋，向这英勇为国捐躯的先驱飞行员致敬。最後，杜友未在完成各种仪式之後获安葬于杜氏墓园。法国政府对他的尊重态度不只体现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明信片上，邮票上也附有他的照片。特别是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市（Casablanca）有以Do Huu Vi命名的街道。在法国殖民时期的西贡、河内、岘港等大城市的一些道路和学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杜友芳所居住的那所豪宅，後来在二十世纪中期不知是因为火灾或任何不详原因而被摧毁，改建成商用建筑物，原貌早已无迹可寻。虽然法国人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在1954年的奠边府之役惨败之後已不复存在，但可能因为南越南第一共和（1954-1963）及第二共和（1963-1975）的许多当权人物都是经法国军校训练和曾为法国军队服务的人，所以总督芳街的名称一直都保留着。直到南越政府覆灭之後，越南新政府在1975年8月14日把它改为朱文廉街（đường Chu Văn Liêm），用来纪念一位在殖民时期因谋求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朱文廉（Chu Văn Liêm，1902-1930）。

在1930年代至1975年间，可能由于子孙要分家产的缘故，总督芳的後裔逐渐把土地分割及变卖，杜友祠堂的面积也收缩到只剩第三郡第一坊门牌为611C Điện Biên Phủ（奠边府街）的一间房屋，裡面藏有杜氏家族的神台、族谱碑、横额、碑记、几十位先人的牌位、灵塔和骨灰坛、还有刻有精美汉字对联的圆柱等。後裔们合资聘请专人住在那裡，负责每日打扫及上香祭祀，散居各处的後裔每年都会定期回去祭拜。1975年4月底政权易手後，杜友祠堂被接收，仍获承认为祭祀用之祠堂，但至2009年7月30日，地方政府以无人居住为由，予以封闭，然後拆除。多年来虽经杜氏的多位後裔向法庭提出抗告，但一直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