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35

其中许多都是第一代移民，直接由国内来到越南，但也有经由港澳和印尼前来的。此外，也有从星马一带来作客並谋求发展的，其实，在越南的华商也不乏把营业扩展到南洋各地去，所以，海外的华商一直以来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的。

来自新加坡的华商：

陈金钟（Tan Kim Ching，1829-1892），原籍福建漳州海澄县，是创办新加坡陈笃生医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的陈笃生（Tan Tock Seng，1798-1850）的长子。陈笃生的父亲在马六甲（Melaka）出生，是一名峇峇（Baba，即华人与马来人的混血儿），他是移民第三代。

陈金钟精通马来语，年轻时曾受华文教育和英文教育， 1850年21岁时继承父业，经营陈笃生商行，並发扬光大，他在越南的堤岸和泰国的曼谷设有碾米厂，就地收购稻榖，备有自家的轮船把磨好的米运回新加坡贩卖，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米商，稍後更在香港设立分行。他的经营範围还扩展至开矿及从中国入口丝织品。经商之馀，他在1851年接办其父创建的平民医院，将它改名为“陈笃生医院”，並在次年捐款进行重修。1860年31岁时获推举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成为当地的华人“甲必丹”（Kapitan Cina或Chinese Kapitan，职责和在越南的帮长相类似，马来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都有各自的Kapitan），他一直连任该职位到1892年去世为止。福建会馆当时的地位有如小政府，不仅办福利慈善事业，也兴办教育事业，还兼当婚姻注册处，福建人结婚可以到福建会馆注册，而陈金钟经常是婚姻注册的主持人。

新加坡开埠後很快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港，但当时还没有修船厂。1863年，陈金钟独具慧眼，创办丹绒巴葛船坞有限公司（Tanjong Pagar Dock Co.），经营管理船隻的製造、修理和停泊业务，推动了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後来这个船坞公司发展成为新加坡港务局（The Port of Singapore Authority）。因此陈金钟被誉为是新加坡海港的奠基人。

陈金钟在暹罗（今之泰国）经商时，与暹罗国王拉玛四世（Rama IV）私交甚深，于1863年获委任为暹罗驻新加坡领事，当拉玛四世要为孩子们请英文教师时，是陈金钟把安娜（Anna Leonowens，1831-1915）介绍给暹罗王的。安娜的故事曾被拍成电影《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该片曾经风靡一时，相信大家都有观看过。拉玛四世去世之後，继任的拉玛五世任命他为暹罗驻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宾城、马六甲）钦差大臣兼总领事，並赐封侯爵。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首次设置领事馆後，陈金钟花费巨资买得资政大夫候补道的官衔（道台是正四品）。1888年，陈金钟接待了日本皇太子对新加坡的访问，获得日本天皇颁赐三等旭日勋章。

1876年，陈金钟和在马六甲荷兰广场建造大钟楼的陈明水共同出资修建保赤宫陈氏宗祠，並在保赤宫内办保赤学校。1889年，陈金钟又捐资另建校舍，改名为“毓兰书院”，专门招收华侨子弟学习华文，成为海外最早传授华文的学校之一。起初保赤宫是新加坡闽南籍陈姓宗亲的宗祠，後来逐渐接受在新加坡其他陈姓华人加入。如今保赤宫已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

此外，和Wang-Tai（宏泰）同一年代，由新加坡到越南种植罂粟、提炼成鸦片後贩卖，及种植稻榖、在自家米较碾成米後运回新加坡贩卖的，有福建籍华商颜侑阵（Gan Wee Tin）在堤岸所创办的万合公司（Ban-hap et cie.）。1861年间，有来自新加坡的陈庆和（Tang Keng Ho）、陈庆雲（Tan Keng Hoon，?-1877）、陈庆星（Tan Keng Sing）三兄弟在堤岸开设的锯木厂和造船厂，为运米商提供服务。还有邱正忠（Khoo Cheng Tiong，1820-1896）、邱正朝（Khoo Cheng Cheok，？-1896）兄弟等都是靠碾米厂和西贡米致富。其中著名华商陈嘉庚（Tan Kah Kee，1874-1961）的父亲陈杞柏（Tan Kee Peck，1842-1909）也是以西贡米起家的。

喜叔是谁？

旧时在越成功华商之多，连来自新加坡的，都有所记载。南越人常提到的“Đi tàu Chú Hỷ, ở nhà Chú Hỏa”，其中已知“Chú Hỏa”（华叔）是原籍福建的富商黄文华（Jean Baptiste Hui Bon Hoa），他在发迹之後在西贡兴建医院，造福人群，除了拥有巍峨的住宅和旅馆之外，还建造了超过两万间美观宽敞的住宅，以十分公道的价格出租给大众作为经商和居住的场所，不但促进了西堤新兴都市的繁荣发展，同时也深受各族住客们的爱戴，乐意租用他的房产。

可是，和“Chú Hỏa”在相同年代，以客轮川航于南部下六省，与法国商人所拥有的客轮相互竞争，法国客轮胜在準时，而他的客轮则票价较低和服务合乎旅客的要求，得到南越民众的喜爱。这位“Chú Hỷ”（喜叔）究竟是谁？除了“Hỷ”字告知他是广府人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1975年政权变更之前，在越族人盛传“Đi tàu Chú Hỷ, ở nhà Chú Hỏa”之际，堤岸华人社区也传出“有困难时可以去找阿Shia”，Shia是“城”字的潮州话发音，指的是潮州帮长陈城。

落叶归根

老一代的海外华人总怀着“落叶归根”的思想，希望百年之後安葬到自己的家乡，典型的有上一辑所谈到的张霈霖，死後荣归故里安葬。早年一些被卖“猪仔”运到海外做苦力，孤苦伶仃、不知姓名的华人，在饱受困苦後客死他乡，他们的骸骨被当时海外华人自发组织的社团运回国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近代一些民国老兵，1949年败退到台湾後，以为日後能回到故乡，在台湾终身未婚，他们孤老一辈子，死後由昔日战友把骨灰带回家乡，这都是体现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一些史实。当年的越南华人先辈们，除了明乡人被禁回乡之外，有华侨身份的人，在环境许可之下，相信都会选择“落叶归根”，有的人略有收获就回乡安度晚年，不然的话，另外的选项就是“落地生根”。据先父述说，早年先曾祖父病故时，先祖父乘搭“大眼鸡”货轮，扶棺回乡安葬；若干年後，先祖父病重时，由先父陪着返乡，静候阎王爷的召唤；轮到先父1976年去世时，时不我与，惟有埋骨堤岸平泰义祠。可是，年前首次回乡祭祖时，方知先曾祖和祖父的坟墓，及全村所有人的祖坟，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夷为平地，徵地作为其他用途。不过，可幸的是，先父的骨灰已安然“移民”澳洲，接受子孙後代的就近祭祀。

宗教界的传教士：

越南的许多华人都说自己是信奉佛教，可是他们的祭拜场所通常都在各帮的会馆裡，所崇仰的神灵有玉皇大帝、天后娘娘、观音菩萨、关帝君、弥勒佛、财神、本头公、土地公、济公、…，甚至还有西遊记裡的齐天大圣等，虽然也有人到佛寺裡去上香，但佛寺裡也有供奉上述的神灵，有的信徒也常常会诵读一些佛经，但对经文的含义不大明瞭，如家裡有人去世，就会请道教的法师主持丧礼。所以，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民间信仰。纵然也有一些出家的人，但为数不多。（关于越南的宗教，在《越南知多少》的第6和第7辑裡已有概括地提到。）

谭亚苏（Tam Assou，Pierre d' Assou，1855-1934），原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澳门，幼年时父母将他和弟弟交给香港圣保禄修女会，由修女教养，受洗为天主教徒，他的弟弟不久後病逝。在谭亚苏1863年八岁时，照顾他的Benjamin修女获派到越南西贡设立新会院，把他一并带去，供书教学，同时也学习各种方言。他在1868年13岁时被带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大修院读中学，19岁时转到西贡大修院继续进修，完成学业後获委任为修院教师。他在1882年获晋升为神父。在得到法国殖民政府的资助之下，天主教西贡教区的主教任命谭亚苏神父在堤岸水兵街（今之陈兴道B段）和学乐街的交汇处集资买了一块3公顷大的土地，负责建立一座华人天主教堂，该教堂在1900年12月3日奠基，融合中西方的建筑风格，在1902年1月10落成，因为刚好当天是圣方济各·沙勿略（西班牙语：San Francisco Javier，越语：Thánh Phanxicô Xaviê）纪念日，所以就命名为方济各天主堂（Nhà thờ Thánh Phanxicô Xaviê）。由于主建及主持该教堂的人是谭亚苏神父，简称谭神父，越语是Cha Tam，所以该教堂的越语俗称是Nhà thờ Cha Tam，意即谭神父教堂（Tam是谭的粤语发音，但越语Tam是三，所以越南人会联想到阮朝开国功臣之一的法籍百多祿神父（法语：Béhaine，葡萄牙语：Pedro，越语：Bá Đa Lộc，1741-1799），俗称Cha Cả（大神父），以为Cha Tam是三神父。而华人不知从何时起，把Tam衍化为Tâm（心），方济各天主堂因而常被称为圣心教堂。後来谭神父在教堂的範围内加建育婴院及学校，收养孤兒和讲习经文，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婴孩和民众受洗为天主教徒。

谭亚苏神父在1934年去世，终年79岁。他的遗骸就安放在圣心教堂裡，刻有墓誌铭的碑石就镶嵌在教堂门前的地面上：

司鐸（priest，神父）譚公墓誌銘

譚公蘇，聖名方濟各，廣東中山縣人也。幼懷聰敏，長淡利名，以傳教覺民為己任。榮膺鐸品，兼任導師，以旅越華僑甚眾，而獲 真光者尚稀，爰竭力募捐，創建聖堂，規模宏遠，以故僑胞洗禮日眾。復建育嬰堂以保孩提，設學校以培後進，築小屋以利貧民。綜其生平，樂善不倦，胞與為懷，洵教會中之慈航實筏也。公生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終於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春秋七十有九。教友等謹將遺骸安厝堂內，特為表阡，勒石以垂永慕焉。銘曰：

上主仁慈，眾生博愛，舍己為群，道行不悖。嶽嶽譚公，殫恃教會，覺世牖民，發聾振瞶，誘掖僑胞，循循教誨，大道共聞，虛靈不昧，利物濟人，力行弗怠，天不憖敕遺，撒手竟去，凡我信徒，皆為墮淚。馬鬣既封，典型猶在，銘此幽宮，流芳百歲。

公曆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六月吉日

教友等公立墓碑

方济各天主堂现由黄柱权神父（Fr. Stephen Huynh Tru）主持，黄神父原籍广东南海，在越南出生，1964年毕业于堤岸鳴遠高级中学（第二届），随後到新加坡学习拉丁文，接着到马来西亚的宾城天主教修院学习，毕业後回越南，1974年回鳴遠母校任教，同时出任方济各天主堂神父，一直延续至今。

方济各天主堂的两个主要邻居：

在方济各天主堂门外左转至十字路口，就到达与水兵街平行的阮豸街（Đường Nguyễn Trải），斜望过去的622号是一间外观雄伟的“耀漢高级中学”（St John High School，Trường Trung Học Thánh Joan），是笔者40多年前半工半读，一面在西贡大学求学，一面在中学教学，担任教职5年（1970-1975），一处永远值得怀念的场所。可是，它现已被拆除作他用。呜呼！

许多人都知道，英文的“John”字翻译成中文就叫“约翰”，例如美国已故总统John Kennedy的中文翻译是约翰.甘乃迪，怎么发音根本就不像？原来西方人所常用的人名，都是沿用圣经裡的名人的名字，而各国的语言都有各自的写法和读法，对德文有所认识的人都会知道，英文的John字，德文写成Johan，它的德语发音就是约翰。把“约翰”加以汉化，就可以写成“耀漢”，隐含光耀汉邦，振兴中华之意，这是相当不错的名字翻译。不过，人名或地名的翻译，假如不把原文並列在括弧裡的话，是很难猜测出原文的。就好像前面曾提及的法国神父姓Béhaine，被用葡萄牙语的Pedro，音译成中文：百多祿，再经汉越音来译成越语：Bá Đa Lộc，这不是太神奇了吗？且看德国（Germany）又是怎么翻译的呢？原来德国的德语写法是Deutschland，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日本人截取它的主要部分Deutsch音译成ドイツ（罗马音：do-i-tsi），中国人又把这音译为“德意志”，简称为德国。德国的北部海港Hamburg译为汉堡，比较容易理解，假如照一般的译法，译成汉姆布勒格，那就麻烦了。可是，德国南部的大城市München，卻改为用英文的名称Munich，译为慕尼黑，真是莫名其妙，大陆方面译为明兴，似乎较为高明。但是，对于澳洲的国宝之一koala，我们称牠为树熊或无尾熊，都是很贴切的名称，没有翻译的必要，可是大陆的所谓外语专家，卻把三音节的“ko-a-la”，译成考拉（kao-la），只有两个音节，发音大错特错，实在是不敢恭维。

鳴遠高级中学是耀漢高级中学的兄弟校，都是由耀漢会所创立的，目前已改设为财政会计大学：

方济各天主堂的另一个主要邻居是在它的前门不远处，座落于陈兴道B段586号的丽朱会馆。这会馆並不属于华人五帮的任何一帮，它是越族人用以祭拜越族银匠们（Thợ bạc）的祖师爷的，华人银匠也加入祭拜，後来扩展到整个金银首饰业（Nghề kim hoàn，金镮）。这会馆始建于1892年，历经1906年、1916年、1920年、1934年、1946年和1968年的几次重修。

中国最有名的沙金产地在丽水，就是雲南的丽江，丽江因为出金沙，所以自古就被称为金沙江。沿着金沙江流向的朱提山盛产银矿。据此，丽朱会馆门前，两旁的的对联写着：“丽水金生基国泰，朱堤银出业民生”，道出丽朱会馆（Lệ Châu Hội Quán）名称的由来。可是，越南某近代学者因只懂汉越字而不认识汉字（chữ Nho），以为Lệ Châu是泪珠（丽朱和泪珠的汉越音刚好相同），认为命名者借泪珠之名，用来表达对祖师爷教诲之恩的思念之情。这又是越南废除汉字对文化传承的危害的又一明证。百年前越族普通人民的汉文程度，和现在的所谓学者的汉文程度相对比，可以说是有着天渊之别。

原来越南银匠的祖师爷是高廷度（Cao Đình Độ，1744-1810）和高廷香（Cao Đình Hương，1773-1821）两父子。阮朝嘉隆皇于1810年敕封高廷度为第一祖师，明命皇于1821年敕封高廷香为第二祖师。当年的华人银匠只在华人圈裡传承他们的手艺，高廷度自幼学习汉字，长大後从事铜匠的工作，他想成为一名巧手银匠，于是打扮成华人模样，在河内一家华人开的金铺裡谋到一份工作，他的忠实和勤劳得到雇主的喜爱和赏识，把各种手艺都传授给他。1783年他搬迁到清化自立门户，把技艺传给儿子高廷香，同时因事业的成功而广收学徒，扩充营业。

1790年，西山朝的光中皇（Vua Quang Trung，1753-1792）闻知他的名气，把他父子俩和手下工匠招入朝廷，负责宫殿裡金银器的铸造。由于工作得到肯定，他获封领兵的职衔。

1802年，阮福映（Nguyễn Phúc Ánh，1762-1820）建立阮朝，西山朝的一切都遭受破坏，唯独高廷度的团队得到留用。高廷度在1810年66岁时去世後，他的儿子高廷香承袭了该领兵职衔，但不久後就辞职。当时的吏部尚书陈明（Trần Minh）就聘请他到府裡，把银匠的技艺传授给他的三个儿子陈和（Trần Hòa）、陈殿（Trần Điện）、陈田（Trần Điền），和他的三个外甥黄光（Huỳnh Quang）、黄保（Huỳnh Bảo）、黄日（Huỳnh Nhật）。高廷香在那裡传授了10年多的银匠技艺之後就去世了，终年仅48岁，临终前嘱咐弟子们尽量把技艺传播给更多的人。

陈氏三兄弟首先在河内立业，然後搬迁到堤岸，在传授了36名入室弟子之後，就转移到西部六省，然後到柬埔寨、寮国、泰国各地去传播，然後就不知所踪。黄氏三兄弟则到潘切（Phan Thiết）去立业及遵师命广收门徒授业。丽朱会馆兴建後，六人就成为获供奉的第三代祖师，高氏父子的牌位摆放在正中的祖师神坛，陈氏三兄弟和黄氏三兄弟的牌位则分别摆放在左面的前贤神坛和右面的後贤神坛。（註：中国的铁匠、铜匠、银匠与冶铸业均尊太上老君为祖师。）阮朝启定皇于1924年敕封高氏父子为“翊保中兴灵扶之神”（Dực bảo Trung hưng Linh phò chi Thần），保大皇于1938年再次敕封高氏父子同样的封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5年4月30日之前，丽朱会馆曾经是越南南部解放阵线的秘密财经据点。

再谈黄文华父子（补叙第4和8辑所没提及的）：

黄文华（1845-1901），又名秀荣，号晴岩，原籍福建南安，根据福建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资料和他的墓志铭记载，他原籍厦门，迁居泉州，20岁时到越南，在越南发迹後向清政府捐资，获封资政大夫官衔，发妻郑氏（1855-1915）获封一品夫人。他和发妻在1901年回泉州定居，病逝後葬在泉州。法国殖民政府为了纪念他对西堤市容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把一条他拥有最多物业的主要街道命名为Hui-Bon-Hoa大道（Boulevard Hui Bon Hoa），一直沿用到1955年吴廷琰主政时才被改为李太祖大道（Đại lộ Lý Thái Tổ）。黄文华共育有四子（仲谟、仲训、仲讚、仲评）及十一女。长子仲谟又名伯图，年幼时过继给伯父文炳，在稍长时跟着生父到越南经商，中年时去世，留下两子庆初和庆祥，他们也在越南长大，自从黄文华在1887年42岁时取得法国籍後，外文名是Jean Baptiste Hui-Bon-Hoa，子孙也都取得法籍，各自有外文名，但都姓Hui-Bon-Hoa。庆初和庆祥不愿入法籍，相继回到国内，在厦门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後就先後病故。

黄文华的致富之路，大概是由收买废铜烂铁、残旧家具起步，经过整理之後变卖，赚取一些蝇头小利维生，不期而买到售卖者看走眼的古董或遗忘在杂物堆中的珍藏，因而赢得了第一桶金。接着以这笔钱买了一大块有开发潜能的、廉价的荒芜之地，开始兴建房舍。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名叫Louis Ogliastro的法国商人，有感于他的精明能幹和能文会算，聘请他打理和经营一家当铺，获利无算，深得老板信任，老板在不久後因病去世，留下遗嘱把近百万元的家产和幼子交给他继承和抚养。黄文华凭藉这笔巨资，房地产和当铺两方面的业务，相辅相成，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巨富。後来他把法国老板的幼子抚养成人，直到大学毕业後，拨百万元让他自立。

黄文华的庞大基业、成立于1896年的“Hui-Bon-Hoa父子地产公司”的继承者是黄仲训（Tang Huon Hui-Bon-Hoa，1876-1953）、黄仲讚（Tang Chanh Hui-Bon-Hoa，1877-1934）、黄仲评（Tang Phien Hui-Bon-Hoa，1892-1976）三兄弟。黄仲训是清末年间的秀才，当父亲于1901年去世时，年方25岁的他就和三弟仲讚共同掌管黄家产业。到了1918年，他把在越南的业务交给三弟和已经成年的四弟，自己带着部分资金到鼓浪屿成立“黄荣远堂”地产公司，兴建了许多豪华的别墅出租给达官贵人，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後才重返越南，在日军佔领期间被关押了几年。他于1953年病逝于越南，安葬于边和省取名为“息园”的黄家墓地。黄仲讚在经济不景气时，以低价在西贡和堤岸收买了大量土地，大兴土木，兴建了两万多间房屋来售卖和出租，数量约佔当年西堤房屋数的一半。黄仲讚于1934年去世後，相信也是安葬于“息园”，家族业务由四弟仲评和较年长和学有专长的“庆”字辈子侄掌管（庆字辈共有三十多人，这之後是“元”字辈和“积”字辈，人才济济）。

虽然拥有法国国籍，但不忘回馈当地社会，黄家兴建了许多有助于社会发展，直到目前还相当有用的建筑物，黄家的许多宏伟建筑都是由黄文华的接班人所陆续兴建的，这裡只列举几处，首先是最辉煌的、楼高四层的西贡“黄荣远堂”地产公司的办公大楼，建成于1925年，是今日西贡的城市美术博物馆（Bảo tàng Mỹ thuật TP. HCM）的前身，也是黄文华当年开始创业时的发祥地，建成时就安装有西贡当年的第一部室内升降机。这地产公司主要是管理黄氏家族名下的两万多间房屋，进而管理他们名下的当铺、药房、银行等等业务。

其次是屹立于西贡第一郡自由街，建成于1925年的Majestic大旅馆，楼高六层，拥有500多间客房，目前仍在营运着，不过在1975年後早已被收归国有。再其次就是位于西贡第一郡贡琼街，拥有100个床位，由西人医生主理的印度支那产育院（Maternité Indochinoise, Bảo sanh viện Đông Dương），这是1937年，他们在献出一塊土地及建造完成後，无偿奉献给地方政府的。这产育院在1946年被改称为Maternité George Béchamps，越人不喜欢这法文名称，常称之为Nhà sanh Chú Hoả（华叔产房）。1948年时为了纪念阮朝慈裕太后（thái hậu Từ Dụ），改称慈裕产育医院（Bệnh viện Bảo sanh Từ Dũ），1962年时床位增至300个，到了1972年，再扩充至506个床位。1978年时，新政府限制使用汉越字，将之改称Xưởng đẻ Từ Dũ（慈裕产厂），到了2008年4月，床位增至1,000个，再次改名为Bệnh viện Phụ sản Từ Dũ（慈裕妇产病院，越语正如日语般，称医院为病院）。

黄仲训、黄仲讚兄弟与洪堂芸、曹元泽等于1925年发起创办城志小学（Tiểu Học Thành Chí），这学校座落于西贡第一郡的阮太学街。到了1929年，黄氏兄弟和洪堂芸又捐地扩建校舍，办起城志中学（Trung Học Thành Chí），並于1960年代改称明德中学（Trung Học Minh Đức），这是一所福建帮公立华校。1975年政权交替之後被收归国有，目前是用越文教学的Trường Trung Học Cơ Sở Minh Đức（明德基础中学，即明德初级中学），初级中学以前称为Trung Học Đệ Nhất Cấp（第一级中学）。不同于中文的6-3-3制，越文的学制是5-4-3制，小学5年，初中4年，高中3年。以前的高级中学称为Trung Học Đệ Nhị Cấp（第二级中学），现在改称为Trường Trung Học Phổ Thông（普通中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後，“黄荣远堂”公司的家族业务已分佈越南、法国、英国和中国厦门、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业务进一步拓展，在美国、加拿大建立公司，在伦敦、巴黎、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温哥华等地都有较大发展，所经营的行业仍以房地产、金融、国际贸易为主。1956年时，总公司迁往巴黎，1975年西贡政权交替之後，越南分公司的一切业务被迫终止。黄氏家族第二代的最後一员黄仲评和第三代的在越掌门人黄庆桐早在1975年政权交替之前及时撤离。黄仲评在1976年11月以84岁高龄病逝于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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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知多少？》 暂时到此搁笔， 其馀的且容日後慢慢再道来。

陸礼強

2016年5月19日 – 于澳洲雪梨

喜叔是谁？(补述)

根据胡志明市堤岸一些华人家庭告知（他们可能是喜叔船公司昔日的员工的後代，当年只知怎么称呼老板，而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叔（Chú Hỷ）约在1870年代，17岁时就离开了广东家乡，到达堤岸，以在一艘小木船上贩卖针线、糖、盐、胡椒等小型杂货为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小木船刚好停泊在一艘载客的大轮船旁边，他上船参观，並由于他那乖巧伶俐的表现而得到该河道客轮的法国舵手的赏识，几天後就把他介绍到该客轮的厨房工作。在往後的三年裡，他跟着客轮走遍南圻各省市和柬埔寨的金边，视野开阔，眼界大开，並且看到舵手和水手们都在暗地裡幹着收入颇丰的副业，那就是从金边私运鸦片等违禁私货回西贡贩卖。于是他决定也要拥有自己的一艘客轮，以便发财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