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知多少-34

李良臣（Lý Long Thân，1918-），原籍福建厦门，出身于穷苦农家，1938年20岁时，在母亲的陪同之下向同村一富户借钱到国外谋生，但遭到拒绝和饱受奚落，便和友人出卖劳力，乘轮船到越南的海防港，上岸後只见到处一片萧条，友人遇到熟人获收容留下，他则返回轮船，继续以劳力换取随行到西贡港，上岸後但见景象特佳，便到堤岸福建会馆登记，越文名因乡音的影响，被译成Lý Long Thân。他得到福建帮长的青睐，获介绍到当地著名的以铸造金叶为主的金城金铺工作，他的乖巧赢得了店东、同事和顾客的好感。工于心计的他，一面不接受顾客给予的微量小费，一面逢迎那些非富即贵的顾客，介绍他们购买别处精致的金银首饰和兑换外币，赢取较高的仲介费。不久，他就成为一名熟练的买卖金饰和外币的经纪人，财源因而滚滚而来，五年间进而成为金城金铺的最大股东。1943年时，他不断地拿赚到的钱去购买SAVICO地产公司的股份，到了1945年，他又因成为最大股东而被推举为SAVICO的总裁，他在掌权後立刻把业务扩展到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並且一帆风顺，大赚特赚。这时，他才年仅27岁。

少年得志，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促使他在1947年12月时，当一名员工因疏忽出了差错，被他暴打致手臂折断之馀，再用敲破的酒瓶重击脸部，造成终身残疾。但在月底开审的刑事法庭上，由于他的重金贿赂，只以“非故意致伤”的罪名，罚款了事，躲过了牢狱之灾。有了大量的金钱，他经常驾着私家车，在三名保镖的护卫之下，到大罗天、大世界等娱乐场所去大事挥霍，结识了不少富商、政界和军界的人物，其中便有平川将领黎文远，即七远（Bảy Viễn，见『越南知多少-05』）。通过提供美女和金钱的手法，他出资本，七远出强权合伙，迫使经营堤岸大世界和西贡金钟赌场的新加坡商人林润退让，在政府新一轮的的竞投招标中，让七远标到经营权，由李良臣出资经营，除去运营费和税款，两人平分高昂的利润。同时，七远还向殖民政府取得鸦片的经营权，由他的得力总管陈福（Trần Phước）运回私宅贮藏，以优惠的批发价全部卖给李良臣，由他清点後，交由马国宣分发到西堤及各省的销售点，赢取暴利。然後，又安插马国宣到越南商信银行担任华务经理，把赚来的钱进行较为体面的外汇交易来加以漂白。

李良臣不但靠外汇交易为自己洗钱，同时也收取高额佣金为其他华商洗钱，把钱财分散到香港和台湾等海外地区，促使越币贬值，美元和港币的汇率不断飙升。到了吴廷琰当权时，派特务进行秘密调查，逮捕了李良臣的一些手下，矛头直指李良臣，但找不到有力证据，再加上有吴廷琰兄弟所信任的马国宣的多方掩护，只能存疑而不足罪证加以逮捕。

1955年初，为了便于收编各割据武装力量，吴廷琰总理下令关闭大世界和金钟两赌场，首先断绝平川武装势力的庞大资金来源，七远便发行“平川法郎”，交给李良臣去兑换成美元或法国法郎，用来购买武器和招募敢死队队员，準备和政府军对着幹。这一切都被吴廷瑈手下的华人密探李某侦察到，这可是叛乱重罪，而李良臣也有所警觉，向七远求救，七远立刻派敢死队将李某绑架，但李某在华人商界颇有影响力，各帮的华人都认为绑架案是李良臣所指使，逼着要他放人。他不能承认知情，就找一潮州帮具有相当名望的商人陪同，请求各有势力的群体组织施加援手。一切都还一团糟时，平川势力突于3月29日炮轰独立府及进攻总参谋部和警察总部，在黄亚生上校所统帅的侬族政府军的强力反攻之下，激战了五天五夜之後，平川军败退，撤出西堤。李良臣在极度慌乱之下，收拾细软，在5月14日登上前往香港的班机，準备一走了之，可是在飞机起飞之前，他就被警察押解下来。幸亏他有股份参与经营的範围甚广，各富商都不希望因他被惩罚查抄而受牵连，在潮州帮马国宣帮长的带领之下，到处花钱打点，把他担保出来，在外候查，他本身也接着尽量散钱来填补可能被查出的一些漏洞。四个月之後，在刚晋升上校的杨文明领军扫荡之下，平川势力被彻底消灭，七远和他的重要部属都逃脱到法国，接受法国的庇护，可能追查到李良臣任何叛乱罪证的主要人物都到了国外，对他的审查也就画上了句号。

1959年3月，李良臣出任越南商信银行华务经理，接着又出资成立越南纱厂（VINATEXCO）及越南印染厂（VINATEFINCO），全面包办所有布料的原料和製成品的出入口生意，执全国布料市场的牛耳。随着美军对越战的介入，大量被淘汰的军用物资废料又令李良臣发现了新的商机，成立越南钢铁公司（VISACA），把战场上用过的废铜烂铁融化後，铸造成优质的钢铁，外销到日本和韩国。他开设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出入口公司，把赚到的外汇用来进口各种农业、渔业机械和各类日用品，在国内市场销售，财源滚滚而来，富极一时。

李良臣与众不同的营商特点是不让亲属参与，他的两名儿子都到香港留学後另谋发展，他的每一门生意都有合适的伙伴一起合作，不再适用时就断然放弃，例如当马国宣因收容被推翻的吴廷琰兄弟，得罪了杨文明等革命将领，躲到他的家寻求庇护时，他婉言劝马国宣到南洋暂避，但当马一离开，在他家门前不远处就被等候着的警探加以逮捕。人们都认为是他在通风报信，他闻讯後为表清白，立刻打点，出面申请把马国宣保外就医，徐图解救之方，但当他到医院看望时，马国宣拒绝面对着他谈话，结果马国宣被判入狱三年。据说李良臣虽然十分富有，但卻並不善待手下广大基层员工，每年的薪资都没因应物价的上涨而加以调整，越南纱厂和越南印染厂的上千员工曾多次发动罢工，为了争取改善待遇而鬥争请愿，每次都被施以暴力镇压，领头的人则被冠以“共党潜伏分子”的嫌疑而加以逮捕。

关于李良臣的经商谋略，有以下两则引为笑谈的传闻：第一则是买卖鹌鹑，发生于1970年代，当时有一股养育鹌鹑的浪潮兴起，一对刚孵化的小鹌鹑，养满50天就开始生蛋，每巢可产8至13颗蛋，约10月後产量减少时便可宰杀取肉，蛋和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是极好的营养补品，都有商家随时收购。由于人为的操控，鹌鹑的价格不断飙升，甚至有传言说有的鹌鹑曾产出金蛋，有人登报要出资5千元买一对鹌鹑，接着有人登报说有3对鹌鹑要出卖，每对8千元，一直把价格炒到高达1万5千元一对，许多跟风的投机者就像炒股票一样，纷纷挖出老本抢购，然後突然间市场就静止下来。原来李良臣早在事前以正常的低价买入一大批鹌鹑，在经过手下四出耍手段把价格抬高到天价时，把存货一口气推出卖光，赚个盆满钵满，使无知跟风的投机者们亏到焦头烂额，有的甚至倾家荡产。

第二则是贱价收购远东号货轮的纸，这一次一反上一则的抬高物价手法，用的是降低价格的谋略。事情的起源是在1974年5月12日那天，李良臣旗下的大南公司接到派驻海外人员的一通电报，告知远在瑞典的一艘远东号货轮，正驰离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海港，载着6千吨纸，运到西贡港给X公司，其中包含4千吨学生用纸和2千吨报业用纸，同时並告知该等纸类的国际市场价格。据此，李良臣便开始盘算通过这批纸可能带来的进账，着手进行他的策略，首先，他下令旗下的各处商号把纸价降低10%，西贡区的商号则降低20%，然後30%，同时大登广告说将有两艘满载优质纸张的货轮抵达西贡，物美价廉。这使得各印务公司、报馆、纸业经营者都感到迟疑，不知纸价将会跌到什么地步，不敢进货，X公司因而找不到买家。当远东号货轮快将抵岸时，李派人到港区把洁白的纸张分发给在那裡的地摊商贩们，每人两三沓。当远东号靠岸时，X公司的东主亲自向前迎接，看到满地的摊档都用白花花的纸张来包裹食物和商品，一问之下得到的回复是“便宜到免费拿来赠送，不包东西又有何用？”。这么一来，远东号停泊了几天都没人来卸货，那时又刚好是暑假，学生们都不急着买练习簿，各供应商继续保持观望的态度，都不想急着进货。就在这时间点，大南公司提出以降低50%的价格全数收购这批货，X公司为了停损，迫于无奈，惟有忍痛割价出让，而且还得免费把6千吨货物运送到李良臣的货仓裡。在这之後，一些媒体发现，即将到达的“两艘满载优质纸张的货轮”其实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使得纸价又掉头急促上涨，无奸不成商，以降价得胜，李良臣又赚了一大笔。

可是，1975年4月30日是一个转折点，眼见一切将成泡影，有人说：在这之後的某一天，他和六位友人準备好了船隻，投奔怒海，却在梹椥（Bến Tre）海口被截获，50多岁的他，被关进了牢笼，再加上本身属于所谓的“资产买办阶级”，在度过了若干年的牢狱之苦後，获准离境，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某处去度其馀生。但也有人说：他们並没被捕，早就平安地到了香港。

陈 城（Trần Thành），原籍广东潮州某乡，约在抗日战争爆发後随父母逃离战火，到达越南堤岸，家境清贫，成年後到一程姓富商的半手工食油工厂当杂役，这工厂的业务主要是收购花生和黄豆，压榨成食油後分发到市场销售，他只负责洗刷食油桶。他工作勤奋，完成份内作业後还自动帮忙其他工友，打扫地板，把工作场所收拾得乾乾净净。他的表现得到雇主的青睐，不久後就把他提升为所有清洁工作的主管，他这主管把较轻的工作分配给工友们，自己负责较为繁重的，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益发获得雇主的喜爱。他的勤奋和领导潜能促使雇主改派他到西部各省的农村去收购花生和黄豆，他深入穷乡僻壤，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凡答应过的事都一一兑现，账目都如实登记，他的诚信不只搏得农民的信赖，优先把农作物卖给他，使他永远得到充足的货源，而且搏得程姓雇主的欢心，不但经常给予奖赏的花红，最终还把女儿嫁给了他，让他负责全厂的收购业务。这么一来，他就走遍全国，甚至拓展到柬埔寨去收购，把柬埔寨变成为主要的原料来源地，原料增多意味着产量增大，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于是他的岳父就决定借巨资给他自立门户。从此，陈诚首先是程家食油厂的供应商，不久後更成为几乎全国所有食油厂的供应商。

在财源广进的情况之下，陈诚开始考虑向其他方面发展，他安排时间到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地去观摩、考察，然後，定下规划，向日本订购了最新型的机械，1963年时，在堤岸孔子大道的住家成立天香公司，翌年在西贡城郊的旭门县（huyện Hóc Môn）建立规模庞大的味香素（Vị Hương Tố）味精厂，由于产品的质量和日本的味の素（Ajinomono）不相上下，而价格又较低，所佔的市场份额便不断增高。在得到了用户的肯定之後，他便加码生产即食麺、素麺、酱油等其他产品，也同样得到用户的喜爱，他的财富也就不断地增长。在整个60年代，他把营业範围扩展到五榖、旅店、餐厅等不同领域，旗下商号遍佈国内及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而且进而致力于医院、学校等公益事业，不时出资赞助潮州帮的帮立学校、医院及五帮公立医院的活动经费。由于他出身贫寒，十分体恤穷苦人家的处境，凡帮立学校有穷苦学生申请助学金，那就有求必应；凡旗下员工家有丧事，他必赠送棺木及给予一个月额外薪资应急；凡有贫苦帮众在帮立六邑医院过世，他也施送棺木。此外，不管他的员工有任何困难，都可以直接到他的办公室敲门，他都会细心地聆听来人的述说，然後依据个别情况给予适当的资助，目前如日中天的越南华裔女首富的父母，当年就曾通过这一方式而得到他的帮忙。他这种对人处世的态度也赢得了员工们对工作岗位的卖力与忠诚。他在40岁时获推举为堤岸潮州帮帮长，他的急公好义，不但在华人社会得到推崇，也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另眼相看。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据说他和原配夫人情不投、意不合，每当他在六邑医院遇到心仪的女护士时，就会用钻戒展开银弹攻势，凡被银弹所攻克的就成为他的第X号地下夫人。大概在1970年左右，西堤各帮帮长共同邀请台湾当红歌星暨电影明星汤兰花到堤岸登台演出，他在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就立刻展开银弹攻势，直到汤兰花约满回台，他就追到台湾继续献殷勤，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後空手而回，当年的报章常有追踪报导。

1975年，当河山变色时，陈城帮长留在越南，在清除“买办资产阶级”之役之後，他被充公了所有家产及关进了志和监房，受尽了若干年的牢狱之灾後才被放出。据一些和他同时期被监禁的狱友们的透露得知，他在监狱中的差事是照顾狱中饲养的一群猪。重获自由之後不久，他获准到国外定居，度其馀生。他原来的天香公司和味精厂已于1977年11月变成国营的天香味精厂（Nhà máy Bột ngọt Thiên Hương）。

杨朝坤（1923-1987年），原籍福建泉州，1938年15岁时到越南当佣工谋生，有了些许积蓄後转而从事小商贩，1950年代初创立西贡裕华行有限公司，事业发展迅速，就发起创办堤岸福建学校，亲任董事长。同时又参与发起成立西贡闽江篮球队，由篮球队发展为青白体育会，出任会长。後来青白体育会又与西贡劲联篮球队联合，成立励志体育会，由他出任第二届会长。1950年代後期，他出任西堤中华理事总会理事、西贡福善医院理事长。1960年，被推举为福善医院董事长。此外，他还出任西贡中正医院第十二届董事长。1960年代後期，他的分公司已遍及美国旧金山、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和新加坡等地。

1974年，正当南越政局风雨飘摇之际，杨朝坤决定离开，迁居新加坡，改以新加坡裕华行（私人）有限公司为总行。1987年，他在美国旧金山病逝，终年64岁。

王爵榮（Tsio Yong Wang ; Wellington T. Y.Wang，1919-1985年），别号觉容，原籍江苏镇江，出生于上海，16岁时毕业于私立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22岁时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士学位，开始在上海行医，在救济医院任医师，後来成为该院院长。1948年时，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小儿科，获儿科研究院文凭，出任巴黎大学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由于中国大陆已于1949年10月变成红色中国，他于1950年移民到仍是法国属地的越南，1952年时，与张永礼等发起筹组西贡扶轮社，1954年时，又发起青商会，被选为越南青商会主席兼国际青商会亚洲区主席，並主持五帮公立中正西医院的院务，担任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华民国等驻越使馆的馆医，及越南卫生部的官医。因为医生或医师的越文职称是Bác sĩ，而Bác sĩ的汉越词是博士，许多人都误以为凡医生都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王爵榮医学博士，或王爵榮博士。创建于1908年的中法学堂（Lycée Franco-Chinois），于1958年改组及更名为博爱学院（Collège Fraternité）後，就长期聘请他出任副董事长（董事长是法国人）兼校委会主席。1964年时兼任客家帮崇正中、小学董事长，及创设越南王氏宗亲总会。

1975年又遇河山变色，52岁的王爵榮到了加拿大的法语区魁北克（Québec），进入蒙特利尔大学研读高龄医学，並于1979年取得高龄医学学位及专家证书，著有《香港越南高龄船民生活及健康之实况研究》。1981年时，获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为“监察院海外监察”委员，1983年6月，当选越棉寮华侨社团联谊会秘书长，两年後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6岁。

邝仲荣（约1912-1970年），原籍广东番禺，是中法学堂（博爱学院的前身）的第二届毕业生，1930年代时获法国政府的奖学金，在父母支持下负笈巴黎，1937年10月取得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後返越创业。1958年时，任华侨公立中正西医院副董事长，董事长是马国宣。同时兼任越秀中学董事。他先後担任远东中学校长，荣光法文中学校长，堤岸番禺同乡会会长，南越中华总商会、南越华侨教育会主席团成员，後升任西堤十帮中华理事总会主席，西堤各帮华人公校管理委员会主席等社团职务。

1970年的某日，他早上打开家门，缓步走向座车，刚打开车门时，被早就埋伏在那的两名枪手，趋前开枪袭击身亡。

袁少伯（1894-1944年），原籍广东三水，父亲韦敬庄早年下南洋到越南谋生，执业星相于市井，由于铁口神算，收入颇丰，娶妻越裔潘氏和三水王氏，韦少伯是潘氏所生，少时曾随父回乡学中文，稍长时再返越南堤岸，曾在法文商科学院和医药专门学校就读，对中草药亦颇有研究，他研製了一种袪暑提神的药油和药油膏，那就是著名的“万应二天油”，他将製药厂称为“二天堂”（民以食为天，以药为第二天），製药厂所在的地段因而被称为浸油（越语Xóm Dầu的广府话谐音）。二天堂製造的中成药，获得越南人奉之为灵丹妙药，因而生意红火，在越南的河内、柬埔寨的金边、南洋各埠，都有分店或经销代理。後来他更回到国内，在广州和香港设厂生产，行销国内各处，赚了不少钱，也成了当年的钜富。

韦少伯热爱祖国，极重乡谊，他所雇用的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三水人。他曾出任堤岸广肇帮帮长，热心公益，1925年时，在第八郡从善王街独资建了一条桥梁以方便此地居民的出行与谋生，被取名为“二天堂桥”。现因年代久远，桥梁残旧，政府在同一河道上修筑了一座平行且较为现代化的2号二天堂桥来减轻日渐繁重的负荷，只让1.5吨以下的车辆在原来的1号二天堂桥行驶。而且，1号二天堂桥将于稍後予与拆除及重建。

民国年间，韦少伯出资在三水的家乡创办一所学校，全部经费由广州二天堂药店资助，学生全部免费，乡人把该校命名为少伯小学。他又曾捐巨款给广州方便医院和香港东华医院，並在香港独资创办太和医院，那是一间十分著名的私立医院。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後，他曾屡次捐巨资抗日，1942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後，他避居澳门，不久後在1944年初病逝，归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终年50岁。他所遗下的基业由儿子袁基泽、袁基恩继承。1960年时袁基泽在香港创办《天天日报》及《南华晚报》，由他的八弟袁基舜出任社长。

曾仲海（Tăng Trọng Hải，1918-），原籍广东，客家裔，在国内时专修化学。对日抗战爆发後，逃难到越南，联络到在梹椥省（Tỉnh Bến Tre）知行小学当校长的同乡曾贺明，聘请他到该校当教务主任兼体育老师，当时一位十多岁的梹椥巴莱镇（Ba Lai）客籍药材铺黄老板的女儿秋香（Huỳnh Thị Tốt，1926-）也正在知行小学学习中文（当年许多乡间华人子弟都是先到公立越文学校读书，年纪稍长後才进华校跳班学习。），後来黄秋香在由堤岸搬到梹椥的南桥中学毕业後，和曾仲海再次相遇，然後相恋，进而结为夫妇，构成别创一格的师生恋佳话。曾黄两人婚後到堤岸穗城中学附近经营一个小文具店，闲时凭着自己的化学知识，研製出一种味道清香，而且功效不错的牙膏，除了自家摆卖之外，还让两个小妻舅---黄道义（Huỳnh Đạo Nghĩa）和黄道信（Huỳnh Đạo Tín），踏着脚踏车，带着自家出产的牙膏，挨门挨户到各处的杂货店寄卖，等销路有所增长，就订做机械，由手工生产晋级到半手工，然後到国外观摩，购进先进的生产机器，生意越做越大，但仍然保持着由曾仲海主内，不断地改良质量，黄氏兄弟主外，负责营销和交际。黄道义头脑灵活，非常注重广告，经常留意外国商品的商标和广告，从中学习，尽量使看到广告的人能记住内容，而且越多人看到越好。他们的黑人牙膏（kem Hynos），在1960年代短短的10年之间，就击败了早己存在的Perlon、Leyna等强大竞争对手，不只独霸国内市场，而且还远销到寮国、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香港等海外市场。

每当谈到黑人牙膏时，人们只知有黄道义而不知有曾仲海，当黄道义的知名度日益高涨时，像陈城追求台湾名歌星汤兰花一样，他向当时红极一时的越南电影明星沈翠姮（Thẩm Thúy Hằng，1941-）展开追求，成功抱得美人归後，两人共赋同居，不过，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後，两人便决定分手，黄把两子接回让姐姐代为抚养。

黄母是正宗越裔，老伴过世後要回远在朱笃省（Tỉnh Châu Đốc）的故乡巴祝村（xã Ba Chúc）静养，巴祝现今已改属安江省（Tỉnh An Giang），是今日到越南南部旅遊的主要景点之一，村的两边有三宝寺和飞来寺。黄氏姐弟就在当地建了一间豪宅给母亲居住，以便她日常就近到庙裡参拜，而且还聘有专人负责照顾起居，让她安享晚年。

1975年4月，在河山即将变色之前，曾、黄等安排好船隻，準备全家族出走，可是黄母安于现状，不愿离开，结果她的孻仔（乳名阿六）和妻儿留下作伴，其馀的都成功地登上停泊在外海的军舰，安稳地到达美国，在纽约定居。在1978年4月18日那天，一大批柬埔寨黑衣人（红色高棉军的打扮）越过柬越边界，进入巴祝村，在抢劫之馀，大开杀戒，滥杀无辜，有的开枪扫射、有的用斧头狂劈、有的用刀割喉、有的奸杀妇女，手段极其残忍。跑得快的村民以为躲进佛门之地的三宝寺和飞来寺裡可以逃过一劫，可是被追兵用枪弹和手榴弹攻击，然後衝进去把没被击中的人集中到田野加以枪杀或乱棒击毙；有的人躲到附近象山（núi Tượng）山区的洞穴裡，结果全被手榴弹炸死在裡面。这一次大屠杀，共有3,157人被害，只有三人在死人堆下幸而不死。不幸得很，黄家祖孙三代，除了阿六当天刚好到西堤办事，躲过一劫之外，全部死于非命。阮霸主时期蚕食了柬埔寨的许多土地，虽然已是三百多年前的事，可是民族仇恨的遗留，使越境屠杀的事件，时有所闻。後来，阿六也到了美国，重组家园。

屠杀事件过後，越南解放军于1979年1月7日越过边界，直捣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把红色高棉赶到西面的丛林，在金边成立一个亲越南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时，也在1979年，越南政府在三宝寺和飞来寺之间，距离象山（又名莲花山，Liên Hoa Sơn）东面100公尺的一块土地上建造了一座巴祝墓室（Nhà mồ Ba Chúc），裡面摆放着1,159副被寻回的死难者的骸骨，他们的头颅被特别分类，分别是2岁以下、3到15岁、16到20岁、21到40岁、41到60岁、61岁以上等，男女分开，分层隔开放在呈六角形的玻璃镜柜裡让人参观，外面再加上六片巨大的金色莲花瓣略为遮挡外界的直视。很难想像，政府会以这样摆放受难者遗骨的方式，用来揭发红色高棉对越南民众所犯下的罪恶，向公众宣示这是仇恨遗迹（di tích căm thù）。

谢妈延（Tjia Ma Yen，Tạ Ma Diên，1862-1940年），俗称孖氈延（Má Chín Dảnh）原籍福建海澄，根据现存于厦门华侨博物馆的谢妈延墓表（即墓誌铭）手抄本记载，他出生于东印度之巴达维亚（今印尼之雅加达），名洪棉，字寿山，又名妈延（可能因幼年失母而改用此名），幼年失母後随父亲回厦门学习中、英文，20岁那年娶妻後，在1885年辞别父亲，到越南谋求发展。在过了几年並有所积蓄後，他在堤岸创办万源（Ban Guan）米行，又过了三年後，碰巧有一法国商人的碾米厂自动停业，他马上集股购买，改为华商万益源机器有限公司（Ban Aik Guan Steam Rice Mill Co. Ltd），他统筹经营了十年之後，觉得该处厂房难以扩张，就在堤岸平东码头附近买地、订购机器、建造更大的厂房，历时三年才完工，命名为华商万丰源公司（Ban Hong Guan），那时，平东码头一带林立着华商、法商、越商所建立的许多大小不一的碾米厂（俗称米较），绝大部分为华商拥有，是法属时期越南的经济命脉，这些华商多数来自新加坡、宾城、马六甲、仰光、香港等英国殖民地。接着，他在新加坡开设分行，又在香港成立福源（Hock Guan）米行和福海（Hock Hai）轮船公司，行驶海内外各商埠进行贸易，东达香港、上海、日本，南及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地，盛极一时。

谢妈延在1905年时入了法国籍，他急公好义，热心教育，在清光绪年间因赈灾甚力，获清政府颁按察使司衔，赏戴花翎，给予三代从一品封典；1907年，他和几位福建富商发起在堤岸创办“闽漳小学堂”，依清末学制，分初等和高等，是越南的首间华侨学校，1908年，他又捐出一块十万平方公尺的地皮，在众多银行家和企业家的集资之下，创办 “中法学堂”，获法国政府授予一等文学勋章，到了1923年，又捐资建立“福建学校”；民国十年（1921年）时华北爆发大饥荒，他发起与各米商运米到灾区赈济，获颁三等嘉禾章。

他历任福建帮帮长、堤岸市政厅参事、闽漳、中法、福建学校董事长，于多年後获法国政府特别奖予五等荣誉勋位勋章（Chevalier de la Legion d'Honneur）。他的长子清沁成家後夫妻均亡故，次子清淋留在家乡继承香灯，其馀有清淞、清澄、清池、清浩、清江，全都出国，学有专长後回越经商。谢妈延于1939年携子清淞回到阔别已久的雅加达祭拜亡母莊太夫人，回越後在1940年6月病逝于堤岸梅山街家中，获安葬于嘉定省富寿村之明德堂坟场。

第30辑中提到的Wang-Tai中文名之谜，终于破解了：

张霈霖（Cheung Pui-Lum，1827-1900年），字含宏，号沃生，俗称张亚霖（Cheung Ah-Lum），原籍广东香山，因为家境清贫，1840年13岁时随宗叔张永殷到澳门谋生，熟识与外国人的周旋之道，18岁时到香港，不久後成为孖剌士甸臣洋行（Murrow, Stephenson & Co.）的首席买办，而且因而迅速致富。他先後创立了亨昌煤炭厂、裕昇洋货店、裕盛办馆（Esing Bakery），包办在港外国人的麺包供应。正当中英之间酝酿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中国暴徒在来往港澳之间的渡轮上杀害英国人事件爆发的时候， 1857年1月15日那一天，吃了裕盛办馆所提供的麺包的欧洲人，都呕吐大作，包括港督，共400多人，原来是麺包有毒，身为店主的张亚霖和约50名员工被捉拿归案。张的律师代为提出他的家人吃後也同样中毒，而且他因不执行清政府禁止华人供应食品给英国人的命令，被悬赏5,000元要他的人头。审讯的结果因为证据不足而获判无罪，须缴纳2,000元保证5年内不回港，离境返回澳门，其他麺包工人也被驱逐出境。

在澳门，张亚霖创立宏泰洋货店，宏泰的粤语发音就是Wang Tai。1860年，在法军佔领了南越六省之後，一位法军军官到澳门找他，向他的Wang Tai公司订购几十艘中国帆船。当全部船隻在1862年建造完毕之後，35岁的他亲自把这批帆船运送到越南，法国人以为Wang-Tai是他的名字，就一直这么称呼他，看来他也就将错就错地沿用了这为他带来好运的名字，也使到越南人误以为他的越文名是Vương Thái（王泰、王太）或Vương Đại（王大）。法国殖民政府非常欣赏他的诚信为人，邀请他留在越南做生意，他欣然接受後到各处去视察，看到越南人住的都是茅草盖的房屋，于是就创建了四间砖窑厂，雇用工人烧製建筑房屋用的砖、瓦（上面都有Wang Tai的印记），建造西式楼房，出租给殖民政府和各商业机构，他的富有，很快就超越了在香港那段时间。至今还巍峨屹立的西贡邮政局、圣母大教堂、财政部大楼都是由他的公司承建的。他的营商领域还包含旅馆、碾米厂、买卖榖米、为殖民政府加工和销售鸦片等。

天香味香素（Vị Hương Tố）味精厂东主陈城：

越南纱厂（VINATEXCO） 东主李良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