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218年, 秦始皇派遣屠睢(Đồ Thư)率领50万秦军分五路进攻岭南和闽越地区的百越族,当时的岭南和闽越地区 还处于原始的部落酋长割据状态,四支最强的百越族支系为南越、西瓯、骆越和闽越。历时三年,主将屠睢被杀,又派任囂(Nhâm Ngao)、赵佗(Triệu Đà)再征,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取得胜利後在岭南地区设立了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尉。南海郡下设番禺、龙川、博罗、揭阳等数县,赵佗被委任为龙川令。
南越国的地理位置(绿色部分)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秦二世继位。前209年,任嚣病亡,赵佗升任南海尉。前206年,秦朝灭亡,此时桂林和象两郡的越人也趁机纷纷独立,古蜀国的王族後裔蜀泮(Thục Phán)在象郡击败其它骆越族的部落首领,以螺城(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内)为都城建立了瓯骆国,自称「安阳王」。前204年,赵佗(Triệu Đà)趁着项羽和刘邦在中原展开你死我活的楚汉相争之际,兼併了象郡(包括瓯骆国)和桂林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对外称王,对内称帝,即南越武帝(Nam Việt Vũ Đế),越南史书称之为赵朝(Nhà Triệu)。
刚把中原平定、建立了汉朝的刘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到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向汉朝称臣。刘邦死後,吕后专权,禁绝和南越的铁器贸易,赵佗便于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称南越武帝。吕后派兵征讨,但无功而退。吕后死後,汉文帝登基,派陆贾二次出使南越,再次说服赵佗弃帝号、称臣。赵佗在位67年後去世,享寿110岁,其孙赵眜继位。历任赵眜、赵婴齐、赵兴三朝的丞相吕嘉,不满身为汉人的樛太后想把南越国内附汉朝,就把汉朝使者、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杀死,立赵婴齐和骆越族妻子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汉武帝在公元前112年秋,派伏波将军路博德(Lộ Bác Đức)等兵分五路,共10万人,进攻南越,把赵建德和吕嘉擒获及处死,于公元前111年,将南越国領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交趾、九真两郡是日後的越南;日南郡即後来的占城古国,Champa,在越南脱离五代十国的南汉独立後,被越南逐渐吞併,于1832年彻底消亡)。公元前110年,杨仆率军从合浦郡徐闻县(今属广东省)渡海,佔领了海南岛。汉朝将其设为儋耳、珠崖两郡,和前面七郡同隷属于交州刺史部。
从秦朝开始,历经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中原人由北方向南方的南蛮之地的南越国或交州(包括两广和越南)等地移居,是属于在本国内的迁徙,有的是在征战平息後留驻戌边,其中有不同级别的将官和士卒,有的是逃避北方的战乱,有的是为了经商或个人发展的种种理由而迁移,有的是因犯了罪而被流放,有的是获派到当地当官後留下定居,把中原的汉人文化和习俗带到了南方,互相融合。结果由于地域和时间点的不同,加上族群的强弱势的不同,有的被全盘同化,但形成汉语的不同方言区,如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闽南话、海南话等等;有的被部分同化,但仍保持着自身的语言和习俗,如傣族、瑶族、苗族、黎族等;有的被部分同化,但同时反而把人数较少的汉族同化掉,如广西的壮族(当今许多姓氏的族谱记载,始迁祖是来自可考据的汉族祖先,但後代却是壮族)、交趾、九真两郡的越族(京族)。
公元939年,吴权(Ngô Quyền)打败五代十国的南汉军,独立建国後,与中国建立了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中国历经北宋、南宋、元、明、清各朝代,仍有为数不少的汉人因逃避暴动或改朝换代所发生的战乱而移居越南,几代过後,也逐渐被同化掉,有的甚至成为越南许多王朝的帝王、高官,或向北方宗主国开战的领导者。在明成祖把越南再次纳入中国版图的21年间(1407-1428年),许多派驻越南的文官、武将及士卒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但因所佔人口比例不大,结果也被同化掉。总的来说,在清兵入关以前来到越南北方的华人,都被当地的越族人同化了。
我们都知道,清朝初期的许多明代移民因不愿臣事异族而从海路跑到越南南方,如顺治十七年(1660 年),明将军邓耀败走海康,被清军水陆夹击,“遁走交趾”;康熙十年(1671年),在雷州半島的莫玖领着族人,向阮霸王管辖的广南国讨得一片原属真腊国(广南国的藩属)的河仙地区,墾荒落籍,开发成一片华夷杂处、经济繁荣的国际性港埠,时称“港口国”,後来为了避免被暹罗国的侵扰而向广南国称臣,献出国土及被任命为河仙总兵,世守其土;康熙十八年(1679年),郑成功的部将,明末龙门总兵杨彦迪,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带着三千多战士和五十多艘战舰投靠广南阮氏,阮霸主在盘算过之後,向正在受保护的属国真腊要求划出两片蛮荒之地来安置他们。结果杨彦迪开发了美萩(Mỹ Tho),陈上川开发了边和附近的小岛埔屿(Cù lao Phố),後来他们又开发了西贡和堤岸,使之成为广南国的主要商港。这些开拓越南南方的华人,他们的後代被称为“明香人”,其後被改称为“明乡人”。但是,也有移民到越南北方的华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清代初期由陆路进入越南北方,除了来自广东、福建两省之外,还有极多来自广西、雲南两省的人,而且不只是汉族,还有侬族、壮族、傣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像南方的华人那样多数经商,而是多样化的,以农民、矿工和陶瓷技工居多。越南北部多五金矿藏,计有铁、铬、钛、铜、铅、锌、锡、铝、镍、钨、汞等,但缺乏资金和技术。越南统治阶级为了支持其匮乏的财政需要,便利用中国商人的资金,大开矿山,铸造钱币,“招商开採”,“抽分矿税”,在政策上吸引了许多中国商人和矿工前往该地,尤其是祖籍广东潮州、韶州的华人。越南北方的广州人和潮州人专做买卖和货物的分配,海南人和较穷的广州人做矿工和各港口的搬运工人,客家人和部分潮州人则做药材生意、种水稻、蔬菜和水果,有的海南人在北部湾从事打渔和构建木船。有的在南方的河仙、美萩、西堤开发期间南迁,参与继续开发。
清朝道光二十年(1940年)鸦片战争之後,人民生活疾苦,引发了咸丰元年(1851年)在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覆亡,战乱使矿山、田地荒废,失业的矿山工人,破产的农民,以及遭到残酷镇压的农民起义军馀部,为了生存不得不向较为安定的邻国越南迁徙。从19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中期的20 年中,是清代华人移居越南的第二次高峰期,其中也包含了由陆路到越南北部的大量迁移,而且还出现了一位值得一提的抗法名将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年)祖籍广西博白,出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司古森垌小峰乡一个贫苦的客家裔农民家庭。他13岁时就开始在船上当水手,15岁时就成为一名熟练的水手,同时,他还拜一些武术高手为师,学得了一身好武艺。咸丰七年(1857年),时年20岁的刘永福加入天地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行列,不时受到清军的围剿。1866年,刘永福带领馀部200多人同另支起义军首领吴鲲汇合,经过扩充整编,组建一个旗,刘永福被任为旗头,他便自造黑旗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从此以後,这支队伍就举黑旗作战,称为黑旗军。1867年秋,清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兵力重点进剿广西西南的农民军,拉网扫荡,农民军伤亡惨重,军需银晌难以为继,加上农民军首领在艰难时期意见不一,只得分道扬镳,刘永福带着两百黑旗军、黄崇英带着数千黄旗军转移到越南。那时,粤人何均昌佔据越南北部边境的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保胜,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後来他多次回广西招集义军残部,并吸收流亡在越的人员,使队伍壮大到五六千人。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中国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的越南,他是“山大王”。
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海军上尉安邺(Francis Garnier)以黄旗军黄崇英为前驱,率兵攻破越南河内城,越军总指挥阮知方(Nguyễn Tri Phương)重伤後不治身亡,其子阮林驸马(Phò mã Nguyễn Lâm)中弹阵亡。越南阮朝嗣德皇(vua Tự Đức)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晝夜兼程,绕驰河内,设伏大败法国侵略军,击毙其头子安邺。嗣德皇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
光绪九年(1883年),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出钱向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政府派海军上校李威利(Henri Rivière)率军数千於4月佔领河内。1883年3月李威利一军佔领南定。阮朝嗣德皇再次邀请刘永福出兵,在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一部的支援下,于5月19日在河内城西伏击法军获得胜利,即纸桥之役(Trận Cầu Giấy),杀死了李威利,法军阵亡35人,清越军阵亡50人,残馀法军只能死守河内。此役之後,刘永福获升为“三宣正提督”,加封义良男爵。同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刘永福获授予记名提督,黑旗军在清军的节制下与法军作战。中法战争结束之後,《中法新约》于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不再是中国的藩属。1885年8月,刘永福被迫在获授予“三代一品封典”的荣誉後,率领3000黑旗军入关回国,清政府下令将黑旗军裁减大半,只留1200人,此後历年裁撤。1886年4月起,他在广东南澳镇任总兵,期间据说经常和黄飞鸿(1856-1925年)在一起练武。据越南史学家鉴定,越南少数民族之一的岱依族(岱族,Người Tày。壮语:Bouxdaej),是当年没撤回中国的那部分壮族黑旗军的後裔。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命刘永福赴台,帮忙暑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防务。8月,刘永福率2营黑旗旧部赴台北,後又奉命驻守台南,並先後在潮汕、台湾等地招募新兵,将黑旗军扩充至八营,决心为保卫台湾血战到底。1895年4月,清政府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人民悲愤交加。5月25日,台北丘逢甲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希望他们出来领导抗日保台鬥争。5月28日,台南也升起了台湾民主国的虎旗,可惜唐氏在6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基隆时,他即带领大小官吏和12营清军带着库银登船逃回厦门。刘永福使用「台湾民主国大将军」之名,在台南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国会,建立筹防局,组建军队,支付薪水给官僚,领导台湾的抗日运动。可是,由于火力悬殊,死伤惨重,刘永福知道事不可为,便于10月19日,抛下台湾军民,从台南府逃跑至泉州厦门。台湾民主国的抗日运动以失败告终。刘永福历经艰险,回到广州後,以兵折地失而引咎自责,一再报请两广总督谭钟麟辞官归里。是年冬,刘永福卸甲解职,返归钦州老家。
近代的北越华人
19世纪初,当越南还是中国的藩属时,阮朝皇帝把华人分为明乡人和清人两种,明乡人包括17世纪时跟随莫玖、杨彦迪和陈上川等来越定居的明朝遗民的後裔,和华越民族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他们被视为本地人,享有和本地人相同的权利与义务;清人指後期移入的华人,依他们祖籍所使用的方言分属于广肇帮、福建帮、福州帮、客家帮、海南帮、雷州帮、潮州帮等,外省人悉数归入客家帮,各帮设帮长、副帮长,辅佐政府处理华侨事务,如债务、婚姻纠纷、传达政令、徵集税款,甚至派员进驻移民局内,协助华侨出入口登记事宜。法国殖民政府在1885年1月,将福州帮併入福建帮,雷州帮併入海南帮,于是七帮遂一变而为五帮。在19世纪末,越南北方除了常遭太平天国馀党越过边界落草为寇、抢劫掳掠之外,大多数华人从事开採矿产,几乎北部所有124个矿场都掌握在华人手裡。20世纪初,一部分北越华人参与了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後,中华民国政府极力保护越南华人,在北越的河内和海防各设一领事馆,並在1930年代为所有华人取得外侨身份,和法国侨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当时的法国殖民政府非常着重华人的经商才能和劳动力。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中华民国军队曾短时间在北越驻扎,巩固和提高了华人在北越的地位。法军重返越南之後,中法双方在1948年签订了协约,同意中国派驻越南各地的领事有权否决各华人社区领导人的参选资格,同时宣佈华侨在越南有自由来往和通商的权利,可以保持华人的风俗习惯,维持个人和家庭的地位。越南目前的54个民族中,有超过20个民族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但法国殖民政府只承认汉人和艾族人(Người Ngái,来自雷州半岛的客家人)是华侨。
当1946年,在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抗法战争之後,北方的一部分华人迁移到南方,一部分返回中国。1954年奠边府战役法军大败之後,日内瓦条约把越南一分为二,北越有六万华人移居南越,少量的中共人员由南越转移到北越。北越政府自1945年9月成立至1950年间,把北越华人的大部分组织工作,交由中国大陆派专人去负责,因为他们是“同志加兄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成立时,仍沿用中华民国的血缘国籍法,允许华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即居住国国籍和中国国籍並存。但在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Bandung)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宣佈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同年12月,南越吴廷琰政府即下令所有在南越出生的华人和中越混血儿都自动成为南越公民,其他的华人都必须入籍,否则不准从事11种职业(那11种职业正是华人正在从事的),这使得南越只剩下极少数的华人保留着中华民国国籍。一旦成为公民,南越华人青年就必须服兵役,但在北越就不同,中国大陆及北越政府都极力指责及攻击南越政府强迫华人入籍的政策,並通过“解放越南南方民族阵线”(南解)发佈文件说要摧毁这些仇视华人的无理政策,促使许多南越华人青年加入了“南解”。北越政府更激励北越华人发动集体示威遊行来反对吴廷琰的这项强迫华人入籍政策。北越对于华人的入籍政策比南越宽容,他们和中国大陆达成协议,首先由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在访问北越时劝谕当地华人视越南为故乡,然後北越政府在1957年确认北越华人享有和北越公民同等的权利(有选举权,可以入党,可出任公职),但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同时进行思想教育,鼓励他们自动加入越籍。由于北越的华人以居住在中越边境的农民和矿工居多,城市裡的比较少,所以他们计划在8到10年或更长的时间裡,先让边境地区的华人入越籍,然後再到城裡的,同时鼓励华人学习越南语文,以渐进式来进行同化。
1961年,由于自动入越籍的北越华人为数不多,中国大陆和北越政府又达成另一新协议,希望能藉此来迫使华人选择入越籍,这协议的具体内容是: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停止签发护照给在北越的华人,假如他们想回中国探亲,就必须向北越政府申请,在获准後,申请表格才能转呈中国大使馆,由该馆签发旅遊签证及通行证予申请人。
1966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北越华人在河内组织“反对苏联霸权”及“毛泽东思想”的示威遊行,引起北越政府的不满,一面极力阻止华人听华语广播节目和阅读汉文杂志,把一些在党、军、政部门任职的华人给予降职;一面发起标榜“共甘苦、共存亡、相同义务,劳动好、战鬥好”的三分担与二好运动(chiến dịch Ba Chia Sẻ và Hai Tốt)来鼓励华人入籍。1967年3月,老街(Lào Cai)地方政府甚至虐待和强迫华人入籍,结果有10名华人学生漏夜越过边界,回到中国。同年12月,约1000名华人也回到中国,经中国政府劝谕後,大部分都回归北越,但有101名获准留下。1968年又有400人因相同的理由回到中国,而且绝大部分获准留在中国。
由于中越政府在越战期间的特殊“同志加兄弟”关系,北越政府对北越华人的“自愿入籍”政策是不大成功的,因为不入籍的华人不仅不须服兵役,而且拥有回国探亲的特权,出入边境时又可携带少量货品用来经商营利,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一旦入籍,就会丧失这些优势。不过,在1964至1975年间,在北越东北,与中国交界的广宁省(Tỉnh Quảng Ninh),每年约有1800名的华人参军,从1967至1974年间,共有27位华人军人因保卫海防市而壮烈牺牲,被追封为烈士。
近代北越的一些文学著作,生动地描述着昔日北越华人小贩在河内市夜裡的叫卖声:“Sủi duỷn...Sủi duỷn lơ”(水丸...水丸 咯),“Mạo cán chè sủi ... ơ”(茅根蔗水 ... 啊),“Phán sì thoòng ... ơ”(番薯糖... 啊),或代表卖麺食的竹棒敲打声,伴随着“Sực tắc, Sực tắc”(食得,食得)的叫卖声,甚至在旧日的烟馆和赌场裡的“Lầu sờng, lầu hạ dầu sực mìn páo mầu”(楼上、楼下有食麺包冇?),这似曾相识,和我们当年在堤岸所听到的,虽然发音有些微差异,但异曲同工,显然都是粤语发音。在河内的华人宵夜甜点还有:“Lục tầu xá”(绿豆沙),“Chí mã phù”(芝麻糊),“Sa cốc mày”(沙榖米)等。河内人除了特别喜欢吃 Phở(牛肉粉)之外,有时也会吃一下广东人的雲吞,他们的音译是“Vằn thắn”,说吃起来像是把雲吞下去一样,又轻又滑又美味,而且还给它加了一个典故,说是唐明皇某次在梦中吃到像是把雲吞下去一般的美食,醒後立刻把御厨召来,把个中的感觉描写一番,于是御厨就创出了这一道食品。这说法和国人所谓源自华北的“馄饨”一说截然不同。
1975年4月30日,南越被征服之後,中越政府在越战期间的 “同志加兄弟”关系开始淡化,主要是1973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损坏了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对苏联霸权”,及其後对柬埔寨出兵的策略之分歧,促使越南倒向苏联,疏远中国甚至交恶。1976年南北统一之後,越南开始大力促进华人的越化进程,在南方,政府首先确认大部分的南越华人在吴廷琰当权时早已是越南公民,不需变更,这使早年加入南解的华人青年,没能实现他们恢复中国国籍的初衷;在北方,政府以断绝粮食的配给、收回渔业权、和撤除国家公职等手段来迫使华人入籍。
对于那些在中越边境一带早已被认为是越南公民的华人少数民族,在1977年初,越南政府为了要测试他们对越南的忠诚度,给予他们和没入籍的华人搬迁到新经济区或迁回中国的两个选择,当得知多数都想回中国时,就宣佈只须公开要求,即可迁回中国。同时颁布法令,政府有权指定外国公民的住所及批阅他们的迁移,外国公民必须定期向政府登记,且不能拥有不动产,不准从事渔业、林业、修理无线电、驾驶车辆、印刷等工作,选举和参选权也被废除。当时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越必有一战,华人必须尽快回国,否则必遭中国军队当作叛徒来惩罚;有的说中国政府呼吁华人回国参与推进现代化,回国的人必能分配到良好的工作;有的说假如留在越南,越南、苏联、柬埔寨或中国的任一军方必将杀害他们。越南政府指责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和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是这些谣言的来源,意图给越南製造麻烦。中方反击说谣言是越方所发放,旨在驱赶华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是中国决定把中越边界给予关闭(可能是唯恐过多贫穷和无一技之长的华人湧回,增加负担),而越南则又提供船隻把南方的华人送出大海,又劝谕北方的华人留下,又遣送一些北方的华人回中国(可能是把不愿到新经济区和无一技之长的华人送走,把技师和熟练工人留下)。有的北越华人是偷越边界回中国,也有南越的华人经过艰险的行程先到北越,接着偷越边界回中国,然後再寻找机会移民到西方国家。
1978年,正当南方的许多华人在海上漂浮,被西方国家称为船民(Boat people)的时候,北方的华人也开始越过边界,返回中国。中国重新开放边关,据西方报章的报导,到6月初,回到中国的难民已有10万人,在雲南省的河口,最高峰时每天接纳近2千人,在广西省的东兴,每天接纳4千人,佔北越广宁省芒街市(Móng Cái)80%人口的华人,有70%回到了中国。到7月中,中国把边关再次关闭时,难民人数已高达16万人。但少量的难民仍不断地偷越边界回中国。
中越战争终于在1979年2月17日爆发,持续了三个星期,期间难民继续湧回,总人数增至20万2千人。战後的几个月,每月仍有超过1万名华人回国。据1994年的统计,从东南亚的越棉寮三邦回到中国大陆定居的归侨和他们的後裔,约有29万人,其中99%来自越南。
1979年3月2日越南政府有关部门公佈了《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称的决定》,正式承认有54个民族,将北越广宁省芒街市海宁地区的侬族(Người Nùng)归纳入华族。
不过,留在越南的华人还大有人在,在不同的时空,他们曾被称为người Minh Hương, Khách Trú, chú Chệt, người Tàu, Ba Tàu, Hoa Kiều, người Việt gốc Hoa, người Hán, người Hoa等, 现在是越南54个民族之一的华族(Hoa tộc)。根据越南的总人口普查,1999年有862,371人(佔越南总人口1.1%),2009年有823,071人(佔越南总人口0.96%),这两数据都不包含来自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10年间人口少了近4万,可能是移民到国外所致。根据OCAC(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 R.O.C.)的统计则在2005年有1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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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知多少?》 暂时到此搁笔, 其馀的且容日後慢慢再道来。
陸礼强
2015年2月1日 – 于澳洲雪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