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澳洲华人-19

达里尔·洛蔡（Darryl Low Choy，1947-）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华裔将军。他出生于昆州（Queensland）北部一个名为因尼斯费尔（Innisfail）的滨海小镇，离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约1,600公里，和北部的凱恩斯（Cairns）的直线距离是72公里。

据说洛蔡是“第五代华裔，他的曾曾曾祖父在1865年从广东来澳经商”，但据笔者深入探索得知，那位先人其实是他的外外高祖父。他的父母都是华裔，但在当年白澳政策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採取融入社会的做法，不让孩子学习中文语言，平日只用英语沟通。直到1953年，五岁的洛蔡进入小学（Silkwood State Primary School）上一年级时，才发现自己的黄皮肤和黑眼睛是与众不同的，还被同学唱“Ching Chong Chinaman”来取笑。左下角是他笑着和同学们拍的第一张集体照：

当天真的Low Choy回家哼唱着“Ching Chong Chinaman”时就被母亲制止，並告诉他说：“你不应该唱那首歌，因为你是华人”。不只他的父母，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主张放弃身份认同，不让子孙学习中文。他对没能接受到中华文化的传承感到十分的失望。但显然避免传承中华文化並不能阻挡白人的歧视，人的长相就暴露了一切。Low Choy曾回忆说他在玩橄榄球的球场上受到过明显的种族歧视，他认为那是为了打击他的士气。

1963年时，Low Choy参加因尼斯费尔州立高中军训班（State High School Cadet Unit），下图为身着军服的受训成员的合照，後排左一是他站立的位置：

Low Choy回忆说：“当时有人发现如果你加入公民军事部队（Citizen Military Forces），你就可以买到便宜的啤酒，並且是合法饮酒。因为那时的合法饮酒年龄是 21 岁，而位于因尼斯费尔的营地就在球场旁边……在那些日子裡，军队是不缴纳州啤酒销售税的，州警察也不能进入联邦领地。”。所以，1964年，17岁的他就因为想早点喝上啤酒而加入陆军预备役。这样一来，不仅在球赛後可以享受廉价的啤酒，而且还能与他的军训队友们待在一起。这入伍的决定也把他导入了意想不到的人生轨迹。

Low Choy的预备役部队之路从一个新兵（Private）开始，逐步爬升，“虽然因膝盖受伤而未被陆军军官学校（Army Officer’s Academy）录取，但他有幸接受了单独的训练，並在普通军官训练系统之外参加並通过了考试”。1968 年，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皇家工兵少尉（Royal Australian Engineers）。

Low Choy最後升到了少将（Major General），那是预备役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军衔。他退役後进入学术界，考取了博士学位，在1995年在昆州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参与成立了环境规划学院，培育了不少该领域的优秀人才。

“多年后，一位来自中国的图书管理员询问他借书证上的姓氏。洛蔡很自然地回答道，这是一个中国姓氏。而那位中国图书管理员的回应差点令他崩溃：这不是一个中文姓氏。这段出人意料的对话，激发了一段探寻身份和文化根源之旅。”

以上内容取材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Fri 29 Nov 2019的网上文章（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19-11-29/first-chinese-australian-major-general-low-choy/11741926 ）

据悉澳洲预备役部队（Australian Army Reserve）的训练和军装都和澳洲陆军（Australian Army）一样，主要用于本土防御，帮助重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社区，並在战时提供动员平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些预备役部队被召集在新几内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其他地区作战。自 2000 年以来，预备役部队已被部署到东帝汶和所罗门群岛执行维和任务，更多的个人预备役人员已被用于提供专业能力及填补被派往海外的正规陆军编队。

凭藉在在大学授课及学术研究之便，历经多年在不同资料堆中的寻觅，他终于找到他祖母的外祖父曾经是一位旅澳的成功商人。于是就在2019年在《南方华裔研究杂志》（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发表了一篇“Lost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a Chinese Merchant of Late Colonial Sydney”，及在2020年在Youtube平台上发表了一个名为“Sun Kum Tiy September 2020”的视频，讲述他称为great-great-grandfather的先人的神奇事迹。

（https://ch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sds/csds2019/8_Low%20Choy_Sun%20Kum%20Tiy.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3UvVOqIoM&t=2724s ）

由于西人在亲属之间的称呼没有华人分得那么详细，例如uncle的中文翻译可能是叔父、伯父、舅父、姑丈、姨丈或父母亲的男性朋友，中译英很简单，英译中则必须进一步了解才能翻译得正确。

祖父和外祖父都是grandfather，Darryl Low Choy的祖父是George Low Choy，而他祖母Jane Mary Lee Liy的外祖父是Sun Kum Tiy，所以他称Sun Kum Tiy为great-great-grandfather是不成问题的，但ABC中文将它译为“曾曾曾祖父”则是匪夷所思。因为在华语中祖父的父亲是曾祖父，祖父的祖父是高祖父。至于母亲的曾祖父是外高祖父，外祖母的祖父是外外高祖父，外祖母的外祖父就应该是外外外高祖父，姓氏已经一变再变，亲属关系已经十分稀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无论是Low Choy、Lee Liy或Kum Tiy等姓氏都透露出他们具有华人血统，但他们真正的华人姓氏又是什么呢？照西人的看法，Darryl是第五代华裔，但照华人来看，他只是第三代华裔。

根据Darryl的叙述，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昆士兰州北部的甘蔗种植户。至于他的外外外高祖父Sun Kum Tiy则是成功的商人，无论在华人社区或主流社会都得到尊崇。和一般淘金者不同的是，Sun Kum Tiy约在1864-65年间来到澳洲，不是去金矿淘金，而是一下子就拿出一笔巨额资金，一面进行出入口贸易，一面在各大城镇广设商店，售卖各色商品。下图是Darryl所罗列到的Sun Kum Tiy在1865至1895年间的入口商品和1865至1873年间的出口商品：

入口商品计有米、豆、糖、茶、油、海参、鸦片、鱼、虾、烟草、腌製品、饼乾、编织品和各种中国商品。出口商品计有钱币、金、铅、旧金属、铁钉、铜、玻璃、马蹄铁、旧铁、海参、檀香、蘑菇等菌类、各种中国商品、鱼、橙、米和鸦片。图右的三层建筑物是Sun Kum Tiy当年的总店， 1896年结束所有营业後，在1897年7月被富商李益徽（W.R.G. Lee，1842-1911）所经营的安益利（Onyik & Lee）所取代。

隔壁223号是另一富商劉汝兴（Thomas Yee Hing）经营的安昌号（On Chong and Co.）

Sun Kum Tiy的经贸网络遍及欧、亚、美及大洋洲：

在澳洲有30间分店，其中有的是新建、有的是倂购、有的是参股，计开为13间在新南威尔斯、15间在维多利亚和2间在昆士兰：

另外还有9间在纽西兰、1间在南太平洋岛国及一艘商贸船：

Sun Kum Tiy在赚得盆满钵满之馀，不忘回馈社会，照顾贫病及不幸遭遇天灾的普罗大众，以下是Darryl在百多年前的旧日报章上所找到的一些记录：

在国内，他从1865到1896年，不停地捐款给各医院、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在国外，他的捐款包含：

• 在1878年的中国饥荒救济基金（Chinese Famine Relief Fund），这是为赈济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的华北大饥荒的灾民而设。

• 在1880年的爱尔兰减压基金（Irish Distress Relief Fund），这是为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继1845-1850年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大饥荒之後，在1880 年发生的“小饥荒”而设，至同年12月结束。

• 在1888年的黄河水灾救助基金（Yellow River Floods Relief Fund），这是因继1887年黄河决堤一次性淹死了100多万人，修复後1888年6月又被洪水冲垮。

到了1896年，风风光光地经营了31年的Sun Kum Tiy在《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上宣佈结业，並拍卖所有在雪梨总部的物品，包括食物。其他分号，相信也都早已一一结业。

对于Sun Kum Tiy究竟哪来的巨额资金和英语能力，一到步就能着手经营，Darryl从1895年的旧杂志裡找到答案，原来他出身自抗击太平天国的中国戈登（“Chinese”Gordon）的常胜军（Ever Victorious Army），是一名士官（non-commission officer）。

据悉常胜军，初名洋枪队，成立于1860年，由清朝官员出面、上海富商出资、美国人华飞烈（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招募外国人所组成的雇佣兵。但在连续几次被太平军打败及蒙受巨大折损之後，华飞烈在1861年8月把洋枪队加以改组，设“教练局”，扩充武装，以欧美人士为军官（commission officer），以高额薪酬招募南方中国人为士官和士兵，组成中外混合军，用新式武器配备，並加以新式训练，让士官们学习英文，以便传达指令和汇报军情，作为外籍军官和华籍士兵之间的桥梁。洋枪队在1862年底夺回原本被太平军佔领的嘉定、青浦等地，同年改名为常胜军。华飞烈的劣迹是曾以乏饷为由，纵兵劫掠店铺、官署，抢得银洋七千，黄金百两。

1862年9月，华飞烈在浙江慈溪与太平军作战阵亡後，由法裔美籍的白聚文接任为第二任首领，白聚文向华飞烈的岳父杨坊，劫掠了四万馀银元，江苏巡抚李鸿章怒将白撤职，改聘英军工兵时任少校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为首领，以白人、华人及吕宋佣兵组成部队，他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採取严刑峻法，军纪严明。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密切配合，在江苏的战场上频频得手，而作为禁止士兵劫掠的补偿，每场胜仗之後都得到清廷一笔相当可观的奖金。

常胜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合力在1863年11月攻下苏州，並在1864年5月攻下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外围最後一个堡垒常州府。接着常胜军被以十分优厚的遣散费解散，带伤的还获得特别补助。李鸿章还奏请两宫太后，授予戈登为“常州提督”、赏穿黄马褂而得到“中国人戈登”（Chinese Gordon）之绰号；另外，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及赐“三等巴斯勋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基于Sun Kum Tiy是常胜军的一名士官，他的英语能力和营商资金的来源也就不言而喻。他有一个在1852年在中国出生的儿女，父女俩来到澳洲时的记录没找到，但她在1874年和Lee Liy在昆士兰结婚时所登记的名字是Susan Kum Tiy，这名字就沿用到他们日後所生子女的出生证件上。两父女都被冠上Kum Tiy作为在澳洲的姓氏，但究竟Sun是香山（中山）的“孙”姓或各华人商号所常用的“新”字呢？

《广益华报》这篇“感德铭心”给了答案：Sun Kum Tiy就是新金泰。

1921年8月13日起连续几个星期所出版的《民国报》（Chinese Republic News）刊登了以下“迁壩广告”，证实了Darryl Low Choy的祖父George Low Choy的中文名字是劉在，即姓劉（Low）名在（Choy），也就是说Darryl的真正姓氏是劉（Low）。

通过昆士兰州的家族史研究服务（Family history research service），之前由Darryl所列出的家族关系图可以增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