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澳洲华人-14

刘光明凭着他的过人能力和财力，很快就成为在墨尔本华人社区的领导人物，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三邑同乡会的会长，同乡之间如有任何纷争都会通过他来调解，他会帮助失业的乡亲寻找工作，敦促他们尊重英国国旗，法律和正义。在1859年，针对只要求中国居民必须每人缴交每年4英镑居住税的规定，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让大家共同签名反抗。他一方面在1860年2月和欧洲裔的Mary Ann Prussia（1841-1913）结为夫妇，另一方面本着自己是广东三邑（Sam Yup，即南海、番禺、顺德，简称南番顺，Num Pon Soon）的一份子，在集资兴建南番顺会馆时，独自捐出最庞大的一笔，亲自督导策划和建造，这会馆至今仍是墨尔本唐人街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在1863年，他像许多有钱人一样，向满清政府捐钱买了一个官衔，以便逢年过节时，换上朝服来显摆一下。清朝自康熙以还，对内征战连年，国库空虚，对外又战败赔款，所以经常都以卖官的方式来填补国库。所卖出官位的最高等级是四品衔的地方官，最低是从九品，越低越便宜。分配到官位的多半是鱼肉乡民的贪官，先赚回本钱再说。後来因为买的人太多，没有空缺，只能买到候补的虚衔。他的官衔是由同治帝授予，极有可能是四品候补道台，可惜他没有留下穿着官服的照片可供鉴别。

1864年时他的营商领域更扩展到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的达尔文港（Port Darwin）。在经营转口买卖之馀，他还出资购买金矿来进行开採，更进而投入于银行和保险业。当1866年澳洲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成立时，他是持股最多的两位华人之一，另一位是下节将提到的雷阿梅，他俩都是该银行临时委员会的创始董事。由于当年的银行都可依法发行纸币，他们为了吸引华人顾客而在纸币上印有中文文本-『新金山金妈士银行』若干磅，『新金山』即墨尔本，『金妈士』是Commercial的粤语发音，即商业。

在保险业领域，他的公司代理总部设于香港的安泰（On Tai）和万安（Man On）两家保险公司在昆士兰州的凯恩斯（Cairns）的业务，並协助在那裡建立了合华糖公司（Hop Wah Sugar Co.），从1882年开始生产第一批糖。

1879年，他和另两位著名的华人，雷阿梅和张卓雄，共同撰写了一本『1878-79年在澳华人问题』的小册子，阐述关于限制华人入境的移民法，认为那是违反了中英两国在1860年所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英国领土的对等入境权，可是英国人进入中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提出抗议。

1887年，他又协同墨尔本的其他主要华人领袖，起草一份反对歧视和限制华人入境移民法的请愿书，递交给两位清廷派来探访在澳华人现况的特使，王荣和（Wong Yung Ho）总兵及候补知府余隽（U Tsing，广东台山人）。次年，当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爆发反华运动时，他又和雪梨的华人领袖梅光达相互配合，积极推动抗议反华立法的活动。

尽管他反对移民法的态度是那么清晰，但维多利亚州政府还是在1880和1888年推举他为墨尔本展览的专员。为什么呢？可能因为当年已有许多华人归化澳洲，有投票权，对于五五波的边缘选区，凭着个人在华人社区多年所累积的声望，他只需开口呼吁，鹿死谁手也可能由这些华人的少数票来决定。

同样是生活于英国殖民地的华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时，刘光明（Lowe Kong Meng）的父亲Lowe A Quee姓Lowe，他也姓Lowe（可能因为那裡华人多，负责登记的人员知道华人的姓是摆在名字的前面）。可是到了澳洲，就好像梅光达（Mei Quong Tart）不姓Mei，子孙後代有的姓Quong Tart，有的姓Tart一样，刘光明共育有12名儿女，有的姓Kong Meng，有的姓Meng。以下是从维州的生、死和结婚纪录裡查找到的：

• MENG， Arthur Alexander（1862-1944）

• KONG MENG， Beatrice Mary（1863-?）

• ·KONG MENG， Clara Ellen（1865-1955）

• ·KONG MENG， Herbert William（1866-1954）

• ·MENG， Lowe Sydney Kong（1867-1937）

• ·KONG MENG， Alice Maud（1868-?）

• ·KONG MENG， Lowe Melbourne（1870-?）

• ·KONG MENG， May Emma（1872-1963）

• ·KONG MENG， Walter（1874-1924）

• ·KONG MENG， Lowe Reginald（1876-1954）

• ·MENG， George Kong（1877-1953）本土退役骑兵军官

• ·MENG， Alfred Oscar Kong（1880-1963）一战退伍帝国军军人

刘光明在1888年10月时在家中去世，享年57岁。接着要叙述的是另两位在墨尔本的华人社区领导人物：

雷阿梅（Louis Ah Mouy，1826-1918）出生于广东台山，是家中的十个孩子之一，年纪稍长时到新加坡谋生，当学徒习艺期满後成为一名木匠。1851年25岁时以契约华工身份被卖猪仔到澳洲墨尔本，替一名船长（Captain Glendinning）建造六间以材质较硬重的星加坡橡木为建材的房子。刚好在那个年代发现了金矿，他是第一个将发现金矿的消息传给家乡亲人，导致大批四邑（See Yup，即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人前往墨尔本周边诸多矿区淘金，四邑人亦将墨尔本称为“新金山”，用以区别于被称为“旧金山”的美国三藩市，且那裡从1852年起已出台排华法令及爆发袭击华人矿工的事件，迫使华人纷纷逃离。据粗略统计，这次淘金潮湧入维多利亚的华人多至37,000人，他因而被称为维多利亚华人之父（"Father of the Chinese of Victoria"）。

据老华侨回忆，雷阿梅在家乡族谱裡的正式名为雷道洪，属雷姓道字辈，他的常用名是阿梅或阿枚，到墨尔本时登记的全名是Louey Ah Mouy，依西人惯例变成姓Ah Mouy名Louey，後来又把Louey改为与其发音相近的西人名Louis。

在劳工契约期满後，雷阿梅转为去淘金，在位于墨尔本东北方约100公里的伊阿（Yea）发现金矿及得到可观的收获。紧接着，他不仅雇用许多华工在维多利亚六个不同地区的金矿开挖，还扩展到遥远的马来亚原居地去开挖锡矿。此外，他还建立了维多利亚第一家碾米厂；做茶叶生意他也是当地首创；他也曾涉足于地产业。当1866年澳洲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成立时，他和前述的刘光明是持股最多的两位华人之一，他俩都是该银行临时委员会的创始董事。

雷阿梅在1855年29岁时和一位16岁的爱尔兰孤儿Mary Ann Rogers（1839-1862）结婚，所生三个子女有两个幼年夭折，妻子在23岁时病故。他在1862年36岁时再婚，新娘也年仅16岁，是出生于广东顺德的Ang Ah Chuck （音译：祝阿莺，1846 - 1916），婚後随夫姓，是生活于墨尔本的第一位中国女子，她先後为他生了八男三女。

由于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且又乐于助人，常为同乡们排难解纷，很快就成为华人社区的领袖人物之一。早在1854年，他始创墨尔本四邑同乡会，並于1866年捐出位于南墨尔本的土地，建造四邑会馆。他同時也是华工中“反清复明”秘密组织“义兴会”（Yee Hing Society）的领袖人物之一。

作为实践互助，保护和重视兄弟义气的义兴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他经常调解和解决维多利亚华人之间的争端。

1879年，他和另两位著名的华人，刘光明和张卓雄，共同撰写和发表了一本『1878-79年在澳华人问题』的小册子，阐述关于限制华人入境的移民法，认为那是违反了中英两国在1860年所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英国领土的对等入境权，可是英国人进入中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提出抗议。

1887年，他又协同墨尔本的其他主要华人领袖，起草一份反对歧视和限制华人入境移民法的请愿书，递交给两位清廷派来探访在澳华人现况的特使，王荣和总兵及候补知府余隽。他积极反对白人对华人的歧视，特别是限制性移民法。

雷阿梅的妻子以70岁高龄早他两年去世，他则在1918年以92岁更高龄去世。他两任妻子所生3+11个子女分别是：（其中4名比他俩早逝）

• Ah Mouy，Alice Mary（1856-1860）

• Ah Mouy，Louie James（1858-1860）

• Ah Mouy，Emily Eunice（1861-1924）

• Ah Mouy，Louis Wing How（1864-1900）

• Ah Mouy，Lonie Kum How（1866-1947）

• Ah Mouy，Ling（1868-1933）

• Ah Mouy，Fon How（1869-1955）

• Ah Mouy，Enah（1873-1964）

• Ah Mouy，Yen Chuck（1876-1900）

• Ah Mouy，Chee How（1877-1927）

• Ah Mouy，Far Luy（1879-?）

• Ah Mouy，King How（1881-1944）

• Ah Mouy，Yuen Ping（1884-1960）

• Ah Mouy，Mee How（1887-1977）

他的子女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及融入到澳洲主流社会中。在他的儿子们中，Lonie Kum How（音译中文名：锦豪）成为了几家大型木材公司的墨尔本代理商，而最小的Mee How（音译中文名：美豪）则是一名杰出建筑师。

张卓雄（Cheong Cheok Hong，1851-1928）原籍是广东四邑北部的台山，因父亲跟随祖父在邻近广州的佛山经商，所以他出生于佛山。由于他的父亲张平南（Cheong Peng-nam，约1830-1890）在1850年代时到新金山淘金，並在1860年时在距离墨尔本东北面184公里的金矿小镇Beechworth的基督教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受洗，同年受聘为该教会在Ballarat（孖辣，在墨尔本西北105公里处）华人宣教团的粤语翻译员，並在教会的协助之下，在1863年成功地把妻儿接到澳洲团聚及永居。12岁的张卓雄就这样跟着母亲和姐妹们到了澳洲，他在Ballarat的学校就学时意识到西人书写姓名的惯例，就把姓名更正为名前姓後，Cheok Hong Cheong，使自身和子孙後代都能传承正确的祖宗姓氏，且是以家乡话发音的Cheong（张）。

1872年，张母Yut Quoy（音译：玉葵，1831-1871）去世一年後，张家搬迁到墨尔本，张父在世交挚友刘光明的帮助之下成为水果商，张卓雄就读于苏格兰学院。1873年，他加入了基督教长老教会，担当该教会华人宣教委员会召集人的助手，可能是担任口译员，並在周日与一位朋友向华人同胞进行宣教之旅。1875年，他考入墨尔本大学，並通过了为华人天主教徒提供培训的短期半工读长老会神学研究课程，一面学习，一面兼任长老会宣教机构的兼职英语老师。後来因为和长老会华人宣教委员会意见相左，他退出了神学研究，投身于家庭生意的经营。

1879年，他和另两位著名的华人，刘光明和雷阿梅，共同撰写和发表了一本『1878-79年在澳华人问题』的小册子，阐述关于限制华人入境的移民法，认为那是违反了中英两国在1860年所签订的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英国领土的对等入境权，可是英国人进入中国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提出抗议。接着他就成为墨尔本中国居民协会的秘书，並担任了多年。 在担任该职务期间，他撰写了大部分有关华人在移民和就业中遭受到反华歧视时的针对性英文材料。

1883年，根据长老教会宣教委员会的要求，他被任命为长老，这样他就可以立即参与处理教会事。 但是，关係很快就变得紧张起来，他可能出于经济原因而短暂地重拾经商生涯。到了1885年，他在受到英国圣公会华人传教团（Anglican Chinese Mission）传教士的咨询之後，被任命为该传教团的督办传教士（Missionary Superintendent）。在组织整个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人传教士的工作之馀，他先後两次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在墨尔本的同一条街上建立了两间宣教堂。他一直担任该职，直至1928年去世为止。

张卓雄同时还是一位反鸦片鬥士，1889年时他和一些白人朋友在维多利亚殖民地发起反鸦片运动，他是华人反鸦片协会的创始人，也是英国反鸦片协会的澳洲通讯委员会成员，他于1892年代表该协会访问了英国，在埃克塞特音乐厅（Exeter Hall）和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议会宴会厅裡，向有影响力的观众介绍了鸦片贩运的情况，引起人们对鸦片毒害的关注。1905年，他又积极发起了第二次反鸦片运动，促使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维州买卖和吸烟鸦片的法令。1918年，他当选为澳洲联邦各州华商为求裁减《移民限制法》而成立的英联邦华人社区代表委员会主席，但所获绩效甚微。

张卓雄同时又是一位地产业者，他在墨尔本内城区和所居住的Croydon拥有许多物业。 1925年，他是在雪梨Castlecrag城区共同进行开发的许多华人投资者之一。1928年6月，他在住所内以77岁高龄安详辞世。他和妻子Yong Choy Ying（音译：杨彩英，1852-1927，在1869年结婚後改称Choy Ying Cheong），共育有九名子女：

• Cheong ，James （1871-1941）

• Cheong ，Joshua （1873-1928）

• Cheong ，Caleb （1876-1947）

• Cheong ，Oi Chan（1878-1978，一出生就夭折）

• Cheong ，Grace Mary （1879-1898）

• Cheong ，Nehemiah（1882-1884）

• Cheong ，Christina（1883-1937）

• Cheong ，Nathaniel（1886-1956）

• Cheong ，Benjamin（1888-1970）

他的长子James Cheong从1904年起是一名著名的神父。

1890年代在墨尔本大学求学 1899-1900在香港教书 1904-1941在各处传教

威廉∙阿杰（William Ah Ket，1876-1936）出生于距离墨尔本东北两百公里的一个小镇Wangaratta，是家裡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上下各有两位姐姐和妹妹。他的父亲Mah Ah Kit（麦亚杰，1835-1896，Mah可能是Mak之误）是广东香山人，1855年从香港启程到澳洲新金山淘金，是成百上千从南澳海岸徒步跋涉到金矿园淘金梦的其中一员，淘金潮过後凭着多年积蓄转为开商店、种植及买卖烟叶，而且，每当华人惹上官司时，他都会出庭兼任通译员。逐渐地，他成为了Wangaratta华人的领导人物，同时也是该社区中受人尊敬的成员。1864年29岁时，他娶裹小脚华女Hing Ung（音译：袁卿，？-1896）为妻，按照西人名前行後的惯例，姓氏成为Ah Kit（阿杰），所生五个孩子因而都姓Ah Kit。

威廉∙阿杰从小学到高中都在Wangaratta的英文学校接受英式教育，家中聘有专任老师教导中文，他的中文名是麦锡祥，保留了原来的姓氏。他是在澳出生的华人中少数精通中英两国语文的人，十多岁就开始和父亲一样，在法庭中充当通译员。1889年13岁那年，他联同14岁的二姐Matilda和两位妹妹Alberta和Ada一起坐火车到邻近新威尔斯的一个南部小镇Gerogery，去探望他们那出嫁给白人後住在那边的大姐Rose，当到了Albury边境检查站时，依照当时的法令，孩子们只须出示在澳洲出生的证件就能通行，但检查人员却刁难说他们是中国人，必须出示入籍证，结果他们被迫中止旅程，返回家中。这次的遭遇加上父亲的期望使他下定决心，长大後要进大学攻读法律，成为一名为华人争取权益及对抗歧视律令的律师。

进大学 当出庭大律师 準备出庭资料

麦锡祥在1893年进入墨尔本大学法律系，毕业後在1898年进入Maddock & Jamieson律所（现为Maddocks）开始实习，1902年获得了“维州最高法院奖”（Supreme Court Judges' Prize），並于1903年获得律师资格。接着师从Sir William McArthur，作为实习出庭大律师，于1904年出师，通过了维州的大律师公会考核，注册成为维州出庭大律师（Barrister），同时也是澳洲第一位华裔出庭大律师，从事民事法律相关业务。他多次挺身而出，替遭受歧视的华人打官司，因而日渐提升他在华人社区的名望。

他是1904年维州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和维州反鸦片联盟的成员，支持国内外华人的现代化和社会改革。作为顾问和公关人员，他极力反对澳洲政府于1904和1907年为了达到把华人赶出与欧洲人竞争的职业而试图通过要求华裔工人必须获得许可证的《工厂法》和《商店法》。 他是1905年在墨尔本举行的首届澳洲华人跨州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积极促进中澳友好互利，当 1906年中澳协会（Sino-Australian Association）成立时，他是联合创始人兼第一任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他作為澳洲华人代表，应孙中山先生之邀，前往北平出席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

1912 年35岁的麦锡祥律师娶25岁的西女Gertrude Victoria Bullock（1887-1968）为妻，育有二子二女，他们的配偶全都是白人。一子是事务律师（solicitor），另一子是医生：

• Ah Ket，William Marc（1914-1962）

• Ah Ket，Stanley Albert Marc（1915-）

• Ah Ket，Geraldine Melaan Marc（麦美兰，1918-）

• Ah Ket，Margrete Toylaan Marc（麦彩兰，1921-2015）

尽管麦锡祥的超强能力和表现得到同侪和各界的普遍赞赏，但他在卅多年职业生涯裡，眼见许多同期和比他年轻的同业们一个接一个地升迁为御用大律师（King's Counsel）、法官、大法官，其中更有Sir Robert Gordon Menzies（1894-1978）不仅当御用大律师，还两度当选为联邦总理。但他依然原地踏步，显然是在白澳政策的阴影笼罩之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无法衝破压在职场上的无形天花板。他在1936年8月在家中去世，享年60岁。在他长达卅多年的讼务成功案例中，常获提及的是下述这一宗：

在一个名为Ingham控告Hie Lee的高等法院案中，Ah Ket代表一名华人洗衣店老板，被控违反《维多利亚1905年工厂和商店法》。 该法令明确歧视了华人，並禁止在製造家具或在任何时间雇用任何华人的工厂或工作室，在下班後工作。华人洗衣店老板被控的原因是1912/5/31晚上9点至10点之间在洗衣店裡被发现有一名华人在熨烫衬衫，这显然违反了下班後的禁令。Ah Ket的法律团队成功地证明，该名男子不是洗衣店的雇员，而是在洗衣店寄宿的一名鱼贩，当晚他只是在熨烫自己的上衣而非在工作。

麦锡祥的女儿Toylaan（音译：彩兰）在1995年7月5日于麦格理大学举行的澳洲中国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及他曾在1913-14年间及1917年曾两次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派驻墨尔本的代理总领事一事，查实当年的总领事分别是黄荣良和曾宗鉴。（请参阅本文文末的增补部分）。

Dr George On Lee（佐治∙安利，1837-1899+）广东四邑人士，在1871年34岁时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Parkes金矿淘金，他英文流利，1874年就入籍，归化为殖民地公民，这使他一方面可以购买土地，另一方面报名竞选下议院（Legislative Assembly）议员，当时极富盛名的华人领袖梅光达反而没有这样的意图，在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刘光明、雷阿梅和张卓雄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当然，他毫无意外地落选了。

George On Lee不止淘金及经商，他还宣称自己是在中国广东的“Kum Been”医学院毕业，曾在“Hoy Yuck Hong”医院和英国伦敦行医十年，並在英文报章上刊登专医各种疑难杂症，且还附有诸多白人患者的感谢函。虽然他用来治病的药方主要是中草药和中成药，但他那Dr On Lee的头衔並没受到质疑，且得到普遍认同，他的病人遍及澳洲各个殖民地。凭着广进的财源，他同时参与慈善事业，在1870年代，他连续捐赠给Goulburn, Yass, Bathurst 和 Sydney等地的医院，他也是中国饥荒基金会的创始成员。

佐治∙安利的精彩人生在1887年达到顶峰。那一年，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基于对海外华人同胞的关怀，奏准清廷派总兵王荣和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到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然後再到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缅甸和新加坡等地。两位使臣都精通英语，虽然带了译员，但粤语及三邑、四邑亚方言能力有限，他刚好权充翻译，陪同走访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等各殖民地的华人华侨。他会同梅光达、刘光明、雷阿梅、张卓雄等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洲当局施行人头税及各殖民地间之过境税等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並望转禀清政府：一是在澳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

王荣和 梅光达 余隽 王荣和 佐治∙安利？ 余隽

可能在看到梅光达获封为清廷驻雪梨总领事的五品顶戴之後，他也效法当年的一些富商，向满清政府捐钱买了一个官衔，藉以在逢年过节时，显摆一下满大人（Mandarine）的威仪。1878年4月，41岁的他娶了一位英国退休水手的女儿、年仅23岁的Louisa Walden（1855-1907）为妻，婚後育有五名子女，其中一人出生仅六个月就夭折了：

• On Lee，Louise（1878-）

• On Lee，Catherine Eleanor（1880-）

• On Lee，Arthur Robert（1883-）

• On Lee，Ernest Walden（1886-1886）

• On Lee，Violet P M（1887-）

1898年3月，英文媒体描述了即将前往中国的Dr. On Lee的 “外交任务” 告别式。在码头旁边有许多华人和非华人群众以及贵宾们参加了送行活动。 与白人的西装相辉映，华人大多穿着唐装，安利和梅光达则穿着清朝朝服和顶戴。梅光达在致欢送辞时提到安利将会在中国到处旅行，以便推广和增进中澳之间的商机和贸易。 结尾时他还说明，安利身上带着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昆士兰、和塔斯马尼亚等殖民地的首长们所準备好的照片、官方信件和旗帜。 在离开前，安利面目严肃、举止端庄地和他的送行好友留下合拍照後相互告别。

梅光达 Dr. On Lee

《广益华报》在1898年3月25号出版的第6页以『荣旋誌喜』为题作如下报导：

盖以锦旋有庆，类多欢悦之情，而祖饯送行，别具缠绵之意。据昨礼拜二日，英三月十五号，下午一点钟，劫行火船（Gibbs Bright & Co. 劫时布孻轮船公司），在雪梨埠，开行往港。是晨九点钟至午候，华洋人等，多就码头。十二点钟後，该船内外，人似雲屯。因本埠有四邑华友，铎打（即Doctor）安利回唐。梅光达兄，亦四邑梓里，循我中朝礼法，头戴五品水晶顶，身穿袍褂，赴船送行。铎打安利，即是叶七秀兄，亦用华人礼服，身披袍褂，头戴蓝顶，在船迎接，所以重其别也。当此之时，报馆访事，到场映相（即拍照），刻于报章之上。该日亦有要邑（即高要）锺松林兄，携带一妻及儿女六人，同船回华，俱搭二台位。竊思松林兄，平生疏财大义，每为梓里所仰重，故买舟还乡之日，类多送别，把袂依依。本埠聘记主人，雷道聘兄，乃香邑（即香山）梓友，亦带贵眷同船回里。查叶七秀兄，年过耳顺，自带华婢回唐，英妻及儿女，现在本埠。查叶七秀兄，锺松林兄，房位相隔，房中光燃电灯，房外陈设大餐长枱，日用器具，各样齐全。是日叶七秀兄回唐，洋人多名，在船中敬设美酒，香饼名茶，以申饯别之情。午膳事毕，各说善言，殷勤揖别。而送行诸君，祝以风平波静，速归万里之舟，事遂心安，大发无疆之福矣。

原来Dr. On Lee的中文姓名是叶七秀。不知怎么会变成名George姓On Lee？有可能安利是他的别名，登记时是Yip On Lee（叶安利），後来改了个西人名，成为George On Lee。令人费解的是，人们被告知他是担负着贸易外交的任务去中国，结果却是一年後从香港传来了他宣告破产的证件，从此下落不明。而他的白人妻子也带着两个女儿Louise和Violet到英国的伦敦定居，可考的文件还显示他的妻子Louisa Walden于1907年在伦敦去世。至于他的子女们的最後去向就不见有所记载。

澳洲的白澳政策已经成功地把早期来澳的华人，一代一代加以漂白，比较知名的如麦世英、梅光达、L J Hooker、刘光明、雷亚梅、张卓雄、叶七秀等家族，有的有着特殊的姓氏，有的已改成西人姓氏，都已成为道地的西人模样的澳洲人。就算有的家族坚持不与白人通婚，可是几代之後，难保中文的读、写、听、说能力逐渐消减，或早或晚，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 人。

陸礼強

2020年10月15日 – 于澳洲雪梨

增补：

有关麦锡祥大律师曾在1913-14年间及1917年曾两次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派驻墨尔本的代理总领事一事，笔者经细心查阅当年在墨尔本出版的《东华报》（The Tung Wah Times）之後，得到了证实。第一次代替在1913年8月初告假归国的黄荣良（见《漫谈澳洲华人-15》），第二次始于1917年9月，在曾宗鉴卸任，但接任的魏子京还未到任的空挡期间。魏子京于同年12月下旬到达。

《东华报》1913年8月9日第七页：

代理总领事通告

美利滨代理澳洲各埠总领事麦锡祥。本年六月六日，接奉外交部歌电开，准麦暂代等因，奉此。本代理总领事，业于八月一日到署接事，相应通告旅澳各埠诸君一体知悉，此告。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一日。

本 洲 新 闻

雪梨中华商务总会恭饯总领事 - 中国驻澳洲总领事黄君子诚（即黄荣良），告假归国，偕其瀛眷绕道雪梨。本埠中华商务总会，于本星期一晚，设宴于会所以饯之。会员赴宴者四十馀人，並有婦女陪宴總領事夫人女公子，合男女与宴者五十馀人。五点馀钟开叙，旨酒佳肴，式饮式食，官民接洽，宾主联欢。酒至数巡，总理叶炳南君主席，起言恭饯黄总领事之大意，並举总领事驻纽丝纶及澳洲任内所办各事，或关于侨民之全体，或关于国际之外交，或关于祖邦之义务，据实演说，称颂其才德之优长，旅纽、旅澳华侨，均甚爱戴等语。叶主席演毕，协理伍时华君，董事叶同贵君、陈柱臣君，会员刘汝兴君、罗闰君，来宾劫顿忌连君，文书幹事陆敦骙君，相继演说，词语甚长，不能尽录，大旨皆赞总领事才德兼优，外交明达，爱国爱民，人咸景仰，伏望其假满复来，整顿外交，保护侨民云云。总商会並赠序文银斝（jiǎ，酒器），以表纪念焉。诸君演毕，总领事起立开言，致谢盛饯，並谦言蒞任以来，无所建设，不能深慰民望，对于商会赠送序文银斝，亦感佩不忘云云。演毕，众情欣悦，鼓掌如雷。宴席既终，且奏乐歌，杂以跳舞，欢情交畅，兴味皆浓，时至夜深，始尽欢散会。

黄荣良告假归国後就不再返回澳洲，次年获另任他职，後来更于1920年升任驻奥地利公使，及1922年任驻国际联盟代表。驻澳总领事的继任者是曾宗鉴（1882-1958），任期是1913年11月至1917年8月。

《东华报》1913年9月20日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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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总领事照会

为照覆事，案查前准 贵总商会函开，叶宽等在珍珠埠被关员医生苛验事，经黄总领事向澳外部交涉。前接外部参赞函覆，此事业经饬查实情如何。兹复接外部函称，据昆士兰省办理人员所称，查验搭客全体之例，已照行十八月之久，不拘何国诸色人等，凡搭三等客位，须全身查验，非为苛待华人而设，实重卫生之道等因。相应将澳外部来函，另缮一份，随文送上。希 贵总商会查照，详释各华侨诸君知悉。须至照覆者。

右 照 覆。

鸟修威雪梨埠中华商务总会总理叶炳南

中华民国二年九月八日 驻美利滨代理澳洲总领事麦锡祥。

《东华报》1914年3月14日第七页：

总 领 事 告 示

中华民国驻美利滨代理澳洲各省总领事官麦，为晓瑜事。照得昨接奉 外交部商字第四五号训令开，前据把东沈倾事呈请提倡华侨学务等因，当经本部函送教育部核办去後。兹准覆函，送到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八条，本部覆核无异，相应令行该总领事遵照。以後关于华侨学务事项，直接与教育部办理可也等因，奉此。窃查二十世纪，乃鬥才竞知之时代，才知开通者，其国富强，才知闭塞者，其国贫弱。且人之能驱使牛马，驯服狮象，以才知，非以力也。人苟欲才知高明，非致力于学务，由末阶进。故西人强迫教育，男女皆入学校，而人才辈出，国家日进于富强。我国财政困乏，强迫教育未行，公立学校无多，是在识时务者，私设学校以救补之。旷观澳洲侨众，热心侨务者，不可多得，间或从事西学，是亦迫于澳政府法令所驱使，而非实心求学也。至于中文更少讲求。从来五洲通儒硕士，未有晓他国文字，而不明祖国之文字者。本代理总领事，有鉴于此，故特出示通谕各侨众知悉，凡有青年子弟，先习中文为本，兼习西文为用，幸勿虚负此宝贵光阴也。古人云：遗金满籯（籯字上从竹）奚如教子一经。人人果能存此心理，何患民智不开，国家不富强哉。切切特示。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东华报》1917年9月29日第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