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澳洲华人-11

採 金 矿 场 规 例

1873年5月14日由Charters-Towers金矿的专员J. G. McDonald 绅士颁佈，由专职英华译员James McHenley所翻译。

晓谕华英人等知悉，今时英国新立规矩，善美俱全，本惠爱为心，以均平为治。诚恐知识者稀，以致争端多事，故将各规例开列于後：

Ｏ规例：取坭皮金，並作咈唠取金，每一人限管地方四十尺四方（即40尺x 40尺）；

Ｏ规例：有水地方，係二人合伴，限管地方一百尺长，五十尺阔；三人合伴，限管地方一百尺长，七十尺阔；四人合伴，限管地方一百尺四方；

Ｏ规例：有水坑底，每一人限管地方三十尺四方；

Ｏ规例：取白石地方，每一人限管四十尺长，三百尺阔；

Ｏ规例：有人开出新坑，係石湖金，官府另赏人情，多畀（= 给）二十个人地方；

Ｏ规例：有人流长槽取金，官府另赏人情，筑塞水塘；

Ｏ规例：取烂坭地方，任从官府定夺长短多寡；

Ｏ规例：做坭口，若係停功（工），限期三日三夜；如若过期，有人争夺，衙门不理；

Ｏ规例：做坭口人等，若遇伙伴有病不能番功（返工 = 上班），祈报官府，出人情纸张挂，方无争夺；

Ｏ规例：做石湖规矩，一人管得二人地方，二人管得四人地方，皆因有伙伴往做中石功夫（做工夫 = 做工作、幹活），不得藉斯争夺；

Ｏ规例：大凡地方有水围的，係人家税地，千祈不可入内锄窟，如有不遵，拿到官府从重究治；

Ｏ规例：唐番人等，须要孻顺纸（License，即执照或许可证）；如无，查出罚银，从重施行，决不轻恕。

J.G. McDonald Esqre的全名是John Graham MacDonald，Esqre是对男士的尊称Esquire的缩写。他是当年在昆士兰殖民地Charters-Towers金矿的专员。金矿专员的职责包括记录某人对矿坑的所有权，裁定有争议矿坑的归属，宣佈新发现，安排所採集黄金的护送，收集税金和统计数据，以及为穷病矿工提供服务等。Charters-Towers是在1871年开始发现金矿，中国矿工早在1870年就已有超过两千人湧向昆士兰先後发现的的诸多金矿，他们有些是来自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各矿区的老练淘金者。

James McHenley来自英国，他在苏格兰大学毕业後，到中国的书院学习了三年粤语及中文的书写，是一位英华语言学家。以三年的学习时间，可以写出这样一篇简洁的文字和工整的毛笔字，确实並不简单。文中也再次出现早在1956年在《唐人新文纸》裡见到的、字典裡找不到的“咈唠”一词，只要经过解释说明，相信当年的华工们都已知道它的含义。我们身在不同时空，只能靠猜或查阅原文去了解。可是，经过在各个州立图书馆的网址裡查找，阅读了几份邻近年份的採金法则和规例，其内容都大同小异，通过几十页长的篇幅，把所有繁複的细节都叙述得十分详尽。所以，显然这中文译本並不是逐句翻译，而是摘要地浓缩成简短的一页告示。究竟“咈唠”一词是和哪一个英文字对应？从裡面找不到。不过，通过淘金和水流的关係去想，咈唠的粤语发音和英语的flow（流动、流量）或flume（水槽）相近，可能就是由其中之一而来。可是，难以确定，因为在金矿规例中经常出现的相关词彙却是water race（引水槽）。其实当年的华人淘金客，大多数都是贫困的农民，多数目不识丁，根本就看不懂这篇告示。他们在抵步时，都会加入诸如“四邑同乡会”、“洪门会”之类的组织，定期缴交小额会费，就能得到翻译、传达相关信息、代写家书等服务。

虽然有众多被卖猪仔的华工在几个月漫长的航海行程中，因承受不了恶劣环境的折磨而病死于途中，葬身大海。可是，又经不起幸运者不断地把黄金寄回家乡、发家致富的引诱。所以，当1851年澳洲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出後，在淘金热的1851-1875年的高峰期间，共有五万多华人淘金客络绎不绝地到达澳洲来寻梦，其中尤以1873年湧往昆士兰的为多；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的四邑地区（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其中有极小部分是变卖家产後购买船票，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到达；有一部分是把田地抵押给富有的钱庄老板或放债人，借钱买船票，等到澳洲挣够了钱，就偿还债款；其馀的大多数没能力借钱的贫农，就以赊单方式（Credit Ticket System，即赊欠船票制），由俗称猪仔馆的招工代理人垫付，连本带利，在澳洲以工资抵还，期间受控于债权人，债权人有转卖权，直到还清为止，这是一种剥削，他们的工资仅约白人工资的一半或更低。一旦还清债务，以赊单方式到来的猪仔就能自由行动，自主去继续淘金或以其他经营方式去发财致富。那些去淘金的白天淘金沙，晚上种菜，十分吃苦耐劳。幸运者可以荣归故里、娶妻生子，或娶白人为妻，归化澳洲；不幸者只好饮恨埋骨他乡，等待日後具有善心的乡亲们为他们把遗骨迁运回故里安葬。

华人先民之到澳洲，並不是始于淘金者，清朝自康熙23年（1684年）收复南明郑成功後裔治下的台湾後就解除海禁，人口激增而耕地严重不足的广东和福建沿海居民纷纷出海远赴南洋一带谋生，其中也有少数到达澳洲，且根据澳洲国立图书馆的资料显示，在1848年以前移民到澳洲雪梨的华人共有18人，其中最先抵达的是1796年出生于广东的麦世英（Mak Sai Ying），他在定居後的英文化名字是John Shying。

再加上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1808年宣布禁止在英国属土贩卖奴隶，在1829年併吞在荷兰名下的西澳洲为殖民地，並把西澳定为新的囚犯输送地，这使得正在开发中的澳洲东岸出现劳动力紧缺，而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和幹满七年劳役後得回自由身的早期囚犯们都大多不愿接受这些苦差。这时，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华人零星来到澳洲做劳工，他们可能是个别的契约工，大部分在农场做帮手或在家庭做佣人，挣到可观数量的金钱後就衣锦还乡，只有极为少数的人留下並娶妻生子，归化为澳洲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大都成为淘金潮时期的矿场翻译员或各类商业行号的东主。

据1848年10月3日出版的《悉尼先驱晨报》记载，第一批121名华工在前一天抵达雪梨港，然後分散到各处从事放牧和垦殖，他们都是契约工（Indentured Labourer，又称Contract Labourer），这是和赊单方式略为不同的另一种卖猪仔方式，工期为5年，每年6磅，包船票、口粮和工作服，但没提及回程船票（资料显示，麦世英曾在名叫约翰·布拉克斯兰（John Blaxland）的建筑商手下担任过木匠，周薪两英镑）。这样的契约工每年都大量湧入，一直持续到1853年，船隻的出发点有厦门、香港和新加坡三处。两种类型的卖猪仔，契约工所受到的待遇与稍後到来的赊欠船票工的淘金客们相比，同样是被剥削，虽然不会突然发财，但生活安定，他们大部分在农场做帮手或在家庭做佣人，工作期满後带回国的积蓄，总比待在国内高得多，就好像近代从菲律宾出国的菲佣一样。而且期满後也可以留下来，以自由之身去参加淘金或从事其他行业挣更多的钱寄回家乡，学懂英语的也所以到各採金矿场去应聘当翻译来填补当年十分欠缺的高薪翻译职务。

以下是一位名叫郭品的厦门人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被卖猪仔到亚实低黎惹（Australia）当契约劳工时所签下的一纸“甘愿字”：

在当年画家笔下的素描，反映出John Alloo所开设的中餐馆门外，人来人往，有商人在马背上做买卖，有小贩挑着扁担沿街叫卖，有食客上门光顾，有穷人坐在门前乞讨，各色人等，不一而足，还有小狗在街上追逐。中餐馆的英文招牌John Alloo’s Chinese Restaurant写在墙面的最上端，底下还附着汤随时準备好（Soups Always Ready）的字样，门前高高挂着一盏供夜间照明的灯，就算日间也可作为引人注目的标志。

这家澳洲第一间记录在案的中餐馆所经营的其实不是中餐，而是由中国人主理，面向白人淘金客的西餐。它的菜单裡有李子布丁，果酱，烤和煮的牛肉，以及各种蔬菜等；同时也少不了西人所喜爱的啤酒和烈酒。

这门庭若市的餐馆扩展了John Alloo的知名度，以致被任命为首任华工保护官William Henry Foster的翻译员。他娶了一位苏格兰妻子叫Margaret Peacock，並在1868年带着妻儿移居纽西兰刚发现金矿的奥塔哥（Otago），成为纽西兰第一位华人警员兼翻译员。他的妻子和九名儿女中的三位女儿都曾在1890年代纽西兰为争取成年女性投票权的请愿书（Women’s Suffrage Petition）上签名参与，结果使纽西兰的成年女性在1893年取得了投票权。澳洲成年女性则于稍後的1901年同时取得投票权及参选权。

下图是John Alloo’s中餐馆内部，在画家笔下所显示的座无虚席的生动景象：

淘金潮延至1857年时，澳洲的华工已经达到4万人，他们大多在矿场工作。从1857年10月16日起，携带黄金在雪梨港离境必须呈报和缴税；而从1873年起，在昆士兰离境则不再须要缴税，使後期的华工大多选择在昆士兰的库克港（Cooktown）登岸。华人淘金者在矿场上很成功，他们把淘到的金只卖出足够日常开支的小部分，把其馀的都藏起来，通过华人间的管道寄回家乡，再加上语言文化的不同和异样的装扮， 引起白人淘金者的反感，导致在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初发生了多起暴力排华的流血事件，许多华工因而逃离了矿区。维州和新州也相继通过了严厉的排华法案，1888年起，不再接受新的华人淘金客入境。因此淘金潮结束後，大部分华人都返乡做生意娶妻生子了，少部分留下的主要从事做家具、开家具店、做菜农、卖蔬果，或继续矿工生涯，到其他地区如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开採金矿和锡矿。

在澳洲所发生的多起排华流血事件，书面上的死亡人数只在个位或十位数之间，和发生在1740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今之印尼雅加达）曾屠杀华人一万多人的事件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随着1901年澳洲联邦的成立和白澳政策的颁佈，华人移民的希望被中止了，许多人都选择离开，其中包括一位知名的华商谭智记。直到1973年，工党籍总理宣佈解除白澳政策後，华人移民才再次移入，据每五年一度的最新2016年人口普查（CENSUS）结果，华人有130多万，佔总人口2,340万的5.6%，其中以雪梨都会区的华人最为密集，佔10.8%。

谭智记（Tam Gee Kee，1841-1910）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草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一次和客家人的械鬥事件中被杀，他隻身逃离，到香港找到在那裡工作的三位兄长，在码头工作了近十年，四兄弟存足两人的船费後，他和一位兄长便乘船前往澳洲，在1869年28岁时在北昆士兰的库克镇（Cooktown）登陆，在前往金矿的途中逃过鳄鱼和土著的袭击後，和在船上结交的好友，赌番摊巧手何临盛（Ho Lum Sing，後来改为Gorge Sing）到邻近的梅镇（Maytown）合作经商，店名就叫Gee Kee Store。由这店名可知他本名谭智，因广东人开店时最简便的命名法是在名後面加上一个记字，智记被英译为Gee Kee，成名後人们误以为他的全名是Tam Gee Kee，依洋人名前姓後的惯例，Gee Kee就成为他的英文姓。他们的店铺除了供应矿工们所必须的工具和日常用品之外，还在後面兼营赌档和鸦片烟局，颇受矿工欢迎且迅速致富。他用赚来的钱拯救了一些清贫如洗的淘金者，替他们还清债务，从雇主手中赎回卖身契，还出钱参股让他们创办属于自己的商铺。这样一来，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就越发水涨船高。

智记店铺的隔壁住着另一位富有的华商James Ah Fun，他把妻子从中国接来时，也把妻子的随身小丫鬟一并带来。这妇人十分凶恶，经常把小丫鬟绑在後院的树上加以折磨。众人看到後都希望谭智记能给予解救，谭智记和Ah Fun商量买下这个女孩却遭到了拒绝，他就邀请Ah Fun到他的赌场，酒局之後，Ah Fun被诱骗进入一场以该女孩为赌注的赌番摊遊戏，结果在50多人的见证之下输了。这女孩名叫洪芬（Hung Fann，1866-1917），自幼因家贫而卖身为婢，当年16岁，重获自由後在智记店铺裡工作了一年多後，在一场约有两百名华、洋宾客出席的隆重的中式婚礼之後成为了谭太太，新娘17岁，新郎42岁。这场婚礼的全过程连当年的洋人报纸都有加以报导。

某一天夜裡，有矿工在智记店铺的赌场指责谭出老千，召集了一群人拿着火把赶来，把智记店铺点燃，一瞬间就夷为平地。谭和他的家人就逃到凯恩斯（Cairns）另起炉灶。

谭智记夫妇俩共育有六男三女，依次是Patrick Gee Kee（1885-1956）、Willy Gee Kee（1886-1943）、Henry Gee Kee（1888-1956）、Jack Gee Kee（1890-1957）、Ellen Gee Kee（1892-1933）、Charles Gee Kee（1893-1903）、Albert Gee Kee（1898-1962）、May Maud Gee Kee（1900-1984）、Lily Gee Kee（1904-1995）。1903年的某一天，15岁的Henry和10岁的Charles在凯恩斯码头玩耍时，一群白人孩子走过来开始戏弄他们， Charles的帽子被丢到水裡，他情急之下跳下去捡，但由于不识水性而被溺亡。Henry眼见挚爱的弟弟死去而束手无策，导致其馀生经常会神志不清。

在种族歧视和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施行之下，谭智记既无权购买土地，也不获批准他的入籍申请，再加上丧子之痛，便毅然决定，不如归去！在1906年5月，他带领着全家，回到家乡终老。在启程之前几天，还特地拍下了上面那张全家福。

1910年，谭智记在临终前让儿女们在他的病榻前许下 “中国是我们的家，永远都不再回到澳洲”的诺言。可是，在澳洲的生活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们，回国後无法融入那格格不入的腐旧社会。当他们的母亲在1917年去世後，凭着早在离开澳洲之前就準备好的“回头纸”，即CEDT（Certificate Exempting From Dictation Test），全都陆续回到了久违的、在澳洲昆士兰州的家。下图是May Maud Gee Kee的“回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