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澳洲华人-01

继1848年在美国的加州发现金矿之後，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雪梨以西约200公里处的巴瑟斯特（Bathurst）也在1851年发现了金矿，紧接着，维多利亚州（Victoria）墨尔本西北约100多公里的巴拉瑞特（Ballarat）、本迪戈（Bendigo）等多处相继发现金矿，吸引了国内及国外的广大淘金客，当然也少不了富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根据澳洲史料记载，1850年时，墨尔本人口约为二万五千人，而1855年却有超过一万一千华人迁入，而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他们多数来自广东的四邑（新會、台山、開平、恩平）和澳门及香山（中山）。由于华人的勤快和刻苦耐劳，收获较多，使欧洲移民心怀妒忌而把他们视为黃禍（Yellow Peril），以致驱赶和杀害华人金矿矿工的暴乱事件时有发生。澳洲殖民政府在有偏颇的平息动乱之馀，推出了一系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及徵收高额的华人入境税，用以减低华人的移入数量。

在1860年代的某一时间点，全澳洲约有四万华人，其中女性只有九千人。在两性人数极大差距之下，视乎自身的经济能力与喜好，有的选择与当地华人或欧裔女子结婚；有的回乡娶妻，逗留一段时日後又隻身回到澳洲继续谋生，有了足够积蓄後又再次回乡短叙；有的独身客死异乡。

到1897年，所有澳洲殖民地不再接受中国移民，但已定居者不被驱赶及保持与白人同样的权利，可是一旦离开就必须申请“回头纸”。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只许白人移民流入，在此情况下，许多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相继出台，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压，选择离开了澳洲。

淘金潮过後留在澳洲的华人，有的务农，有的营商。其中广为人知且津津乐道的是先後到上海创办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他们都是来自广东香山县（今之中山）。

先施公司的创办者马应彪（1864-1944年）于1881年从香山到雪梨谋生，从菜园工到菜园主，然後开果栏，即蔬果批发店，先後创办永生、永泰、生泰三家果栏，合称“生安泰联营”，称霸香蕉市场。1882年从澳洲回国，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在省澳轮渡中，以唱圣诗传教为名，宣传革命，唤起民众。辛亥革命後，曾任广东都督府庶务长，财政厅总参议，中山模範县训政委员兼财务组主任。1894年辞官到香港，经营出入口及侨汇的生意。稍有积蓄後，于1900年与数名澳洲华人合资，创办香港首间华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先施这个中文名源自英语Sincere的粤语音译），首创商品标价出售、聘用女售货员的先例，初始时因无人应聘，由其妻霍庆棠出任首位女售货员。後来霍夫人更成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创办人之一。1912年先施在广州设立分行，成为当时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1914年到上海考察、选址，1915年以高价向英商雷士德（Lester）租下上海南京路与浙江路口西北角的地皮及动工营建，1917年，规模与总店相当的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分店落成及开始营业。此外，先施公司的分公司还遍及广西南宁、澳门、新加波、越南堤岸等处。马应彪从商之馀，还捐款救济灾民、任筹赈会主任、又任广州红十字会主席、创办医院并任主席、倡办私塾、女学校、幼儿园、修筑街道、又捐资广州岭南大学并兼任校董等等，造福桑梓。1944年7月，马应彪以83岁高龄在香港去世，並获後世的人们尊称为中国百货业之父。

永安公司的创办者郭乐（1874-1956年）是郭家六兄弟中的老二，于1892年从香山到墨尔本去投靠大哥郭炳辉，见大哥为一家财主当帮工，收入仅能糊口，他不愿拖累大哥，便单枪匹马到雪梨谋生，从菜园工做起，後经堂兄郭标介绍，到由郭标和马应彪合开的永生果栏工作，成为该果栏的骨干，稍有积蓄。1897年，他邀集几位同乡，合资买下一间因经营不善，屡屡亏损的“永生栈”果栏，更名“永安”，大家推举他任经理。由于他经营得法，果栏除了批发之外，也做零售业务，兼营土特产杂货，商品不仅供应当地居民，而且也满足华人的需求，使营业额和利润直线上升。他便适时召开股东会议，通过扩大营业範围，在市内增设三家分店，並把他的兄弟们请到雪梨，协助操持业务。可是这时才知他在墨尔本的大哥，早已在劳累中离世，在檀香山的三弟郭泉（1875-1966年）、在家乡的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1885—1976年）都赶来接力。郭乐把业务交由三弟郭泉代管，亲自到当时的香蕉货源地斐济去考察，与香蕉园主们谈生意，签订了包销合同，直接从产地入货，排除了中介商的操纵，及保证了质量和销售量，再次增高了利润。接着，永安公司又增办侨汇业务，代为赚到钱的华人往家乡汇款，或就地存款，使永安的资金日益增多。1903年，郭乐又跨前一步，与雪梨的永生、泰生两家果栏联合，在斐济开设生安泰公司，出任总经理，开辟七个大香蕉园，並自备小货轮，统筹种植和运输的业务。郭乐在发展业务之馀，不时到雪梨的英人大型百货公司安东尼·荷顿（ANTHONY HORDERN）考察，其旧址即在今之世界广场（WORLD SQUARE）。1907年，在郭泉受委托到香港考察及报告之後，永安公司股东们集资到香港创办永安百貨公司，由郭泉出任经理。经过两年的经营，销售额不断扩大，郭乐在亲自视察之後，决定扩大规模，把雪梨的永安果栏交由四弟郭顺掌管，将香港永安百貨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向澳洲和香港华人招股集资，然後联同永安果栏原班股东一起，到香港一展身手，仍由郭泉为总经理，郭乐任董事长，把永安百貨公司升格为环球百貨公司，经销世界各地的商品和国产物品，並逐渐形成一个拥有百货、货仓、银号、酒店、保险多家联号的永安财团。1915年，郭泉、郭葵到上海考察、选址，1916年郭乐先向在澳洲及香港的同乡招股集资，然後向犹太裔富商哈同高价租下一块地皮，就在先施百货公司对面，租期30年，期满後需连同上盖和土地一并归还，1918年9月，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大厦建成及开业。因董事会内定的总经理人选郭葵，在大厦兴建期间病故，总经理一职暂由公司高級职员杨辉庭担任，同时培养第二代接班人，人选是郭琳爽（1896-1974年），是郭泉的长子，正在国内岭南大学学习经营管理，即将毕业。郭琳爽毕业後，先赴英、美、日、德等国进行考察、观摩，然後由郭乐介绍到香港一家小百货公司去当一名见习助理，一年见习期满後，才到上海永安百货当副总经理，总经理杨辉庭退居二线，让郭琳爽尽量发挥。1933年，郭琳爽在永安公司老楼东侧扩建了19层高的永安新厦，加设遊乐场及餐厅，並在第四层凌空架起两座封闭式天桥，与永安公司相连，使营业额远超先施百货，成为上海百货行业的老大。1946年，郭家由郭泉出面，以一百多万美元向哈同洋行赎回永安公司产权。郭琳爽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以78岁高龄病逝于上海。郭乐则于1939年中日战争期间离开上海，代表中国参加金门博览会，並在美国定居，主持三藩市和纽约市两地的永安公司业务，但仍与国内企业保持联系，直至1956年，以82岁高龄病逝于美国。至于郭泉则于1966年，以91岁高龄在香港逝世。

郭氏家族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十分关心，早在1945年，郭顺就倡议并集资50万港元为家乡竹秀园村修建景春水库、街道和下水道；新中国成立後，郭棣活（1904-1986年）、郭琳爽捐助家乡建设电动排灌站，以及中山市华侨中学、竹秀园小学的办学经费，1981年，郭乐之孙郭志安义捐助家乡兴建一痤郭乐楼，用于办工厂和福利事业，八十年代之後，郭琳爽排行第九的儿子郭志楷则多次返回上海投資設厂，当他来到淮海路上他父亲生前居住的花园洋房，缅怀其父母养育之恩之馀，決定拆掉旧屋，重建成一座25层高、可作商贸和居住两用的高级公寓，取名为“启华”大厦，是在父母郭启棠（郭琳爽的别名）、杜汉华两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寄托了对双亲的思念。

新新公司的创办者是香山人李敏周（1881-1935年）、刘锡基（生卒年不详）和黄焕南 （1856-1936年）。黄焕南早年在澳洲谋生，1913年被马应彪聘为广州先施公司司理（即经理），1917年任上海先施公司董事兼首任司理，1922年升任监督，在先施公司任职20多年，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香港国民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等单位的董事职务。对于新新公司，黄焕南只参股而不参与经营。刘锡基也在澳洲谋生，後转先施公司任职，後来接替黄焕南为上海先施公司第二任司理，自立门户後，担任新新公司经理，但终因积劳成疾，不久病逝，由李敏周接任经理。李敏周18岁时到澳洲昆士兰州当农场小工，不久後经营小百货和地产业取得了成功，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金，1923年，与同乡刘锡基和黄焕南集资合伙，並向澳洲华人招股，在上海南京路、广西路和贵州路之间建筑新新公司，取其“日新又新”之意。1926年公司落成开业，首创夏季冷气开放，並设有新都饭店大厅，和自行装备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四周用玻璃隔断，成为当时一大奇观。1935年1月，正当新新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之时，李敏周突遭枪击身亡，董事会在惨案後决定，李敏周二兄的次子李泽由原任副经理升为总经理。李敏周的长子李承基当时只有19岁，尚在学校肄业。1940年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一毕业，就接任总经理之职，一直到1949年，转至香港另谋发展。1957年，移民澳洲。

在1934年3月出版的 《渡溪月报》第49期中，刊登了题为《邑人李敏周在沪为凶狙击毙命》的消息，文章称：“石岐南区西边街李敏周，乃归国华侨也，富有资财，在港创办昭信公司，继又集股在沪创办新新百货公司。前年新新公司，因中山与四邑两派股东，争为司理，公司几濒倒闭，厥後各股东以李为创办人，且富经验，乃举之为总司理，该公司乃得如常营业，现且蒸蒸日上，股票增值。不料昨据上海电讯，李忽于一日晚，在该公司附设之新新旅社，被凶徒枪击毙命。”

《渡溪月报》分别刊登了长篇通讯《李敏周在沪突遭暗杀又一访问》、《邑人李敏周在沪被刺毙命补详》，对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原来，“刺杀李敏周的是新新公司总司阍（看门人头目）周占元，天津人。他是新新公司前总经理刘锡基在先施公司工作时雇佣的，後来刘锡基创办了新新公司，他也跟了过来。周占元嗜酒，性情暴躁，曾因值班时喝得酩酊大醉等原因，被记大过三次，按规定应当革职，但李敏周念其服务多年，允许他留职查看，以观後效。1934年1月19日，周占元在商场下班後忘记将大门锁上。李敏周知道後，于2月1日下午4时将他叫到总办事处，宣佈将他革职。周占元当时并无异言，待李敏周离开前往房间休息後，他却悄悄尾随在後，趁李敏周脱衣準备入浴之际，冲进房间，对他连开两枪，子弹自左前胸入，後背出。周占元见目的已达，才连忙夺门而出。而身受重伤的李敏周则强忍剧痛，边呼救边踉跄退入305号房间。侍役见状急忙叫救护车将他送到附近仁济医院救治，终因击中要害，到7时45分便气绝身亡，时年54岁，这时离他创办新 新公司仅仅过去了10个年头。”

大新公司的创办者蔡昌（1877-1953年），他的哥哥蔡兴早年从香山随乡亲到雪梨谋生，後来与马应彪等合股在雪梨开设永生水果栏，就把14岁的他接到永生水果栏当帮工。1900年，马应彪与澳洲华人合伙，其中包含蔡兴，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公司，生意相当不错，于是他也就到香港去当先施百货公司的一名员工，由于胞兄是合股人的关系，他的职务和薪俸都比较优厚，因而逐渐学习到一些先进的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在多年的资金积累之後，他与人合资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小型百货商店，开始了自己经商的生涯。1912年，蔡昌在胞兄蔡兴的协助之下，得到许多归国华侨的投资，在先施、永安等老店附近，创办香港大新百货公司，英文名“The Sun”，由蔡昌任经理。大新百货公司讲究商品质量，不销残副次品，保证货真价实，价格划一不二，以致信誉日著，营业兴盛。1916年，设分行于广州城内惠爱中路，不久後又在广州西堤建造规模宏大的南方大厦，8层巍峨高楼，为当时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1934年，蔡昌在上海的南京路、西藏路、劳合路交汇买下地皮，建造上海大新公司。1936年，10层楼高的上海大新百货公司落成及开张。蔡昌自任主席董事暨总监督，其弟蔡慧民任经理、子蔡乃诚任副经理。公司从美国沃的斯（VERDES）公司购得自动电气扶梯两座，分别从底层到二楼及二楼到三楼，每分钟行速达90英尺，每小时可供4000人上下，顾客购物可免上下楼梯拥挤之虑，在当时是远东首家使用，因此引起市民好奇，皆以能捷足一试为快。除百货商场外，新厦四楼辟为画厅、展览室及总办公室；五楼设大新舞厅及大新五楼酒家，聘请名厨，供应中西酒菜宴筵；六楼至十楼为大新遊乐场，内辟电影场、各种遊乐剧场及屋顶花园，每天可容纳顾客两万人次。新公司济身于上海四大华商环球百货公司之列，且後来居上，营业额逐步超过比邻的先施及新新公司。1947年蔡昌携家定居香港，上海大新公司则委托代理人管理，制定多销货少进货的消极方针，逐步将上海资金抽向香港。1953年夏，蔡昌以76岁高龄在香港病逝。

中国驻澳领事

为了保护旅外侨民，满清政府开始于光绪元年（1875年）8月派兵部侍郎郭嵩焘（1818-1891年）、光禄寺少卿刘锡鸿（？-1891年）为驻英国公使、副公使；12月派刑部郎中陈兰斌、三品衔同知容闳（1828-1912年）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副公使。接着，于1876年9月又任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翰林院庶吉士何如璋为驻日本公使、副公使。1877年4月任命光禄寺少卿刘锡鸿为驻德国公使。1978年2月任命郭嵩焘任驻法国公使；6月，又任命直隶总督崇厚（1826-1893年）为驻俄罗斯公使。

由于澳洲当年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没任命公使之需，直到1901年独立建国後，又只是英联邦之一员，清廷一直延到光绪34年（1908年）才在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设置总领事馆，第一任驻澳总领事梁澜勋（1880-？），广东三水人，在任仅年馀。第二任为唐恩桐（1860-1912年），广东香山人，在任也仅年馀。不过，在有总领事之前，却有权宜之法，即在华人较为集中的城镇，物色一位有名望的华商，委以领事之职责，节省不少库房经费。目前在档案资料中能查找到的就地委任领事只有两人：

梅光达（Mei Quong Tart，1850-1903年），祖籍广东台山，父亲梅扩远是一名传统工艺技术工匠，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咸丰九年（1859年），年仅9岁的他就告别了父母，跟着叔父到澳洲谋生，叔父到新南威尔士州堪培拉附近的布莱顿镇金矿场（Braidwood goldfields）当矿工，並把他带到该矿区英格兰人汤玛士·福斯特（Thomas Forsyth）的杂货店当杂工。他利用业馀时间自学地质学知识，希望日後能採矿致富。他的勤恳忠诚、聪明好学引起了常来杂货店的英格兰人爱丽丝·辛普森（Alice Simpson）夫人的喜爱，在徵得经营金矿的丈夫同意後，梅光达被辛普森夫妇收为养子，开始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並且信了基督教。他担任翻译，协助养父与200多位广东籍和欧洲裔矿工相互沟通，经常为华工解决各种困难，成为矿工们的好朋友。1868年18岁时养父母全家搬到雪梨安享晚年，由他接手经营矿区，他並于1871年21岁时取得了澳洲籍。1877年养父罗勃·辛普森（Robert Simpson）去世後，他的养母和她的儿孙们搬迁到澳洲北部开始新的生活。

从1880年开始，澳洲各殖民地协调对付华侨的行动，把1855年的旧规定“由中国抵达墨尔本的船隻每10吨只能运载1名华工，并由船主为每名华工交纳10镑入境税。”的吨位由10吨提高到50吨，入境税也由10镑提高到50镑，华人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梅光达结束了矿区的经营，在1881年回中国省亲，且拒绝了父母在家乡成亲的要求。

1882年梅光达迁移到雪梨，开设进口商行和百货公司，从事以丝绸和茶叶为主的中澳贸易，同时又开设了中国茶楼、酒楼，传播中国饮食文化，大批遊客和澳洲社会名流纷纷慕名而至，争相品茗。在生意兴隆的情况之下，他积极从事向学校、教会、慈善机构捐款等公益活动。1883年，贝尔司城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 at Bell's Creek）鉴于他的声望和他对当地慈善事业的热心捐助，任命他为该校的董事，成为澳洲历史上出任此职的首位华人。不久，他又应聘出任新南威尔士州调查会委员，调查有关鸦片的入口和危害，这是华人在澳洲政务上受重视的开端。1884年，梅光达认识了在他捐建的学校裡教书的女教师玛格丽特·史嘉烈小姐（Margaret Scarlett，1865-1916年），进而相恋。1886年，36岁的他向21岁的她求婚，在女方家长的反对声中结为伉俪。

1887年5月，清廷派总兵王荣和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到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梅光达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当局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并望转禀清政府：一是在澳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8月间王、余二人回国报告和举荐，同年11月16日，清廷赏给梅光达五品军功衔，并赏戴蓝翎，任命他为大清驻雪梨总领事。1897年，清廷再次嘉奖梅光达，赏赐他四品军功牌，还赏赐光达的祖父瑞暇、父亲扩远以“奉政大夫”衔，祖母伍氏、母亲谭氏以“宜 人”衔。

1902年6月19日，梅光达正在雪梨的维多利亚皇后大厦（QVB）办公时，突然被一名叫非力．杜根（Philip Dugan）的暴徒用铁棒猛击颈部，昏倒在地，经医院竭力抢救後，才脱离了危险。1903年7月26日，终因旧患引发的胸膜炎医治无效，在雪梨病逝，享年53岁．遗下一妻、二子、四女，幼子当时才只四个月大。

梅光达的英文全名是Mei Quong Tart，是按照广东台山方言的发音而来，本是姓前名後，由于英语惯例是名前姓後，所以澳洲人把Tart当作他的姓，Mei Quong当作名，简称Quong Tart。他的妻子婚後从夫姓，名叫Margaret Tart。他们的儿女：

1. Tart, Ann Alice Vine (1887 – 1946年) 或 Vine Tart

2. Tart, Henrietta ('Ettie') (1890 – 1942年) 或 Ettie Tart

3. Tart, Arthur Malcolm (1892 – 1927年) 或 Arthur Tart（长子）

4. Tart, Maggie (1897 – 1917年) 或 Maggie Tart

5. Tart, Florence (1898 - ？) 或 Florence Tart

6. Tart, George Henry Bruce (1903 – 1946年) 或 Bruce Tart（幼子）。

2003年，在梅光达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梅光达的孙子伊恩（Ian Tart，是Bruce Tart之子）说祖父去世时父亲只有四个多月大，所以他对祖父並没有任何印象，不过由于外界对祖父的纪念和赞誉，倒使他深刻地了解了祖父的生平。1992年出道，2001年开始成名的澳洲演员塔特（Josh Tart，1975-）是Ian Tart的儿子，他在14岁时将名字从Josh Tart改为Josh Quong Tart，来纪念自己的华人血脉，虽然他的外貌已失去了华人的影子，而且也不会讲华语，更不了解自己本该姓Mei， 而不姓Quong Tart。

Chen Ki Chong，中文姓名不见记载，是二十世纪初年，清廷在澳洲昆士兰州库克镇（Cooktown）任命的中国领事，生卒年不详，名字中的Ki可能是基、纪、寄、己等；Chong可能是中、忠、锺、仲、众等；而Chen看似是陈，但清末民初时陈的拼法是Ch’en, 甄的拼法才是Chen。但没有史料的依据，实在很难还原他的真实中文姓名。澳洲的档案中，现仅存放着他在1907年时留下的几张照片，此外别无其它有关记载：

档案中没留下Chen Ki Chong的妻子和两名儿女的姓名，只留下右图一位女儿的全名是Annie Chen Ki Chong，即以父亲的全名作为姓氏。名字西化，服装西化，学习西化，长大後一旦嫁与西人随夫姓，几代之後了无华人痕迹。活在白澳政策的阴影之下，为了使子孙免受歧视，许多华人与西女结婚後改随妻姓，情况也相同。

从以上两位华商中国领事的事迹，可以看出：不管他们的配偶是西人或华人，假如在澳洲出生的後代不识中国语文和文化的话，将会被彻底地同化。当年雪梨只有长老会的周容威牧师开设英文学习班，教授蕉农们英文和西方知识，同时传播基督教，例如其後先施公司的创办人马应标就是由那而来的基督徒。所以，华人先辈们就想到了兴办华文学校。1909年，雪梨华人组织“宪政会”始创华文蒙养学堂，聘请康有为的学生陆敦骙、陆乃翔（广东鹤山人）为教师，陆敦骙老师曾任教于印尼爪哇的中华学校多年，1905年任新加坡养正学校首任校长，他于1910年初才到达雪梨，第一学年招了20多名学生，年龄介乎6到15岁，以儒家教育方式来教授，並透过中国领事向中国注册登记，确保授课内容大纲能使学童在未来可以回到国内升学。这学年裡年龄最小的郭棣活，是郭葵之子，郭琳爽的堂弟，岭南大学毕业後，郭乐把他送到美国麻省紐毕弗学院留学，專攻纺织工程，1927年毕业，考試名列全院第一。後来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第二代经营者之一，主理永安五间大纱厂。墨尔本的汉文学校赶在1909年开课，是一所夜校，教师是《警东新报》的编辑们，上课时间是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到八点，及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学生人数並不多。宣扬儒家思想的华文蒙养学堂，惹恼了周容威牧师，他于1913年在雪梨设立光华教会学校，聘请两位广东教师赵国俊和伍洪培来担任教职，同时担任支持共和革命的《民国报》的主笔，反对儒家教育。

在众多的澳籍中、英混血儿中，近年来最广为人知的是Billy Sing（沈比利，1886-1943年），他的事迹首先出现于2008年的一部传记《Gallipoli Sniper: The life of Billy Sing》（加里波利狙击手：沈比利的一生），然後在2010年被拍成一部电视片集“The Legend of Billy Sing”（沈比利的传奇），可是却由白人来饰演他们父子俩，引起了澳洲华人的抨击，指责该片集偏离民族历史，让人了解一战英雄Billy Sing是华英混血儿。

沈比利本名William Edward Sing，因西人喜欢把William简称为Billy或Bill，例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本名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简称Bill Clinton，所以就简称为Billy Sing。沈比利1886年出生于昆士兰州中部的一个採矿小镇克勒蒙特（Clermont），他的父亲是菜农John Sing（沈专，1842-1921年），祖籍上海，母亲是Mary Anne Sing（沈玛丽，1857-？，婚前姓Pugh），祖籍英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後，沈比利参军，随澳纽军团（ANZAC）到欧洲，参与英法联盟的登陆加里波利半岛战役，1915年4月25日夜裡，在英军舰队炮火的掩护之下，澳纽军团强行抢滩登陆，由于大多数士兵没有接受过夜间登陆训练，再加上对半岛地形一无所知，偏离了登陆目标，结果死伤惨重。在巩固好滩头阵地之後，与土耳其军对峙，双方都出动狙击手，先由一人用望远镜搜索，然後把方位告知另一人，射杀对方被发现的士兵。沈比利的狙杀记录，经证实的为150名土耳其官兵，其中包括在德国受训的土耳其头号狙击手阿补杜（Abdul，他为了要消灭沈比利和不暴露自己而只针对沈比利一人，免除了许多澳纽同袍被狙击的危险，结果反被沈比利棋先一着除去），假如再加上未经证实的则为201名，甚至也有人认为是超过300名。但无论如何，世界大战结束之後，他被证实是射杀记录最高的狙击手。加里波利战役一直拖至1916年1月以失败告终，澳洲兵共有八千多阵亡及一万九千多受伤。沈比利获授予大英帝国杰出贡献勋章（DCM）。

盟军从加里波利撤离後，沈比利一直服役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退役回乡，並受到乡亲们盛大的欢迎。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受伤，虽经医治，却留下了病根，1943年5月，在贫病交迫之下去世，他的事迹也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布里斯本的报纸上的一篇“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加里波利的刺客）发表之後，人们才又想起了他，但却忘了他的华裔背景。直到有关他的传记（2008年）和片集（2010年）的出现，才使他重新得回了应有的殊荣，並为华人增光。

在由1901年澳洲联邦成立後开始实施，直至1973年才由工党政府总理维特林（Gough Whitlam，1916-2014年）废止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施行之下，华人被歧视和排斥，有的选择离开，有的选择留下，各适所适。留下的假如和西人结婚，则子孙很快就被同化掉，如子孙有学习中国语文和文化，则或可一直推迟下去，这都得取决于每一新生代的父母们的坚持与否。回头看我本身是在越南的第四代，因每代都保留着华人文化，不管是何国籍，还是道地的华人；如今是在澳洲的第一代，还坚持着到眼见的第三代，希望後裔仍是道地的华人，不管以後如何进展，学习华人文化的机会总得留给他们。至于当年那些回乡娶亲的澳籍华人，白澳政策规定他们的妻儿都不是澳籍，不能到澳洲团聚，只能分居两国，当经济能力和时间许可时，回乡短叙一段时间，或等子女到了某个学龄，担保他们到澳洲留学，一面让他们接受西方教育，学习一技之长，一面藉以增进亲子关系。这些来澳洲入学的都是小留学生，年龄大多在10至17岁之间，有的几年後学成归国，在国内谋求发展，有的只见识了一下外面的世界就匆匆离去。澳洲海关资料显示从1910-30年间，由广东赴澳的小留学生人数，约有500人。以下就以图表方式，列出其中40人的简略留学记录，每行分列四人，每人的项目下共有1.籍贯，2照片，3.中文姓名，4.英文姓名，5.出生日期，6.入境日期及逗留期间之岁数，7.所就读之学校，8.备注。

民初赴澳小留学生：（节录自鬼谷雄风的“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博文）

朋友们，往事已矣！白澳政策告终之後，澳洲的华人移民逐渐增多，根据2006年的人口普查，澳洲总人口约为两千万人，华人约有46.5万人，佔2.3%，其中在家中讲粤语的24.4万多，讲华语的22万多。各行各业都有华人的参与，华人商店、华人医生、华人律师、华人会计师、华人房地产商、华人议员、华人教师等等，应有尽有。到公立医院看病，或到公立机构办理任何事项，英语不够好的人可以事先预约，由政府提供免费通译员，生活上的舒适感，比昔日好得太多了。

回想当年在越南，因为华人有文化优越感，各处都有许多华校，而且都是全日制，要传承中华文化，道路还算顺畅，不管是在越第四代、第五代或第六代，想要成为道地的华人，並不会是高不可及的事，但被同化掉的也为数不少。今日在澳洲，或在美、欧各个西方国家，甚至在越南等许多亚洲国家，时代不同了，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各地的华文学校都只是课馀华文班或仍美其名曰华文学校，但实质早已今非昔比，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贡献之一，将是遗留下一大批在许多不同领域的职场上拼搏的香蕉（外黄内白）和萝卜（内外皆白，像梅光达的後裔一般），相信这只是迟或早的事情而已。

陸礼強

2014年11月16日 – 于澳洲雪梨

虽然梅光达的後裔在第四代以後都被同化为道地的澳洲人（Aussie），但还保留着或多或少华人文化的华裔第四代也不是没有，例如澳洲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上议员（参议员，Australian Senator）、国家党的华裔青年刘威廉（Willim George O’Chee， 1965-），简称Bill O’Chee，他的曾祖父1885年从广东香山到澳洲淘金，祖父刘欧志（LAU O’Chee）1895年16岁时也到了澳洲淘金，祖父于二十岁时回到香山结婚，生下他的父亲刘庆桑（William O’Chee，1928-）等共三子和四女，刘庆桑在4岁时随亲戚来到澳洲，在澳洲长大並受教育，同爱尔兰、瑞典混血的Terri结婚，生下威廉和其弟妹各一，都以祖父之名O’Chee（欧志）为姓氏。

刘威廉的英文姓氏O’Chee看起来好像是道地的爱尔兰裔，如O’Neil，O’Brien等等，但其实他是有一半华人血统的混血儿，会讲英语和香山方言隆都话。他15岁时便加入澳洲国家党（National Party of Australia），高中毕业後，获奖学金往英国牛津大学修读法律，1987年22岁时毕业，获荣誉法律学士，返澳後在一家大投资银行任法律顾问，1989年24岁时当选为代表昆士兰州的联邦上议员，1990年上任，至1999年卸任及退出政坛。他在求学和就业期间还是一员得过不少奖章的体育健将。据说他在1998年结婚，育有两名子女後离婚。至于他的子女会否中文，那就不得而知。

这么看来，究竟我们的後裔可以延伸到第几代才被彻底地同化掉，那就得看每一代人的智慧和抉择，有如八仙过海般，各显神通吧！但不可或缺的是：我们最好不要漠视和剥夺子孙们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

陸礼強

2014年11月23日 – 于澳洲雪梨

更正：

根据昆士兰州立图书馆的资料显示，下图摄于1915年，是Tam Hung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女Mee Yong Tom（13岁）、Annie，背後站立的是姐妹俩的堂兄Willie Forday。

还有，关于当年昆士兰州库克镇（Cooktown）的中国领事Chen Ki Chong ，他的那张照片並不是拍摄于1907年。因为他早在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华、英报章都有记载。

《广益华报》在1901年2月16号有一则简讯：领事谢世 九号洋报云『曲汤埠有华人领事，于八号礼拜五早，坐在交椅，忽然谢世，但不知因何病症而死，殊令人难测也』。而早在一週前，即2月9号，英文报《The Brisbane Courier》有报导：CHINESE CONSULAT COOKTOWN. “Our Cooktown correspondent wires, Cooktown yesterday’s date, that the Chinese Consul there was found dead at his residence, sitting in a chair, on Friday morning.”。同一天的《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也这么报导：QUEENSLAND. DEATH OF A CHINESE CONSEL. “Brisbane, Friday. The Chinese Consult at Cooktown was found dead at his residence this morning sitting in his chair.”。内容都一样，只提其人而不报其名，而且也查不到有关出殡的後续报导，这对死者而言，似乎是有点不敬。

不过，在《南方華裔研究雜誌》第六卷的一篇文章裡，作者Kevin Rains指出，这位在Cooktown的中国领事名叫Chin Ti Chack，1875年起一直在Cooktown经营批发进口酒类，有支店在香港。1889年4月开始就任该职，去世时52岁，並在1901年2月9日安葬于Cooktown坟场。可是，不管是Chen Ki Chong或Chin Ti Chack，在昆士兰州的生、死及结婚注册历史档案裡都不存在，只找到一位Chin Fi Chack（钱飞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