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朋友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十三年后，我们竟又重逢。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然而十三年后，你依然是你，时不时开怀大笑，还是这样健谈，机智与俏皮不减当年，只不过你的笑声带上了沉厚的胸音。而我，也没变？

        “在大街上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还是那样，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哪里，哪里，老啦，白白浪费了十多年光景，人生最珍贵的年代，青年时代，干事业的时代。”

        你又笑了，但立刻止住。是的，你已经有了白头发了，两鬓和前额都分明夹杂着根根白发。你只不过大我两岁，人到中年万事休，你我都已跨入了中年。

        “不，不。”你猜到了我的思想。“领导班子里六十多岁还算年轻，你我当然还可以算是小青年了。”你又哈哈大笑。 “还可以干。”

        “对，还可以重头干，毛毛刚考上了研究生，当太学生。”你又哈哈大笑，我跟着你也开怀大笑。

        我真服你，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居然还这样乐天。“你先谈谈，真枪毙过你？我是听毛毛说的。”我说。

        “枪毙过，差点没到马克思老人家那里报到去。”你说得很认真，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讲讲，讲讲，死是怎么个滋味？”

        你沉吟了片刻，才说：

        “假枪毙。”

        “你事先知道是假的。”

        “那就没意思了。我当时真以为这下就完了。死真不是滋味，不过，死并不可怕。问题是死得这么年轻，什么事也没干。”你又呵呵笑了。“其实，冤鬼多著呢，我算不了什么。”

        你沉默了。

        “抽烟吧！”我把烟递给你。烟点着了，烟雾袅袅。你靠在我弟弟拿木料请人做的沙发上，我也靠着。

        “我是半夜里被他们从牛棚里拖出来的。他们叫我滚出来！我就穿上衣服，滚出来了，跟他们去了，因为夜里过堂不是第一回了。这是一种心理战，有一吓就招供的，也有连续几天瞌睡得熬不住，也就认了。我没有想到他们要枪毙我。挨打不稀奇，我有准备，特别穿上了毛衣毛裤，好减轻点皮肉痛苦。”你又咧嘴笑了。“他们把我带到地质队的‘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好比战争时期的前线指挥部，不过不在前线，而是在食堂隔壁，原先会计的房里，审完了吃消夜方便。我们这批关进牛棚受审的人，野外津贴都叫他们消夜吃掉了。”

        吹吹，你还像中学时代一样，又讲上故事了。什么事经你一吹，就都滑稽可笑了。还是讲你当时真实的感受吧。我这话还没讲出来，你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反问我：

        “你不觉得这是很滑稽的吗？”

        “活过来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如此。”

        “可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场闹剧。给我加别的罪名都不怪，就因为我的叔父在美国，我也就成特务了？就因为我有个三波段的熊猫牌收音机？就因为我听过英语广播？”你又咧嘴，但是没笑。“进去了倒是没挨打，可把我像死猪样的倒吊起来了，这滋味当然不好受，金星直冒，我只好闭上眼睛。浑身淌虚汗。真后悔不该穿这身毛衣毛裤，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感受。”

        你等着我的反应。我听你讲下去。

        “然后就审问，就宣布我的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还听见枪栓子一拉。他们把我放下来，掰起我的头，叫我看枪毙我的布告。问我认得我的名字吗？我当然认识。一个红点，一笔红勾，画在我的名字上，同法院门口枪毙犯人的布告一模一样。可我真不相信就这样可以把我处决。都是搞科学的人，干出这种事来，你说是悲剧还是闹剧？”

        “那是个不合逻辑的时代。”

        “生活就这样不合逻辑，还就真实得很，真实到叫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

        “没真把你枪毙掉就算你命大。”

        你我都沉默了。觉得房里有些冷，我把煤炉的炉门打开。

        “很可能把我枪毙掉的。有人就这样枪毙掉了。幸亏我同谁也没有私仇，平时我除了跑野外作业搞我的勘探，同队里的人从来也没闹过矛盾。他们也都是好人。不是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就是想立大功，动机也还是要革命。”你又咧嘴了。而这种无声的笑是你过去没有过的，是这些年来你变得深沉之处。不过，你倒楣就倒在你这俏皮上，俏皮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罪过。

        我想起十三年前你最后给我的那封信：“马克思要是看到人们把卖菜的经验当成他的哲学准会气得发抖。”

        我没有立刻回你这封信，可我一直想婉转地提醒你，书信也好，说话也好，不要带这分俏皮，因为那时候政治气氛已经十分紧张了，免得惹来麻烦。两个月后，这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谁也不知道谁的命运如何，我也不敢再给你去信。然而，我预感到你的灾难，尔后你果真音讯全无。“死并不可怕，只不过是一种遗憾。”你说，“他们把我双手反捆起来，用毛巾扎上眼睛，我被拖上一辆卡车，开了一阵子，又押下来，问我招认不招认是特务，给我最后一分钟考虑。我听见山风穿过树林子，不远的什么地方溪流的水声，拉枪栓的声音。这回是真的了，我想，说真的，我并不感到害怕，只觉得脊背心冰凉，心疼。随即叭地一声，我倒下了。脑子里轰地一响。以为打中了脑袋。脸贴在潮湿的泥地上那一刹那，你猜我想到的是什么？”你望着我。

        要是我，面对死亡不会这样平静，我要喊叫，要抗议这种愚蠢荒谬的死亡，我会大喊大叫！你又笑了。

        “你还记得吗？考大学复习功课的那年夏天，你大概是看书累了，放了一会唱片。我在院墙那边喊你，叫你把唱机搬出来，放在墙根前，我也正想听。”你企图唤醒我的记忆。“不记得了。”我怀着歉意，坦率地承认。“你不是有一套门德尔逊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的唱片。”“怎么不记得？那是我特喜欢的一个曲子！可惜破‘四旧’的时候，我们哥俩都在外地，家里的人吓得把唱片都砸了。”“我以为被打中了死了的那时候，我心想的是再也不能在你家放唱片的时候，隔着院墙叫你把唱机搬到院子里来，再也听不到门德尔逊的这个曲子了。”

        我哼起了这个曲子中那个苦苦探索，热切地追求的主题，你连连点头。那是个急速上升，又中断了，又急速上升的旋律。那是对未来、对理想、对一种灿烂的生活的激情的呼唤。是的，是的，它点燃过我，点燃过你。这就是相隔了十三年，你我经历了生离死别，我们之间却依然息息相通的精神。

        “我梦见过你两次，”我说。“一次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记不清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在那种恐怖气氛中，今天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只要在批斗别人的会上，念稿子，或是念语录的时候，紧张起来，念错了一个字，就会从会场上立刻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的那些日子里，我梦见了你。吹吹，你正在指挥一个交响乐队——”

       “有意思。”

        “而且是背对着我，躺在一张靠背椅上，挥舞着手臂，摇头晃脑。”

        “妙极了！”你俯身冲着我笑道，大巴掌在扶手上一拍。“妙就妙在你指挥的那个曲子，那么多层次，结构那样复杂，在那么多不和谐的音响的轰鸣中，一个半音阶上升的难以捉摸的旋律，很艰难地，刚刚接近于形成，又失散了。可在轰鸣中又即刻出现了，刚要分明地，稳定地行进，又被迅猛的、排山倒海一般的不和谐的轰鸣冲散了。可这个旋律从纷杂中又爬了起来，顽强地努力要实现、展示、踏出一条坚实的出路。”“这是一首诗啊！”你感叹着。“只能说是一首诗的情绪，可无法把它准确地写出来。”“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你说对了。

        炉子上坐的壶水扑突扑突地滚沸了，冒着腾腾热气。

        “我已经十多年没听过交响乐了。”你说。

        “你在下面怎么不买个半导。 ”我立刻想起收音机给你带来的灾难。

        “经过了这场大误会，恐怕不会有人再怀疑我是特务了。我准备再买个，学英语，今后工作上总有些外文资料可看。”你接过我的话题。“给我买本郑易里编的《英华大字典》吧，什么样的字典都行啊，我的书都丢了。我回去后给你寄五十块钱去，你给我买些工具书。”

        吹吹，死亡没有吓倒你，还是你战胜了死亡。

        “还有个梦呢？你不是说两次梦到我？”

        “头一个梦我记得很清楚。醒来的时候，我睁眼反复追忆了梦中的印象，甚至找了个笔，企图把旋律和节奏都大致记下来。可惜，没法把这些音符捉摸住，倒是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我一直想，如果能再见到你，一定要把这个梦境告诉你。后一个梦就杂乱得很，不知怎么地到了你家，原先你们被撵走之前我家隔壁院子里的你那个家，可到你家的那些弯弯曲曲的通道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又有点像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曾经住过的一个院子的前院。总归到你家了，见到你真高兴，有多少话要同你说，可你家房里坐满了人。我们什么也没谈便出来了。后来又一起在后院，墙根下的瓦砾堆中捉蟋蟀。雨过之后，天阴沉沉的，院里一滩滩的积水。我在墙缝里掏着掏着，你却不在了。我便再也无法找到你，已经记不起那屋檐下曲曲折折的通道怎么走的了。 ”

        “这是个悲哀不祥的梦。”你解嘲道。

        “也是个陈旧的梦。”我说。“可心里总感到这是种温暖的怀念。”

        房里暖和起来了，窗玻璃蒙上了一层迷蒙的水气。屋外肯定挺冷。

        “七三年秋天，我回来过一次，好几回从你家门口经过，没敢进来，一是怕你们家也搬了，再是怕有人认出我来，给你们家添麻烦。因为我那时候还没解放，问题挂起来就是了，总算恩准可以回家探亲了。”

        “我那时候还下放在山沟沟里呢。我是七五年才调回北京的。有次回来探亲，听我父亲说，他见过你父亲在城南扫大街，估计你的情况也好不了。当时不知道你们家受冲击后赶到哪里去了，也不便上街道革委会去打听。”

         “我父亲大前年病死了。”

         好比经历了一场十多年的战争，这就是我们的青年时代。

         “你记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吗？”我问。“考大学之前，我们不是争论过究竟应该报考什么专业？我企图说服你同我一起学文学。你反驳我说：社会前进的道路已经不用我们来闯了。大革命的时代完成了，没有巨大的社会变革就不会有深刻的文学，我们面前的路太平坦了，时代留给我们的只剩下创造性的劳动。你记得不？”“我们不争论了。”你把手一挥。“谈谈你的情况。”“我没什么好谈的，没被枪毙过，也没有被批斗过，只因为一度卷进派性里去，办了我一个月的学习班，连上厕所都有尾巴跟着。怕我串联，如此而已。”“对了，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你在北京吗？”

        “在。”

        “六九年枪毙我的时候，我倒没什么痛苦，只是后来，反反复复地政治变动，没完没了地等待，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才受不了，可我从广播中听到‘天安门暴’的时候，我倒突然看到了希望。我当时想，要能见到你，我一定要问问当时的真实情况。”

        “我倒是天天去，还拍了很多照片。”

        “凭直觉，我就想到，你在北京的话，一定会去的！你这个搞文学的人，怎么能放过这个场面？”

        我笑了。我说：”有时为了选镜头，不得不登高，站到栏杆上，爬到灯柱子上去，被盯梢上了。”

        “你怎么发现的？”

        “我天天去，他们也天天在。再加上他们那身公家发的蓝大衣，彼此都面熟了。”

        “后来没追查到你？”

        “我毕竟不是小孩子，我把自行车的牌照下掉了。”

        你呵呵大笑。

        “不过，事后一个月我没骑过自行车上街。第二个月就请探亲假回来，混了近两个月才回北京的。”

        “你那些照片还在？”

        “底片都在，不过有些霉点。我当时包上锡纸，装在塑料口袋里，埋在花盆的泥土里。”

        你点点头：“这就是我们经历的时代。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年你还写吗？”

        怎么说呢？“写”我说。“我自愿到山区去落户就为的是不至于把生命白白耗费在干校里。我想找个安静角落，写下我们这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但是没能写下去，只是一堆连自己也很不满意的废纸。”

        “你为什么不坚持写下去？”

        “因为当时看不到我写的东西的结局。”

        “这我能体会，孤独是最难忍受的，枪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孤独可是成年累月的。要战胜孤独不容易。我后来可管得松些了，一有机会，就溜到几十里地外的小集镇上去，泡泡澡堂子，听人闲聊天，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讲话啊。噢，你应该把这本书写下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一个晚上全部烧掉了。”我说。 “可惜了。你那稿子写了多少？”“将近四十万字。最后一章的结尾是：主人公在大山里走了很久，疲倦极了，躺在看山人用巴茅草搭的窝棚里。望着棚子外面，没有鸟雀叫，也没有昆虫嘶鸣，四下十分寂静，只有两峰之间一片异常明洁的天空。顶峰之下，荆棘丛生，再也无路可循。可他想，应该再努一把力，爬到灰褐色的赤裸的悬岩上去，站在那上面去观望，天一定更亮，更洁净。”

        “妙极了，想像得出来，这是很美的。你应该把它重新写出来！”你激动得在屋里走来走去，随后在窗前站住，用手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气，凝望着窗外。

        “要写的，”我说。“现在这部小说的结局已经有了。”

        “下雪了。”你仿佛并没有听见我的话，推开窗户说。满屋子的烟雾在窗口旋转遗巡，不情愿出去似的。

        “出去走走吧！”你说。

        街上没有风。雪花无声无息落在衣领子上。你那双笨重的翻毛皮靴踏在刚铺就的洁白的路面上，鞋后跟的印子立刻浸湿了。我赶上你，并肩走在这条我们一同上小学，随后又一同上中学，几乎是每天都要来回走过的路上。“还是活着快活，啊？”你突然站住，望着我说”那当然，你这条命可是捡来的。”我说。“真他——”你没有骂出口，我们就笑了，大声地笑，笑得街上的行人都望着我们，莫名其妙。

        1980 年3月3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