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追梦情结 ── 浅释电影《暗恋桃花源》

文 / 谢锡福副校长

暗恋

民国 37 年(1948 年)，在上海公园，江滨柳、云之凡是一对满怀憧憬的情侣。国共内战使两人失去联系。

四十年后，在台北病房，江滨柳病重；临终最不能释怀的事就是想见云之凡一面。他听说云之凡在台北，便在报章登了头版《寻人启事》。

几天后，年华已衰的云之凡终于出现。

那是电影的最后一幕，也是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一幕。两人无限惆怅的互诉着过去种种。

江滨柳于民国 38 年初(1949 年)就到了台湾；云之凡也于同一年和大哥等经滇缅公路、泰国、河内到香港，两年后也抵达台北住了下来。两人都个别捎了很多信到大陆联络对方，但都沓如黄鹤。之后两人在台北各自结婚，年华老去。

在那动荡的大时局，个人的命运脆弱如斯。江滨柳喟然叹说：“若大的上海我们都能相见，小小的台北却难倒我们。”当云之凡即将告辞，江滨柳按捺不住内心的痛苦，提起勇气问她：“之凡，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我写了好多信到上海...好多信...后来大哥说不能再等...再等就要老了...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好...我真的要走了...”话犹未已，以小提琴为主旋律的主题曲如哀似泣，连先前老埋怨他们无法入戏的导演也怔住了，似被这回肠荡气的一幕感动了。

曲终人散，当两剧（《暗恋》《桃花源》）人员陆续离开剧场，惟饰演江滨柳的金士杰独坐一隅，妆是御了，但“江滨柳”的悲抑似还挥之不去。

小提琴仍如哀似泣的奏着，令人不胜唏嘘。

桃花源

武陵老陶在婚姻生活中饱受挫折，妻子春花和袁老板有染。老陶抱着绝望、羞愤的心情铤而走险，到河的上游去捕大鱼。（因袁老板和春花用“激将法”怂恿他到危险的上游捕大鱼）

老陶误打误撞，来到桃花源。桃花源里的人“悉如外人”；然而他们那种无猜无忌、互助友爱、自给自足、悠闲恬适的生活深深影响了老陶。在桃花源住了一段日子后，老陶也变得无怨无尤，开朗豁达。

老陶满心欢喜的回到武陵，想接妻子春花一道去桃花源住，却没料到妻子与袁老板已经同居，并过着穷愁潦倒，争执不休的日子。无论如何，老陶仍以豁达无尤的心情鼓励他们跟他一同去桃花源看看。就在老陶向他们描述桃花源的美妙之际，房内却传出婴儿的啼哭声，袁老板和春花又为了孩子的哭声而大吵大闹。此情此景，让原已开朗豁达的老陶也抑不住心中的悲戚而愣住了。

《暗恋桃花源》，中国式的追梦情结

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梦，一个桃花源，一个理想。

许多人，穷其一生，都在追寻这个梦，这个桃花源，这个理想。

然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悲戚与喜悦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却存着许多困厄无奈。生活是那么的真实，人却是那么的无力。

理想总是不能长伴身边。

江边的柳总是留不住天上的云，桃花源也是可遇不可求。

追寻

人生的历程就是一连串的追寻——  对理想的追寻。

• 《暗恋》第一幕，江滨柳即对着云之凡唱《追寻》。

• 江滨柳临终在报章上刊登头版《寻人启事》，找寻那存在心中的昔日理想的爱情。

• 戏外，《暗恋》的导演、失落的女子不也在追寻已逝的回忆或爱情。

• 《暗恋桃花源》虽是两出戏名的并称，然亦自成一有意义的句子：“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渴望寻觅的理想世界。”

疏离

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环境之间的疏离是近代哲学探讨的主要课题。电影通过沟通的困境来探讨这种疏离感。

• 在台北病房，年轻护士好奇的询问江滨柳刊登《寻人启事》要花多少钱， 而江则答以不知云之凡看到《寻人启事》会不会来见他。

• 年轻护士想知道的是“钱”，而江所关心的是“人”。

• 年轻护士对江那么执着于旧情大惑不解，因她自己与男友分手后仅仅两个星期就无法记起对方的长像。

• 《暗恋》导演与两位主要演员（金士杰、林青霞）沟通的困难，导演批评金士杰无法贴切演绎他心目中的昔日情怀。当林青霞提到“黄埔江”时，导演当即责她看的是“淡水河”，另外，导演对“白色山茶花”的诠释等，处处表现出导演与演员之间沟通上的困境。

• 《暗恋》与《桃花源》二剧人员为争场地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使排演一波三折。（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不能理解对方的处境。）

• 失落女子在场内到处找刘子骥，逢人就问，亦使所有人感到大惑不解。

• 其他如江滨柳与他的台籍妻子、《暗恋》导演与他的助理、剧场管理员坚持要按时清场等，都是沟通的困境。

• 失落女子突然把绳子剪断，前幕掉落使最后一场戏“台北病房重逢”是在背景被切断的情况下排演的，人与环境的隔阂跃然眼前。

无力感

面对动荡的大环境，人的脆弱无力显现无遗。

• 因为战乱，江滨柳无法回东北老家。

• 在那个战争、逃难、死亡的年代，云之凡安慰江滨柳说：“这个年头能够保住生命就不容易了。”

• 江滨柳早想到大陆去找云之凡，但却碍于两岸政府的敌对而无法实现；等到政府开放探亲后，他却病重无法成行，只好托人到云之凡老家询问，才知道云于民国 38 年就离开大陆辗转来 台。（造化弄人，不外如斯）

• 在台北病房重逢，江感叹：“若大的上海我们都能在一起，小小的台北却把我们给难倒。”

• 《桃花源》剧中，老陶在面对穷困的生活（只能打小鱼，饱受妻子春花和袁老板的冷嘲热讽）、失败的婚姻是颓丧的、想逃避的。

• 在袁老板一再自述的“伟大的抱负”中，他将与春花在遥远的地方繁衍的子子孙孙都是小小的；这“小小的”是否也暗喻人之渺小脆弱呢？

感叹灵性的幻灭

人的高尚情操如爱、怀念、感激、同情、助人、包容等皆属于“灵性”之表现。凡艺术多能展现对灵性之追求。本片导演透过对比、反讽、暗喻等技巧来表达他对人的物化、庸俗化及灵性幻灭的感叹。

• 江滨柳无法忘怀四十多年前的爱情，刊登头版《寻人启事》，希望还能见到“人”。而年轻护士与男友分手不到两星期就记不起对方的容貌，并好奇的想知道刊登头版《寻人启事》要多少“钱”。透过江滨柳与年轻护士的对比，感叹年轻一代对“人”，对“感情”已愈来愈没有感觉。（对钱倒比较敏感）

• 《桃花源》剧中袁老板劝老陶：“做人啊要努力要有理想，想争什么就硬闯进去再把它抢出来。”许多人为了达到目标（或称为理想、桃花源）而不择手段。袁老板本身即为了自己那个“伟大的抱负”而侵犯了老陶的婚姻。这是人性的功利和残忍。春花和袁老板是情欲和功利的象征，袁老板的好赌、说大话（夸张、如他喜欢挂在嘴上的“伟大的抱负”）更是投机、腐败的典型，他的名字叫“袁老板”亦颇堪玩味，“袁”与“元”同音，“元”老板这名字所暗示的金钱、投机、功利及可能的腐败是不言而喻的。

• 《桃花源》剧中的老陶一角，是导演对陶渊明的戏谑式再创造。文学史上的陶渊明是灵性的；而现实生活中的老陶却是“武大郎”式的，困顿、失落、挫折、无力集于一身。（这或许是导演对灵性幻灭的嘲弄吧！）

• 通过春花、袁老板与桃花源里白衣女子和男子的对比；暗示情欲、物欲是人世间烦恼、庸俗的根源，要摆脱庸俗与烦恼，唯有追寻桃花源的灵性生活。

• 《暗恋》剧中的江滨柳和云之凡都是追求灵性的角色。江滨柳一直到临终都无法忘怀昔日美景，他是执着于灵性的，但却终究要从“景美”搬到“民生社区”去住下来；而出现在台北病房的云之凡实际上已真正随俗，可是她却住在“天母”。这种交错而不露痕迹的对比，正是导演对灵性幻灭的暗喻与反讽。

• 《桃花源》剧中有一场景，桃树是从背景切割出来的。（桃树是灵性的象征，而这灵性是从背后布景偷工减料出来的。按《桃》剧导演顾宝明的说法是：“为什么桃树会从那里逃出来的？”）顾宝明问李立群这幕画得还好看吗？李立群回答说：“远看还可以，近看就不行。”距离是可怕的美感，一切庸俗事物亦往往经不起仔细品赏。

刘子骥── 中国式的追梦情结

“失落女子”是唯一与二剧台前幕后人员无关的角色，但她可能是导演赖声川想藉以传达重要讯息的角色。

“失落女子”在剧场内到处寻找刘子骥可说是赖声川借题发挥，神来一笔； 但这一笔却似谜般，把观众弄得满头雾水而不得其解。

原来，刘子骥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出现的一个名字，原文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晋书．隐逸传》：“刘子骥，名麟之，好游山泽，高尚不仕。”

魏晋时代，政治险恶，隐逸成风；许多读书人都有逃避险恶政治和黑暗社会的倾向。归隐田园山水，追寻桃花源是中国式的追梦情结，带有避世避难的味道；这与西方人倾向于在现世建立理想国乌托邦的情结有所不同。“刘子骥” 或可作为中国式追梦情结的象征。

人的生命历程就是一连串追梦的历程。

刘子骥追寻桃花源，梦未成身先死；这本是许多人生命中的憾恨。

电影《暗恋桃花源》中“失落女子”当年在南阳街（台北确有个南阳街）和刘子骥吃了一年“酸辣面”之后刘子骥就离她而去。“酸辣面”应该是暗示一段火辣辣、酸溜溜的爱情，或许是爱情的失落导致她精神崩溃，到处找寻“刘子骥”。问题是“刘子骥”到底是高尚的隐士、追梦者呢？还是个薄幸郎？这是赖声川为观众出的一个问题。

也许失落女子并非刘子骥理想中的爱人，因此刘子骥离开她去寻找心中理想的爱人。

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伤害了他人（或忽略了他人），如《暗恋》导演对其助理的忽略，江滨柳对他台籍妻子的冷漠、不耐烦等。

众里寻他千百度，灯火阑珊处，伊人独憔悴。

刘子骥可以是赖声川另一个戏谑式的再创造（从一个高尚的隐士变成一个薄幸郎），他本是隐士，没有出现在电影中也是合情理的；他也可以影射《暗恋》的导演或江滨柳或金士杰或所有追寻桃花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