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庸专政下百年孤寂——《北京法源寺》读后感

文 / 谢锡福副校长

这是已故台湾作家李敖的第一本历史小说，写大丈夫型的人物，写他们的豪侠、忠义、决绝和悲壮。這也是一本讨论中国古典武士道、中国灵魂典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中国人的“悲情史”、“气节史”。那些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为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赴汤蹈火，置肝脑涂地于度外，视死如归，视道德气节高于一切。他们死得那么惨烈，死得那么令人惊心动魄，死得那么孤寂，死得那么从容。书中情节，慷慨悲壮，浩气沉雄。

袁崇焕，明末大将，耿直不阿。明末朝政腐败，竖宦当道；而袁督师不买奸臣的账，并阻断他们的财路；终被诬谄。明崇祯帝误中满州人反间计，杀了袁崇焕。谁也没想到，当年拼死保护皇帝、人民的大将，却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时，人民真的误以为他是卖国者，争着跑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

袁崇焕是广东人中第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人物；崇祯帝不杀他，满州人就进不了关，中国的历史都将改写。当袁崇焕下狱后，有一位叫程本直的书生，一再为袁督师喊冤，结果也被崇祯帝杀了。程本直不但跟袁崇焕素昧平生，甚至三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因此程本直的死不是为私情而死，而是为公义而死。

康有为的老师九江先生(朱次琦)临死前，觉得自己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益处，便用火一本一本的烧掉。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古书念得极好；临死前烧其一生著作，用行动表示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该走的路。他的身教对康有为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康决定以行动救世，并开始阅读、研究大量的西方学问著作。

康有为写了三本巨著，《新学伪经考》告诉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孔子改制考》告诉知识分子，即使是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大同书》告诉知识分子，应先走改革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的境界。他在著书立说以外，也开班授生，他最著名的学生就是梁启超，后来和他一同领导维新运动。马关条约签订那一年，他们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请求变法。之后康有为开始办《中外公报》，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 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通过翁同龢，他见到了光绪帝，向他阐明变法的要义。

变法维新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开始；并紧锣密鼓的推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全面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改革谈何容易；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小人势力太强大了。在西太后残酷反击下，变法维新只进行了一百零八天便以康梁出亡、“六君子”被杀、光绪帝被囚在瀛台、西太后再度"临朝听政"告终。

“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是变法维新的大将，父亲是湖北巡抚。他虽出身世家子弟，却尝尽人间甘苦。他经历过北京大疫，躲过一死，但母亲和兄姐却在五天内相继死去，他见过凶年饿殍，出塞迷路，走了千百里无人烟的路，走在古战场，走在飞沙走石、狂风大雪里，几乎过着茹毛饮血的日子。那种人生历练，那种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的景观，那种豪迈与萧条，苍茫与孤寂的感受，他十八岁前都经历了。他沉潜于佛学和西学；三十一岁便追随康梁，成为变法维新的主将。

维新份子大多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交游是狭窄的；谭嗣同则不然，他除了和书生交往，也包括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人物；他相信“草泽”中必有“奇才”，一如孔子相信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样。“仗义每多屠狗辈”，他认为救中国靠著书立说是不够的，还得伴之以行动；这种崇尚行动的人，只有从“屠狗辈”，从下层阶级去找。他认识搞革命的黄兴和开镖局的大刀王五一班人等，都是在参加维新之前。他认为中国太弱，底子太差，革命的方法像给病人吃重药，不一定有利；所以他投入了康梁的改良运动。变法失败后，他本来得及走避而不走；他说：“不有去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又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要康梁走，因为必需有人走，才能为国家策划长远的前途。他愿意留下来做殉道者，以唤起更多志士仁人投身救国的大业，为走的人开路。

谭嗣同认为搞变法维新不应有失败的观念；所谓失败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成功也许只要两步，那失败就成功了一半；成功也许需要十步，那失败就成功了十份之一。所以不要把失败孤立来看，要把失败当成功的一段，成功的前段来看；把失败和成功连续起来看。书中写“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行刑前，谭嗣同的感受：“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戊戌政变失败后，紧接是八国联军入京；奸淫掳掠不算，还要赔四万万五千两黄金，相等于中国五年总收入；昏庸狠毒的西太后再陷生民于涂炭。一九零八年，西太后终于死去，她的豪华坟墓叫“东陵”，花了八百万两黄金盖成，治丧费又花了一百五十万两，总数接近一千万两。“在她统治的四十七年岁月里，中国人民为她花了无数的钱，最后的一千万两丧葬之资，可说是大家最愿意花的。”

西太后死的前一天，一直被软禁的光绪帝，也神秘死亡，死时才三十八岁。光绪是位好皇帝；他没有实权，却肯在极艰困的情况下与康梁等人推行变法维新，知其不可而为，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作者在书中也藉梁启超的话给光绪颇高的评价：“光绪帝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康有为是个始终坚持改良主张的维新思想家、行动家；当年别人守旧，他维新；后来别人革命，他却保皇；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变成一个被时代出局的人物。但是康有为高瞻远瞩；他提醒，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出麻烦的；应该学英国、日本，以君主立宪来长保恒定；但这种“虚君共和”的理想又有谁听得进去呢？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也反对他。康有为认为维新失败，流的血只是维新者的血；但革命却是翻天覆地，代价太大了。他相信改良，反对鲁莽灭烈的救国方法。他认为人民的经验、信仰、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硬造来的；他担心革命者要在十几年内造出天堂的理想，只怕会造成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都死，那就后悔莫及了。他老了，他想起袁崇焕，想起他生前死后刚好碰上明清两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被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但康有为是先知，他的心是苍茫的；他预言，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就是夕阳落日后的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

书中精彩处甚多，其中借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对话，既具洞察力又借古讽今。“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的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根本问题已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什么，而是在他们拦别人的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西太后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都非常严重....。”

作者在书后也借书中大人物之一的谭嗣同，以他磅礡的殉道精神来对狭隘的“岛国心态、台独思想”加以讽喻。作者写道：“他(谭嗣同)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有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藉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

想到那些长期为追求公理正义而被强权恶政压迫、羞辱、牺牲的人；读这本书，宛如一泓清泉，沁人心脾，其荡气回肠的情节，确能振聩发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