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 " 昏庸老男团 " ：换首相不换威权的政治轮回？

文/ 冯垂华（2021/08/18）

过去三年来，马来西亚政治局势进入崭新篇章。首先，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结果终结了以巫统为首的国阵威权统治，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下称 " 希盟 " ）成功执政。接着，希盟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时任首相马哈迪突然宣布辞职，导致希盟在短短两年间重回在野。

2020年2月，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下称 " 国盟 " ）成功取代希望联盟，成为马来西亚新的执政联盟。在政局动荡之中，土著团结党（下称 " 土团党 " ）主席慕尤丁获推选成为马来西亚第八任首相，引发争议。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未经全国大选而完成的执政轮替，国盟因此缺少正当的民意支持，令选民感到背叛，惹上 " 后门政府 "的骂名。尽管如此，慕尤丁仍在谩骂及疫情之中执政了17个月，直到最近才失去国会多数支持、宣布辞职。紧接着，马来西亚的政局又进入混乱、难以预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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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讨论慕尤丁国盟政府垮台前后的政治局势，并提出一些基础展望。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今日所作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因明日的情势而失效。因此，本文的重点不在于预测谁会成为新任首相，内阁又将如何组成。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民主政体将如何受到这些局势的变动所影响？

▋左支右绌的国民联盟

国盟是比希盟还要年轻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民政党，沙巴州立新党及进步党，并且取得巫统、马华、国大党等国阵（执政马来西亚61年的前政治联盟）成员政党的信任。

概括而言，国盟政治文化与国阵相似，涵括保守马来民族主义、伊斯兰宗教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是立场右倾的政治联盟。不过，国盟较国阵更缺乏合作经验，信任基础也更显薄弱，因此始终是一个结构脆弱的结盟团体。

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国盟更仰赖利益分赃、官位授予来拉拢不同派系成员。结果，政治人物多半只因裙带关系就能被委任为部长，庸碌的政客不需要仰赖专业知识或政治理念，也能获得高官厚禄。这进一步导致国盟政府执政能力低落，尤其在Covid-19疫情期间，马来西亚完全无法仰赖国盟政府来带领国家脱困。

随着疫情蔓延，马来西亚民生经济及人权状况也面临极大挑战。其中，广大的中低收入户无法维持生活、外籍移工的生活空间及权利也不断遭到剥夺、自杀率也较过去来得显着提高。此外，慕尤丁借着疫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维持休会，引起议会民主受到侵犯的疑虑。在此情况下，民间社会开始发起自救运动及街头运动，前者透过社区网络连带来支持邻里间生活困顿的民众，后者选择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失能、诉求慕尤丁下台。

另一方面，慕尤丁也面对主要合作政党——巫统的挑战。2021年7月，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在该党最高理事会上力数慕尤丁政府的七大错误，包括滥用紧急状态、政策朝令夕改、缺乏一致性的行动管制令等等。阿末扎希随后在会上呼吁慕尤丁下台，直言将带领巫统撤销对慕尤丁的支持。

与此同时，国家王宫也开始发文告谴责国盟政府解除紧急状态条例的作法误导国会、不符合君主立宪制运作常规，其后也请慕尤丁政府在国会中进行信任动议。最高元首的表态进一步重创其统治正当性，这么一来，慕尤丁政府在民意、联盟内部成员、皇室传统权威三方面都遭遇重挫，权力正当性严重受到挑战。

▋失去的信任及改革机会

2021年8月，阿末扎希率领巫统15名议员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慕尤丁基本失去国会多数支持，政权摇摇欲坠。阿末扎希与这15名议员也被称为巫统 " 倒幕派 " 。

8月13日，慕尤丁挣扎着向在野党伸出橄榄枝，说明在国家危难之际产生任何政治变动都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因此承诺与在野党签署承诺，答应任内进行七项改革，包括最迟于2022年7月举行全国大选、限制首相任期（只能连任一次）、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提呈反跳槽法案、改革国会民主、加强选举监督、增加防疫预算及社会补助等等。

这些改革方针都是前执政联盟——希盟——过去或任内曾经强力主打的议题，但希盟拒绝与慕尤丁进行沟通协商，坚持要求慕尤丁下台。8月16日，慕尤丁率领内阁总辞，并宣称辞职是为了维护原则及宪政民主，拒绝与 " 盗贼集团 " 合作，被认为是影射官司缠身的巫统主席阿末扎希等人。

实际上，8月13日慕尤丁所提供的改革方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机会。行动党（希盟的政党之一）国会议员潘俭伟认为在野政党应该把握机会与政府协商、促成改革。不过，潘俭伟的提案并没有获得在野政党同意，更引来希盟支持者愤怒的批评。诚然，慕尤丁的方案或许能视为一场政治赛局，目的可能只是为了在国会争取在野党信任、延长政治寿命，但在野党却无法确保慕尤丁能履行诺言，在赛局中趋于被动。

此外，希盟执政时期失败的政治结盟也令许多人心有余悸，削弱了政党之间的信任基础，继而缩减了民主社会中政治团体的协商空间。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理解希盟在缺乏资讯、信任以及失败的阴影下选择退缩，但无法不质疑它是否能发挥民主政党的基本角色。

政治学者Steven Levitsky及Daniel Ziblatt指出，政党在民主体制中应该扮演 " 守门人" 的角色，其关键作用是：阻止具有威权倾向的政治人物获得权力。另外，政治人物也需要恪守 " 相互容忍 " 及 " 制度性克制 " 两种非正式规范，前者意味着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应认可对方的正当性，允许协商合作的空间；后者则强调政治人物不应任意使用制度权力来干涉政治运作，以免导致组织失灵或执政效能低落。

这时候会浮现一道问题——我们要如何同时担负 " 守门人 " 拒绝潜在的独裁者，又能对政治对手 " 相互容忍 " 呢？解决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明辨政治人物的 " 威权倾向 " ，即有能力从政治人物的诸多言行中辨识出此人是否会对民主体制造成危机。

希盟过去推举威权领袖马哈迪作为首相，但今天却无法就有利民主的改革方案进行协商，令人疑惑它是否确实发挥 " 守门人 " 角色及 " 相互容忍 " 规范。更甚者，希盟近期的决定令慕尤丁确定下台，就目前情势而言，巫统也有机会联合过去的旧势力重新崛起。行动党国会议员潘俭伟就在社群媒体上感叹：我们需要一个奇迹来阻止巫统难以抵挡的卷土重来。

▋新的首相与新的政治文化？

我们无从得知如果希盟同意与慕尤丁协商会招致什么结果，对希盟苛责也未尽公平。而随着慕尤丁辞职，马来西亚各阵营也将此视作另一种政治机会，寄望能重夺政权。早前可能的首相人选主要来自巫统各个派系，包括慕尤丁的副相伊斯迈沙比里、官司缠身的阿末扎希与纳吉、马哈迪曾经的政治对手东姑拉沙里，以及希盟主席安华、民兴党主席沙菲益。

直到8月17日晚间，巫统最高理事会决议推选前任副首相——伊斯迈沙比里——作为首相人选，并宣称已经获得国会多数支持。巫统这项决议显然是为了防止政党分裂，借助伊斯迈沙比里拉拢原来的国盟议员支持，以原来的联盟基础来重掌政权。同一天，泛在野阵营倾向推选安华为首相，第二人选为沙菲益。沙菲益本身也认可安华，愿意以第二顺位候补。但安华想要任相，就必须再争取更多议员支持，其中甚至包括被认为当初“叛逃”希盟的跳槽国会议员。

另一项可议的变数来自马哈迪。根据《当今大马》报导，马哈迪倾向组成 " 复原国家理事会 " (Majlis Pemulihan Negara)。他认为，当此之际，任何政治行动都可能危害社会安全，因此邀请各领域专家组成理事会专注在医疗、卫生、经济等课题是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复原国家理事会的概念源自1969年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后接管政府的国家行动理事会，而后者正是剥夺议会民主、坐拥极大权力的威权政治机器。马哈迪的想法显然不合时宜，且一旦复原国家理事会成为惯例，未来的有心人士即可能将其视为解决政治争端的一般方法，继而危害民主协商及妥协的特质。然而，马哈迪目前所属的斗士党主席慕克里已经强调，斗士党议员会优先支持希盟，意味着这项危险的提案暂时不会执行。

然而，无论谁出任首相，马来西亚政治联盟短期内都无法回归结构相对稳定的国阵时期（1975-2018年）。尤其许多政党都未能掌握国会多数席次，未来会期仍会受到不信任动议的考验。这也意味着各个政党必须重新考虑政治理念、资源利益、派系关系，寻找政治上能进一步合作的盟友。

尽管这种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府效能，但如今的局面或许能在政党之间开展新的协商空间，或促使不同阵营中的温和派进行合作，淡化政治两极化色彩。当然，前提是这些政治人物都能恪守“相互容忍”及“制度性克制”等非正式规范，同意彼此都是具有正当性的政治对手。

上述想法或许过于乐观，我们的政局也可能往相反方向发展。首先是巫统趁势掌权，但为了安抚其他疑心的友党，必须再次操作裙带资本主义来稳固政权。在此情况下，官职也仅是酬庸的筹码，政府将重蹈覆辙、无法发挥效能，马来西亚仍需仰赖一般行政官僚来维持基本运作。

其二，巫统重新掌权并领导国盟各党团，意味着马来西亚将延续 " 保守马来民族主义 " 的政治议程。尤其土团党在失去马哈迪的领导后，其政治影响力也可能被意识形态相近的巫统吸收，使巫统的政治影响力更为稳固。巫统推选的首相候选人伊斯迈沙比里即是一个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曾经动员马来群众抵制华商、分化族群经济领域，惹人非议。

尽管这并非新鲜事，但却说明了马来西亚政治社会仍然无法摆脱族群——国族主义的基本框架。值得注意的是，" 族群—国族主义 " 框架不只是政党由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我们既存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强化政党行为的正当性。换句话说，巫统有能力运用民间激化的 " 国族／族群 " 隔阂，进一步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强化种族政治威权。

其三，巫统或其他政党如果没有能力担任 " 守门员 " ，阻挡具有威权倾向的阿末扎希或纳吉之流重夺权力（他们在其任内都曾经放任侧翼团体对异议分子进行暴力攻击、限缩媒体自由），那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可能会再次受挫。我们当然能寄望诉求社会民主、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及政党（如果他们坚守立场的话）崛起，以此抗衡具有威权倾向的政治人物，但也必须提防这些政治人物再度操弄族群议题，激起社会对立，令政治及民间社会渐趋两极化发展。

最后，希盟主席安华虽然看似机会渺茫，但若能突破重围成功执政，那也应该把握机会履行改革，洗脱过去失败的阴影。实际上，过去希盟与马哈迪合作失利，已经令许多选民难以消受，打击了民众的政治信任感。这起事件可能令选民退缩，影响来届大选的投票率，因此无论执政与否，希盟都必须以更强烈的改革决心来说服选民。

▋议会之外、街头上的民主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政治变动中，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种种行动一直遭到忽略。实际上，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无论是谁成功执政，都应该正视公民社会的发展。

从2021年7月以来，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Sekretariat Solidariti Rakyat，下文简称SSR）就以多元形式进行抗争，例如鼓励民众在家户悬挂黑旗，或在网路上换上黑色头像、标注#BenderaHitam（意为：黑旗运动）及#lawan（意为：反抗、抗争）等字词参与。SSR也直接走上街头，进行数场实体抗议，包括7月17日在独立广场的小型集会，以及7月31日在广场周边近千人的游行抗议。实际上，SSR面对极大的动员压力，社运结果虽然引来民众质疑（疫情间群聚），但能在重重风险之中动员众多抗争者，足以视为成功的社会运动。

SSR共有三项诉求，包括要求慕尤丁下台、重新召开国会、暂缓民众偿还贷款。慕尤丁在8月16日宣布请辞后，SSR仍坚持在8月21日持续抗争，要求未来政府履行余下两项诉求。除此之外，SSR内部成员也意识到未来政府势必充满争议，认为部分首相候选人具有威权倾向，过去在人权议题上也劣迹斑斑。

此外，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权力始终在这些 " 昏庸的老男人 " 集团（old male goons，一位社运人士如此形容未来的首相人选）之间轮转，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并未有真正的突破。因此，公民团体有必要在未来政权前展示公民行动能力，在政党及体制之外塑造公民社会文化。

SSR及其一系列社会运动之所值得关注，乃因他们尝试营造成一个常态、可持续、去中心化的公民运动文化。SSR的组织成员大多来自不同公民及文艺团体，以青年世代为主，讲究去科层化的组织形式，希望能降低一般公民参与政治行动的门槛。这种组织形态有别于马来西亚传统公民组织（如人民之声、净选盟等等），因此在动员及行动时更具弹性，也较能包容社运素人的意见。相反的，其薄弱的组织架构也可能降低其执行效率及影响力。过去的社运经验就表明，缺乏稳定组织架构的社会运动很难进行长期抗争，对体制内的政治影响也有所局限。

SSR及其他公民团体如何权衡利弊、掌握政治机会等议题恐怕要另作申论，但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受到更广泛的关注。马来西亚作为族群多元社会，不同族群间存在着明显隔阂。

此外，巫统建构的 " 穆斯林马来人国族核心 " 也一直边缘化其他族群的政治机会，并且正当化其一系列有争议性的政策。眼下巫统及其威权领袖有机会重掌政权，种族政治也可能再度激化。传统上，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一直仰赖各自的政治菁英来进行沟通及协商，民间社会长期缺乏跨族的公共参与，导致一般公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因此，马来西亚未来的公民社会除了履行监督及批判政府的义务，也必须担负桥接不同族群团体、深化族群沟通、促成跨族公共领域的角色。

概括而言，公民社会不应该排除在这场政治变动之外。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仰赖国家机器（政府）稳定包容的执政能力，也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与之抗衡。如此，我们才真的有机会挤进多元且平等的 " 自由窄廊 " 之中。

要寄望马来西亚民主体制茁壮，政党及公民社会必须同时发挥其功能。本文主张，马来西亚各政党及温和派政治人物应该把握当前政治局势，促成更多协商空间。政党也应该发挥“守门人”角色，阻挡具有威权倾向的政治人物夺取／重夺政权。这是民主社会中政党的基本责任，他们责无旁贷。

另外，在种族政治阴影中，公民社会必须有能力串联不同族群，创建跨族交流、协商的公共领域。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避免过度仰赖各族政治菁英，也可以令公民社会作为缓冲族群冲突、促进跨族协作的社会空间。因此，除了关注政局中政治人物的动向，我们也应该对正在努力行动、发起抗争的公民团体表达支持。

（本文特别感谢周慧仪及李国豪。他们与我针对当前政局的讨论，刺激了我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