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貳 章 從銀行雇員至小學教員
在交通銀行西貢分行上班
由於先父早逝，十五歲那年六月，才初中畢業，母親的朋友因認識交通銀行(詳參章末附註1)的越南西貢分行翁公羽科長，遂請他介紹我到該分行做「文房工友」的傳遞工作。上班之日，會計科錢襄理是外省人，將一叠文件交給我，「嘰哩咕嚕」說了幾句鄉音很重的國語，好半響我沒有反應，料是我聽不懂了，他便用手指指。我一雙畏縮的眼睛還緊盯著他，便轉身把文件遞給另一位職員，卻不偏不倚的落在桌上水杯上。由於有數張桌子合併一起，一杯子滿的水被打翻，弄濕好幾桌文件。幸好，他們原諒我是驚弓之鳥，都沒說什麼。
當工友有三個月的試用期。剛進行時，我真是初出茅廬，乳臭未乾，極易受人擺佈。另一名「文房工友」對我說走路要斯文，文件可以慢慢送，不必急速。但見此人之動作果如其言，我遂信以為真，以其為榜樣，走路慢條斯理，步伐遲緩。如此，過了十天左右，總務(總務負責管理全行之工友)喚我講話：「我看你走路慢吞吞的，你年紀很輕，但一副老態龍鐘。你知道嗎？你有三個月的試用期，假如你一直這樣，時間到了，本行便不再用你了。」
他見我好像很傷心的樣子，又說：「你不要聽某某人說的讒言佞語，他是被本行開除的人，不久他便要離去，你的職位正是要補充他的缺。希望你走路時要抬頭挺胸，將文件快速送出，這是你的職責。」他的一番話，我聽在耳裡有如五雷轟頂，頓時清醒過來。我立即精神抖擻，以快速步伐傳遞文件。
我記得我父親很喜歡駡我：「你老豆(父親)十九歲便出社會揾食(謀生)，幾辛苦先至(好辛苦才)養大你，你都唔生性(不聽話)，唔識得(不懂)孝順！」。因我的祖父很年青時便過世了，父親是靠他的祖父拉拔長大的。父親十九歲在越南堤岸的中法學堂(即後來的博愛學校)畢業，中法學堂為中、法兩語學校，故父親的法文底子很好，畢業後便當教員。父親老是拿他自己的不幸作為給兒子的壓力，他說這句話對我傷害極大，父親四十歲時我才出生，他十九歲所做的事情與我何干？老爸如果在地下有知，他的兒子十五歲便闖蕩江湖啦，比他還早四歲。他總該滿意吧！總該保佑兒子吧！
還好，不知父親是否有保佑我，此後，總務不再找我嘮叨什麼，我安全通過三個月的試用期。
此期間，總務還有一次叫我到辦公室後面的空地(空地旁邊便是中華民國駐南越南大使館，其時尚未被越共爆破。)替他找劉某人來講話。我只知道劉某人是本行負責清潔之工友，但不認識劉某人，又不敢多問總務一聲，走到外面正不知如何是好。總務走出來，問我：「你認識劉某人嗎？如果你不認識，站在這兒有用嗎？」他一席話，讓我醍醐灌頂，茅塞頓開，我雖感到太出洋相，但收穫不少。回想當時，銀行竟敢找一個小孩子做大人的事，實在危險。
另有一位文房工友張小姐(已忘其大名)常邀我一塊加班書寫新帳卡。(因其時尚無電腦，客戶的帳卡用完，必須更換一張新的，但因中文打字機不能在不符合打字機尺寸及厚度的紙張上打字，故必須書寫。)這樣的加班十分單純，而且加班有加班費可拿，故我樂得多加些班。
次年，銀行招考職員，應考資格是華校高中畢業。應考科目有三科，第一科中文作文是必考(從這點讀者可瞭解該時南越南雖是獨立國，但在南越南之華人仍視中華民國為母國，中文為母國語文，故中文是必考科，反而越文只是次要之外文)；第二科外文，越文、英文、法文三選一(1966年時，南越南實際已獨立12年，且以越文為唯一國文，但因中壯年以上的人多是在法國殖民時代受教育，故法文仍有相當地位)；第三科銀行實務，會計、打字、珠算(珠算只考加減，一長串數字累加或累減)三選一。其時珠算在華人社會十分流行，因尚無電腦，雖已有計算機，但一因價錢很貴，二因若只計算加減，計算機之速度較之珠算尚略遜一籌。算盤仍是銀行之主要計算工具，只有算利息用到乘除法時，才用計算機。
我是銀行內部工友，也可應考，不過，我因沒有高中文憑，我遂向負責招考的文書科譚國棟襄理詢問：「我沒有高中文憑，不過，我有中華函授學校的結業證書，請問是否可以代替？」襄理點頭答應。
因中文科是必考且僅考作文，而作文對我是拿手項目，故不成問題。我最傷腦筋的是外文，法文我雖然懂一點，但不能以之應試。至於越文，我雖然在學校已讀了很多年，但，由於中文學校太輕視越文，直至此時，我連越文報章的新聞內容也看不懂，遑論用越文寫作文。於是，我把心一橫，決定選英文，因最近一年我都利用晚上時間補習英文，而且非常用功溫習，此刻雖與用英文寫文章尚有距離，但，我有信心寫出些東西，反正不可能抱「鴨蛋」的。
至於銀行實務，在會計科有一位莫如志先生，對同事十分關心，他知道我參加職員考試。他說因考試成績是採三科合計之總成績，亦即每一科目之重要性相同，若能有一科拿到高分，足可補其他二科之不足。他對於第三科之三選一有非常獨到的見解。他說因有時間限制，他認為會計要拿高分甚難，打字要拿高分也不容易，但，珠算因只考加減，不考乘除，而且不用寫口訣，故拿高分很容易。可是，必須懂珠算的訣竅，千萬不能猴急，必須輕撥算盤上的珠子，不能撥錯；且只能算一次，不可以算二次，因假如第二次算的與第一次數字不同，是否要算三次？如此，越算越焦急，錯得越多，時間又到了，怎辦？
果然，我依照他傳授的獨門訣竅，珠算一科拿到接近滿分，國文分數也很高，英文雖然只有44分，但三科相加，獲排名在全體應考人中第三名。我獲逕升「雇員」，且是交銀史上最年輕的雇員(才十六歲)，並分發至交銀之慶會倉庫負責「倉租記帳」。
迨1968戊申年，因越共不遵守「春節停戰」協定揮軍突襲南越甚多城市，其中包括首都西貢，導致南越軍民及駐越美軍慘重傷亡。其後阮文紹總統昭告世人之名言：「不要聽共產說的，必須看清楚共產做的。」(Đừng nghe những gì cộng sản nói, phải nhìn kỹ những gì cộng sản làm.)便是肇因越共在戊申戰役之不守信而起。
正由於越共在戊申戰役之不守信揮軍突襲，使戰事驀地變得嚴重，阮文紹總統遂頒布總動員令，將男性之服兵役年齡下修至十八歲。是年我湊巧十八歲，我遂向交銀提出「從軍殺敵」之辭呈。我在交銀西貢分行待了接近三年(1965~1968)，包括「工友」及「雇員」兩階段。我獲交銀發給「因服兵役辭職」之辭職證明書，含中、英、法、越四國文字版本，此辭職證明書對嗣後我抵台灣時向交銀申請復職之助益甚大。
如果當年知道「入籍」後要當「凶多吉少」的兵，華僑不會被騙
中國人由於經濟或戰亂因素，不斷移居越南。越南之阮朝及其後之法屬時期，在越南之中國人均保留華僑身分。迄1954年後，越南脫離法國殖民統治，以北緯線17度劃分南越及北越兩國，南越名為越南共和國，北越名為越南民主共和國。兩國均注意到境內華僑的龎大經濟力量。兩國不但互相敵對，其國境內之華僑生態更受台北及北京政權之牽制。台北為南越華僑之祖國，北京則為北越華僑之祖國。
在南越西貢，吳廷琰(總統)政府先後於1955及1956年以法律及48號行政命令，規定不管父母之身分為何，凡在南越出生之華人皆為越南國籍。其後，西貢政府更以52號行政命令規定全體南越公民必須採用越文姓名；於1956年9月6日，復以53號行政命令，禁止外僑經營包括魚肉類、雜貨、汽油等零售、柴炭、平民當舖、絲綢棉紗（在一萬碼以下者）、廢銅鐵、米較、五榖、水陸運輸、經紀等11種特定行業。其時受11種行業禁營案直接牽累之南越華僑高達20萬。另方面，吳廷琰政府展開華校越南化計劃，所有華校均要使用越南語授課，校長必須為越南人。
西貢當局以商業政策及教育事業作為國籍政策配套，禁止華僑經營11種特定行業，及將華校全變成越南學校，如此，經濟及文化雙管齊下，驅使華僑儘快轉入越籍，脅逼華僑就範之用意甚明。
在南越，眼看台北政府對西貢政府強迫華僑入籍之事件無力救援，華僑唯有展開自力救濟，各幫會遂採行以經濟手段示威抗爭，俾展現華僑之經濟實力。各行業之華僑老闆從各銀行共提領約8億至15億越幣，相當於該時發行通貨流量之17%，嚴重影響南越商業活動，越幣幣值暴跌。至1957年5月中，約有6,000華僑經營之店舖關門，20萬人失業，失業人口中，當然有一部份係京族越人，南越南之經濟幾陷崩塌。
其後，吳廷琰政權雖逼於情勢不得不對各種附加規定讓步，放寬限制，俾華僑能在絕處逢生；唯對於強迫入籍之主題，只係放寬時限，入籍之終極目標不變。另方面，由於台北政府其後對此事已視若無睹，充耳不聞，時間陷華僑於絕對不利之境；為了生存，最終絕大部份華僑，包括不是在越南出生的原汁原味華僑，均被迫入了越籍。
據統計，迨1958年10月3日南越政府頒布「外僑出入境及居留條例」，多數非土生華僑為避免每年繳交高額居留稅，多選擇轉入越籍。 迄1959年9月15日，非土生華僑取得越籍者達到229,504人。從1956迄1963年底，計有90萬華僑加入越南共和國國籍，幾近旅居南越全數之華僑。
如果當年「華僑」加入「南越」國籍時便知道爾後南北越雙方要展開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戰爭，爾後男兒一定要當兵，而且是當「凶多吉少」的兵，「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我想「華僑」不可能輕易被「騙」入籍，「入籍」的糾葛必然是沒完沒了。
我沒有從軍殺敵
我之所以急著辭職「從軍殺敵」，其實我並不是真的去從軍，而是為迎合母親之意思，剃髮為僧，俾取得以「修行理由」的緩役證明。因僧侶雖然亦要每年辦一次緩役申請，不過算是例行手續，很少會被刁難，不像其他理由之緩役申請，每年均有難題。正是這個原因，是年出家為僧的人似乎陡然增加。我因不忍拂逆母意，遂遁入空門。
無奈自進入空門後數個月之間，我似乎無法了卻凡思。一因不忍坐視母親旰食宵衣，為己辛勞。二因我其實早已為自己的兵役問題作未雨綢繆，我以自由試生身分報名讀秀才一級夜間部，並已取得至少尚有一年效期之「學業理由」緩役證明。基於這兩種原因，我決意還俗返家。
話說1968年戊申戰役後，當阮文紹總統將男性之服兵役年齡下修至十八歲，我仍在交通銀行上班時，慶幸依據當時南越南法令，越文之小學及初中會考早於1966-1967時廢除，18歲起算是考秀才一級之自由試生，不必繳交以前各年度之成績單(học bạ)，亦即縱使從來未進學校讀過書，也可逕報讀秀才一級及應考秀才一級。
於是我在榮光中學報名就讀秀才一級D組，越年19歲參加秀才一級會考，若能考上，則可繼續申請緩役。該校係由廣肇幫幫長鄺仲榮擔任校長(鄺校長於1970年被越共之華運份子謀殺)。由於當時我之越文程度甚差，唯一目的只在領取一年效期的緩役證，苟延殘喘於亂世而已，根本不敢奢望越年能考上秀才，故甚少到校上課。
在啟秀(花縣)小學開始教書生涯
還俗歸家後，尚不用當兵，總得思糊口之計，原做得好好的交通銀行，我已辭職了，唯有提著「在交銀有三年資歷」的履歷表到處謀職，也到處碰壁。猶記得有一次我到美軍福利社(這時越戰打得激烈，在越美軍有五十多萬人。)應徵員工，第一關是越南人叫我填寫資料。我填妥了，便由老美面試，他問了好幾個問題，我均無法捉到重點，只能支吾以對。他明白自己正在對牛彈琴，很生氣的對我說：「回去多讀兩年英文再來。」最後這一句我是聽懂的，只是够尷尬，我只好摸摸鼻子離開。
不久，好友鍾永賢告知穗城中學的某位教務主任目前正擔任啟秀(花縣)小學(詳參章末附註2)校長，教我不妨去找他幫忙。我立即將此消息告知母親，邀母親與我同去見這位校長，因母親與他十分熟稔，以前家兄讀小學時，校長便在該校執教，母親天天帶兒子上學，均與他打招呼，逐漸變成舊識。
校長見到我母子俩人，閒話片刻，提到我的工作問題，沒想到校長馬上說：「我們學校正有職缺，是五年級班主任(班導師)兼事務員。我給你提供這兩個職位，如果你滿意，明天便可來上班了。」他大概見我牛高馬大(我身高180公分)，且一表人才(不好意思吹噓自己)，即便我一再強調雖然我曾在交通銀行做了近三年，是有資歷的，但學歷只有初中畢業而已，他仍不假思索，馬上替我安排位子。後來校長才告知我為了應付董事會，他已託人替我辦了一張高中畢業文憑。
我以未滿十八歲之齡出任高小班導師，可能在啟秀(花縣)小學亦是破紀錄，當然，這個紀錄仍比不上我在交通銀行以十五歲之齡任工友，十六歲之齡任職員來得無人相信。然而，不管別人相信與否，這兩紀錄均得感謝我母親的幫忙，可以說，我的職業生涯伊始完全是依靠母親提攜，沒有那兩次因緣際會，時機巧合，以我的初中畢業學歷，能找到甚麼好工作？首先是進交通銀行當工友，君不要以為當工友是很低微很簡單的事，因我佔的是「文房工友」職缺，而交銀請工友的慣例是從不公開招請的，均靠本行職員介紹，職員的職等越高，則錄用的機會越大。至於到花縣小學任教，我事後想到，真似有神助或天助，就在校長需人孔急之際(尤以一般做主管的人均希望自己的下屬與自己一脈相承，比較排斥非我族類的老師加入自己行伍)，我的及時出現，校長如久旱逢甘霖，我則如絕地逢生，真是妙事一樁。至於在交銀及當老師的其後表現，當然是靠我自己努力，一路披荊斬棘，勇往直前。
因我從小便立志做老師，以前在交通銀行上班，雖不能說不開心，畢竟不屬於我的志趣，現下既已得償宿願，便得勇往直前，鞠躬盡瘁。由於我的初中階段是在穗城中學攻讀的，該校學生雖在中文作文方面較優勝，但因大部份老師均是廣東人，全用粵語，自然，我的國語發音便滿滿的廣東腔，最糟的是很多國字我只知粵音而不知國音。而在花縣小學雖仍是以粵語講解，但必須先以國語誦讀。尚幸，我在小學時學會了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查法，故查字典快速節省不少時間，每晚我仍得花一小時左右查字典找國語注音或詞意。由於教學是相長的，我邊教邊學，我深感自己學得的可能比學生吸收的還多。漸漸我對每字的國語發音有了信心，遂奠定日後我在中學執教必須以國語講解的基礎。
我盡最大努力做個稱職的老師
啟秀(花縣)小學每學期初及終結時必召開校務會議，常由校長主持，教師們常坐在席上參禪入定，任由校長大發偉論。一次，校長鑑於我們過於被動，便提議改採書面表達意見。我即於晚上寫了洋洋灑灑一篇提案，力陳教、訓、事各部門協調之重要性。其中尤以學生愛講粗話之問題極為嚴重，學校不應是到處講粗話的場所，八九成之學生不管與誰談話總是以粗話開頭，又以粗話終結。學生喜歡說「粗話」之習性不應積非成是，不應讓學生誤將駡人、損人之粗話當作是社交禮儀。
校長看過我的建議書，十分贊賞，立即分案給各相關部門的主任辦理。次日，再召開臨時校務會議，專門討論我的建議。事後，各部門的主任紛紛對我表達不滿，認為我無故增加他們的工作量。會議過後，幾乎各部門主管都敷衍了事，對我的提議沒有任何作為；甚至似乎連校長當初要老師們用「書面」報告，我懷疑也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學生說粗話之風氣依舊，並沒有因我的提點而稍為收斂。經過這次不歡之會議，我才瞭解我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嗣後當謹言慎行才可。
由於我覺得我現在領到的薪水竟比我任職交通銀行時還多，我必須做一些好事才可。因此，我私下增加若干費神費時費錢的教學方式，首先，我利用週六下午邀算術科較差的學生回校補習，當然我並沒有收取學費。
其次，我教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查法，王老的口訣是：「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叉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我鑑於讀書若不會查字典，是很難讀得好，遑論要寫篇好文章。而查中文字典則有三種方法，一是以字音的音符去查，用注音符號或羅馬拼音。因羅馬拼音是在中國大陸採行，而在南越南的中文學制是採台灣方式，亦即只教注音符號，不過，因師資很少，沒有強制規定，懂的老師可以教，不懂的可以不教。另一方法是以文字的象形去查，亦即部首檢查法，不需刻意學習，拿到字典便可查。先按字的部首算筆畫，找到部首再算其餘的筆畫，然後才能尋找要查的字，可說十分緩慢。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形轉成數字去查，這便是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查法。不管採用哪一種方式，此時在越南查中文字典的風氣仍不普遍。
我小學六年級的恩師任遠老師，他的國學根底很好，他特別抽空兩小時教授我們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查法，並要求每一同學都買一本王雲五小詞典回家勤加練習。可惜天不假年，任老師很早便駕鶴西歸了。我買了該詞典如獲至寶，不停翻閱，歷時約一年，普通常用字幾乎可以一望而知其號碼，確比用部首筆畫快很多，至於是否比採用注音符號還快，因我的國語發音不够標準，無法嘗試。
此刻，我如法炮製，先以兩小時教授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檢查法技巧，然後要求學生每人各買一本王雲五大詞典(以前任老師要我們買的是小詞典，我卻要學生買大詞典，因我覺得小詞典的字數實在太少。)回家自行實習。大部份學生都依照我的吩咐到書局買詞典，有數位沒錢買的同學，我記得都是由我付錢代買的。不少同學也很用功練習，成效不錯。
其三，我這個沒學過注音符號的老師居然教起注音符號來。在我出家為僧之數個月期間，我知道有一位師兄的注音符號不錯，我遂請他指導，都學懂了。然而，因我的國語本來就是廣東國語，故注音符號的發音也不標準，可是，此刻我想的是小孩子有學習的權利，他們懂不標準的發音總比完全不懂要好，故我才下決心要教。
其四，我向學生宣布，本學期考試成績第一名的同學，下學期的學費及書籍費用全由我代繳。因此時，中文學校依照「南越」的法令其實只能教越文，而中文則以補習班形式存在。不過，由於阮文紹政府沒有嚴格執行吳廷琰時期所頒布之法令，故各華校均能苟延殘喘，陽奉陰違，中、越文均以正式科目教授，並於學期結束時發給兩張成績單。因此，我說的考試成績第一名便有兩人。約於1969年4月學期終結，越文成績第一名的同學領走了我代繳的學費及書籍費；而中文成績第一名的同學則說他父親感謝我的好意，不過因他的家境尚可，故不必花我的錢。
直至我考取秀才二級時，我在啟秀(花縣)小學亦執教了三個學期。不過，除了第一學期外，第二三學期都違背了我的初衷。為了攻讀秀才以便繼續取得緩役，我已分身乏術，無法再抽空替學生補習算術。至於替學期終結第一名的學生付學雜費，其數目因相當可觀，我也留作己用。只有不妨礙我的時間及金錢支配的事情，我才繼續做，即王雲五四角號碼檢查法及注音符號我繼續教。
我在啟秀(花縣)僅教三個學期而已，因其後我考上秀才二級，依照南越當時的法律規定，我可以擔任初中部教員。我遂轉往耀漢中學教初中數理化，教了一個學期，學校便替我辦了一張教師執照。而讓我臉上發光的是，學校竟要求我將執照借給沒有執照的老師使用！回想三年前，啟秀(花縣)小學校長替我「辦理」一張高中畢業文憑，躍升至此刻我持有貨真價實的中學教師執照，還可借給別人使用，頓感飄飄欲仙，喜不自勝。
我做老師的糗事追憶
我做老師並不是每一件事都很順遂，也曾發生若干失格及尷尬的刻骨銘心糗事。
首先，我在啟秀(花縣)小學第一天上課，我記得是上四年級的課，因我壓根兒不曾在大庭廣眾公開講話，也沒有受過師範教育，面對近百位學生，我不知如何說出第一句話。進教室後，我一直保持沉默，對小學生而言，老師沉默代表學生可以各自聊天，教室頓時變成喊價市場，熱鬧沸騰。此刻，我內心一直警告自己：「老郭呀，你再不張口說話，你就得準備滾蛋了！」我突然從褲子口袋掏出一只哨子，嗶聲一吹，登時教室鴉雀無聲。終於輪到我說話了。我說了第一句，接續第二句，一點都不難，何況此時上課還是使用廣東話呢！
至於為何我的口袋裡竟然有哨子。我在上面提到，校長除給我做班主任外，還兼了事務員的職務。因此，每天放學時，我得帶領學生走過車輛較多之馬路，而表示學生可以通行或停止之辦法，得靠吹哨子了。我遂將哨子放在口袋裡，隨時可用。
其次，1970年我考上秀才二級後，馬上獲朋友介紹到由天主教會創辦之耀漢中學任教，我獲副校長梁修士接納擔任初中部理化科教員，每周授課兩小時。然而，由於該校規定上中文課要用國語講授，而其時我的國語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廣東話口音極濃，不過，這仍不是重點，因我教的是理化，不是國文，發音不需要很標準。關鍵點在於剛開始時，我照書本先讀一遍，然後才用粉筆在黑板講解，學生可能聽得不耐煩，兩三人在後面鼓噪，適時負責巡視各教室教學情形之教務員經過，聽到我的教室內竟無比喧嘩，回到教務處便與其他同仁討論我是否適任。
此事聽在我的老朋友湯昌夏(她是我在榮光中學的同學，其時為耀漢中學職員。很可惜在南越南淪陷後，她偷渡半途葬身海底。)耳裡，她馬上通知我要立即改善，因耀漢及鳴遠兩校當時頗有名氣，若被其拒絕任用，可能會影響別校之任用意願。我聽其言，深知非立即更改教法不可。於是次日上課，我不再先誦讀課文，直接在黑板上解釋，而且，我提高聲量讓坐後排之同學亦聽得清楚，果然，教室雜音不再出現。次一學期，我不但未被「退聘」，且獲另增數學之授課時數，同時，我在福建、穗城中學皆獲接納任教，每星期之授課時數接近滿檔。
其三，在1971下半年，我在國民中學有數小時之越文國文課程，不過，由於其時我之授課時數幾已滿檔，而授課內容除了數理化外，包括中文國文、越文國文還有穗城中學之「漢文」(Hán văn)，真是五花八門，林林總總。今日回顧，單是教學已分身乏術，無奈其時我還就讀律科大學一年級，天天要研習書本。因此，除了數理化，因佔了我的大部份授課時數，我必須每天晚上先備妥教案，俾次日能順利授課，其他時數較少的中、越文國文課程，我都只稍為瀏覽一遍而已。終於我在國民中學便遭遇重挫，由於我欠缺事前備課，故我只能照字面解釋，導致學生興致索然，數節課後，坐在後排的學生開始鼓譟。其後，我雖發覺我必須事先備課周全，才能開始講授，我也要求訓導處協助處理，可惜為時已晚，學生不但不從，反而變本加厲，每次我上課時，教室如墟市，隔壁班的老師多次向我抗議，我只能唯唯諾諾，答應改善。此事導致我直至學期終結前，每次到此校上課，均心生畏懼。終於學期終結，我正要向校長提出請辭之際，不意她的動作比我更快，由教務員遞給我一封公函，內容大概是「本校因修改章程，閣下之課程已移由某某老師接任。」這算是我數年的教書生涯最難堪的一次。
上面三件事，均是學生之秩序問題，可見做老師的若能控制好教室秩序，已成功了一半。今日雖事過境遷，物換星移，但這種因果關係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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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交通銀行」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四大行庫之一，始建於1908年。1949年交銀隨政府播遷來台。交銀在南越首都西貢設有分行(這便是我在南越南時任職的交通銀行)，越戰時期對南越經濟著有貢獻。交通銀行已於2006年與中國商銀合併為兆豐金控，亦即交通銀行已走入歷史。
另方面，交通銀行於1949年遷台時尚留置中國大陸之資產，被大陸政府收歸國有，續以「交通銀行」命名，此乃目前在市面所見之交通銀行，與上述交通銀行無關。
附註2：
「啟秀(花縣)小學」係1975/4/30前，由越南華僑創辧之眾多中文中小學校之一，位於西貢第十一郡。該校之正式名稱為花縣小學，迨南越南第一共和(詳參附註3)吳廷琰任總統時頒布法令，在南越之所有華校之名稱不能以中國之人名、地名命名，且必須全部以越文及越語教授。因此，在眾多華校之中，花縣小學被迫改名為「啟秀小學」(Trường Tiểu học Tư thục Khải Tú)；不過，因華僑善於籠絡官吏，陽奉陰違，學校仍以教授中文為主。至於學校之名稱則於第二共和(詳參附註4)阮文紹總統放寬管制，甚多華校皆將新名與原名並列，是故，「啟秀」與「花縣」組合成「啟秀(花縣)小學」。
南越淪陷後，全體僑校均被越共政權沒收。花縣小學被迫第三度更名，且正式成為百分百越文學校。目前越共政權已將原址之小學改建並變更為高級中學，校名為：「南圻起義中學」(Trường Trung học Phổ thông Nam Kỳ Khởi Nghĩa)。
附註3：
「南越南第一共和」：1954年日內瓦和約將越南分成南越及北越兩國後，次年(1955年)，在南越境內進行公民投票，保大君主頭銜被廢除，國號定為越南共和國，吳廷琰成為民選總統。南越於1956年10月26日頒布第一部憲法運行以迄1963年政變事故。史稱1955~1963年之時段為第一共和。
由於吳廷琰並不贊同美國派遣大量軍隊在南越境內作戰，深恐妨害南越之獨立自主，而美國領導層為貫徹「美國優先」之意志，遂與南越軍隊將領合謀，於1963年11月1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並槍殺之。
附註4：
「南越南第二共和」：南越南自1963年吳廷琰總統因政變被殺後，進入歷史上的「軍管時期」（Thời kỳ quân quản），在軍方高層內部經過數年一系列權力傾軋後趨於穩定。南越於1967年3月18日通過新憲法，阮文紹成為民選總統，迄1975/4/30西貢淪陷，南越政權覆滅，史稱這時期為第二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