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參章 考秀才、考大學又教中學
我冒險考取越文秀才一級證書
我在啟秀(花縣)小學第一學期的教書生涯十分順利。不過，進入1969年，我偶爾看看躺在口袋裡的「學業理由緩役證」，我不由得膽戰心驚，不寒而栗，除非我能在今年(1969)八月考上秀才一級，否則，我的緩役證還有數個月效期而已。因法令規定，男性若想以學業理由申請緩役，十九歲是考上秀才一級之最高歲數。而我，今年便十九歲了。
好友鍾永賢一直極力鼓勵我要努力一試，或有奇蹟。我對如此誠意，初則嗤之以鼻，繼則不以為然。無奈經其再三勸勉，而我亦後無退路之際，迨1969年2月份某一天，我毅然決定破釜沈舟，實行背水一戰。我遂於晚上到榮光中學秀才班(我原已報名就讀，只是沒去上課。)上課，日間在啟秀(花縣)小學盡量利用空檔鑽研秀才班書籍。起始兩個月，大部份時間都花在查越漢詞典，我讀了七年的越文(從小學三年級至初中三年級共七年。因自1959年我讀小三時起，南越當局強制所有華校要變成越文學校，必須全部教授越文，中文只能以補習班形式存在。)從來不懂「漢越字」是什麼玩意，此刻終於懂了。由於弄懂了漢越字，我對越文開始產生興趣，於是對「純越字」亦如法炮製，字典被我翻得都要裂開了。
如是，認真讀了兩個月光景，這才發現，原來越文是這般容易，老天爺，為什麼沒有人早些告知呢？後來我才警覺到，華校因太不重視越文，聘請老師教授越文根本是為了應付政府規定，完全沒有替莘莘學子的前途著想。學校都請不懂中文的越文老師，也請不懂越文的中文老師，於是這些老師們自然不懂得中文與越文之歷史淵源，他們沒有鑽研「漢越字」，故無法引領學生走上一條學習越南文的快速、簡易、而且十分有趣的道路。
必須指出，華人，特別是在西堤區域之華人，被越南政府強逼讀越文，真是心不甘情不願。華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越文只有在越南才有用，離開越南，越文便無用了。」以前很多人對我母親如是說，母親對我也如是說。這句廿字箴言，在越南的華人圈世代相傳，反正我是大中國炎黃子孫，你們越南算老幾？竟敢欺負我唐山子民？
華人就是不願平心靜氣思考一下，這句廿字箴言是否有邏輯不通？問題出在「離開越南」這四個字。當然，依當時越南的國力，能離開越南，則越文的確是無用武之地，這話說得很對。然而，你必須在意的是，當下你仍身在越南，你又不能在預見的將來離開越南(因當時連出國觀光都不行)，怎辦？
人家國家早已獨立建國，中國早已管不到越南。這裡領土是越南領土，人口則越南京族人佔了絕大部份，法律是依照越南人的需要製訂的，總統是越南人，國會議員絕對多數是越南人。當你與越南人發生紛爭時，即使你是對的，中華民國或中國大陸會派人來協助你嗎？你能以你是炎黃子孫與越南法律對抗嗎？你有辦法一輩子與越南政府抗爭？你不要活嗎？.
這期間，老天爺總算幫了我一個大忙，四月份開始，小學的暑期放假三個月，我放棄任教暑期補習班之權利，充分利用這三個月時間，日以繼夜，讀到Nguyễn Công Trứ(阮公著)的詩，竟然大都是漢越字，在他的Chí làm trai(男兒志)詩作內，竟然有 “Nhân sinh tự cổ thùy vô tử, lưu thủ đan tâm chiếu hãn thanh”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不是引用文天祥的詩句嗎！我於是從不懂越文，以至對越文產生濃厚興趣。最後將阮公著、高伯适(Cao Bá Quát)等人的詩作都背得滾瓜爛熟。不過，秀才考試不是只靠背書而已，三小時的越文國文考試時間是要求對某古人的詩作，作透徹的評論，因此，必須將答案以論說文方式呈現。我為了克服此一關卡，每天買一份Báo Chánh Luận(政論報，是越文報紙名稱)，專看社論，鑽研寫作方法。
雖然已做了充分準備，不過，臨場應試，還是忐忑不安，因為經此一役，不成功便成仁，準備從軍殺敵去也。尚幸結局是甜美的，終於榜上有名了，這應是我此生最快樂的一刻，比1975後，坐上飛機離開越共管轄區來台灣的一瞬間還要快樂。有兩原因，一是可再緩役一年，亦即可再拿一年的「免死金牌」，二是半年的辛苦耕耘獲得回饋。至於我的同班同學是否有人考上，似乎沒有。
我轉讀秀才二級A組並考進西貢藥科大學，但與教學時間衝突
我考上秀才一級後，除了獲准再緩役一年，讀秀才班對於我已從洪水猛獸變成我的興趣。我對人生也展開規劃，這是以前連做夢都沒有想過的事。我決心勇猛向學，俾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而且，為了自己的前途，我從秀才一級時不得已選擇的D組(Ban D，漢文組)，轉成秀才二級的A組(Ban A，生物化學組)。
因秀才D組要考漢文(即中國古文)，D組的漢文考試時間是兩小時，考題是一篇中國古文，首先，考生須將該篇文章以「漢越字」直譯，然後將之翻譯成現時使用之越文。華人大多選D組，以為有一科是中文，比較容易得分。然而，因秀才D組(Ban D)的前景不是很好，秀才二級時，我遂轉讀A組(Ban A)，打算考上便再考進西貢醫科大學(醫學院)。
秀才二級的程度相當於中文高中三，不過，課程安排並非完全相同，最顯著的差別是越文數學教的是微積分，而中文數學教的是解析幾何；越文國文科改教哲學，而中文國文科仍教國文。我沒讀過中文高中，初中時我的數學也不好，現一下子從D組轉進A組，雖然以生物化學為主修科，但數理化課程相當繁重，我唯有盡量搜購參考書籍，躲在家裡下苦功，吃苦程度決不遜於應考秀才一級之時。還好，適其時又是啟秀(花縣)小學放暑假，兼逢學校董事會改選，校長易人。我是前任校長扶掖的人，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依僑校不成文慣例，我是註定要走人的。然而，此刻，我的生活重心已是準備考試，啟秀(花縣)小學的去留反成次要，我壓根兒不想過問花縣的事情。只要考取秀才二級文憑，再考上大學，我便是任何中學均樂於延聘的教員。
秀才二級我是在私立新聞中學就讀，事前我完全不知有此一校。該時因白天我仍在啟秀(花縣)小學執教賺取生計，而華校並無開辦秀才二級課程，不論日或夜間部均無。因此，我必須在越文報章看招生廣告，結果我發現位於西貢第三郡之私立新聞中學(Trường trung học tư thục Tân Văn)有開夜間部，我旋即報名就讀。就讀之初，我還以為此校的老師只是泛泛之輩，不意當我到開智書局(Nhà Sách Khai Trí，是當時西貢最大及很有名的書局。)找參考書時，這才發現原來我的老師大多是頗有名氣的學者。於是，由於老師授課都能把握重點，化繁為簡；而我亦極度認真鑽研，廣購書籍參考。我在新聞中學讀的一年內，幾乎將我所沒有讀的高中部數理化課程全部補回來，奠定我後來敢於執教初中部數理化之基礎 。
其後發展是，秀才二級順利考上。但因該年西貢大學的十七分科之一醫科大學(醫學院)沒有招考，故我改考同屬於西貢大學的藥科大學(藥學院)，藥科考上了，再領取一年之緩役證。談到藥科大學的入學試，若與考秀才相較，一點也不輕鬆，因藥大有錄取人數的限制。幸好，考試科目只有三科，即生物、化學及英文。內容都是我在秀才二級時讀得滾瓜爛熟，僅英文一科限於三十分鐘內將二十題越文短句翻譯成英文，即一分半鐘要完成一題，幾乎沒有思考時間。因此，我再花兩個月時間在這方面特別加強。
我考的一年錄取四百人，後增至錄取四百四十人，說是增錄百分十作為補充臨時退學學生的準備。我記得該時應考人數約莫四千多人，即錄取率為百分十，比秀才還低一些，我似乎排在一百六十多名。放榜的一刻，真是人山人海，以我180公分的高個子竟也要墊高腳趾才勉強看得清楚，突然後面有一女生拼命擠來，她的臉龐剛好與我的臉龐緊緊貼在一起，她渾然不覺，而我頓感一臉清涼透骨，好生舒服。這是我有生以來與女孩子最緊密接觸的一刻，很可惜我只顧看自己的名字，沒有問她有否考上。
回憶前兩次秀才一級及秀才二級放榜時，也是人頭洶湧，不過，由於放榜地點分散各處，因放榜地點便是考試地點，並不像藥大時都一窩蜂擠在校本部，故較容易看到自己的名字。
我靠讀書及考試，獲取三年(從1968至1971)的緩役。第一次是準備考秀才一級獲緩役一年；第二次是考取秀才一級獲緩役一年；第三次是考取秀才二級兼考進西貢藥科大學獲緩役一年。同一時間，我靠教書獲得的收入比交通銀行更多。順便解釋考取秀才二級兼考進西貢藥科大學(藥學院)才獲緩役一年之情形：因其時依南越法令，若二十歲才考上秀才第二級，則必須攻讀要經過入學考試之大學方能獲取緩役，換言之，設若該年我進入不用考入學試之大學如文科大學(文學院)、科學大學(理學院)、律科大學(法學院)等，是不獲准緩役的。
進了藥科大學，我見識到可容納上千人偌大的講堂，眼界為之一開，因我通常到得較晚，坐在後排總是看不清楚，我才警覺自己患了近視症，急配了副近視鏡，儼然是個堂而皇之大學生了。
不過，好景不常，好不容易才考上準備作為終身事業且要修讀五年的藥科大學，我讀了三個月便面臨要放棄的命運。我面前出現我無法通過的三道關卡：
首先，理工醫藥等科系皆要上課做實驗，而我為了生活，必須於白天教書，我無法天天來校上課，導致授課時間屢與受課時間衝撞。兼且藥科之課業繁多，白天我只剩數小時的餘暇在耀漢中學擔任每周兩小時的理化科教員，及在自由新村的自由小學每周教四小時的高小算術。每次我從自由新村下課騎腳踏車到藥科大學上課，即使走得很快，最少得花一個小時以上，因自由新村坐落西貢之極西端，且已離開西貢範圍，而藥大坐落在西貢之極東端，靠近動物園。這些行程的不便，雖然我也忍受下來，但家庭生計入不敷出，漸覺捉襟見肘。若要讀完藥大五年，我將何以為活？
其次，在藥大有兩科做實驗時我遇到瓶頸。在生物實驗室，老師要求我們畫出在顯微鏡下照見的東西圖像，我看了很久，只見有多種顏色的一團東西，卻瞥見左右兩側同學皆已畫出井然有序的圖案，心想我的眼睛一定有問題，唯是什麼問題，直至抵台灣後方知我有色盲症。另一科是認識各種中藥材的味道，老師分發每一名學生數十種藥材，並囑盡量利用嗅覺嗅其味道再寫出來。但糟透了，我的鼻子向來不够靈敏，無法判別味兒。因此，單此二科可註定我是及不了格的，又如何升級？
其三，因母親之脾氣暴躁，動輒與人爭吵。由於我們居處是租來的，屋主住樓下，我們住樓上，且是木板樓，毫無隔音效果。適其時，母親與男屋主口角甚烈，快要拼個你死我活，嚴重干擾我的讀書心情。我多次勸喻母親小不忍則亂大謀，目前必須多加忍讓，以免毀我前途，但不果。
經過一番仔細估量，我認為這三道關卡我皆過不了。直到學期結束，藥大的升級試絕對過不了關。我唯有當機立斷，提早放棄，轉到不用考入學試也不用上課點名的律科大學(法學院)報名就讀。因律科不用考入學試，以我此時二十歲的年齡已不可用學業理由申請緩役了，那兵役的問題怎辦呢？
我改以「家境理由」申請緩役，轉讀律科大學及繼續教書生涯
我想到用家境理由申請緩役，因其時「南越」之貪污猖獗，只要有錢幾乎無所不能。按其時「南越」法律規定：「寡母年滿六十歲以上，家中之唯一獨子可以申請緩役。」問題是此時母親的身分證尚不足六十歲，最後以二十萬元代價邀人竄改母親的身分證出生年份，並據以申請家境理由緩役。替我竄改證件的人不知是技術差，抑是其時尚無適當工具，乍看便知是塗改過的。其時雖尚無網際網路，但警察局內必有存檔，若承辦人員起疑調閱原始卷宗便一目了然。尚幸，代辦人賄賂了承辦人員，家境理由緩役證終於順利拿到了。打從1971年起，我便每年掏出二十萬元，接連兩次順利拿到此證。
緩役證拿到了，有了護身符，我一方面繼續在律科大學就讀，一方面辭退了自由小學的教職。除了繼續在耀漢中學教初中部數理化之外，我多兼了穗城及福建中學的科任老師。在耀漢及福建中學，我擔任以國語授課的中文數理化，在穗城中學，我擔任以越語授課的越文數學，還有讓我受寵若驚的是穗校竟找我教高中三年級的「漢文」(“Hán văn”即中國古文，我投考秀才一級時最有把握拿高分的一科)，這屬於秀才一級D組的科目，難道他們認為我的漢越字很行？我也只好當仁不讓。想不到我在社會混了那麼久，我仍發現不少高三學生的年齡和我相倣呢。此外，我還替好友李樹恆先生在知用中學代課數個月之初一中文國文。由於我從十八歲開始，為了考秀才一級苦讀越文，此刻又進了大學，從藥科再轉律科，越文已大有進步，聽越語已是家常便飯，不過在說方面，由於我本來就是木訥型的人，除了見面時打打招呼，很少刻意用越語與人交談。現在，我必須充作說越語的「內行人」，幸好，我執教已有經驗，不再畏縮當眾演講，經過說越語的第一天，說的越來越流利，若再加上其後坐牢的兩年多時光，時時刻刻與越人混雜相處，想說越語不流暢也難。
前面我提到「科任教員」。在啟秀(花縣)小學時，我是當「班導師」(也有人當科任教員)，自考上秀才二級後，我轉任中學的科任教員。看倌不要小看科任教員的薪資，因不論小學或中學，科任教員與班導師的鐘點費(授課時薪)是完全相同的。若每周五天，每天上滿七小時的課，周六以四小時計，即每周上三十九小時，月薪可達該時幣值八、九萬元之間，足足是我在交通銀行薪資的兩倍。
按其時「科任教員」的定義是這樣：科任老師只管教學，不必處理行政業務，行政業務都由班導師負責。是故，班導師不可以兼任他校的老師，而科任教員則沒有限制，只要你有辦法，兼教多少學校都可以。不論科任老師或班導師都是每學期一聘。而由於該時生育率甚高，學生人數年年暴增，老師供不應求，只要沒有犯大錯，必然獲得續聘。至於我在前面提到，由於啟秀(花縣)校長易人，而我是前任校長扶掖的人，我註定要離職， 乃因我在花縣兼任了兩份行政差事，一是班導師，一是事務員，多拿兩份薪水。假如我只單純做科任教員，我獲留任是沒有問題的。南越南之科任老師與今天台灣所稱之兼任助理教授定義大異其趣。台灣因近年少子化，滿街博士，但大學生卻日益縮減，堂堂的兼任助理教授變成流浪教師，真是情何以堪！該段時間，大部份華校的教員均分為班導師及科任老師，亦有些學校例如耀漢中學為節省成本，由行政人員兼當若干班級之行政管理，而不設「班導師」。
好友李樹恆被越共暗殺
1976年我從崑崙島獲釋回家，才知道好友李樹恆已於1975年西貢淪陷前不久，在知用中學被越共之女特工暗殺。李樹恆之所以敢於找我代上國文課，是因該年我連續在張偉智議員(他是南越南國會下議員，相當於美國之眾議員。)創辦的「民聲周刋」發表了多篇針對學校及老師的建言，他看了深有同感，且認為我的國學程度教國文科是沒有問題。談到好友李樹恆，他的命運確够悲悽，他是南越華校也是南越之整個僑社，最後一位被越共謀殺的華人老師，越共認為他替國民黨做事，故要把他幹掉。問題是他終日兢兢業業的教書，忙得上課時間衝撞，故才找我代課，那來時間從事政治活動！
祖母仙遊
1971年中祖母去世，漫長的家庭紛爭也隨之落幕。其實祖母已病了好幾年，母親不計前嫌，請求廣肇醫院董事會讓祖母躺臥在醫院的中醫部約已三年之久。此刻，該醫院的殯儀館才落成不久，董事會竟免費捐出頭號靈堂供停放靈柩及吊唁之用。無奈因我家人丁單薄，親朋寥寥無幾，點綴兩三幅祭帳，對偌大的靈堂是很不協調的襯托。
我總覺得欠了祖母些什麼。在她晚年，我根本沒有侍奉過她。小時候，我常察言觀色，站在父母這一邊和她爭吵，甚至作弄她，常引致她和父母之間另一場暴風雨；長大後，我常為了發洩悶氣而冷言諷刺她。她該恨透我這個不肖的孫兒吧！
不過，打從1965年父親逝世時起，他們三人已缺其一，吵不起架來了。長大後我常想：好毒的兩個女人，整死我父親後，她們已找不到吵架的理由了。不過，這當然是「氣」話。
若有人問我，以事論事，父母和祖母不和，誰是誰非。我縱願承擔「大不敬」之名，也無從作答。大抵各有其是，各有其非。一言以蔽之，都是脾氣古怪，互不相讓，兼之固執、迷信使然。其實，只要頭腦冷靜點，他們何嘗不是天性善良，勤勉有為，疼愛兒孫的長者。然而，家庭不和，意氣用事終是人生之大不幸，我更不幸的是在不幸的年代生長在不幸的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