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國際讀寫障礙協會特別報導補篇
呂偉白
2000年
寫完IDA會議的報導上下兩篇，仍覺意猶未竟。有一些特別的人和事仍然有遺珠之憾，因此狗尾續貂，再續寫補篇。
晚會餘興
大會安排了幾場餐宴，有時是和總裁共進早餐，有時是午宴，還有兩場晚宴。都要另外繳費。我參加了兩場晚宴。一場是輕鬆的沙拉吧，一場是比較盛重的正式晚宴,前者繳費美金30元，比較是聯誼性質，後者為85美金，我想還帶有募款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兩場都將當地的特色融入餐會中。
在沙拉宴中，吃的是墨西哥風味的Taco 和一些簡單的沙拉、薯條的食物，風味實在不怎麼樣，但是好玩的是有專人來指導大家跳西班牙舞。一群人白天正經八百的聽講座，晚上則手牽手開心的返老還童。非常有趣的經驗。
而晚宴則比我想像的還要正式，早知老外對宴會較之國人盛重，但是不想連出門開會的晚宴都煞有其事。男士們真個都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們則著裙抹脂。我開會前在old town買了一件印地安式背心裙這時派上用場，但在衣香鬢影中有些格格不入。
晚宴前我陪Joyce 和Pat兩位老太太回飯店換裝，也對歐美文化和我國文化的差異有了一番體驗。兩位老太太剛開完IDA各分區的聯合會議（據轉述現場也是非常火爆），雖然已過了晚宴開始的時間，但仍堅持要回飯店換衣服。回到飯店，只見她們打開超大的行李箱，翻箱倒櫃各自拿出亮閃閃的長裙禮服，Joyce還比了兩、三套才滿意，而Pat則是要我幫她從好幾串炫麗的項鍊中找出和禮服最速配的一串。於是半個鐘頭後，兩位老人家從灰姑娘變為尊貴的公主，而我則像灰姑娘一樣扶著她們參加晚宴。
晚宴開始，IDA總裁講了些話，還頒獎給兩位人士，我完全有聽沒有懂，後來還是Pat告訴我，其中一位受獎人士是律師，他幫助許多家長打官司為學障的孩子爭取權益。這些年來，法院裡的裁決在學習障礙權益的爭取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雖然在我剛譯完的” Our Labled Children”中，作者史登堡對律師有很深的成見，但是對於站在家長這一方的協會來說，律師無疑像神鬼戰士一樣捍衛學障孩子的受教權。
晚宴中安排當地知名的吉他演奏家表演精彩的西班牙樂曲，另外還有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Story teller”, 一位看來當地的印地安中年男士上台講故事，他用非常有表情的聲音說印地安的神話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印地安版的Cinderara（灰姑娘），有趣極了，第二個故事則有寓意存在，是說一隻青蛙和熊的故事。熊是印地安文化中最有power的動物，青蛙和熊為了一年到底要有幾天而爭辯不休，最後青蛙贏了，靠的不是蠻力，而是無止無休、永不妥協呱呱叫的耐力。選擇這個故事是有寓意的，表示雖然我們的聲音小、力量薄弱，但是只要我們不斷的告訴人們學習障礙者的困難和需要，有一天，終於會爭取到我們該有的權益。
後來我問Peckey這樣的story teller節目在美國文化裡是很常見的嗎，據她說有好幾個州有這樣的習俗，人們在宴會中安排說故事時間。在我們的文化裡，聽故事是孩子的活動，很少人去思考成人也是需要聽故事的。
我想在日後協會的年會中，也許也可以考慮安排說故事時間。
研究讀寫障礙者天賦的West
在晚宴中，Joyce介紹了一些人讓我認識，大部分人看到唯一的一張東方臉孔闖入這樣的晚宴都有些失措，點一個頭就算寒暄過了。只有一位West(Thomas G. West)先生比較親切，他在年會中有兩個場次的演講，主題都是介紹對讀寫障礙者（dyslexia）特殊天賦的研究，兩場講座中都有一位諾貝爾獎後代的女士協助說明一項有趣的數據，數據中顯示諾貝爾獎得主的後代中患有讀寫障礙的比例極高。我對West說他的研究非常有趣，希望他有機會能到台灣來演講，誰知我的一番客套話，竟真的促成了後續我和West更進一步的聯繫，和對他瞭解更多之後的驚訝。
晚宴中West說要送我一本他寫的書，我並不以為意。回到旅館，把經過告訴Beckey之後，只見Beckey雙眼放光，告訴我說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書，還以命令句說：”translate it!”.回到台灣，West 寄來他的個人簡歷，精美的精裝書也寄到了，我才更進一步瞭解為什麼Beckey會雙眼放光了。
原來West本是從事科技和貿易方面的行業，他在兒子被鑑定出來是學習障礙之後，才發現自己也有讀寫障礙，於是他研究那些被認為有讀寫障礙的古人，並寫成一本” In the Mind’s eye”, 這本書完成於1991年，立刻成為暢銷書，並再版了八次，連書商都想不通為什麼會這麼好賣，1997 年West修訂之後，再度出版，現在又已賣到第四版了。1994年譯成日文出版（書名改為「痛恨上學的天才」，聽West說義大利文和法文譯本也將出版。West 從外行走到內行，而且一書走遍天下，新加坡、英國都曾邀請他去演講。
West 自從寫成此書後，算是改行了，他目前擔任克雷司諾中心（Krasnow Institute）的理事，該中心隸屬於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專門研究讀寫障礙者的天賦。West認為有不少讀寫障礙的名人有視覺上的優勢，如愛因斯坦、愛迪生、達文西，而讀寫障礙者也多從事和科技、藝術及企業有關的行業（如Cisco系統的會長兼執行長John Chambers， 福特汽車公司的主席兼執行長Don Winkler, 藝術家Robert Rauschenberg, 建築師Richard Rogers, 小兒神經科醫師Fred Epsrein, 電影”Snatch”的作家、製作兼導演 Guy Ritchie）。這也許也和他們的視覺優勢有關，他甚至還發展出一套電腦模式來測量人們的視覺能力。
這樣的觀點其實也是有人質疑的，例如在West的第二場演講中，有一位猶太裔的觀眾就站起來說，許多人都說猶太人比較聰明，但是這樣的說法顯然沒有根據，而且對於猶太人的處境也沒有幫助，許多人因此覺得猶太人在資賦上佔有先天的優勢，即使大部分的猶太人其實只是普通的一般人。West現場的解釋是，他從來沒有說過讀寫障礙者都有視覺上的優勢，他只是對於有視覺優勢的讀寫障礙者特別感興趣。從這樣的觀點，我倒是很希望能引介他來台演講，雖然對於學習障礙孩子的困境不見得有實質上的幫助，但是可以讓社會大眾瞭解到，學習障礙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面向去探討，而不一定只看他們的語文能力、數學能力、甚至考試分數。
猶太裔的ESL老師Susane
人們總以為老美熱情大方、親切又願意主動幫忙。我來美幾次，發現這是一相情願的想法。大多數的美國人對於陌生的東方人也是冷漠而保持距離的。我到了異域，很能感受身心障礙者受到的對待，大多數的人看到身心障礙者，雖然心存同情，但是不知道要如何適切的互動，於是乾脆轉開眼神，眼不見為淨。許多老美一輩子沒有接觸過幾個東方人，於是最安全的作法是把眼睛轉開，或者交談也是草草敷衍。
有些人即使剛開始還很熱情，但是在領教到結結巴巴、不知所云的洋涇邦之後，也逃之夭夭。因此我實在很感謝那些願意嘗試和我交談的美國友人。其中一位就是Susane，Susane一直都有參加ESL的圓桌會議，原只是點點頭打招呼，最後一天她主動約我去”old town”的一間有名的墨西哥餐廳吃飯，我們聊很很多，聊到兩個人都沒有力氣說話了才互道珍重。
Susane從小在紐約長大，也很以此為豪， 她說小時候聽歌劇、音樂會像到鄰居家串門子一樣方便。現在她在紐澤西州教書，接觸到許多低階層社會的人們，深深瞭解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窮人的困境。她提到幾個不合理的現象，例如學生不能跨區就讀，但是不同的區之間學校的經費和品質有非常大的分野，如果你買不起好區的房子，你就活該倒楣接受品質低劣的教育。我說我國也有這樣的情形，有錢的縣市和沒錢的縣市對學障學生的安置有非常大的差別。Susane 對我國的制度也非常好奇，她問道台北市和高雄市兩個直轄市的人口有多少，經費有多少，我出國前剛好在報上看到有關統籌分配款的新聞，於是把大概的數字告訴她，她十分激動的說：「你看、你看，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經費和人口所佔的比例是不相符的，比較少的人口享用了比較多的經費，這和美國是一樣的情形。」
我們在各自猛烈的批評自己國家的種種缺失之後，最後也很心平氣和的做了結論。Susane說，和別的國家相較，美國人民實在是夠幸運的，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因此要對許多待改進的地方視而不見。我也提到了中國大陸連集會結社的權利也沒有，相較之下，我們還能有和官員吵架的空間，也是夠幸運的，不過，這也並不表示我們的政府就要因此自滿，人民還是有權利和義務督促政府朝更高的境界邁進。
此外，Susanne雖然抱怨了一些美國現況的缺失，但是身為老師，她所受到的待遇可能會讓老師們十分羨慕，她說她參加大會的所有費用，都是學校出的，包括報名費、機票、住宿費，甚至三餐費用，Susanne很理所當然的說，學校一定得出，因為學校需要這樣的專業老師。可見在先進國家，是很捨得花經費培訓師資的。
Susanne是猶太裔，說話的口音並不容易懂，不過我們還是做了非常有意義的深度交談，我要感謝Susanne不在乎我的「語障」,我真希望自己日後在面對任何「不一樣」時，也能培養出像Susanne一樣態若自然的能力。
永不妥協的學障兒家長Ruth
我一直遺憾在這次會議中，並不如原先所預期的遇到一些和我同樣身份的家長，但是這樣的遺憾，也在離開阿布奎基的最後一晚神奇的消失了。最後這一晚我剛從「天城」回來，在旅館櫃臺和可愛的西班牙裔女孩閒談，把她的名字Christina譯成中文寫給她看，女孩樂不可支，不可思議的看著自己的名字幻化成另外一種文字。這時有一位女士來到櫃臺辦事，看到我很高興的說在會場看過我，我們交談之下，才知道彼此都是有個學習障礙的孩子，而孩子差不多同齡。於是阿布奎基的最後一晚，我和這位女士─Ruth─又聊到沒有力氣了才各自回房。
我和Ruth一見如故，除了我們的孩子都屬於讀寫障礙，也都有視覺記憶的問題，而Ruth對爭取孩子權益的堅持也讓我惺惺相惜。Ruth的兒子Joseph原來在一所公立學校就讀，該校沒有提供學習障礙的特殊教育，Ruth要求學校提供特教服務，學校置之不理，於是Ruth控告學校，並打贏官司，學校因此要負擔Joseph就讀私立學習障礙特殊學校的學費。
就我所知私立學習障礙學校的學費非常昂貴，我問Ruth學校為什麼不聘請特教老師，除了可以提供Joseph服務外，也可照顧其他的學習障礙學生，因為很可能還有其他的學生需要服務，Ruth用手指繞一下腦袋說，她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這些學校沒有邏輯觀念。那麼其他的家長不會步Ruth的後塵也去告學校嗎？Ruth的回答倒是很讓我意外，她說打官司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除非家長有過人的毅力，否則撐不過這樣的辛苦。
常常有人鼓勵國內的家長打官司告學校，讓學習障礙孩子受教權的問題突顯出來，然而在我國，是否找得到律師懂得學習障礙願意接這樣的案子？專家是否願意上法庭提供專業的意見力挺家長？社會上對於學習障礙受教權的理解是否夠成熟？在在都是問題，而聽了Ruth的經驗，即使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夠成熟的美國，打官司仍然是凡人難以承受的程序。
總之，官司是打贏了，後續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Ruth花了很大的心血打聽各個學習障礙學校的教學內容，以期找到對Joseph最適當的學校，另外，她對於專業的鑑定人員也熟悉，因為我兒Peter刻正就讀美國私立學習障礙學校，而且面臨升高中以及需要鑑定的問題，因此Ruth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從這樣的資訊中，我也看到了Ruth花了多少心血在搜尋各項對Joseph最有利的訊息中。
回來之後，我們繼續用e-mail互通訊息，我告訴Ruth，我說老天是有意讓我們在搭飛機之前碰面，因為我們都有永不妥協的相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