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國際讀寫障礙協會特別報導補篇
呂偉白
2000年
寫完IDA會議的報導上下兩篇,仍覺意猶未竟。有一些特別的人和事仍然有遺珠之憾,因此狗尾續貂,再續寫補篇。
晚會餘興
大會安排了幾場餐宴,有時是和總裁共進早餐,有時是午宴,還有兩場晚宴。都要另外繳費。我參加了兩場晚宴。一場是輕鬆的沙拉吧,一場是比較盛重的正式晚宴,前者繳費美金30元,比較是聯誼性質,後者為85美金,我想還帶有募款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兩場都將當地的特色融入餐會中。
在沙拉宴中,吃的是墨西哥風味的Taco 和一些簡單的沙拉、薯條的食物,風味實在不怎麼樣,但是好玩的是有專人來指導大家跳西班牙舞。一群人白天正經八百的聽講座,晚上則手牽手開心的返老還童。非常有趣的經驗。
而晚宴則比我想像的還要正式,早知老外對宴會較之國人盛重,但是不想連出門開會的晚宴都煞有其事。男士們真個都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們則著裙抹脂。我開會前在old town買了一件印地安式背心裙這時派上用場,但在衣香鬢影中有些格格不入。
晚宴前我陪Joyce 和Pat兩位老太太回飯店換裝,也對歐美文化和我國文化的差異有了一番體驗。兩位老太太剛開完IDA各分區的聯合會議(據轉述現場也是非常火爆),雖然已過了晚宴開始的時間,但仍堅持要回飯店換衣服。回到飯店,只見她們打開超大的行李箱,翻箱倒櫃各自拿出亮閃閃的長裙禮服,Joyce還比了兩、三套才滿意,而Pat則是要我幫她從好幾串炫麗的項鍊中找出和禮服最速配的一串。於是半個鐘頭後,兩位老人家從灰姑娘變為尊貴的公主,而我則像灰姑娘一樣扶著她們參加晚宴。
晚宴開始,IDA總裁講了些話,還頒獎給兩位人士,我完全有聽沒有懂,後來還是Pat告訴我,其中一位受獎人士是律師,他幫助許多家長打官司為學障的孩子爭取權益。這些年來,法院裡的裁決在學習障礙權益的爭取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雖然在我剛譯完的” Our Labled Children”中,作者史登堡對律師有很深的成見,但是對於站在家長這一方的協會來說,律師無疑像神鬼戰士一樣捍衛學障孩子的受教權。
晚宴中安排當地知名的吉他演奏家表演精彩的西班牙樂曲,另外還有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Story teller”, 一位看來當地的印地安中年男士上台講故事,他用非常有表情的聲音說印地安的神話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印地安版的Cinderara(灰姑娘),有趣極了,第二個故事則有寓意存在,是說一隻青蛙和熊的故事。熊是印地安文化中最有power的動物,青蛙和熊為了一年到底要有幾天而爭辯不休,最後青蛙贏了,靠的不是蠻力,而是無止無休、永不妥協呱呱叫的耐力。選擇這個故事是有寓意的,表示雖然我們的聲音小、力量薄弱,但是只要我們不斷的告訴人們學習障礙者的困難和需要,有一天,終於會爭取到我們該有的權益。
後來我問Peckey這樣的story teller節目在美國文化裡是很常見的嗎,據她說有好幾個州有這樣的習俗,人們在宴會中安排說故事時間。在我們的文化裡,聽故事是孩子的活動,很少人去思考成人也是需要聽故事的。
我想在日後協會的年會中,也許也可以考慮安排說故事時間。
研究讀寫障礙者天賦的West
在晚宴中,Joyce介紹了一些人讓我認識,大部分人看到唯一的一張東方臉孔闖入這樣的晚宴都有些失措,點一個頭就算寒暄過了。只有一位West(Thomas G. West)先生比較親切,他在年會中有兩個場次的演講,主題都是介紹對讀寫障礙者(dyslexia)特殊天賦的研究,兩場講座中都有一位諾貝爾獎後代的女士協助說明一項有趣的數據,數據中顯示諾貝爾獎得主的後代中患有讀寫障礙的比例極高。我對West說他的研究非常有趣,希望他有機會能到台灣來演講,誰知我的一番客套話,竟真的促成了後續我和West更進一步的聯繫,和對他瞭解更多之後的驚訝。
晚宴中West說要送我一本他寫的書,我並不以為意。回到旅館,把經過告訴Beckey之後,只見Beckey雙眼放光,告訴我說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書,還以命令句說:”translate it!”.回到台灣,West 寄來他的個人簡歷,精美的精裝書也寄到了,我才更進一步瞭解為什麼Beckey會雙眼放光了。
原來West本是從事科技和貿易方面的行業,他在兒子被鑑定出來是學習障礙之後,才發現自己也有讀寫障礙,於是他研究那些被認為有讀寫障礙的古人,並寫成一本” In the Mind’s eye”, 這本書完成於1991年,立刻成為暢銷書,並再版了八次,連書商都想不通為什麼會這麼好賣,1997 年West修訂之後,再度出版,現在又已賣到第四版了。1994年譯成日文出版(書名改為「痛恨上學的天才」,聽West說義大利文和法文譯本也將出版。West 從外行走到內行,而且一書走遍天下,新加坡、英國都曾邀請他去演講。
West 自從寫成此書後,算是改行了,他目前擔任克雷司諾中心(Krasnow Institute)的理事,該中心隸屬於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專門研究讀寫障礙者的天賦。West認為有不少讀寫障礙的名人有視覺上的優勢,如愛因斯坦、愛迪生、達文西,而讀寫障礙者也多從事和科技、藝術及企業有關的行業(如Cisco系統的會長兼執行長John Chambers, 福特汽車公司的主席兼執行長Don Winkler, 藝術家Robert Rauschenberg, 建築師Richard Rogers, 小兒神經科醫師Fred Epsrein, 電影”Snatch”的作家、製作兼導演 Guy Ritchie)。這也許也和他們的視覺優勢有關,他甚至還發展出一套電腦模式來測量人們的視覺能力。
這樣的觀點其實也是有人質疑的,例如在West的第二場演講中,有一位猶太裔的觀眾就站起來說,許多人都說猶太人比較聰明,但是這樣的說法顯然沒有根據,而且對於猶太人的處境也沒有幫助,許多人因此覺得猶太人在資賦上佔有先天的優勢,即使大部分的猶太人其實只是普通的一般人。West現場的解釋是,他從來沒有說過讀寫障礙者都有視覺上的優勢,他只是對於有視覺優勢的讀寫障礙者特別感興趣。從這樣的觀點,我倒是很希望能引介他來台演講,雖然對於學習障礙孩子的困境不見得有實質上的幫助,但是可以讓社會大眾瞭解到,學習障礙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面向去探討,而不一定只看他們的語文能力、數學能力、甚至考試分數。
猶太裔的ESL老師Susane
人們總以為老美熱情大方、親切又願意主動幫忙。我來美幾次,發現這是一相情願的想法。大多數的美國人對於陌生的東方人也是冷漠而保持距離的。我到了異域,很能感受身心障礙者受到的對待,大多數的人看到身心障礙者,雖然心存同情,但是不知道要如何適切的互動,於是乾脆轉開眼神,眼不見為淨。許多老美一輩子沒有接觸過幾個東方人,於是最安全的作法是把眼睛轉開,或者交談也是草草敷衍。
有些人即使剛開始還很熱情,但是在領教到結結巴巴、不知所云的洋涇邦之後,也逃之夭夭。因此我實在很感謝那些願意嘗試和我交談的美國友人。其中一位就是Susane,Susane一直都有參加ESL的圓桌會議,原只是點點頭打招呼,最後一天她主動約我去”old town”的一間有名的墨西哥餐廳吃飯,我們聊很很多,聊到兩個人都沒有力氣說話了才互道珍重。
Susane從小在紐約長大,也很以此為豪, 她說小時候聽歌劇、音樂會像到鄰居家串門子一樣方便。現在她在紐澤西州教書,接觸到許多低階層社會的人們,深深瞭解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窮人的困境。她提到幾個不合理的現象,例如學生不能跨區就讀,但是不同的區之間學校的經費和品質有非常大的分野,如果你買不起好區的房子,你就活該倒楣接受品質低劣的教育。我說我國也有這樣的情形,有錢的縣市和沒錢的縣市對學障學生的安置有非常大的差別。Susane 對我國的制度也非常好奇,她問道台北市和高雄市兩個直轄市的人口有多少,經費有多少,我出國前剛好在報上看到有關統籌分配款的新聞,於是把大概的數字告訴她,她十分激動的說:「你看、你看,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經費和人口所佔的比例是不相符的,比較少的人口享用了比較多的經費,這和美國是一樣的情形。」
我們在各自猛烈的批評自己國家的種種缺失之後,最後也很心平氣和的做了結論。Susane說,和別的國家相較,美國人民實在是夠幸運的,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因此要對許多待改進的地方視而不見。我也提到了中國大陸連集會結社的權利也沒有,相較之下,我們還能有和官員吵架的空間,也是夠幸運的,不過,這也並不表示我們的政府就要因此自滿,人民還是有權利和義務督促政府朝更高的境界邁進。
此外,Susanne雖然抱怨了一些美國現況的缺失,但是身為老師,她所受到的待遇可能會讓老師們十分羨慕,她說她參加大會的所有費用,都是學校出的,包括報名費、機票、住宿費,甚至三餐費用,Susanne很理所當然的說,學校一定得出,因為學校需要這樣的專業老師。可見在先進國家,是很捨得花經費培訓師資的。
Susanne是猶太裔,說話的口音並不容易懂,不過我們還是做了非常有意義的深度交談,我要感謝Susanne不在乎我的「語障」,我真希望自己日後在面對任何「不一樣」時,也能培養出像Susanne一樣態若自然的能力。
永不妥協的學障兒家長Ruth
我一直遺憾在這次會議中,並不如原先所預期的遇到一些和我同樣身份的家長,但是這樣的遺憾,也在離開阿布奎基的最後一晚神奇的消失了。最後這一晚我剛從「天城」回來,在旅館櫃臺和可愛的西班牙裔女孩閒談,把她的名字Christina譯成中文寫給她看,女孩樂不可支,不可思議的看著自己的名字幻化成另外一種文字。這時有一位女士來到櫃臺辦事,看到我很高興的說在會場看過我,我們交談之下,才知道彼此都是有個學習障礙的孩子,而孩子差不多同齡。於是阿布奎基的最後一晚,我和這位女士─Ruth─又聊到沒有力氣了才各自回房。
我和Ruth一見如故,除了我們的孩子都屬於讀寫障礙,也都有視覺記憶的問題,而Ruth對爭取孩子權益的堅持也讓我惺惺相惜。Ruth的兒子Joseph原來在一所公立學校就讀,該校沒有提供學習障礙的特殊教育,Ruth要求學校提供特教服務,學校置之不理,於是Ruth控告學校,並打贏官司,學校因此要負擔Joseph就讀私立學習障礙特殊學校的學費。
就我所知私立學習障礙學校的學費非常昂貴,我問Ruth學校為什麼不聘請特教老師,除了可以提供Joseph服務外,也可照顧其他的學習障礙學生,因為很可能還有其他的學生需要服務,Ruth用手指繞一下腦袋說,她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這些學校沒有邏輯觀念。那麼其他的家長不會步Ruth的後塵也去告學校嗎?Ruth的回答倒是很讓我意外,她說打官司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除非家長有過人的毅力,否則撐不過這樣的辛苦。
常常有人鼓勵國內的家長打官司告學校,讓學習障礙孩子受教權的問題突顯出來,然而在我國,是否找得到律師懂得學習障礙願意接這樣的案子?專家是否願意上法庭提供專業的意見力挺家長?社會上對於學習障礙受教權的理解是否夠成熟?在在都是問題,而聽了Ruth的經驗,即使在各方面的支援都夠成熟的美國,打官司仍然是凡人難以承受的程序。
總之,官司是打贏了,後續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Ruth花了很大的心血打聽各個學習障礙學校的教學內容,以期找到對Joseph最適當的學校,另外,她對於專業的鑑定人員也熟悉,因為我兒Peter刻正就讀美國私立學習障礙學校,而且面臨升高中以及需要鑑定的問題,因此Ruth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從這樣的資訊中,我也看到了Ruth花了多少心血在搜尋各項對Joseph最有利的訊息中。
回來之後,我們繼續用e-mail互通訊息,我告訴Ruth,我說老天是有意讓我們在搭飛機之前碰面,因為我們都有永不妥協的相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