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偉白
八月二十七日我很榮幸的以學障兒家長代表的身份參加台北市教育局主辦的「學習障礙、注意力缺陷及過動症學生鑑定、安置及輔導工作研討會議」，很感謝市政府的用心，邀集醫學、教育、心理界的專家和家長、學校教師以及官員們對談。會中，專家們以其專業的素養發表不同主題的引言，帶動研討會的熱烈討論氣氛。在休息時刻，我也聽到有人向教育局恭賀，謂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研討會聚集這麼多不同領域的專家針對這個主題作這樣深入的探討。
但不知為什麼，會議在熱烈的互動中結束後，我竟有一種難以解釋的失落感。為什麼在這改革的列車要開之際，我卻無法有歡欣的心情呢？家長站出來了，官員有足夠的誠意，那專家呢？是的，研討會中專家們的發言中，瀰漫著一股消極、無力感的氣氛，讓身為學障兒家長的我，隱隱不安。
我們聽到醫學界的專家代表告訴我們過動兒是很難判斷的，學障兒更是難解，國外的診斷標準只能當參考。我們聽到心理界的專家代表宣告障礙是很難有改善的，不要太早標記孩子，因為那對孩子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只會給孩子帶來傷害。我們也聽到教育界的專家代表認為執著於對障礙分類是沒有必要的，對待特殊兒童要以人的觀點出發，要以愛為中心。
專家有以上的心得當然是自有其立論依據，但我們很遺憾的是在這樣一個需要專家協助家長，讓官員們瞭解家長需求的場合，似乎我們聽到哲學的部分較科學為多，學理性的較落實的部分為重。我禁不住甘冒大不諱，提出以下四個疑惑：
診斷困難，是怎樣的因素使我們的本土化診斷一直無法出爐？最使家長詬病的學習障礙醫療診斷及教育診斷，至今都還未建立標準化的鑑定模式，讓家長在精神科、神經科、復健科、特教中心之間碰運氣。對符號解碼出問題的學障孩子，限於語系不同，不適用於國外鑑定工具，即使父母有心、有力，也無法像其他疾病般帶孩子去國外求診。我們望穿秋水等著專家來解讀我們的孩子，但專家似乎並不這樣急切。
不要太早標記孩子，是不是因為根本缺乏正確標記的能力？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建議不要太早判斷孩子是否有心臟病。先進國家正致力於嬰、幼兒期學習障礙鑑定的研發，似乎國外專家的企圖心和國內專家不同步。我也曾看到國外專家寫給家長的建議是：一俟孩子能理解，就告訴他障礙的真相；先進國家似乎並不把標記和羞恥化為等號。會中家長們痛苦的哀訴，專家們難道感受不到比標記更折磨孩子的「誤解」？
如果障礙是無法改善的，只是給孩子一個標記沒有意義。沒有辦法改善障礙難道沒有其他補救措施嗎？一個視障生並不會因為視障無法改善就不需被標記為視障，透過輔助措施，他還是可以發揮其他無障礙的天賦潛能。學習障礙最令家長感到困擾的是看不見孩子的障礙在那裡，是空間、記憶、還是解碼？這也是教學策略很難研擬的主要原因。國外的專家們即使承認學習障礙是終身的障礙，但基於他們一、兩百年對神經心理、認知心理歷程與補救教學模式的研究，還是發展出有效的教學策略，可以改善學障者的閱讀能力以及其他學習能力。國內對學習障礙者的心路歷程一直乏人研究，難道這不是未來學術界應該致力的方向？
不要強調孩子的障礙類型，要將孩子視為一個完整的人，以愛為出發點。這樣的論調實在是和我國古聖先賢的教誨互相呼應。偏形而上，廢形而下，使得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至今還是屬於開發中國家。長久以來忽視學習障礙孩子的障礙類別，使得我們的學障教育雖然起步很早，似乎一直未實質提供為不同的孩子量身訂做的IEP教學，有些孩子就是學不會讀注音符號，但認國字無礙；有些孩子可以寫注音，但就是無法默寫國字；有些孩子不會四則運算，但可以解應用題。對這些障礙不做基礎研究，如何實質的幫助孩子，讓他繞過障礙(By Pass)以其他無障礙的能力學習？長久以來學障補救教學即等於注音符號補救教學的笑話，難道不是對學障異質性一直未做深入探討所導致的結果？
對學障兒家長來說，「愛」是一個很詭異的字眼，我們受過太多以「愛」為名的傷害，今天家長願意站出來，不是向各界索求「愛」，而是要求正確有科學根據的「瞭解」，這是學障的孩子們所應得的。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每個人的天賦潛能發揮，我們的要求完全沒有超越憲法所賦與我們的權利。我們不希望一個含混的「愛」遮蓋住了學障兒真正的需求和教育所應提供的品質。
學障權益爭取的列車終於開動了，誠如江蓋世議員所言，我們可以諒解教育改革百廢待舉，政府很多措施一時無法配合，但五年後如果還未改善，就無法原諒了。如果學術界不更具企圖心，我很難樂觀的預期五年之後，列車會到那一站？五年之後，學障兒的家長看著孩子背書包上學，是否還是「心肝沉沉落」？
後記：本文用詞也許太過強烈，也許專家以為這樣的研討會不需要太專業性的探討，而導致我對專家的態度作了錯誤的解讀，但由於這次的研討會是一個起步，家長不免對這樣的「第一次」懷著過多的期待，適度的讓專家們瞭解家長的期待，是我甘冒大不諱寫此短文的動機。學障兒不只應被瞭解、包容，更重要的是要被開發，開發那些被障礙困住而無法發揮出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