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对安德烈说，她十八岁的时候，一个渔村就是整个世界，不知道高速公路、下水道，没去过音乐厅、美术馆，遑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时尚、发型，以及化妆。
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十八岁。十八岁那一年，一九九七年，我知道什么？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一九九七年，我准备高考。那时的我，对自己的将来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粤北小县城的中学生，再回溯，作为从小镇读小学、在山村里长大的懵懂少年，我的天空，只有井口那么大。而偏偏，我算是井里的青蛙中比较能跳的一只。
好处是，有机会去到更广阔的世界，坏处是，不免有些夜郎自大。
虽然总是考不过总是年级第一校运会总拿1500米冠军而且还是学校教务主任儿子的那位，但也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成绩担心，用课内的时间应付高三的题海已经绰绰有余。别人都忙，足球已经找不到人踢，于是生活的重心，也就只有青涩朦胧的所谓爱情。
认识我的人应该能明白，其实也就只能是单恋而已。伴随而至的自然是少不了维特烦恼、顾影自怜、假装颓废、情绪无常。间接或者直接结果就是，我至今还无法改掉的坏脾气。当然，这丝毫怨不了别人，因为这大概根源于我内心里面那种人人皆有的自卑。说是性格决定命运，但其实命运也塑造了性格，两者其实都是环境在人身上的投影，一者在外，一者在内，本来就离不开。
所以十八岁，真的也许是人一生里面最重要的路口。
幸好，如龙应台所说，渔村馈赠了她“悲悯同情的能力”，而我，则一直感谢村乡镇县市的经历，让我对这片土地和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真诚、感恩，以及谦卑。
而对龙应台来说，二十一世纪孩子们的生活，犹如“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安德烈大概会认同，但对每一个十八岁的人来说，无论生活看上去如何丰富多彩，那种对未来的迷惘，对自己的怀疑，以及无来由的空虚，总会存在。
距离我的女儿十八岁，还有十六年的时间。不算短，但其实也不长。因为，要学会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经历，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不完美的别人，不完美的社会，并且保持平和的心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