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性,或者说一个人最大的「独立」,就是不盲目,不从众,愿意关照自己的内心,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下去; 而这种「独立」,赋予了一位女性巨大的性感,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 所以今天呢,熊就想要为大家介绍几位独立且优秀的女性——一群很厉害的女性作家。 就来自这本,《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妨看看她的采访。 「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最著名的特色栏目。 自1953年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2017年又推出了「女性作家访谈」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后又选取了其中16位作家,整合出版了这本书。 正如熊前面所说,这些女性作家们,无一不是独立、优秀、有自己思想的女性。
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她们如何克服阻碍?她们如何面对外部否定和自我怀疑? 这些问题,统统都能从她们的访谈中得到答案。 所以今天,熊就从这本《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中选取了4位女性作家,并节选了她们访谈中有利于我们生活的部分,分享给大家。 希望她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可以成为各位女性朋友们的榜样,或者说,一个激励。 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做独立、自己喜欢的自己吧~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01.09-1986.04.14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伴侣
采访时间:1956年
采访者:玛德琳·戈贝尔“除了古典风韵、棱角分明的脸型,波伏瓦最击中人心的地方是她蔷薇红的清新面色和清澈的蓝眼睛,极为年轻,活力饱满。你会觉得她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令人有点胆怯。她语速很快,讲话的方式直接但不唐突,一直微笑着,很友善。”
《巴黎评论》:在你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对爱情完全免疫。你喜欢浪漫元素。
波伏瓦:爱情是巨大的殊遇,经历真正的爱情(极为罕见)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命会因此充盈丰富起来。
《巴黎评论》:你写了十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在那之前你觉得挫败吗?
波伏瓦:没有,因为我那个时代,能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出书是很罕见的。当然了,总有一两个例外,比如雷蒙·拉迪盖,他是个少年天才。《恶心》和《墙》出来的时候,萨特也三十五岁了,那时他也才第一次出书。我第一本差不多达到出版水准的书稿被退稿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泄气。等到第一版的《女宾》(1943)被退稿的时候,我也确实很沮丧。后来我想,我需要耐心一点,慢慢来。我知道不少作家的起步都很慢。人们经常举司汤达的例子,他四十岁才出第一本书。
《巴黎评论》:大家都说你是个无比自律的人,没有一天不工作,从不虚度时光。你每天几点开始工作?
波伏瓦:我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工作,虽然总的来说我并不喜欢开始新的一天。我会先喝杯茶,差不多从上午十点开始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我去见见朋友,下午五点再开始工作到晚上九点。“下午场”开始的时候要捡起做了一半的事情继续,这对我来说并不因难。过会儿等你走了,我就看看报纸或者去买点东西。大多数时候,工作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在当代作家中位列何处?
波伏瓦: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估计?动静、沉默、后世、读者的数量、读者的缺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会阅读我。至少,我的读者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为女性问题的讨论贡献了一点东西。我是从读者寄给我的信里知道这一点的。至于我的作品的文学质量,严格意义上的“质量”,我完全没有概念。
埃莱娜·费兰特
目前意大利最受欢迎也最神秘的作家
采访时间:2015年
采访者:桑德罗·费里,桑德拉·费里“我们一直聊到了深夜,在第二天午饭时,又聊了很久,后来在罗马,我们在家里喝着花茶接着聊,最后我们每个人的本子上都写满了笔记。”
埃娃: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只希望出版那些质量上乘、你尽最大努力写的书,你觉得这是因为你是女作家吗?更普遍一点的问题是:你觉得男性写作和女性写作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差别?
费兰特:我通过我个人经历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从小开始——十二三岁——我就非常确信,一本好书必须有一个男性主人公,这让我非常沮丧。这个阶段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在我十五岁时,我开始热衷于看那些处于困境的勇敢少女的故事。但我还是继续认为——可以说,这个想法更加明确——那些伟大的小说家都是男性,我要学会像他们那样讲故事。在那个年纪,我看了很多的书,明确来说,我模仿的都是那些男性作家。我尝试去模仿男人写的伟大作品。我当时觉得,值得模仿的女性作家很少,她们相对比较弱,男性作家的作品非常多、更引人人胜。
埃娃:因此你觉得女性写作根基比较弱吗?
费兰特:不是,完全不是。我说的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想法。后来,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历史原因,女性的写作传统没有男性写作那么丰富多彩,但也留下了一些水准很高的作品,有的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品,比如说简·奥斯丁的作品。二十世纪,女性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实践释放了很多能量,推动了更深入、更彻底的转变,产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我写小说的经验,无论是没出版的还是那些已经出版的,都是在二十岁之后成形的,我尝试通过写作,讲出符合我的性别,体现女性不同之处的故事。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应该去打造女性自己的传统,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前辈留下的技艺。作为女性,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男性作家的文学世界一样丰富,甚至更加丰富。
珍妮特·温特森
1959.08.27-
英国当代实力派女作家,2006年被授予英帝国勋章,享有国际声誉
采访时间:1997年采访者:奥黛丽·比尔格“一连几个小时,她的回答始终保持着不懈的强度和优雅的遣词造句,这种说话方式传递出一种不露声色的吸引力。”
《巴黎评论》: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个隐士吗?
温特森:我一直都是,在伦敦生活就有点奇怪,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总是悄悄的,不出声,独自一人。我喜欢隐匿出行,不喜欢出名或者被认出来,所以生活在伦敦是有一点荒谬的。我是冲着伦敦的文化氛围。我没法容忍这一切,就决定不要继续被围观了。现在我有一幢藏在森林深处的小房子,在伦敦也有一小间,正在重新翻修。我在这两处之间秘密地来去,这很适合我。
《巴黎评论》:你说过收藏书籍是你在还没有足够财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更自由地享受这个爱好了?
温特森:是的,我之前接受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的电台采访,采访我的家伙问我在购买初版书上花过的最大一笔钱是多少?我说我在一本书上的花费从来没有超过三千英镑,他差点昏过去。他说,好吧,那差不多有六千加拿大元!当时我就说,听着,有人花同样的钱去巴贝多斯度假去买一套高端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或者一台新电脑。老天,还有人会花同样多的钱买一条裙子。去一趟骑士桥区的唐娜·凯伦专卖店就能花掉那么多钱。没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说我把这笔钱花在买一本书上,人们就会觉得惊讶。对我来说,这没什么稀奇的。可以有能力这样做感觉十分美妙。可以有能力买下拍卖目录里出现的东西,让它们进入我的私人圣殿,这种感觉特别激动人心,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厌倦。
《巴黎评论》:有人指责过你傲慢吗?
温特森:是的,主要是因为我确实坚持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我自己的作品。我对读者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走开。人们随时都有自由不看我的书。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不会多虑或者批评他们的选择。想要试图取悦所有人只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我也不想像机器一样去生产出精准符合某个特定兴趣群体喜好的内容。我想也许出版商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作家不是那样工作的,也不能那样工作。如果说,傲慢指的是一个人想要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去把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做到最好,那么,没错,我就是傲慢。
格蕾丝·佩雷1922.12.11-2007.08.21
美国短篇小说作家、诗人、女权主义者在美国拥有众多狂热的女性读者
采访时间:1992年采访者:乔纳森·迪,芭芭拉·琼斯,拉里萨·麦克法库尔“我们在她公寓外的街道上见到了她——她和朋友一起去别处参加了逾越节庆典,刚刚返回。隔着半个街区我们就认出了她——一个小个子女人,一头蓬松白发,身穿棕色外套。”
《巴黎评论》:在出书以前,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佩雷:我在做兼职工作。我总是出门闲逛。我有点懒。二十六岁和二十七岁,我相继有了两个孩子。下午我带他们去公园感谢上帝,我足够懒,才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华盛顿广场公园里。我嘴里说“懒”,但是追在两个小宝宝身后还是让人有点筋疲力尽,不过,回头再看,还是能看到其中的乐趣。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了解女人了——作为同事,真的。那时候我有一份兼职工作,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打字员。事实上,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有些小说都是在工作中打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在11街的公立四一小学的家长委员会办公室敲出来的。如果不曾在游乐场里打发时间,我绝不可能写下那些故事来,还写了那么多。我就是那样生活的。之后我们就过着典型的家庭生活——抗争与艰难时光。那些艰难时光,占据了大量时间。一整天一整天地消耗掉。
《巴黎评论》:人们说你的写作很睿智。
佩雷:那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人一旦上了年纪,就会显得睿智。可那只是因为你多了那么一点经验,仅此而已。我可没那么睿智。当你上了年纪,会发生两件事。既然你有了更多人生经验,那你要么显得很睿智,要么变得愚蠢透顶。只有这两个选项。你选择了一个,很可能是错误的那一个。
《巴黎评论》:最后再说一句什么?
佩雷:最好的训练是读和写,无论读什么,写什么。不要同不尊重你工作的爱人或者室友一起生活。不要说谎,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时间。去写那些如果你不写出来就无法呼吸的东西。
写在最后
或许大家可以看出,不同的女作家们,也都各自经历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成家或未成家,入世或出世,成名早或成名晚…… 她们也要面对自己庸常的生活。
但这些都不妨碍她们自由做自己,追求自己独立的、丰盈的、与众不同的精神生活。 这不就正是我们希望自己变成的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