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何以重要

自由何以重要：一個英國保守派眼中的民主與對立

作者：貓耳

英國著名的反歐洲派、保守黨成員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在他的《How we invented freedom: why it matters》（2013年）一書中，滿懷激情地講述了自由的故事——國家是個人的公僕而非主人及其基礎上建立的制度。後來經由英語被攜帶至前日不落帝國遍佈全球的殖民地，它成為這些地區得以繁榮發展的基礎，這些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地方，即英格蘭及其前殖民地共同組成了盎格魯圈。

本質是海洋文明的盎格魯圈佔據了當今世界最發達國家的大半壁江山：核心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大部分人認同還包括愛爾蘭，以及新加坡、百慕達群島、法蘭克群島，加勒比海岸民主國家、南非，以及部分人認為也可包括在內的印度（當然，印度到底是盎格魯民主圈成分多一點還是亞洲超級帝國成分多一點，很難回答）。

然而，並非所有人認同所謂英語文化的盎格魯圈這回事兒。加拿大著名政論家、知識份子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最初以撰寫《以賽亞·伯林傳》出名，曾親身深入到還處於民族衝突中的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烏克蘭、魁北克、庫爾德、北愛爾蘭等地區，揭示民族衝突的複雜性；他也曾涉足政壇努力一搏，擔任加拿大自由党黨魁參與總理競選而以失敗告終；葉禮庭認為盎格魯圈如今已經衰落，所謂英國的傳統已經被移民所消解。不過，當漢南反問他：「如果澳大利亞和印尼之間發生戰爭，你會站在哪一邊？」他卻依然默認將會站在英語文化這一邊。

持有典型「美國天命論」的人，態度則要傲慢得多：被認為代表了美國精神——多元族裔、社會底層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奧巴馬就任總統後，對英語圈有一種明顯的疏遠，與歐盟在外交和政策上走得更近：高稅率、重環保、再分配、財政赤字，其關鍵字是更多管制、中央集權化。同時，西方世界的法官越來越喜歡通過國際條約來挑戰本國民選機構的立法，國際管轄權切斷了立法者和法律之間的聯繫。

漢南認為，所謂的盎格魯圈並不是指這個圈子裏的人的族裔來源相同，恰恰相反，這個圈子裏囊括了數以百計的民族成分，特別是澳大利亞、紐西蘭、美國等移民國家，將他們黏合在一個國家裏的原因，毋寧說是作為英語文化核心的基本習俗和價值觀：普通法、契約神聖、代議制政府、良心自由、財產安全以及個人自由。這些國家建立在超越種族的觀念之上。在這一系列價值裏面，漢南特別強調普通法的重要性：法律存在於一個個具體案例中、自下而上在人民中形成，而非政權機構施加在人民身上；無論法官還是政治家都無權改變法律，因為它是人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遺產，聯結著過去、現在和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法律觀念乃是朝向歷史、而非朝向未來的。

實際上，在漢南的著作裏，我們能夠發現「民主」並不是首要價值。正是在這一點上，構成了有意思的對立：比如葉禮庭堅持「任何普通人，都有權選擇讓誰來以他們的名義治理社會」，是以民主倫理為第一位的；而漢南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堅持「自由才是政治和文化的首要價值」，每一個個體必須對自己負責，小政府與低稅率。

許多西方國家法律/司法中越來越多的施加於言論之上的限制（免得冒犯少數族裔、或宗教信眾），漢南列舉了冷戰結束後許多西方國家對言論自由所施加的越來越多的限制（免得冒犯…），他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憂慮：現代社會過度的「同理心」最後發展成了某種形式的文化相對主義，盎格魯圈文明的核心價值觀逐漸被否定將伴隨著相應的政治制度的改變。數個世紀以來為人們帶來繁榮、富強的特有的種種政治機制可能被改變，這恐怕正是保守主義——也就是那些主張尊重傳統、再次重申自由的原初價值、不同意過分強調文化相對主義的人們所擔心的：一旦不再持守核心價值，世界將徹底分崩離析。

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參考資料

1. [英]丹尼爾·漢南：《自由的基因：我們現代世界的由來》，徐爽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 [加]葉禮庭：《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成起宏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

3. [美]保羅·羅伯茨：《衝動的社會》，魯冬旭、任思思、馮宇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