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就要有工廠的樣子。」老闆之一的潘則榮大哥在一見到我們時，便說出這句話。「我本來是想說要整理，拍照也比較好看，但後來想想，為什麼要收？這就是工廠最原始的樣子。」 …

在傳承之前，銅鑼是養活他們的關鍵，是潘家一直以來生活的方式，所以潘家兄弟更注重的是產銷量，而非以手工的噱頭宣傳、販賣文化財。

李國明自豪地說：「那時候二輪的片租三天是五百塊，但要找我畫看板，一次要兩千塊，我比那個片租還要貴。」…

比起創作，他更致力於對看板文化的保存，不計成本的投入，同時也舉辦展覽讓民眾能夠回味、清晰那個年代的種種。。

對於吃食，他沒有特別的在意，屬於怎麼便宜怎麼來，一顆饅頭就著豆漿就是他的早餐，而晚餐或宵夜是那時一碗八塊錢的泡麵。慢慢的，詹貴洪找到了「交陪」的方法，跟其他成衣廠老闆交流、取生意經。而詹貴洪也在一次次應酬中，遇見了「生命中的貴人」。

記憶中國小放學時，會到鄰居家開的加工廠去尋母親，母親給了一些工錢做零用，他便會買一些臭豆腐當點心，吃完了就回到工廠陪母親工作，在成堆的衣服山裡跟其他小孩一起玩耍，偶爾興致來了便剪幾個線頭，當作打發。 …

他回憶起工廠經歷，他說：「那些回憶都變成現在我和個案的共同記憶，有時候遇到有類似工作經驗的個案，就比較能夠同理他以前的生活。」 

我媽出身台東偏鄉，因為家貧，需要幫助家裡務農，無法好好完成學業，某天鄰居家外來訪客一句話：「要不要上台北工作？包吃包住有薪水，這是我的名片。」12歲的小少女剛國小畢業，就與姊妹及同學們興沖沖來了台北。因害怕被騙，於是姊妹們團結壯膽，一同去探個究竟。他們口中的「台北」，其實只是三重與新莊好幾百家的工廠區，是台北縣而非台北市。

我媽曾是職業褓姆，她在我上大學之前帶過12個小孩。「無搖囡仔」的過渡期，偶爾會去菜市場打工，叫賣一整個早上的菜，薪水只有500元，下午她會去附近的文具小工廠，拿一大袋尚未組裝的筆，一次大約200支，組裝一支可得台幣一元，當時的陽春麵一碗只有15元、肉圓一顆25元。三、四年級的時候，當我的手腳變得比較靈巧，可以幫媽媽一起組裝。我們拿著小板凳坐在客廳，組裝四個小時的鋼筆或玩具筆，自豪小小年紀可以幫忙補貼家用。

這家工廠的生意似乎不錯，整天都充滿了機器的聲音，從一大清早到深夜，噪音都不停歇。我媽媽中午休息的時候，聲音也穿過樓地板，沿著床鋪枕頭鑽入我媽媽的耳朵，對我媽媽而言真是魔音穿腦，讓她完全無法好好休息。晚上十點過後大家都要睡覺了，工廠也還是在加班。後來我們和鄰居都受不了了，就一起向工廠老闆抗議。雖然我們家附近比較大條的街道也有不少工廠，但沒有像他這樣到晚上了還在加班。畢竟巷子裡也算是住宅區，大部分都是住戶，只有一家工廠。經過大家的抗議之後，工廠老闆也有比較收斂，比較少在晚上十點後還在工作。

據父親回憶，甫至三重居住所見：「客廳即工廠的年代，三重很多家庭工廠都設置在住宅區一樓，雖然現仍存在，但已漸漸快消失了。」為求學來台北生活的父親亦不免俗的在幾間工廠打過工、賺些外快。父親列舉的公司，舉凡蘋果牌成衣、惠亞、昆盈等公司，都是他來三重工作的經驗，每當提及時，總不忘與子女們分享那些往事，甚是有趣。

于芳說，以前家庭代工在三重很好找，但因為許多住家的樓層沒電梯、不好搬運，導致招攬不到人手；且公司多半是接大陸的訂單，疫情之後訂單漸漸減少。她認為家庭代工也是夕陽產業，有電腦化的機器運作，很少需要人工把零件搬回家組裝的情況了。漸漸地，在三重也很難找到家庭代工。以前在做家庭代工時，因為是在做完家事的閒暇才做，常感到疲累，會做到打瞌睡。有時工作壓力大，甚至會跟家人生悶氣。但覺得有錢賺，再辛苦也都甘之如飴，這是很現實的生活。于芳也很慶幸自己遇到的三間公司，都非常有人情味，也通情達理，要不是因為三家都已歇業，不然她仍然很樂意繼續為他們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