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草原春雨

草原春雨

藍的上方還是藍

藍的上方還是藍

藍的上方還是藍

水天交會處

灰藍的雲團悠悠的飄浮著

其上是渲染了一天的

與水爭豔的青藍

姜渝生，〈太平洋左岸的午後〉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1986年，新英格蘭波士頓城，元宵、端午兩節分別出版了《春雨小集》。王明蘅為文略述春雨初來因緣：

四年前再回劍橋，遇華夫，同宿一樓，上下庇鄰。一夜共赴渝生處宴飲，子夜歸來，細雨淒迷，華夫慨詠陸遊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杏花。」時值冬寒歲暮，此間雖無杏花，卻春雨在望。溼潤才有生機，生機是海外遊魂心之所寄。所寄為何？惟從一片綠意盎然中尋找。豈可無雨乎？都覺「春雨」兩字寓意豐潤，以後這般文藝聚會名之春雨小集可也。

當我第一眼看到王小娥擱在茶几上的《春雨小集》時，不禁暗自驚歎，大開本純白紙張，綿線手工裝楨，封面封底分別是姜渝生風格獨特的書法，幾乎佔滿版面的「春」、「雨」兩個大字。內文是各篇作者書寫，筆路各自不同。從每篇文章的書法，可以窺見作者性格，有的奔放、有的拘謹，有的在表面的奔放中隱約著內心的拘謹、也有的在工整中暗藏狂野。文章類別有詩有文有詩品有篆刻有速寫，大體苦悶者居多、歡欣者少有。如黃崑山詩曰：

離家十萬里，日日計歸期；曾經一漂泊，處處是客居。

又如陳朝興詞曰：

年來還卻心愁，溯鄉游，壩築水斷何處覓源幽？

攀梯樓，問津渡，何著留，悵落四海浮沈待盡頭。

羈旅異國，漂泊客居，西格瑪們新英格蘭重逢，彷彿人人心中幾千斤重。年紀較長的姜渝生，自號「四十老人」。這些曾經意氣風發、縱情詩歌、快意生活的西格瑪，尚未白了少年頭，何故心境蒼老如斯？

春雨記事

當然也有甜美與豪情的詩句，黃崑山的情詩纏綿如此：

許最美的願/當燭光照著眼臉/映你臉色如繁花/織花成錦/在你我心中 盎然舒放/縱花落成塚/塚落蓮成/亦將抽芽連理。

王明蘅的〈僵局〉在看似一敗塗地的愛情棋局中捍衛著自己的尊嚴：

可有一種沈默，叫強者的寂寞，只有自己的傲慢能承受。

可有一種許諾，叫等待的結果，過了幾個世紀才能收穫。

寂寞要有多強，才能對自己許諾；沈默已經夠久，怎麼還是我錯？

好了，不管怎麼說，有了你唇角的迷惑，我也不再寂寞。

王明蘅書贈吳孟洲

少年子弟江湖老，波士頓聚會的西格瑪，大致在三、四十之間，最多稱得上前中年期，稱老嫌早了些。陳朝興以「餘生主人」石方贈姜渝生，姜渝生賦詩明志：「去去如飛塵，來來筆硯親；坐擁三千石，餘生是主人。」年方四十，未曾經歷歷史的大風大浪，生命道途雖有轉折，卻也稱不上跌宕起伏，如何便興「餘生」之嘆？

「餘生」當然諧音「渝生」，如果姜渝生的詩句巧用隱喻，「『渝生』是主人」標識了自我的主體，則又是別樣情懷。也許，沉潛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姜渝生，在人生的進退之間有些徬徨吧？

畢業不到二十年，新英格蘭的西格瑪們傷春悲秋，好不淒涼！陳華夫直率的指出：

把「人生」掛在嘴上是年青的時髦，正如一群集體旅行的人：七嘴八舌的說去羅馬，還是加州？是租車，還是飛機？到了真正上了路（好比步入中年的Σ），只見前途多刺，景物全非，廿幾歲的人生終是經不起撥弄的。

其實，步入中年的Σ才該談人生，人生雖過了一大半，正可籌畫籌畫下半生。偏偏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小樓昨夜又西風」，就是「天涼好個秋」。

人生原是過的，不是談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春雨小集」有二義，其一，新英格蘭的的西格瑪聚會，詩文酬酢，「飲酒唱歌，揮毫畫字」，姜渝生〈春雨記事〉中有感而發「彷彿又是一次大學時期Σ聚會」。其二，出版《春雨小集》，在同人之間流傳。《春雨小集》在1986年出版兩集，「春雨小集」則自1982年起，四年間約六、七次。《小集》之出刊由姜渝生、王明蘅規劃，「內容以抒寫性靈，返我自然為主要。體裁不拘，詩、文、書、畫、金石……均可，總之以不談立功立德立言為好。」

既然排除了「立功立德立言」，公共事務進不到「春雨」裡頭，即便是陳華夫提醒猶自「強說愁」的前中年期西格瑪們：「人生原是過的，不是談的」，但是個體性靈的成長始終是新英格蘭西格瑪的主旋律。

《春雨小集》元宵、端午各出一集，原訂重九出第三集，但是好事未圓，春雨兩集之後嘎然而止。這時的姜渝生會不會想起十八年前壯志未酬的《草原》？

北上列車，難眠的夜

從前，我們有過美麗的微笑；從前，我們的靈魂曾手牽著手；我們，曾步調一致的走過路！

林蒼生致姜渝生書信

《春雨小集》在群體活動中追求性靈的成長，《草原》則面向社會，立志「只做一個園丁」，「讓草原成為一塊乾淨的園地，供有生機的草木花卉在其上滋長。」《草原》的西格瑪們，曾經因為陳映真（許南村）〈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而備受鼓舞，幾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甘於隱身後場，供養一個時代的繁花似錦。

2011年立春，姜渝生病逝，林蒼生在西格瑪網頁以草原雜誌社社長名義悼念故友。這恐怕是林蒼生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回到此一身份。節氣到了雨水，在名為「老姜，向永恆啟程」的告別式後，林蒼生憶起四十五年前開始步入人生的第一件志業的心情。當鳳凰花燃燒了成大校園的時節，畢業考後，與劉定泮興匆匆、迫不及待地搭乘北上夜行列車，前往台北，姜渝生在楊梅上車會合，第二天，王小娥亦乘車北上，幾個年輕的西格瑪，意氣風發，揚帆啟程……。將近半個世紀之後，南北道上，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參加了老姜的告別式回來，一路上一直有個落寞的感覺壓在心口。高鐵的速度雖快，窗外的景色與四十幾年前並沒有什麼大不同，但那時是以高昂的士氣上台北辦《草原》，雄心壯志，振奮不已，連窗外的一草一木都是光燦煥然笑嘻嘻。而今日不同，這落寞的感覺壓在同樣的一草一木上，一草一木便與那看不見的太陽一樣，帶著點憂傷。四十幾年的歲月像窗外換景的速度，一閃而逝，但這落寞與憂傷的感覺卻一直在窗上停留。或許，這憂傷並不只是為了老姜，更多的，可能是為了那年輕時的告白。

1966年，林蒼生、劉定泮、王小娥大學畢業，那年春天，由於劉定泮辦了一場「巴士返鄉」的活動，節餘了大約三千元，用這筆錢西格瑪社印行了一本鉛印社刊，由林蒼生主編；林蒼生還編舞在三月九日社慶由王小娥跳吉普賽舞在學校禮堂演出。姜渝生回憶：「社刊及舞劇在當時的成大都相當轟動，舞劇曾被要求再演，而西格瑪社刊還廣寄到其他大學去。回想起來，或許是五十五年一月到三月間密集的這些活動，使蒼生興起了畢業後從事文化事業的決心的。」

草原邀請卡

1966年3月林蒼生寫信給當時在桃園服兵役的姜渝生，表示決定不出國了，要以文化事業為志業，首先從辦一份真正高水準的刊物開始，然後辦出版社、文藝沙龍、乃至電影等等，初期資本額二十萬元，需要時可以再增加，希望姜渝生能大力協助，並尋找好的人才共同奮鬥。

林蒼生得到父母親的支持，提供了五十萬元作為創業基金。五十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父親擔任教師、母親經營企業，能夠如此違逆社會潮流支持孩子走向自己的夢想，當然與林蒼生母親深深的人文涵養有關。年輕時的林蒼生備受父母疼愛，王小娥在多年之後對林蒼生事業上的成功感到意外，因為她一直覺得林蒼生是個順從父母親的好孩子，沒想到能有那樣大開大闔的能耐。劉定泮也回憶當年西格瑪偶或喝酒助興，徹夜暢談，通宵達旦，但是林蒼生不太喝酒，「時候一到，媽媽叫了就回家。」

四十五年後，在統一企業總裁會客室，林蒼生告訴我們：「你們知道我辦了《草原》，把爸爸媽媽的錢全部花光，當時我有一句名言：『不能夠當好學生，也要當好兒子。』我父母看我這樣子就說：『那你就到統一去吧！』我就聽父母的話到統一來了。」

放棄文化志業來到統一的青年林蒼生是沈痛的。剛到統一時，林蒼生遠赴日本習藝，半年來，一邊忍受羈旅異國的孤寂，一邊將節衣縮食後的一半收入寄回台灣，供養《草原》，然而《草原》在生猛有力的前兩期出版後，不堪虧損，後繼無力，加以政治因素干擾，第三期拖遲了四個月才以倉促而有點破碎的面貌出刊，然後，就永遠沈寂了。

1968年二月，草原第二期出版一個月，第三期還在奮鬥中，林蒼生從酷寒的東京，寄了一首詩回來，可以看到他落寞而悲涼的心境：

如果不是 雪的關係

我就不會在很早的時候，站在

白色的路上，吹了許多風。

你也許不知道這種

把自己放在聖誕卡裡

的滋味——

心際裡還記得吃雪時候

心靈的顫動。那時飛的不只是

鳥，不只是欣喜。看著麻雀的愉快不覺

就會說出：唉，到底東京

是真的有一點

奇怪的。

源於傳統，傲視現代

藝術家／必須縱承我們／植根於黃河南北的種性／橫則滋潤我們／心裡的那片青翠的草原／以親切以及希望／廣泛地在我們的心性裡／蔓延

播種吧！／這是屬於您的草原！

《草原》邀稿函，1967年6月

戰後的台灣文學，在反共、防左的政治氣候中，面臨的是雙重斷裂的困境，源自台灣與大陸兩個時間軸線上的新文學運動，都無以為繼。1950年代中期以後，現代主義文學開始興起，並盛行於1960年代。詩人紀弦創辦《現代詩》（1953年），並在三年後宣告成立「現代派」，是現代主義文學的起點。一群台大外文系的學生，也在1960年創辦了《現代文學》，發刊詞中宣稱：「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我們敢於舊有的藝術形式與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既然無從縱向繼承，1960年代的文學風潮，選擇的是橫向的移植西方的現代文學。

白先勇後來集結出版的小說集《台北人》，是這些年輕作家的作品中最受矚目的。評論家以「王謝堂前的燕子」來譬喻《台北人》中那種被拋擲到異鄉的失落心境。如果說寄旅海外的中國人是「失根的蘭花」，1960年代困居島嶼，苦悶而無出路的知識青年便是作家劉大任筆下的「浮游群落」。「流浪」、「飄零」、「失落」、「失根」……，是當時顯著的文化氣氛。

在韓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冷戰體系中，台灣做為美國在東亞圍堵共產世界的重要防線，不但在軍事上仰賴美國的協防，經濟上依靠美國的援助，在文化上，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現代文明，也成為台灣學習的指標。這也是為什麼1961年胡適一場舊調重彈的東西文明優劣論的演講，卻再次引發了中西文化論戰。1960年代，引介西方新思潮不遺餘力的《文星雜誌》，提出了「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

這場論戰雖未能掀起如五四運動時期的翻天巨浪，卻反映了當時台灣與美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糾葛。《現代文學》的年輕作家們，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到美國留學去了。1960、70年代，美國是台灣面對「現代」最主要的窗口，松山機場則是通往西方世界的津渡。從美國轉介來的思想、文學、藝術、音樂、……乃至於物質文明，成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流文化。

隨著美援的停止，經濟的起飛，農村的衰微，工業文明的初臨，以及戰後新世代的成長，1960年代中期以後，則出現了迴向鄉土的新潮流，1959年，由成大中文系教授尉素秋支持，她的姪兒尉天聰主編的革新版《筆匯》；1964年創刊的《臺灣文藝》；《筆匯》停刊數年，尉素秋與尉天聰另起爐灶，1966年創刊的《文學季刊》是本土作家再次站起來的重要指標，也是當時文學創作發表的主要園地。

比較不為人知的是，1967年由來自南方的年輕西格瑪創辦的《草原》，也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上，佔有了重要的位置。

根據姜渝生的回憶，1966年4月24日曾開過「西格瑪文化事業公司」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文化事業的宗旨是「使所有的年輕人體認自我，明白責任，踏實的努力於所願。不受壓力」。先從藝術做起，而且「真正的藝術一定要是帶血肉的，建立於生活之體認上的，決不是建立於名詞之上，建立於空想之上、建立於不自覺之上的。藝術家一定要有責任，增進整個社會的心靈世界。」雜誌預設的讀者主要是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之年輕人，也許再加上部分中學生。

姜渝生如此分析《草原》創始的幾個年輕人，除了早期西格瑪外，還包括他的朋友周浩正：

蒼生一向喜歡抒寫性靈的作品，喜歡寫散文及短詩，有五四風，不喜歡學院派，也不喜歡流派的自我標榜；小娥是徹底的唯真主義者，討厭做作及知識枷鎖；定泮是熱情的行動派，最嚮往的是鼓勵年輕人的青年雜誌；而浩正也是熱情的純真者，對於傳統及現代文學都非常關懷。被迫進入工學院的渝生，由於叛逆及對學院派建築的失望，在桃園當兵接到蒼生來信要辦文化事業時，正與小娥大談未來要改造農村建築的一些夢想，「建築師沒有社會責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草原》的宗旨，林蒼生提出「容於傳統、傲視現代」，姜渝生改了一個字：「源」於傳統。《草原》雜誌雙月刊創刊號於1967年11月 15日問世，創刊辭中宣稱：「我們認為藝術是健康的心智活動，它肯定而且向上，在習見生活裡面而不在觀念之中。文學藝術像草木，滋長在泥土上，面向空氣與陽光。」創刊號末頁，以「起步的時候」為標題，宣告：

已經到了結束一切過渡時期的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不需要再把西方縱的延續放在我們縱的延續上，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自己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

《草原》籌辦階段，在台北文化圈廣發邀稿函，風格獨特的設計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姜渝生、王小娥、林蒼生……這些台北文化圈陌生的年輕人，憑著熱情與傻勁，竟邀得了不少重要作家的作品。創刊號關於詩的專題，有余光中、李篤恭、管管、大荒、許南村（陳映真）、林文月、顏元叔等的詩作或評論。

余光中的一篇〈在中國的土壤上〉，讓他們意外地欣喜，姜渝生獨特的美術設計，將文章中一句話用自己的書法夾雜在鉛印的版面中：「為了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藥，此地的作者先學會了西方人的流行性感冒」。李篤恭的〈現代詩的問題〉，姜渝生將自己對本文的理解濃縮成一句話，用毛筆書寫與篇題並列在左右兩頁；「人間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克己。」

《草原》後來被津津樂道的是姜渝生的美術設計，但是姜渝生強烈的個人特色卻不只是表面的設計，更在於編輯直接地介入了作者的文章，標定關鍵字句、提示文章要點。這呈顯了編輯的主導意識鮮明，讓《草原》不只是作者與讀者的《草原》，同時是（或者更是）編者的《草原》。很難說好還是不好，但是那的確是獨一無二，也看到來自南方西格瑪們的元氣淋漓。西格瑪們自南徂北，「野人獻曝」，正如谷文瑞所說：「真正的『野人』是赤子之心的野人，是從草根處立起的野人，是完全純淨並且熱望的野人，是兩手結實，腦袋愚誠的野人。」

野性的南方文學青年

《草原》的意圖是很鮮明的，他們反對現代主義文學，於是首先以現代詩祭旗。他們強調文學必須滋長於自己的土壤，因此激越地宣稱：「草原要的稿件只是一個字：土。寫得越土，我們越喜歡。」他們也說：「一首詩應該如一株草，自泥土中滋長出來。」他們強調文學必須與人群親近，必須「來自習見的生活而不在觀念」之中，因此他們除了向作家、學者邀稿之外，也廣泛徵求各階層不同背景的人都來談詩（可惜來稿不夠，以致於第一期姜渝生一人就化名寫了八則讀者投書）。

除了「詩」的專題外，《草原》也邀請小說家的作品，第一期有七等生的〈冬來花園〉、施淑青的〈約伯的後裔〉，第二期則有邱文祺（黃春明）的〈癬〉。

第二期「民俗文學專輯」邀請了司馬中原、朱介凡、林海音、蘇雪林等，尤其是俞大綱文章，談「民俗文學」，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丘延亮執筆的〈現階段民歌工作的總報告〉。這是丘延亮參與，由史惟亮、許常惠主導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所規劃，走向台灣各個角落採集民歌的田野行動記錄。分東西兩隊，分別由史惟亮、許常惠帶領，採集標的包括原住民音樂、台灣福佬系民歌、台灣客族民歌等。

這次的民歌採集，恐怕是196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尋根鄉土運動的第一次大規模而且落實的行動。許常惠率隊到了恆春，在他的採集工作日記寫下：

在大光里的另一角，還有一個老人叫做：「紅目達仔」，他是六十二歲的陳達先生。他無親無故（據說無父母、妻、子女、也無親戚），孤寂地住在一幢不是人住的房屋（如果可以稱為房屋的話）……他在這黑暗、貧困與孤獨的世界裡，與一把月琴生活在一起。這個環境已經夠使人感到深沈的悲痛了，而他拿起月琴，隨著發出那如悲啼的歌聲的時候，從他的「牛母伴」、「思想起」、「四季春」、「台東調」裡，我趕到這世界，這被大都市的人所忘卻的世界是多麼真實！

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它了，多年來尋找的它——中國民間音樂的靈魂！

這是戰後台灣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許常惠的見證給了《草原》，年輕的《草原》西格瑪，大概也會有所悸動吧！只是在當年，他們恐怕還不足以明白這件事完整的意義，時間逐漸揭露了歷史，站在今天、回首從前，才知道「年少」不只是「輕狂」而已！

「年輕的蒼生是無憂的」

我想，青春會老，但是童心永遠不泯，年輕時候的夢想，也許是在滾滾紅塵中，頻頻回首，因而能夠守護自己純真的根源吧！

致林蒼生函2011年4月8日

《草原》第二期晚了半個月於1968年二月出刊，第三期「空間藝術」專號預定在三月，卻足足晚了三個月，而且內容單薄，無法與擲地有聲的前兩期並列。

1967年1月《草原》在金門街開始正式籌備時，第一期的經費已用去六萬多元只剩下八萬元，林蒼生從澎湖寫信給姜渝生信：「不要把虧掉的錢放在心中，我們是在換取另一個希望」。並且決定原來的一些構想包括劉定泮的青年雜誌、林蒼生的出版社及書局、王小娥的文藝沙龍都先暫停，在他退伍前只專注於文學雜誌。

儘管多年之後，以後之視昔，我們發現了《草原》的深刻價值，當年也的確影響了不少喜好文學與思考的年輕人，對《草原》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是文學雜誌畢竟是小眾的事業，《草原》銷路無法打開，講究編排、印刷，提供高額稿費，都讓《草原》不但無法回本，還讓一開始的投資大幅虧損。多年後黃春明還記得他寫了一篇文章〈癬〉，得到六百元稿費，夠他支付一個月房租。經營的困難，讓姜渝生難以為繼，林蒼生也因而回到父母為他安排的人生軌道上。

草原第二期封面

今年六月間，我好奇地問王小娥：「當初如果《草原》成功的話，我說的成功是指經濟上的支持，它也受到社會上的注意，那你們的人生會因此就完全不一樣了嗎？」

王小娥不假思索的回答：「不用去想，因為注定失敗，純雜誌不可能成功的。第一期完全是靠熱情，而做到第二期以後收稿就知道困難了。……我們年輕時就是不屑談錢，但沒錢卻萬萬不行。我舅舅以前在香港良友出版社，他看我們的編排就說賣十塊錢一定垮，所以才會弄一期、虧一期，因為這個資金是一期一期拿來的，工作人員還要領薪水。」

對他人推崇《草原》是那個年代的一則傳奇，姜渝生卻說：「可以視為傳奇的，或許勉強可說是一九六○年代的一群年輕人的純潔、天真、信任與熱情。」他並且引用《草原》創刊號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文中描述男主角時所用的「年輕的江榮是無憂的」，說明多年前初見大一時林蒼生時的印象：「年輕的蒼生是無憂的」。

回顧《草原》的過去，姜渝生重拾年輕歲月：

大學時代的那一段無憂無慮卻強說愁的嬉戲歲月一幕一幕的回到了眼前，在校園草地、在運動場石階、在屋頂陽台、在安平海邊、在深夜的街道上，幾個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談著文學、藝術、音樂、哲學、人生及社會責任……。

他並且說：

我們幾個當年老朋友常常會這樣來自我安慰，套用那個年代許多短篇小說在結尾時常常出現的描寫，「《草原》雜誌，使少年時代的蒼生，一夕之間成長了……。」而因為蒼生，草原的一群年輕人才有了一段追求夢想的機會。

《草原》行將結束，林蒼生失落地到日本，進入當時剛創辦的統一企業。2009林蒼生出版《隨便想想》，新書發表會以「入世四十年的思索」為題，西格瑪老友、《草原》伙伴姜渝生出席致賀。因為《草原》出師未捷，林蒼生走上了迥異的人生道路，四十幾歲就成為統一企業總經理，經營一個龐大的企業王國。

姜渝生後來長期擔任成大都計系教授，晚近投入國土規劃，接續年輕時未了的「農村建築」之夢。書生報國，為著在現實的困境中突圍、重新許諾一片人間淨土而困思橫慮。幾次來到東海岸，遠眺太平洋，海天之際，層層疊疊的蔚藍色。

這時，波士頓的春雨，綿綿地落在台東縱谷的草原上。

參考資料

〈王小娥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28日。

〈王明蘅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9日。

〈王明蘅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16日。

〈西格瑪社八里聚會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日。

〈西格瑪社德簡書院聚會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0日。

〈林蒼生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5月6日。

〈劉定泮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6日。

成大西格瑪社畢業社友合編，《Σ—西格瑪》，台北，覺覺出版社，1979年。

《草原》創刊號，1967年11月

《草原》2，1968年1月

《草原》3，1968年6月

《春雨小集》1，1986年元宵

《春雨小集》2，1986年端午

姜渝生，〈《草原》雜誌的故事〉，《文訊》240。

姜渝生，〈草原雜誌的編輯回憶〉，《聯合文學》，2009年7月1日

林蒼生，《隨便想想》，台北，天下雜誌，2009年4月。

林蒼生，〈老姜，好走〉，《文訊》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