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唐浩明專訪

因為這個因素，我就想《曾國藩》1989年6月我的兩個女兒就移民台灣，依附祖父了，當時她們二人都很小，老大16歲，老二13歲，她們準備到台灣去，那時還不知道 《曾國藩》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出版，我就託人用繁體字抄錄了一份，託女兒帶出去。正要帶出去，湖南文藝出版社知道了，就攔截了，過了幾個月，又有一個熟人要去台灣，就託他人帶出去，台灣是1990年8月份黎明出版社出版了《曾國藩》，湖南這邊晚幾個月也出版了。《曾國藩》引起很大反響，尤其高層、文化人影響很大。以致後來有一個盜版，漢湘出版社，他盜版的是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版本，有一章台灣版本有，大陸刪改了，盜版的事情台灣媒體報導了，漢湘出版社後來專程來長沙道歉，賠償損失，並且爭取我第二套小說出版，所以我的第二部歷史長篇小說《楊度》就給漢湘出版。《楊度》知名度與《曾國藩》差很多，他在歷史上最大事蹟就是籌劃、幫助袁世凱當皇帝。「籌劃會六君子」之首。

因為《曾國藩》在台灣引起很大的反響，1993年台灣故宮博物院，舉辦很大《曾國藩學術研討會》就邀請我去，當時有余英時、張玉法、和我，每人做一場演講。我1985年在香港第一次看到我父親，隔了36年，隔年在香港也見到母親。我們小時候就寄居伯父家，後來4歲被伯父送到衡陽一個鄧姓人家領養。所以我有兩個名字。

談到文化湘軍，就不只是文學。、傳媒（平面、電子）、文化、體育、旅遊，都有文化湘軍。離開文學，版面放寬一點，文化湘軍在大陸還是影響力很大。比方說電視，大家認為除了中央台，就是湖南台了；出版，省一級，除開北京、上海外，湖南就是前三名，譬如《曾國藩全集》。尤其八０年代以後，尋根小說，還有訪視小說，鄉土文學，都引起注意。

這塊土地，湖南，就是因為曾國藩，使得湖南從封閉狀態走出來。湖南有一個「湖湘文化」，相對比較保守一點，有二個要素造成的：一個就是南楚這個地方，這種風土、人情，自古以來屬於開發不是很充分，少數民族逐居的地方，而且長期以來處於南楚風氣影響。

南楚風氣，大家讀屈原的《九歌》《離騷》，描寫的就是湖湘文化。當年這塊土地的風俗，特點是比較強悍，好鬥，倔強，有些野蠻。

兩宋時候，湖南開始有學術，就是以周敦頤為代表的理學傳統，周敦頤影響中國中後期宋明理學，他開始這門學問，到了宋真宗時候，因為真宗對書院的格外重視，對嶽麓書院題了字，嶽麓山腳下，不在城裡面，它把中國傳統造成的文化傳統氛圍是什麼？就是因為嶽麓書院，湖南的文化自承一派，變成湖湘文化，而且能薪火相傳，是一個領頭羊，有一個很高層的士人階層，主要是理學的教育、薰陶、提升，這就是湖湘文化的精華。

代表說，當時最高文化教養的知識份子和最剽悍的、最不怕死、最敢於鬥爭的這批湖湘子弟，機運來時，就能迸發出人類文明最高明的一個結合。

到了「太平天國」作亂時代，這樣一個組合就有了一個「英雄用武之地」，就是因為「太平天國」造就了「湘軍」興起。全員動員，全境參與，湘軍最多的時候有30萬到40萬人，一個士兵牽連到不只個人，如果他牽連到10個人，就是影響到幾百萬人。而且他們打勝仗了，湖南全民都在動；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他們是得勝之師，是名利權位都有了，人也出頭了，到後來，絕大部份又回到湖南，資源沒有外流，打了十多年仗回來，，他就不再是過去的農民，有了膽量、見識和能力了，湖湘的開發，關鍵在此。後來為什麼民國建立後，會有參與辛亥革命的興中會的黃興、宋教仁，會有「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乃至後來會有毛澤東，到後來胡耀邦、朱熔基，尤其在政治、軍事、人文，湖南相對興趣比較大。

本來應該建立現代化大企業，結果沒有，原因可能是受到交通的影響。湖南這個地方，不是很方便，只有一條路水路，現代鐵路和公路未能建成前，尤其是靠湘江這條河，洞庭湖和長江連起來。湖南就像這隻沙發椅，三面圍起來，只有北面洞庭湖開闊，洞庭湖也是很大的障礙，大家讀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很難出去，所以適合培養哲學家、策略家、思想家、政治家，現在要振興「湖湘文化」，就喊出「文化強省」，現在就是文化這一塊比較領先。到了今天，上海和北京肯定出過湖南，因為世界的菁英都集中在那邊。

「湖湘文化」有一特色就是「敢為天下先」，什麼時代，大家容易接受的東西，湖南人敢於領風氣之先。「長沙精神」就是「湖湘文化」，也就是「先憂天下，敢為人先」，他就是在這種精神下，劇院啊、洗腳啊，敢說北京既然是首都，自己就稱長沙是「腳都」；像譚嗣同，不怕西太后砍頭啊，湖南愛吃辣，血液容易沸騰起來，所以湖南多「血性漢子」。

民風的形成和改變是很長的過程，不是高速公路今天一經過，明天就改了，他還有一個生活習慣很難改，心理積澱更難改了。

現在和過去比起來，更開放自由了，更倡導個性了。我想這幾年，環境很利於文化的發展，利於思想迸發，過去大家比較統一，開放自由、有了個性，因為思想、學術這些東西的本質是獨立、自由的，讚揚個性，所以成一家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這些前提，才有藝術、文化。這個情況下，中國文化很快會有一個很繁盛的時期。現在剛開始。

好比說，我的小說《曾國藩》，現在很多人閱讀時候的觀點和過去不一樣，1989年時要出版是那麼困難，想不到幾十年來，累計賣了100萬冊，每年都要加印，銷售勢頭還沒有衰竭，帶動了整個研究曾國藩的現象。「曾國藩成功學」「曾國藩管理學」「為官之道」「做人之道」都和《曾國藩》連起來。30年前根本不可能出版這種書，真出版了也不得了，一定口誅筆伐。

（2014年4月20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