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民主抵禦永續風險 

文／洪敬舒

國內知名的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KPMG）日前發布第一份由產官學界共同協力完成的《臺灣永續風險大調查》，報告中提出經濟不平等、缺乏居住正義、少子化、生態破壞及通貨膨脹等多項永續風險，都是極可能在短期內影響半數以上人口；調查同時發現這些風險至今也是社會資源投入嚴重不足，產業也無力應對的巨大危機。

▌永續風險的背後不平等

　　針對環境、社會與經濟三大面向，KPMG提出對應永續風險的五大警訊，包括：（1）社會資源投入最不足、產業亦最無力應對的7大風險為經濟不平等及貧富差距大、缺乏居住正義、少子化、陸域生態破壞、海洋生態破壞、自然資源枯竭及通貨膨脹，將於十年內影響半數以上人口。（2）面對永續風險帶來的營運衝擊，近35%企業自認尚未開始應對風險。（3）企業期待應對風險卻不得其門而入，關鍵是缺乏目標訂定與成效衡量工具、經驗與人力。（4）近半數使命型組織需要與資源方達成「影響力共識」，才能攜手化風險為創新機會。（5）僅有二成受訪者認為個人應主責採取行動，其餘仍冀望政府、企業、媒體有作為。

　　這份調查揭露的永續風險都是已知的社會爭議，若進一步探究背後主因，這些風險都與分配惡化脫離不了關係。根據官方統計，2021年台灣家戶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為6.15倍，創下2011年以來新高，所得差距倍數也來到歷史新高的149倍，顯然永續風險中的貧富差距不只加速惡化，同時也帶動其他風險的實現。就像貧富兩端都在「超限利用」自然資源，窮困者為求生存必然會極盡所能將自然資源轉變成維生資源，另一端為了更大的生產利益也在拚命掏取免費生態，所以生態破壞本身也是分配失衡造成的竭澤而漁。

▌永續風險與責任模糊化

　　該報告同時也點出一個理應重視卻經常被忽略的現象。對於「誰該負起對抗永續風險的責任」，調查發現31-50歲的填答者多達84%希望政府負責、56%希望企業負責，顯然多數受訪者將因應責任寄託在政府與企業的「他者」身上。從表面上或可解讀為多數人對風險仍事不關己，但寄望他人負責的言外之音，更是對不平等的反抗隱喻：既然國家、企業擁有及控制大多數資源，當然該由擁有資源者負起相應責任！可見永續風險不只這些表面可見的危機，另一項隱藏其中且快速擴散風險，正是「責任模糊化」。

　　責任模糊化意味著無法就運行中的制度及系統有效釐清責任歸屬，自然也就無法正確的課責。於是當責者便可藉由模糊將成本轉嫁社會獲得成本外部化的巨大利益，而社會卻莫可奈何。於是長期積累的社會乏力造成集體「躺平」，進而加速各項風險的發生，一如青年以「生育罷工」沈默反抗分配與居住的不正義，必然令少子化更為惡化。因此對應風險的關鍵不只是超前部署強化社會投資，更需要有效的「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 System）釐清責任且糾正資源錯置，避免對抗永續風險的資源流為災難財，例如對抗居住不平等及少子女化等資源，流為補貼建商、房東或是托（嬰）育業者，反淪為永續災難財。

▌以經濟民主反轉風險

　　要想抵禦永續風險，按理需要有效集結社會眾力，但是成就永續風險的主因一直是資本主義把人當工具，把自然資源當成免費資本。表面上人人背負同樣的公民義務，但當資源落差極大，推委責任的能力更不一致時，期待團結共禦就顯得不切實際，除非我們開始重建一套可消弭分配惡化的新經濟系統。「不民主即無自由」是政治思想也是當前經濟的寫照。要想重塑社會團結意識，就需要推動經濟民主化，讓參與、制衡的基本民主權力從政治思想蔓延到經濟實體，為公民提供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又可擁有制衡或節制資本的能力，使人的地位優於資本。

　　經濟民主浪潮已經出現。去年約莫此時，首屆「全球民主化工作論壇」（Global Forum on Democratizing Work）的議題設定就鎖定「3D」主軸，民主（Democratize）、去商品化（Decommodify）、除碳（Decarbonize），來自85個國家3,043名與會者主張「不會顧及勞動尊嚴的資本投資者，必然不會起身對抗環境災難」，要想修正市場與環境風險，應當先促使企業民主化，使勞動者參與工作場所與關乎生活及未來的決策。論壇訴求直接指明，社會及環境惡化不是各自獨立的命題，而是人在經濟之中是否擁有民主權力的附帶結果。事實上，相同的概念正是ESG的核心邏輯。只有由代表善治的G，才能有效引領企業在E（環境）及S（社會）的道德行動，而非只在E做表面文章，忽視或隱藏對S及G的不作為。以社會投資對應永續風險是必要的措施，但在無盡頭的不平等中，惡劣勞動導致的分配不正義只會是風險加速器，因為分配失衡既是可用資源的不平等，也是因應風險的能力匱乏。所以我們更需要以經濟民主約束經濟道德，並對不正當行為課責，以分配合理化促使資本從屬於勞動與社會的共同利益。如此一來，勞動就不再是需要防範的風險，而是能與國家、企業共同並肩抵禦永續風險的最大強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