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推薦序)

文/洪敬舒

閱讀山田泰司筆下眾生的深沉與無奈,並不是觀看他者的人生,雖然情節是上海近年底層社會經濟的陳述,但於我對貧窮研究與經驗的映對卻異常強烈。常常讀到某一段民工自述或山田的直白剖析,心裏也跟著共鳴,「啊,這在台灣好像也是()」。

勞動遊牧

中國的人口每五人就有一位農民工,這數據頗為驚人。換算台灣2300萬人,等於是460萬名工作人口也就是近全台1千萬勞動人口的半數。放眼全世界,除了大規模的天災或戰亂,少有地區或國家能出現這麼龐大且規律的人口移動。

移動是全球化的附產品。資金流動帶來或帶走發展機會,讓人必須尾隨勞動市場移動,農民工、台灣的北漂現象及藍白領的跨國移工都是如此。所以每位農民工動身出發之際,我想大半與1990年林強的《向前走》懷著同樣的夢。

#阮欲來去台北打拼,聽人講啥米好空的攏在那,

#頭前是現代的台北車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農民工與台灣的北漂族有著強烈的既視感。從農村到城鎮到都會區,台灣也經歷著持續追逐更好的就業機會所形成內部勞動遷徙;50年代工業化起跑的同時也是農地繼承歷經數代分家切割,漸難以成家,台北及高雄兩大都會地區工商業的就業機會,成為巨大的拉力。至今許多落戶的台北人,便是當時父親先離家打拼一陣子,等工作及住所安定就接走老小,而成就規模再大些,就拉著手足親友共同打拼,從移動家庭擴大為家族移動。山田說上海餐廳有許多來自安徽的服務生,台灣許多行業也有同鄉幫。三重、中永和更是移居家庭的落腳城市,為一河之隔的台北城提供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

等到80年代高等教育機會增加,又成就了另一波遷移。國貿、企業及商科的新興學歷,成為中小城鎮難以供給的就業能力,於是北上就學接續就業成為隻身打拼的個人遷移,不同於前一代因貧而徒,這一波擁有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能,光鮮的上班族形象,直接催生了青年勞動力的《向前行》,就算多數人可能終其一生庸碌,仍奮不顧身組隊加入勞動遊牧。

雙失階級

從農的老一代食指浩繁、成年世代從工或服務業集中資源寄望下一個世代從學,是家庭在發展階段尋求翻身機會的固定路徑。所以不見得所有農民工都是下場悽涼,也有因源際會遇到好工作或姻親而融入都市的幸運兒,但大半農民工長年做著被嫌棄的工作領著微薄的薪水。

在城市拓張階段,體力勞動最是便捷的本錢,農民工投入建築或流水線生產,憑的不是技術而是不拒絕加班的毅力及體力。勞動的汗與淚成為澆灌產業與都市茁壯的養份,但被吸到乾癟的軀殼總是在某個時刻過後成為被割除的對象,因為他們已被當作髒亂落後的象徵,亮麗都城的形象破壞者。

就業的惡化還不足以逼退一心要向上爬的人。對底層社會而言,早就不過問想做什麼,只怕明天睜眼後卻沒得做。能夠逼退他們的手段只有剝奪居住機會,於是大規模拆遷出現了。如同書中一直流轉在各處廢墟的趙女士說著,

如果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心力,也不可能講究什麼工作意義

說裁就裁、說拆就拆、說趕就趕,不容折扣與情理的聖旨,從產業與空間雙向貫徹著階級淨化的政治意志。

無史之人

中國的戶籍箝制產生「身為中國人卻非上海人」的身份差序,將農民工的公民權次級化,低端人口是他們在北京親友的另一個社會代稱。在台灣也有一群都市遊者,在勞動市場的博奕中賭下青春及體力,無奈最後成為賽局的失敗者,從四面牆到只賸一張被從中焊上把手的公園長椅,明示著他們必須消失。

全球化形構了產業迭代更替,促成遷移的動力,台北也成為小型的北上廣深。都市實現飛躍發展徹底改寫不同的資本工具,空間與產業的價差把原本相近相似的社會群體解裂成一夜致富與一文不值的兩極。處在社會與市場雙重邊緣位置的勞動者,被迫漂流於不同的職場與棲所,隨年華老逝終至失業與失所,成為不存在的無史之人

經濟榮景與城市發展同是無情,因為兩者向來要的勞動力,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