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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工作貧窮者?

工作貧窮不是新產物,它存在已久。
有人或稱之為「窮忙族」、「薪貧族」、「在職貧窮」、「勞動貧因階級」,
雖名稱不一,但代表意涵仍然相同。
這些名稱所指涉是一群有工作、有所得,但自己及家庭持續陷於經濟貧困的社會底層族群。
工作貧窮的成因,不在於勞動者是否辛勤是否努力,
乃在於工作時間、所得,與家庭經濟必要支出之間的不對稱性。
 當勞動者努力工作換取所謂的勞動報酬,卻不足以支應個人及家戶基本生活支出,
即是陷入工作貧窮的漩渦中,
一但跌進這股貧窮漩渦,沒人能夠脫逃....

文-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洪敬舒 

      工作貧窮並非新時代產物,從以往的農奴,到工業時代初期在巨大機器陣裏,冒著身殘風險穿梭其中的工人階級,都是工作貧窮的時代樣板,他們努力工作,每日的工時,甚至遠遠超過上帝為人類制定一天24小時的一半,但是他們仍舊貧窮,連同整個家庭,終其一身都在貧困中渡日。200年過去,文明及科技出現不可思議的進步,連奪走億萬生命的天花都在1979年後完全絕跡,唯獨貧窮,非但未能消失,反而像瘟疫般不斷漫延。

 1980年代起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勞動巿場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新興的「彈性化就業」取代以往的「充份就業」模式,企業大量利用派遣、外包、部分工時及臨時性等非典型就業,減少人事支出與開銷成本。全球化風潮從歐洲擴大至全球的同時,工作貧窮隨之襲捲歐美地區。從1985年到1995年間歐盟境內的自營作業者、部分工時、臨時契約工及派遣等非典型僱用人力增加15%,其中西班牙增加44%、荷蘭增加53%,而整個歐洲早在2001年,工作貧窮人口已經達到總就業人口的7%

西風東漸的非典勞力風潮
 隨後,非典型就業模式吹進東亞地區,日本的部分工時者比例從1990年19.2%2002年增加至25.1%;同時期的韓國,部分工時者的比例也從1990年的4.5增加至2002年的7.6%。成為國際主要代工生產基本的台灣,也難以脫離這股狂潮,從2002年開始,台灣的部份工時、派遣及臨時性工作人數開始攀升,部分工時從2002年的54000人增加至2010年的384000人,派遣工作人數也從2002年的76千多人,到2010年一舉倍增至35萬人。

 勞動彈性化的趨勢,不僅造成傳統就業環境的漸進崩解,來自企業、人力仲介等管道的多重勞動剝削,更導致勞動薪資的低價化。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2001年的部分工時者,平均薪資尚有24038元,到2010年已經降至13879元。非典就業人數的快速增加,促使勞動薪資的剝削競爭更為嚴重,在勞委會於2005年所進行的「職類別新薪資調查」報告中,各類派遣勞工所得到薪資遠低於同職業的正職勞工,僅及於78成,其中派遣至電話客服業的人員,企業平均支付的費用只有一般正職勞工的46%

 不僅非典工作者如是,一般受雇者亦同。據統計,勞工月所得低於基本工資的人數從2006年572000人,爆增到2010年的722000人,幾近總受雇就業人口806.6萬的一成,每月工作收入低於3萬元的總人數更高達3597000人,已占總受雇就業者的44%。當一個國家有近半勞動人口的薪資遠低於平均薪資(2010年為44430元),貧窮的闇黑之影就已經籠罩整個國境。

倒退的薪資 退縮的人生

 工作薪資無法隨工作年資等比例累積是工作貧窮的主因,伴隨勞動年齡增長,自身與依賴其經濟收入的家庭,所能承受的經濟風險也就愈低,當勞動彈性化不斷擴張,一失足便陷入貧窮的家庭比例也相對升高。2002年全國低收入戶家庭為7417戶,但2010年已增加至112200戶。

長期以來對勤奮、努力的崇拜,一直是社會將貧窮「個人化」的主因,「貧窮是源於自身的不努力」也就成為一般民眾看待貧窮者、失敗者的唯一視角,而政府也順勢將貧窮定位為個人因素,藉以卸除對貧窮國民所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但一如前述,工作貧窮與貧窮家庭的擴散與蔓延,不僅是就業巿場對勞動剝削與分配失衡下所造成的結構性成因,舉凡勞動、產業甚至是財經政策,皆明顯有利於資本家。

 長期推動向財團傾斜的政策,使得勞動者所能獲得的勞力分配愈見稀薄,更從米飯變成米湯,因為扣除物價漲幅後,目前受雇者實質平均薪資已經低於13年前。根據主計處統計,2011年上半年實質平均薪資45,161元,實質經常性薪資僅34,421元,兩者的差距在於不穩定的獎金及津貼,相形之下,2011年的上半年實質平均薪資還低於1998年的45,596元,而實質經常性薪資也低過於1999年的34,659元。

貧窮的馬太效應

 對於貧富差距的擴大與惡化,學者引用《聖經‧馬太福音》第25章中「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的話語創造出「馬太效應」,此效應的產生源自於優勢者因自身較強的積累能力,進而獲取更多的優勢;反之,弱勢者也因為自身條件的缺乏,以致失去更多的機會。因此「馬太效應」不僅足以說明貧富差距,同樣也能應用於工作貧窮的形塑過程。

 長年累月持續低薪化的勞動環境,工作貧窮者不僅愈是勤勞就愈容易陷入貧窮,而勉強負擔基本生活開銷之餘,根本難有積蓄,更遑論購買任何商業型保險進行風險控管與分攤,無法累積充足的避險能力,以致根本無力承受任何生活風險。如履薄冰的工作貧窮者,旦遭逢生活中包括失業、慢性或重大疾病、肢體失能、事故意外理賠等龐大且立即性的經濟支出風險,往往在極短的期間內被經濟重擔所吞沒,沈入漫長的寒冷而無人聞問。幸運者或許還能透過不穩定的非典就業,暫時延後陷入絕對貧窮的時程,不幸的就淪為長期失業者失去僅有的一切,最終結局或是流離失所或是自我放棄,終其一生為貧困所糾纏。

確保勞動合理分配-解決工作貧窮的首要

對抗貧窮已成全球共同課題,為數眾多的工作貧窮族群身陷於馬太效應,但政府至今仍視而不見,或是深陷「經濟好一切就會好」的迷思,企圖以經濟成長掩飾勞動貧窮化的現象。貧窮現象的惡化,以及經濟弱勢人口的成長,歷任執政者皆難以卸責,而長年倡議提昇勞動權益的《台灣勞工陣線》認為病灶的根源就在於工作貧窮的形因。

 一般勞動者的薪資未能隨著物價及通膨進行合理的調整,甚至連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動最底層,從1997年15,840元,到2012年才適用的18,780元,13年間的月薪也僅僅增加2940元,而為數眾多的貧窮子女,半工半讀的打工所得,也只不過值時薪103元,試問,無法有效提高所得又如何能脫離貧窮?

 因此,唯有確保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合理分配,阻止工作貧窮的惡化,才能緩解家戶貧窮擴大的壓力,同時透過社會保險制度為貧窮者進行生活風險的分攤,並佐以社會福利功能協助家戶脫貧,才能讓辛勤努力成為理所當然。這是《工作貧窮研究室》的成立使命,也是政府不可也不能迴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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