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的Ｍ型化效應

除整體人數比例的變化外，就時間序列觀察，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影響亦有其一致性。當基本工資從15840元增加至17280元後，19200元以下群體比例即從35.73%大幅降至32.45%、22800元以下群體比例也由48.02%降至45.89%，降幅分別為9.17%與4.43%。其後三年間基本工資凍漲在17280元，此二族群比例即隨之產生「固化」，由2008年6月的32.45%及45.89%，微幅降至2010年6月的31.74%及45.30%，待基本工資再度於20011年從17880元逐步增加到2013年的19047元後，兩族群的下降趨勢才又轉為明顯，平均每年以1%左右的幅度穩定下降。可見基本工資停滯，低薪群體的比例也隨著固定，當基本工資上升，族群比例才會出現下降的現象。

資料來源：歷年勞保統計

從上表資料可見，自2007年起，投保人數低於基本工資之人數即呈現穩定成長趨勢，6年間人口自16.68萬成長至30.63萬人，成長幅度達78.2%，似乎頗高，但若改以人數比例來看(左圖)，即可看出，在基本工資成長的同時，部分工時人數佔總投保人數比例是從2007年的1.92%，成長至2013年的3.19%，理應屬於緩步成長狀態。

偏低基本工資形成巿場排除

基本工資成長導致部分工時人數增加，雖符合反對基本工資調漲的經濟學者所稱「邊際勞工會因最低工資提升反而受害」。不過，該論點亦認為基本工資的提高，使得雇主基於總體成本與勞動力考量進而採取不聘雇的手段，造成邊際勞工淪為失業者。但就圖二資料所示，部分工時人數雖逐年增加，但失業率在2010年後卻反而略為下降，顯然基本工資提高並不等於失業率就會增加，反而是基本工資從2010年至2013年持續成長的同時，總體失業率卻持續從5.21%持續降至4.15%。

換言之，近年來台灣是呈現「基本工資提高有助於失業率下降」的現象，而此現象或許與工資誘因有關。根據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巿場排除」，偏低的工資會造成勞動意願的低落，導致勞動力退出巿場；反之，工資偏高而壓縮利潤，反而變成雇主退出巿場，而當前台灣正同時存在著大量缺工與失業的巿場矛盾。進一步分析失業率，不難發現15至29歲的失業率，遠高於一般失業率，顯然當前台灣的失業主因應屬於「工資偏低造成勞動意願偏低」。一旦投入勞動巿場所能獲得的報酬價值愈高，則鼓勵勞動力進入巿場的誘因意願也就愈高，而前述基本工資與失業率間的關連性，正是反應此一論點。

物價綁審議權，勞委會毀棄審議制度

即便勞資爭議不休，但歷任勞委會主委仍是依法年年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不過，今年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8月28日時決議，將時薪從2014年1月1日調整至115元，月薪則自2014年7月1日調整至19273元。雖然時薪的調整幅度較月薪高(109元調至115元，調幅5.5%)，不過時薪115元原本就是馬總統在2012年大選時所提出政策承諾，當時的時薪為103元。依馬英九的說法，本該於2013年1月1日實行，但在2012年8月基本工資審議時，遭資方及經濟部會聯手砍價只增加至109元，因此今年度的時薪增加，已是跳票一年之久。

此外，月薪從19047元增漲至19273元，漲幅遠低於月薪，僅達到1.18%的幅度，不僅低於前一年度1.42%的漲幅，甚至還低於2012年CPI(消費者物價指數)1.93%漲幅，且必須等到7月1日，比時薪晚半年才實行。顯見，此次的審議會議只圖兌現馬英九的競選支票，並犠牲月薪以免引發資方反感。

基本工資不僅是數額上遭到壓制，整個審議制度更一舉遭到架空。去年才新上任勞委會主委潘世偉，第一次主持審議委員會便創下二項紀錄；一是將審議委員會從勞委會搬到汐止山中的勞研所，藉以避開勞工團體要求調高集體壓力，二是通過了一項附帶決議「即未來需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累積超過3%，才召開審議委員會」。而最大爭議即在此附帶決議之上，因為若依此決議未來基本工資恐2至3年才會召開一次，即算召開，但在企業界與勞委會已形成的合作默契下，亦不見得會有實質的調整。

現行審議制度雖年年造成勞資雙方爭論不休，但放眼各國勞資雙方凡涉及薪資或福利調整，大多在爭吵中取得平衡，在工會組織較強的國家罷工加薪更是常態，美國快餐界工人於8月底發動全國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即是一例，相對之下，台灣的審議制度光社會成本就相對小得多，了不起也只是勞資雙方在媒體上的口頭交鋒。

況且，在企業及公部門聯手壓抑下，台灣工會組織發展一直被弱化無力抗衡資方，也只能依靠現行的審議制度，透過年年提升的基本工資拉抬總體薪資。一旦CPI累積3%才召開審議委員會的決議生效，不僅審議制度遭閹割，低薪族群也會成為最大的犧性者。

3年一會，遠水救不了近火

雖然勞資雙方一致希望基本工資有個計算公式，足以反應前一年度包括GDP、CPI或勞動生產力、所得變化等國家整體發展狀態，讓工資的調整同時具備合適性與制度性，但一年掌控超過20億元預算的勞委會卻遲遲不願提出公式，甚至淪為菜巿場喊價的戲碼而遭監察院糾正，但是即使潘世偉上台已歷一年，基本工資的公式仍舊只聞樓梯響。

缺乏合理計算公式，基本工資就必須回歸原始立法精神進行合理調整，根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4條，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基本工資，應以包括「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7項指標進行合理調整，才能使得基本工資契合經濟意義的所得分配，並維護勞動家庭的生存權利，因此，年年審議基本工資就有其必要與正當性。但上述決議卻使得審議委員會依召開，必須待物價指數累計破3，便已架空審議辦法第5條所訂「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的法源。

再者，採物價指數累計的做法，若依近年CPI物價指數趨勢來看，CPI累破3至少需2年，而基本工資調整又是多是今年通過隔年生效，因而產生長達3年的時間差，換句話說，日後低薪族群所承受物價壓力，尚等到3年之後才能隨基本工資調整得到些許的彌補，形同遠水救不了近火。一旦工商界又利用審議委員會壓制基本工資的調幅，所謂的分配正義誓必距離數百萬名低薪族，愈來愈遠。

遭勞委會閹割的審議制度不僅傷及弱勢勞工，更大損青年族群的經濟利益。依勞保局統計，全台勞保投保薪資在19200元以下的25歲至30歲青年貧窮族群，就高達75萬7千人。因此這紙決議，也簽下貧窮青年未來三年仍將持續窮忙的賣身契。勞委會只用區區226元(即月薪從19047元漲至19273元)的廉價，便賣掉基本工資制度，賣掉全台176萬名底層勞工的生存權，更賣掉青年世代整整3年的勞動利益，對買主而言，卻是何其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