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敬舒(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基本工資一向是檢視勞資所得分配正義的重要關鍵。對勞方而言，法定基本工資的提高，等於是透過公權力直接要求資方對適用基本工資者予以加薪，因此基本工資愈高，勞方受益愈多。但相對資方而言，基本工資漲愈多，愈代表獲利的壓縮，以致基本工資漲與不漲，一向是近年來勞資雙方主要爭議的關鍵之一。
基本工資與分配正義
面對基本工資的調整壓力，資方總一貫以增加經營成本並直接減損企業競爭力為由傾全力反對。甚至透過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等大型工商團體組織之串聯，一方面透過各場合向經濟部門施壓，另一方面則利用基本工資審議委會力阻調幅，而所謂的工商界大老，更不惜以「基本工資只會好到外勞」的悖論(註1)，公然要求「本勞與外勞基本工資脫鉤」，也因此基本工資便淪為企業眼中最大之惡。
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社會現實下，愈是利勞不利資的調幅，愈是符合所得分配正義的精神，因此在每年的審議角力中，只要基本工資的調幅讓資方抗拒聲音愈大，愈顯示資方獲利流向勞動者的量愈多。雖然企業總以「調整基本工資就是從資方口袋強行挖錢分給勞工」表達不滿，但從實質薪資倒退16年的真實巿場結構來看，倘若不以公權力為介入工具，強行提高基本工資，而是放任企業的將本求利思維，則底層勞動者恐怕難以盼到資方大幅加薪的施捨之舉。
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拉抬效應
雖然勞工團體一再主張提高基本工資，有助於解決整體薪資只退不進的困境，而勞委會主任委員潘世偉亦曾公開表示，基本工資調升可以推動整體勞工薪資向上，但近年來基本工資的調整，僅對薪資相對偏低的低薪勞工具直接影響，但對薪資所得原本就較高的勞工而言，感受較為薄弱。這是因為基本工資在政府與資方的壓力下，雖連年略有成長卻幅度相當有限，以致較高薪者相對無感。
假設基本工資若提高至3萬元，則根據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統計，101年受雇主每月主要工作收入薪資在3萬以下人數高達353萬人，當基本工資提高至3萬元，則感受到薪資所得增加的人口數必定接近400萬人，顯示基本工資與整體薪資之間存在連動效應，只是連動範圍受制調幅的多寡而定。
除非可進一步論證基本工資的變化與整體薪資結構的關聯性。目前政府單位對勞動薪資的統計數據多為推估值，僅勞工保險的資料係採申報制，因此採勞保統計相較其他數據更切合實際狀況(註)。以2007年至2013年為例，在此7年間基本工資的變化狀況如下表所示。其中各年基本工資調幅從9%至1%不等，唯獨2007年7月至2010年底的3年半之間，基本工資固定於17280元，等於2007年至2013年有長達一半的時間形同凍漲。事實上此舉並非空前，早在1997年10月16日至2007年6月底長達10年之久，基本工資皆僵固於15840元，以致十年間的GDP與CPI成長，完全未能反應在基本工資數額上。
(資料來源：勞委會)
上述基本工資的變化，進一步對比勞保局的勞保被保險人月投保薪資統計，即可看出基本工資對薪資的影響。下表為勞保投保薪資在19200元以下(綠線)，以及22800元以下(紫線)各別佔全體投保人數之比例，從趨勢可見從2007年6月至2013年6月期間，不論投保薪資低於19200元或22800元的低薪人族群，皆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19200元以下人數比自35.73%降至28.47%，降幅高達2成；換言之，隨著基本工資自15840提高至19047元，薪資在此範圍內的超低薪者都是直接受益者，且愈低薪者獲益愈大。
基本工資拉抬薪資之效應不僅出現在超低薪群體，亦反應在投保薪資在22800元以下群體。同期間，22800元以下人數比亦由48.2%降至41.4%，降幅達到1成4，雖然此群體與基本工資之差距，從2007年近7000元縮短2013年3753元，但此群體人數比例仍持續下降，顯示基本工資的成長已將部分低薪族群「頂」進較高的薪資級距。
除整體人數比例的變化外，就時間序列觀察，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影響亦有其一致性。當基本工資從15840元增加至17280元後，19200元以下群體比例即從35.73%大幅降至32.45%、22800元以下群體比例也由48.02%降至45.89%，降幅分別為9.17%與4.43%。其後三年間基本工資凍漲在17280元，此二族群比例即隨之產生「固化」，由2008年6月的32.45%及45.89%，微幅降至2010年6月的31.74%及45.30%，待基本工資再度於20011年從17880元逐步增加到2013年的19047元後，兩族群的下降趨勢才又轉為明顯，平均每年以1%左右的幅度穩定下降。可見基本工資停滯，低薪群體的比例也隨著固定，當基本工資上升，族群比例才會出現下降的現象。
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擠壓效應
有低薪者因基本工資成長而獲利，但相對亦有部分低薪者因基本工資的提高，而被壓入部分工時者的行列。在勞保投保級距之中，凡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理應屬於部分工時(註2)，因此透過該項投保級距資料即可掌握部分工時人數。
資料來源：歷年勞保統計
從上表資料可見，自2007年起，投保人數低於基本工資之人數即呈現穩定成長趨勢，6年間人口自16.68萬成長至30.63萬人，成長幅度達78.2%，似乎頗高，但若改以人數比例來看(左圖)，即可看出，在基本工資成長的同時，部分工時人數佔總投保人數比例是從2007年的1.92%，成長至2013年的3.19%，理應屬於緩步成長狀態。
上述資料顯示，基本工資調整雖會帶動低薪族群提高所得，但隨著雇主成本的墊高，在利潤考量之下，亦可能觸發雇主以時薪制取代月薪制的誘因，造成低薪族群或初入職場者被迫接受部分工時，淪為社會泛稱的非典工作者。
基本工資的M型化效應
但就整體而言，基本工資對於總體薪資構結具有M型化的雙向效應，在部分低薪者淪為更弱勢勞動者的同時，有更多的低薪族群也因基本工資的調整，帶動薪資及所得的成長。
且就統計數據而言，不論是成長幅度或人口數量上，因基本工資成長而增加所得的受益人數，遠較轉為部分工時者比例高出甚多，顯見基本工資為數龐大的低薪族群而言，從中受益的人數仍多於受損人數。況且，若可從法令保護角度，針對部分工時者提供相對應之保障，例如提高時薪、降低勞保強制納保門檻，或限制經常性周工時總數低於35小時，才可採部分工時等措施，相信對於原本就需要部分工時工作形態者如學生、家庭照顧者，將更助益。
偏低基本工資形成巿場排除
基本工資成長導致部分工時人數增加，雖符合反對基本工資調漲的經濟學者所稱「邊際勞工會因最低工資提升反而受害」。不過，該論點亦認為基本工資的提高，使得雇主基於總體成本與勞動力考量進而採取不聘雇的手段，造成邊際勞工淪為失業者。但就圖二資料所示，部分工時人數雖逐年增加，但失業率在2010年後卻反而略為下降，顯然基本工資提高並不等於失業率就會增加，反而是基本工資從2010年至2013年持續成長的同時，總體失業率卻持續從5.21%持續降至4.15%。
換言之，近年來台灣是呈現「基本工資提高有助於失業率下降」的現象，而此現象或許與工資誘因有關。根據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巿場排除」，偏低的工資會造成勞動意願的低落，導致勞動力退出巿場；反之，工資偏高而壓縮利潤，反而變成雇主退出巿場，而當前台灣正同時存在著大量缺工與失業的巿場矛盾。進一步分析失業率，不難發現15至29歲的失業率，遠高於一般失業率，顯然當前台灣的失業主因應屬於「工資偏低造成勞動意願偏低」。一旦投入勞動巿場所能獲得的報酬價值愈高，則鼓勵勞動力進入巿場的誘因意願也就愈高，而前述基本工資與失業率間的關連性，正是反應此一論點。
物價綁審議權，勞委會毀棄審議制度
即便勞資爭議不休，但歷任勞委會主委仍是依法年年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不過，今年度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8月28日時決議，將時薪從2014年1月1日調整至115元，月薪則自2014年7月1日調整至19273元。雖然時薪的調整幅度較月薪高(109元調至115元，調幅5.5%)，不過時薪115元原本就是馬總統在2012年大選時所提出政策承諾，當時的時薪為103元。依馬英九的說法，本該於2013年1月1日實行，但在2012年8月基本工資審議時，遭資方及經濟部會聯手砍價只增加至109元，因此今年度的時薪增加，已是跳票一年之久。
此外，月薪從19047元增漲至19273元，漲幅遠低於月薪，僅達到1.18%的幅度，不僅低於前一年度1.42%的漲幅，甚至還低於2012年CPI(消費者物價指數)1.93%漲幅，且必須等到7月1日，比時薪晚半年才實行。顯見，此次的審議會議只圖兌現馬英九的競選支票，並犠牲月薪以免引發資方反感。
基本工資不僅是數額上遭到壓制，整個審議制度更一舉遭到架空。去年才新上任勞委會主委潘世偉，第一次主持審議委員會便創下二項紀錄；一是將審議委員會從勞委會搬到汐止山中的勞研所，藉以避開勞工團體要求調高集體壓力，二是通過了一項附帶決議「即未來需CPI(消費者物價指數)累積超過3%，才召開審議委員會」。而最大爭議即在此附帶決議之上，因為若依此決議未來基本工資恐2至3年才會召開一次，即算召開，但在企業界與勞委會已形成的合作默契下，亦不見得會有實質的調整。
現行審議制度雖年年造成勞資雙方爭論不休，但放眼各國勞資雙方凡涉及薪資或福利調整，大多在爭吵中取得平衡，在工會組織較強的國家罷工加薪更是常態，美國快餐界工人於8月底發動全國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即是一例，相對之下，台灣的審議制度光社會成本就相對小得多，了不起也只是勞資雙方在媒體上的口頭交鋒。
況且，在企業及公部門聯手壓抑下，台灣工會組織發展一直被弱化無力抗衡資方，也只能依靠現行的審議制度，透過年年提升的基本工資拉抬總體薪資。一旦CPI累積3%才召開審議委員會的決議生效，不僅審議制度遭閹割，低薪族群也會成為最大的犧性者。
3年一會，遠水救不了近火
雖然勞資雙方一致希望基本工資有個計算公式，足以反應前一年度包括GDP、CPI或勞動生產力、所得變化等國家整體發展狀態，讓工資的調整同時具備合適性與制度性，但一年掌控超過20億元預算的勞委會卻遲遲不願提出公式，甚至淪為菜巿場喊價的戲碼而遭監察院糾正，但是即使潘世偉上台已歷一年，基本工資的公式仍舊只聞樓梯響。
缺乏合理計算公式，基本工資就必須回歸原始立法精神進行合理調整，根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4條，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基本工資，應以包括「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躉售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7項指標進行合理調整，才能使得基本工資契合經濟意義的所得分配，並維護勞動家庭的生存權利，因此，年年審議基本工資就有其必要與正當性。但上述決議卻使得審議委員會依召開，必須待物價指數累計破3，便已架空審議辦法第5條所訂「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的法源。
再者，採物價指數累計的做法，若依近年CPI物價指數趨勢來看，CPI累破3至少需2年，而基本工資調整又是多是今年通過隔年生效，因而產生長達3年的時間差，換句話說，日後低薪族群所承受物價壓力，尚等到3年之後才能隨基本工資調整得到些許的彌補，形同遠水救不了近火。一旦工商界又利用審議委員會壓制基本工資的調幅，所謂的分配正義誓必距離數百萬名低薪族，愈來愈遠。
遭勞委會閹割的審議制度不僅傷及弱勢勞工，更大損青年族群的經濟利益。依勞保局統計，全台勞保投保薪資在19200元以下的25歲至30歲青年貧窮族群，就高達75萬7千人。因此這紙決議，也簽下貧窮青年未來三年仍將持續窮忙的賣身契。勞委會只用區區226元(即月薪從19047元漲至19273元)的廉價，便賣掉基本工資制度，賣掉全台176萬名底層勞工的生存權，更賣掉青年世代整整3年的勞動利益，對買主而言，卻是何其的便宜！
分配正義唯有基本工資
台灣拼了幾十年的經濟，勞工卻換來實質薪資倒退16年的代價，足證缺乏分配正義的經濟政策，勞工一切的努力徒然是為雇主作嫁。此一現象不僅台灣，更存在世界各國，但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者克魯曼呼籲下，歐巴馬已著手提高最低工資；開發中國家如印尼將最低工資提高至44%，泰國部份地區的調幅更接近100%。
反觀台灣，基本工資的漲幅卻如牛步，因為政府至始只知虛假作戲，僅會道德呼籲企業加薪，但可同苦不能同甘的經營生態早已深植各產業的同時，企業怎麼可能自願性的推動薪資合理化？因此，馬政府若真心要促進分配正義，則基本工資將是唯一合理、合法的政策工具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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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據勞委會3月22日新聞稿所言，2013年度基本工資調整後總受益人數約有140萬人(見此)，此人數為本勞加計外勞結果。現今在台工作之外勞中，僅「產業外勞」適用基本工資調整，社福外勞並不適用，而據職訓局統計2013年3月間的產業外勞人數為24萬3382人(下載統計表)。顯見基本工資調漲的本勞受益人數就高達116萬人以上，何來「基本工資調整只會好到外勞」？
註2：與主計總處、勞委會所進行各項薪資統計資料多為推估值，而勞保投保薪資採申報與現狀較為吻合。雖然以勞保投保薪資與實際薪資可能會有部分差異，特別在低薪組別也確實充斥高薪低報的現象，但除非政府及企業承認當前台灣職場中高薪低報的情況極為嚴重，但此舉也形同承認高薪低報惡化是政府與企業聯手促成，否則透過勞保投保薪資解析基本工資人數，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指標意義。
註3：2013年4月1日行政院突以經濟成長達基本工資調漲門檻為由，宣佈基本工資月薪自18780元調整至19047元，然直至2013年6 月份的勞保投保統計資料，尚無19047元級距，與前期資料相同，仍以17880元及18780元兩級統計人數。此現象應是大多數雇主尚未依法調整基本工資數額所致，故該段資料仍先採計17880元以下做為部分工時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