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弱勢性別

文／洪敬舒(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1978年美國學者 Diana Pearce在觀察美國社會的演變歷程後，提出「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觀點，意指美國婦女及其子女已佔貧窮人口中極大比例(Bruchey, 1994)。在貧窮女性化的概念中，不僅女性的貧窮人口高於男性，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也普遍比以男性為戶主的家庭貧窮，再加上女性因社會因素以致貧窮，因此女性在脫貧的難度也高於男性。貧窮女性化並非單一地區或國家獨有的現象，事實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女性較男性貧窮的情況，且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約十三億人口處於貧窮，而其中女性則佔近七成。

貧窮女性化並非肇因於個人因素，而是來自於結構性成因。雖然我國女性勞參率逐年提昇，在99年間已達到49.66%(男性為66.42%)，但受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社會長期將照顧家庭及老幼的責任強行加諸於女性身上，受到家庭的捆綁之餘，女性也常因生育被迫提前退出職場，導致工作資歷累積中斷，即使生育後再返回職場，但隨資歷調整的薪資已經受到影響。

貧窮女性化成因甚多，但在工作貧窮及低薪工作族群之中，性別貧窮則更為明顯。當女性勞動者就算擁有工作，卻仍然無法使自己與其家庭脫離貧窮，此一現象便已突顯在同工不同酬的社會結構下，女性的工作及所得，但不足以免除貧窮高風險，尤其是女性還身兼經濟戶長時。長年以來，受制於社會與結構因素，女性勞動者即使工作能力不弱於男性，但在職場上的發展空間仍遠不如男性，再加上家庭照顧責任加諸其身，在缺乏其他經濟支持力的擙援下，女性一旦陷入工作貧窮的漩渦，脫離難度就遠高於男性。

根據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對部份工時、臨時及派遣等非典工作的統計結果，女性從事非典工作的比例近年來是呈現成長的趨勢。以下表所示，全國從事非典工作人口在97年至99年的三年間為逐步成長，在97年間，全國非典工作人口數為65萬人，三年後則成長至72萬3000人，而女性非典工作人數在97年間為33萬人，99年間則成長至36萬1000人，增加幅度為9.3%。同一期間，男性非典工作人數成長量雖然高於女性，從97年的32萬人增加至99年的36萬3000人，成長幅度達13%，但若進一步分析非典工作者從業人口的性別比例，不難發現女性是比男性更易成為非典工作就業者。

同該表顯示，女性非典工作人口佔總女性就業人口，在97年間為7.32%，到99年間則為7.86%，而同期男性非典工作人口佔總男性就業人口比例則為5.42%與6.18%，雖然男性非典工作者人口數在近三年來成長幅度高於女性，但淪為非典工作的性別比例，仍較女性低了1至2個百分點。

女性不僅較男性更容易淪為工作貧窮群族，在職場上長期遭遇歧視的結果，使得女性的工作所得較男性偏低或是同工不同酬，更是女性職場發展的主要障礙。根據主計處99年人力運用調查，男性平均每月收入為38146元，而女性平均收入為30119元，僅是男性每月收入的79%。

女性不僅平均薪資長年來遠低於男性，透過「工時」與「工資」兩項要素檢視低薪工作的性別趨勢，更可發現女性工作者貧窮現象的嚴重性。首先，依據主計處99年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在每月收入不足2萬元的「低薪族」部份，勞動女性的貧窮問題無疑相當嚴重，以下表所列，99年間全國每月收入不足2萬元總人口數為103萬8000人，其中女性即高達70萬9000人佔總數的68%，男性則僅佔32%。另外，在年齡分布中，25歲至44歲女性低薪族人數為32萬4000人，高居各年齡層之冠，甚至是同一年齡層男性低薪族(11萬人)，幾近三倍人數，而45歲至64歲部分，女性低薪族人數也高於男性同一年齡層達2.4倍，不難發現女性在勞動貧窮議題中，無疑較男性更為弱勢。

再從「工時」進行檢視，屬於非典工作類型之一的「部份工時」比例，女性的從業比例亦高於男性。在99年間，全國共有53萬8000位就業者是屬於每周工時不足35小時的「部份工時」工作者，其中女性的部份工時從業人口為27萬2000人，略高於男性的26萬6000千人，且不論是15歲至24歲的青少年階段、25歲至44歲青壯階段，或是45歲至64歲中高齡階段，女性在部分工時從業者的人口數皆高於男性，僅在65歲以上比例低於男性。

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職場性別研究發現，大多數女性勞動者都不在正式就業體系之中，以致於有勞動之實卻缺乏勞動保障。雖然我國已進入開發國家之列，也擁有「勞動基準法」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但仍有許多女性因同時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角色，以致婚後或生育後，面臨就業困難而轉為非典工作人口，一旦因失婚或家庭經濟來源中斷，往往較男性更容易陷入貧窮的黑暗之中，倘若還必須負擔對下一代的照顧責任，則女性往往只能持續從非典工作中掙取微薄的收入，深陷工作貧窮狀態的勞動女性，根本無力獨自靠著低所得的工作翻身，只能在貧困之中隨意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