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敬舒

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寫下《國富論》，主張專業分工及跨國貿易可讓各方受益，經濟就被冠上發展的等號，成為國家的至高無上的絕對政策。時至今日，不論大小選舉，政治人物均一操著一口流利的「拼經濟」。但是回頭看看全民努力數十年的拼經濟，卻讓更多人加速走向均貧的彼岸。

致貧的拼經濟

政治面的經濟史觀，認為經濟是一種向下涓滴的流動態，只要上游積蓄夠多甘霖，下游終會迎來洩洪的滋潤，說白話一點就是「老闆賺飽會讓員工加薪，帶動更多消費」，所以經濟政策必須優先讓產業獲取充足利潤，讓涓滴效應帶動社會集體受益；反觀尋常庶民想像的拼經濟，是兢兢業業維持一家飽溫，期盼著不失業、不減薪，有著穩定價格的柴米酒鹽，最好有片屋瓦能為家人遮日避雨，對政策的期待是更多的保障與穩定的物價。

南轅北轍的立場造成「一個拼經濟各自解讀」。政治面的立場偏好是奠基在超限利用市場以換取GDP的無限成長，所以國家必須讓渡出權力並自福利國家退位，轉讓由效率接管市場為社會創造機會與福祉。然而，放任效率市場的結果卻是不斷製造社會災難，難以高攀的房價與租金造就出龐大的「居住難民」就是典型例子。因為效率只會考量私有利益能否最大化，不會是公共利益的最優，效率主導下的市場也只在意「買不買得起」的對價交換，缺乏支付能力者只能面對市場淘汰，以致拼經濟並未產生利潤的涓滴，反而促成市場不間斷的排除。顯然，流落底層的不是利益而是風險。

「風險涓滴」的現象在勞動市場尤為明顯。用勞動力交換報酬一直是勞工維持家計的唯一手段，所以市場總會將勞動力區分為高價值、低價值及無價值，賦予相對薪資。看似公平的規則，卻巧妙隱藏令勞動力貶值的機制，勞力及技術本身會隨時間衰減長或淘汰，而企業又有抑制勞動成本增長的利益誘因，於是工資的增長遠遠不及GDP的成長。

被轉嫁的風險

勞動力貶值到最後就是被市場淘汰，也就是失業，所以已故的經濟學者Joan Robinson有句傳神的名言，「比被資本主義剝削還糟的就是不被剝削」。失去收入飄盪在失業與求職之間的弱勢勞工，只能擠入最後一道市場窄門，通常是更加低薪、更不穩定或更接近危險的貧窮工作。

市場不斷製造排除，再垂下貧窮工作引誘失業者抓取最後的救生索。但幸運的抓住後，卻又面對所得不足以因應意外，社會福利又無力在意外來臨時提供充足的支援。勞工在貧窮工作中面對雙重風險，企業卻從中獲得廉價勞動力與社會補貼的雙重套利。以美國為例，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於2013年分析發現，美國十大速食業者旗下員工有52%需要生活補貼，政府每年支付的補助高達38億美元；此外，加州柏克萊大學2015年報告也計算出，為了維持有工作的低所得家庭，全美納稅者每年必須支付1530億美元。等於社會共同為拒絕支付合理薪資的企業，承擔著勞動力的價差。

低薪化的台灣也是如此。根據衛福部107年的調查統計，國內低收與中低收入戶家庭中，高達16.4萬戶擁有工作，其中64.26%從業全日型的經常性工作，21.87%為部分工時，這些有工作的貧窮家庭每週超過40小時以上的比率，高達30.33%，甚至有9.71%其周工時竟超過56小時。雖然撫養人口過多是落入貧窮線的成因，但低薪也是無力脫貧的不爭事實，因為從事「基層技術工或勞力工」占44.33%，「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占26.63%，兩者合占71%，但同年度勞動部職類別薪資調查卻顯示，前一項工作類型的平均月收入僅29294元，後者也只及32,201元。

眾多貧窮家庭賣命工作依舊無法脫貧，儘管如此，痴迷於涓滴幻夢的拼經濟政治，仍維護著「不義經濟」。就算魔幻的GDP數字令人無感，但政治面對青年貧窮、中年流沙與下流老人的跨世代窮困，還是足以自我陶醉。

我們別無選擇？

不可諱言，依靠1.9美元渡日的「絕對貧窮」已經降到歷史最低水平，但更多人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樂施會(Oxfam) 2015年調查報告指出，全球最富有的62人擁有相當於世界半數人口的財產總額，但2019年的報告卻變成只要26名超級富豪就擁有半數人口的同等財富。「1%，99%」不只是現在式，更是可見的未來式。

多數人以為不平等只是貧富人口持有鈔票數量的差距。實際上，1%們擁有的資產主要是股票。透過大量股票控制企業，進而主導市場與政治，最終是我們生活的一切，才是勞動只能屈服資本，社會只能對利益不分配無能為力的致貧真相。但產業及勞動政策持續偏袒資本，福利政策又以財源為由持續緊縮，彷彿一再告誡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真的沒有選擇？貧窮既然源於經濟，解方必定也在經濟。面對貧窮惡化，歐美國家近年將社會經濟(又稱社會團結經濟social solidarity economy, SSE)視為貧窮的解方之一。歐盟將SSE定義為「企業和組織的主要目標不是傳統資本公司的投資回報，是為成員服務，並且由成員按照團結互助及一人一票的原則管理企業」。顯然被歸屬為SSE的企業，必須在一套集體式民主與平等的邏輯下進行生產。

民主式企業的邏輯

企業內部如何民主？經濟也能民主嗎？其邏輯本身並不複雜。只支付最低工資的企業並不是不賺錢，只是雇主與股東以「出資者」名義截走利潤。倘若勞工能夠出資並擁有占多數的股權，自然能夠參與利益分配，不再由外部股東獨享。再者，若勞工擁有更多所有權，企業的決策權必然會管束在勞工的集體控制，所以民主企業是在所有權的基礎之上，消滅分配不平等，實踐以人為本與團結價值的尊嚴勞動。這種企業模式在法國、西班牙、義大利與美國不斷出現，以法國為例，得益於《社會和團結經濟法》的支持，近年積極協助員工出資收購企業，僅2012年至2015年間就產生160家勞工出資超過51％的民主企業。

以民主為核心的企業並不是全新的創造，存在數百年之久的工作者合作社(worker cooperative)同樣也是所有權共有的結構。在2009年金融海嘯之後更成為歐洲支持性就業的主流政策之一。例如西班牙以Emprende.coop作為就業平台，為青年提供職訓並由成熟的合作社提供專業指導協助商業發展計畫，支持青年自組合作社；在英國則是透過「合作社學徒研究院」(Cooperative Apprenticeship Academy)計畫，為青年培力組織與市場能力。

另一個例子是平台經濟。主打彈性自由的平台雖然創造出新興工作，但褪去雇用關係的法令監管，容許更低工資與更長工時也製造更多風險。因此這些受平台控制的自由工作者若組成平台合作社，就能克服市場孤立強化集體議價能力。在非營利組織Center for Family Life的協助下，美國3000名清潔女工共同出資成立Brightly.coop，同樣結合開源技術創造業務機會，當其他清潔平台抽傭超過20%以上，Brightly.coop的每位成員只需繳納5%的合作社運營費用，其餘全數歸成員所有。只因為去除了中間抽成，成員就能獲得21美元時薪的優沃收入，相較之下美國聯邦法定最低工資僅7.25美元，藉由成員民主控制，Brightly.coop不僅示範民主企業有助集體脫貧，也點出市場中仍有許多資本門檻相對較低的領域，具備著經濟民主的發展潛力與空間，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擁有掙脫資本主宰的意識與動力，自我創造出有別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選擇。

資本主義拒絕讓貧窮消失，又將減貧責任轉嫁慈善或國家。但脫貧不可能永遠依賴支援者的無私，只有透過所有權改造將權力交付受助者，才能創造自力脫貧的契機。儘管參與者需要付出更多資本、時間與心力，但是真正能夠解放勞動的經濟，從來就不只是把錢放到口袋，還必須讓勞工擁有自我主導未來的機會。

就算涓滴經濟撕毀社會平等的政治承諾，社會也不必巴望虛幻的政治道德覺醒，我們仍有機會運用民主企業與經濟，證明資本不是唯一的上帝。

107 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之工作狀況(單位：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