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春天，我成為組上第一個直升博班的學生。同時，去年的此時此刻，我決定「拒考教檢」，因為我看不出師資培育的系統以及實習後的教檢能夠真正培養出一個好老師，尤其是能貼近學生真實需求的老師。

所以我針對這次的行動寫了一篇反思文章，並在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批判教師檢定以及自己的教育生命史，當時這場次的評論人——馮朝霖教授問我：「你沒有教師證，怎麼去教育現場實踐？」我那時的回答是「我也許可以去另類教育學校。」

幾天後，我接到系上學長榮祥的電話，他幫馮老師詢問我是否有意願進新莊社大工作？原來，馮老師不僅任職於政治大學教育系，同時，他也是新莊社區大學的創辦人與現任校長。當時我對社大的印象是來自系上夏林清老師的蘆荻社大，還有賴誠斌老師的博士論文，但整體上我並不清楚社大是一所什麼樣的教育單位。我那時因為是直升博班，沒有碩士學位，沒辦法進入一般大學擔任講師工作，有點擔心自己沒有實踐場域。因此，我撥了通電話給我的指導教授丁興祥老師，「社大就是體制外學校，可以去試看看。」因此，我答應了馮老師的邀約，決定進入新莊社大工作，工作的業務是「社區組」，而這個組的成員只有我自己。但是，那時這個社區組的業務是(1)宣傳菸害防治、(2)社區學童牙齒塗氟活動、(3)一門社區紀錄片課程的行政助理、(4)新莊社區長者的健康營造。我當時有點猶豫是否要在試作期期間提出辭呈，因為我看不出來這些工作跟我的教育理想有什麼關係，而且社大辦公室的工作者好像只是「行政人員」，這與我當時提出的「教育即革命」的論述真是差之千里！加上當時有一波離職潮，好幾位即將要離職的工作者與現任工作者之間有著相當大的矛盾，整體工作氣氛是很不舒服的。

當我在認真考慮著到底要不要離職時，我突然被告知要寫一個社區計畫專案，以申請新北市文化局的補助，而且必須與之前的申請案不一樣。所以，我並不能延續之前影像紀錄的專案，我得想出新的計畫。然而，當我準備書寫計劃案時，有一個部份是要寫「緣起」，我赫然發現自己即使已來到新莊念書九年了，但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地方，只知道新莊有個「夜市」的炭烤很便宜，有個國際型的棒球場，還有輔大前的中正路一直在挖，其他我一概不知。那我要怎麼寫這個社區專案呢？於是，在那個酷熱的夏天，我每天提早到社大，並在社大的書櫃裡翻出有關新莊的歷史書和社大過去出版的在地刊物，開始去理解爬梳新莊的歷史。但這些資料不多且雜亂，更重要的是這些好像是「類學術的歷史素材」，我可以在這些資料中獲得大向度的新莊歷史的理智上的滿足，但我沒辦法對這些歷史產生感情，因為其中沒有「人」。所以我決定發揮我在輔大心理所學到的「生命故事」取向，邀請系上兩位學長還有紀錄片老師，去訪問社區人物「在新莊的記憶」，以書寫文本、影像、戲劇的方式去打造一個活潑的、有溫度、有情感的「新莊人生命故事館」。

那一年，我並沒申請成功。但是也許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我不用一開始就進入被綁死的公部門補助範疇之中。辦公室的主任秘書覺得我的計畫案很好，她撥給我兩門課的經費，也就是說，她讓我去開設兩堂課，以學校每年教育局補助的特色課程之經費，來支撐我去試看看我的計畫效果。於是，我找了當時在系上認識的王臨風學長來擔任「新莊人生命故事」工作坊的講師，並且製作海報廣邀社大學員來參加，最後終於在秋天開課前有十位學員願意來試看看。另外，我也邀請了張志豪學長的自傳劇團隊，以戲劇的方式去呈現新莊人的生命故事，而邀請對象則是我在「新莊社區長者的健康營造」活動中的志工，她們都是社區媽媽，也約有十人來參加。

我萬萬沒想到，這群來參加工作坊的學員，幾乎沒有人是新莊在地出生，多是隨著家人從中南部來到新莊工作而定居在新莊，或者是自己來到新莊找工作、因婚姻而來到新莊。而他們雖然身分證上是屬於新莊人，但他們不會說自己是新莊人，譬如說，會說自己是「雲林人」，因為她是在雲林出生長大，她的童年記憶讓她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我那時起了一個很大的疑惑，「她們算是新莊人嗎？那誰是新莊人？」

後來，我是從她們的生命故事去映照了在新北市的人口遷移資料庫，我以十年為單位計算了半世紀以來的新莊人的人口資料。發現在1950年以前的新莊其在地人與後來落籍在新莊的比例幾乎是百分之99是新莊出生人口，直到70、80年代，在地人與外地落籍人口將近各半，直到90、2000年左右，其比例發生劇變，變成3：7，外地人移動到新莊定居的比例已遠遠超過新莊在地出生的人口。這背景當然是台灣的經濟產業結構、新莊距離台北城內不遠…等等因素而帶來這樣的結果。而許多這樣的外地人口跟我一樣，對於新莊，只是工作、定居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一座「還在開發中的衛星城市」，新莊對於自己而言，是一個沒有記憶也沒有情感的城鎮。譬如說，當我開始從新莊文史書認識到所謂的「新莊老街」其實是以前北台發展的第一街，有著「一府二鹿三新莊」的歷史輝煌時刻後，我才把我以前常說的「新莊夜市」的印象扭轉了過來。然而，對於新莊我仍然沒有那麼深的情感，或者說，新莊對我沒有情感意義。

直到約莫2012年的一個晚上，社大舉辦一場新莊在地發展的論壇，會中有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大約說了以下這樣的話：「我在新莊出生，但我覺得新莊沒有什麼好認識的，都是水泥大樓，是一個很醜陋的地方。」我當時並不以為意，只覺得說的太好了，我們就是要這樣對新莊現狀不滿的人出現，才有可能發展出一起合作打造我們自己想要、理想的新莊模樣。這晚過後一個禮拜，有一天，那位第一個帶著我們當時菜鳥工作團隊去認識新莊老街的一位長者，在另一個我們在討論新莊社大未來發展的場合上發言說，上週那位女孩的發言後，她默默的回了家，連續三個晚上沒有睡好，心情很沉重：「為什麼我出生的新莊，被說成這樣呢？」這位語帶哽咽又難過的長者，就是淑容姊。那時聽到淑容姊說了這段話，我久久不能自己，那個畫面太震撼我了！

那句話讓之後的我更投入到讓一般人認識新莊，甚至對新莊有期待，因而陸續籌畫了許多認識新莊與願景新莊的社區、校內活動。然而，直到我因為當兵離開社大為止，我並不能感受或貼近淑容姊那個畫面的心理情感及其意義。直到，2018年秋天，我以「學員」的身份，再次回到社大，然後再次遇見淑容姊。

當課程結束那晚，我彷彿才有力量回頭看自己這學期「重回社大」的軌跡。那一晚，每一組的輔大學生要分享各組在訪談社大同學的生命故事之後，各組理解各組訪談對象的生命樣貌。同時，輔大學生要敘說自己在與社大同學互動後，自己的生命感受。那一晚，我使用教育部的經費，讓四位輔大同學去買自己認為喜歡的食物或零食，當作今晚分享會前全班同學的晚餐。而社大同學則是不免俗地，按照長期累積的經驗，也各自帶著「一道菜」來與大家分享，讓大家驚豔的有炒米粉、烤鴨。其中一位輔大同學，為了刺激今晚的淚腺，「第一次」煮了熱紅酒，似乎沒有成功刺激他人的眼淚（很多人要騎車），倒是成功刺激了自己。為了面對社大長者「生命中的痛苦」，年輕的輔大男同學哽咽落淚，久久無法說話，最後吐出一句話「我自己的生命也很苦」，原來那是「生命之苦的眼淚」。另外一位輔大年輕女同學，整學期在這堂課中，我從未聽過她發言，但相較於其他堂課，她在這堂課進行到接近期中時，她從坐在主桌後的小桌子，移動到主桌來參與課堂。那一晚，她拿起麥克風，突然哽咽不能自己，眼淚從她那一副傲氣冷豔的年輕臉龐流下，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她哭。在友伴情義相挺，先撐了場面之後，她再度登場並努力說出了自己很羨慕訪談的社大同學，「她的生命中那種自在。」那一晚結束後，我傳訊息跟那兩位同學說，「這眼淚很重要，可以試著記下來，並說說眼淚對自己的意義。」她不久後回應我，「那種自在的單純，是在我生命中難以擁有的。有太多太多的期待，無法脫離。」我想起了那一晚幫她撐場面的女同學，那晚也哭了，她的生命中，一樣有如此無法脫逃的生命經驗在面對著。

那一晚，「生命痛苦」與「生命自在」這兩組生命情感，在彼此的生命經驗中相撞，而且閃躲不了，它迎面而來。但這一堂「生命書寫與代間對話」課程的師生，在課堂期末發表時，決定不避了，就讓生命中那些「眼淚」代替自己的心理情感，流露出來。我們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的生命經驗，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然而，我們卻可能在彼此生命經驗的深處裏所蘊涵的心理情感層次上，相通，因而情感互相流動。我想這是這堂課的賴誠斌老師不斷提醒我們的，「用生命故事去理解生命故事」的道理之一吧？！而我們在場的彼此，帶著各自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的屬於自己的特殊經驗，發生了彼此之間「心理情感的相遇」，因而勾動了我們自己類似的情感，這對我來說是在這一堂課程裡頭不斷經驗到的這一種「共鳴」經驗，是有別於過去我在社大工作時的「公共」經驗。

當年進入社大，由於我根本不清楚社大的教育價值與發展脈絡，因此，我是認真地「爬書」，並以社大倡議人黃武雄教授的理念為主軸，建構出我所認識的社大──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並以知識解放、公民社會、生活藝能做為辦學的三大價值支柱。而做為1994年「410教改運動」核心人物的黃武雄，認為辦社大是為了回應當年410教改時所遇到的結構性問題，讓台灣民眾能夠在如此另類的成人教育中持續學習、成長，而這也正符合當年我「教育即革命」的想法。當然，從1998年第一所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開辦至今，已二十個年頭，每個社大都發展出自己不同的面貌，譬如說新北市永和社大是秉持著黃武雄的社大理念來辦學的典範學校，而同樣是新北市的蘆荻社大則因應辦學地區的特殊環境以及辦學者的成人教育理念，則是生長成有別於黃武雄的社大理念樣貌。

相較於這兩所社大，我進入工作的新莊社大則是另一道風景。其中的明顯差異之一是，新莊社大當時的籌劃雖然依照黃武雄老師的理念架構來進行，但在新莊的辦學者以在地社區工作者與在地人為主，這些人更多的學校的學員、志工、社大辦學學會理監事代表。也就是說，歷經十幾年的學校辦學工作者的更迭，這些當初第一年就在學校裡頭擔任志工、理監事代表，或者持續以學員身份待在社大裡頭的人，就佔了很大的比例。他們一待，就是二十年過去了。曾經有一位前理事長，更是開宗明義地說：「在新莊社大，學員、志工是根，而工作人員是葉。」因此，當我在新莊社大辦學第十二年進入工作時，工作團隊中只有一位工作者在此待了近八年，一位做了四年，其他的四位工作者都是菜鳥。

在三年內，兩位資深的工作者紛紛離職，變成只有三年社大經驗的我和另一位夥伴成為學校「最資深」的工作者。此時，我們面臨最困難、尷尬的局面，然而，這時本來對我來說若隱若現的那些一路跟著學校發展的資深學員、志工紛紛現身，站在我們背後，支持我們，並說「你們努力辦學，我們全力響應！」也因為這些學員、志工很多都是在地人，他們分別以自己不同的興趣，投入地方的老街導覽、生態維護、學校校務發展。這些同學、志工或理監事代表，都對學校有著濃厚的情感，不僅是十幾年來的辦學革命情感，更視社大是自己的歸屬所在。

這時，我想起一位最支持我們的滿頭白髮的大哥，他總是說要買彩劵，中獎後社大就可以蓋自己的學校、辦自己想辦的學校活動。在我剛進入社大不到一年時，學校舉辦一場社大發展論壇，我們詢問大家對學校的想法，這位大哥嚴肅地說：「我們要找回新莊社大當年辦學的文化！」當時的我亦被衝擊到，滿懷景仰與感慨，但那時畢竟不懂那是什麼，只能把這情感當作自己好好投入社大工作的動力。如今回頭看，我才知道新莊社大對他來說，就如我對輔大心理一樣，我在這裡也十八年了，幾年前系上發生事情時，我剛好在當兵，只能在遠方對著手機落淚，因為外界的許多聲音，並不是我所認識的輔仁心理，「那不是、不是，不是那樣！」我這時也才懂了，大哥那時的心情。如果說大哥的情感是我重要的學校辦學動能之一，那麼淑容姊對新莊老街的情感，便是我對自己作為社區組工作者的重要來源之一。

這一次，我和輔大同學一起訪談的對象——淑容姊，就是新莊老街長大的在地人。她不僅來到社大已經二十年，對學校有深厚的情感歸屬，同時她更是第一期社大培養的老街導覽人員，至今還在崗位上、繼續導覽著。當時淑容姊三天晚上睡不好，哽咽又帶點氣憤的在社大討論會的畫面，我終於在這次的訪談中明白並貼近了她當時的心理情感——出生於1945年的她，老街是她童年成長的所在，那邊有和家人一起成長的記憶、生了很久才生出男生的媽媽下廚煮菜的香味、鄰居朋友互相串門子的人情味、在武德殿旁好友的日式宿舍家裡的榻榻米味、街上慈祐宮媽祖廟的拜拜味、望著大漢溪兩岸擺渡船的溪水味、傍晚老街上交織又獨特的攤位味，而聰明又有活力的小淑容，幫著身為鄰長的阿公跑腿宣傳政令，她年幼的身影在街上竄來竄去的畫面，讓我聯想到她日後在老街的導覽，尤其那年六十五歲的她，帶著我們一群菜鳥工作團隊，走在老街上，我第一次認識老街，而那是她的家園、歸屬所在。

再回到我剛剛所說的心理情感貼近的「共鳴」這一件事上。我之所以說有別於我過去在社大工作位置上的「公共」經驗的想法，是因為過去的我自從大量捲入學校事務、社區活動、古蹟保存運動之後，鮮少有機會再與社大的學員、老師有更深入的互動，更別說是「生命經驗」的互動。再加上我在社大工作的期間（2010至2015），是台灣社會動能極為強大的時期，許多「公共議題」在社會版面上幾乎是爆炸式的遍地開花，而最主要的就是「太陽花學運」。因此，我隨手就可以拿任何議題在學校舉辦論壇討論，譬如說：能源問題、生態與經濟問題、古蹟與城市發展問題、土地徵收問題、糧食危機問題、同志問題等等很社會性的公共議題。但是，雖然看似很多公共議題，但我也常常遇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很少人會熱情地關心這些議題，或者更具體來說，很少數的社大人或社區民眾會來參加這樣的論壇活動。直到我在離開社大前，我與二個核心工作夥伴以及一些資深學員，組了一個約十人的「新莊百年願景散步節」工作小組，一起籌辦散步節活動，這個活動串連了新莊老街、中港大排、塭仔圳重劃區的路線，全長約十五公里，以散步的方式去認識新莊這塊土地，沿路說明地方的歷史與現況，也包含了所謂的「公共議題」。同時，動員原本就在新莊老街、中港大排扎根的社大導覽志工，亦動員學校許多社團、課程師生在每個節點或學校呈現學習成果（譬如書法社在終點為民眾揮毫「今天最感動的一個字」，老學員說從來沒有寫的那麼爽過），也規劃散步節的小組領隊志工培訓，整個學校幾乎震動了起來。散步節活動開放三百人參加，不到幾天就報名一空，創下學校舉辦大型活動的新歷史！至今，散步節已舉辦第四屆了，形式也逐年改變精緻，但其參加踴躍一如當年。我在想為什麼？為什麼這樣要花費一整天，且都要一直走路的散步活動，也觸及地方公共議題的散步節活動，會一直吸引那麼多人報名參加呢？或者，那些長期協助規劃、支持散步節的社大學員、老師又在經歷什麼呢？這跟我之前所謂的「公共議題」又有什麼差別？

我想起了第一屆散步節舉辦時，學校一位在地年輕畫家的投入情況，他不僅自己熱情參加，叫他自己的社大學生、畫室的學生來參加，還把位在新莊老街的住家兼弟弟、父母經營已達六十三年的小麵攤當作老街的重要休息站！畫家與淑容姊一樣，童年都在老街、廟口長大，或者以他的話來說，是在那邊「武力」長大。他的家族在老街已超過二百年，對於老街有他自己特殊的情感，他在一篇專訪中提及，在他出社會後，他背起畫具壯遊台灣，並深入布農族部落，也畫過八通關古道、玉山，並前往全台老街，接觸各式各樣的文化，然而，他內心最想畫的卻是自己的家鄉：「十七年前的中秋節，返鄉與家人團聚，經過老街上的媽祖廟時靈機一動，選擇畫材中能保存最久的油畫，畫出第一張屬於故鄉的作品。創作之餘更專研老街歷史，透過文獻及訪問老街坊，找到了早已被填平的新莊港原址，透過一張黑白照片，重現新莊港風貌，畫出著名的﹃消失的新莊港﹄作品。 」他使用「繪畫」來介入地方公共議題，在這份專訪最後，他提及「每一處街景都有故事！…將藝術結合歷史…舉辦活動時向遊客、街坊講解老街故事，呼籲更多人加入保護老街文化行列。…身為畫家的他只能利用畫筆留下老街之美，捍衛這條陪伴他長大的新莊老街。」我想是這份情感，他才如此阿莎力地與社大一起舉辦大大小小的老街藝文活動，而這份熱情正來自他自己生命經驗中，對家、對老街的深厚情感。他不只自己去結合自己的經驗知識與地方文獻知識，更投身於公共議題上，讓他自己在繪圖中，享受自己的生命！這不就是黃武雄老師所說的三大支柱的融合為一體嗎？

書寫到這裡，我突然感受到一種感動，原來，除了我當初在社大工作時對從社會上、外在拿取來的「公共議題」倡議之外，那種由「自己的生命經驗所孕育的某種心理情感」，若對此產生「共鳴」的人越多，甚至變成社群式的「共鳴」，那就是一種由「生命經驗及其情感」出發，而在最後催生出來的「公共議題」。我發現，這樣的公共議題的倡議就不只是「說道理」，更是以心理情感為軸線，去串聯出類似的心理情感，更多的「眾人的生命故事之間的相通」，那種投入，就宛如淑容姊、白髮大哥對社大與老街的熱情獻身，這公共力不僅強大且令人感動。更重要的是，就如同社大一直在，他們也就一直在，我彷彿看見了歷史之流的連續性，二十年社大過去了，接下來還有更長遠的十年、百年。我是離開了社大，也曾經迷茫徬徨於理想的盡頭，而自己究竟要走向哪種的遠方不知名之處呢？但如今的我，凝望過去我在社大的實踐軌跡，並試著去貼近、感受淑容姊、白髮大哥、畫家，甚至那時好多好友的心理情感，突然眼前濕潤又溫暖了起來。我想，終究要離開的，但我帶著那些留在我身上的歷史、心理情感，我或許不再衝進凱道，然而，想起了那句老掉牙的話，「我在哪，社大精神就在哪！」而這種以「生命故事之間」貼近彼此的「心理情感」的生活樣貌，進而有機會引發更多類似情感的結合，我想就離社大「公共性」不遠了吧？！

2019年的今日，社區大學專法剛剛熱騰騰的通過與可能面臨的危機、持續上演不斷更迭的政治權力遊戲、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壓迫、台灣高教商品化的惡質發展，在這「壓迫無所不在」的生活中，台灣社大撐出了一個「另類成人教育空間」，已屬不易。即使在這時代下的社會結構性、根本性的問題非常難以解決，但社大至少還在努力倡議「公民社會」。而我這一次有機會以「學習者」的身份重回社大，並且回看自己當時身為社大工作者的處境，試著以這次在社大課堂上經驗著社大與輔大學生的「代間對話」與生命情感的互相流動，發現以「學習者生命經驗中的心理情感」為中心，嘗試連結彼此的生命經驗中心理情感，以累積更多更深的「集體公共性」，即使是「生命的痛苦」，也許也可以在不斷努力嘗試、調整中，找到新的「生命自在」可能。這是另一條嘗試的路，不僅面對自己、他人的心理情感，也面對了我們所處的社會與時代。

在這黑暗時代，社大的「抒情」傳統，也許是當我回頭凝望當年自己與社大的那場戀愛之後，最重要的社會資產，也是新時代的線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