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Think Tank）

智庫

我們對智庫（Think Tank）應該不會陌生，因為1970年代中國國門開放之後，隨著國際交往的進展，中外政府、財團和公司都需要瞭解對方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文化傳統，以便制定相應的外交和經貿決策，開展文化交流活動。不但國外的智庫紛紛在中國獨自或合作建立分支機搆，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與清華大學合辦了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中國政府、商界和民間的智庫發展也十分迅速，網上經常可以見到它們發佈的各種消息和資料。就在不久前，官方的環球時報記者還專門採訪了幾家大名鼎鼎的美國智庫。

究其本源，智庫還是兩千多年前在中國和希臘首創的：西元前335年亞裡斯多德在希臘創立雅典學園，更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宣王於西元前318年廣招賢士建立稷下學宮。中世紀的歐洲城邦國家為了與教廷在稅務徵收或主教任命上分庭抗禮，也招攬學者專家為其出謀劃策。現代智庫於19世紀創立於英國，而美國的第一家智庫，既上述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於1910年。

直到1940年代之前，這類專注公共政策研究的團體還沒有一個專有名詞，它們都僅以各自的名稱為人所知。到了二戰期間，有人把它們稱為“腦盒”（Brain Box），而在美國，人們把軍方制定戰略方案的地方叫做Think Tank，後來就用它來稱呼向軍方提供政策諮詢的民間機構，例如著名的蘭德公司。再往後，凡是專注公共政策研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衛生、環境等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向政府、企業和社會團體提供政策報告的機構，無論是民間、學界和官辦，都被稱為智庫。在美國，智庫絕大多數都是民間機構，而在中國，它們以官辦為主。

現在全世界有超過8100家智庫，其中有一多半是1980年之後建立的。著名藤校賓夕法尼亞大學有一個學術機構“智庫專案”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簡稱TTCSP），自2006年開始，每年發佈《全球智庫指數》報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GGTTI），所以該機構也被業界稱為“智庫的智庫”。下面我們列舉它不久前發佈的2018年GGTTI報告的主要指標。

全球8162家智庫地區分佈

歐洲—2219，北美—1972，亞洲—1829，中南美洲—1023，南部非洲—612，中東和北非—507；

全球智庫數量前十國家

美國—1872，印度—509，中國—507，英國—321，阿根廷—227，德國—218，俄羅斯—215，法國—203，日本—128，義大利—114；

美國智庫最多的5個地區

首都華盛頓—408，麻塞諸塞州—176，加州—172，紐約—150，維吉尼亞—107；

智庫排名前20名美國占了一半

布魯金斯學會（1），卡內基基金會（3），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5），傳統基金會（8），蘭德公司（9），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11），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12），美國進步中心（13,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卡托研究所（15），美國外交關係學會（20）；

智庫排名前100名當中，中國占7名

居首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排第30名，比2013年首次授權上海社科院發佈中文版的時候，中國社科院排第20名落後了不少，而且中國社科院這次只排到第39名。入圍前百的還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5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60）、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81）、中國與全球化智庫（94）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96）。此外還有一所設在高校內、中外合辦的智庫也躋身前百名，即前述的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52）；

在亞洲的智庫排名中，中國智庫的排名在下降

2013年中國社科院在亞洲智庫排名第一，現在的排名將中、印、日、韓四國單列，而社科院在這四個亞洲國家當中跌出前十，只排到第12位。成績最好的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也只能排到第五位，而韓國有兩家智庫分別排第一和第三名，日本一家名列第二，印度的一家排到第四。

此外，該報告還討論了大資料分析在智庫排名當中的應用，提到清華大學2016年通過大量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網站和工具採集資料做出的《中國智庫大資料包告》。該報告的智庫微信公號影響力排名第一是瞭望智庫；智庫微博專家影響力排名首位是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家民間智庫在智庫大資料指數上也排到了第11名；智庫微信引用影響力排名第一則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智庫一般是指那些非營利性的、非黨派的、獨立於政府的、從事國內或外交政策問題研究的組織。當今智庫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有時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將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來剖析美國智庫的組織結構、管理、運作方式、研究項目的設定及資金來源，並從中管窺美國智庫的一些一般特徵。

智庫的定義及美國的主要智庫

    今天我們稱之為“智庫”(think tank)的組織最早誕生於美國，以後才逐漸在世界各地普及開來。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智庫已經存在了100年左右，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前後，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於1910年，政府研究所成立於1916年，胡佛研究所成立於1919年，外交關係委員會則誕生於1921年。

     世界上的智庫千差萬別，學者們對之亦有不同的定義。然而近年來，人們提到智庫時一般是指那些非營利性的、非黨派的(但並不一定是非意識形態的)、獨立於政府的、從事國內或外交政策問題研究的組織。智庫在組織規模、資金來源、研究專長方面有很大差異，除了上述共同點之外，它們在另一點上也是相同的，即都試圖影響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

     根據《2010年全球智庫排名》(Global Go-To Think Tank Rankings)的統計，世界上存在着6300多個智庫，它們分散在169個國家，其中1815個是美國的智庫，而設在首都華盛頓的智庫有393個。根據對智庫成員、學者和記者的調查做出的智庫排名，在世界最著名的25個智庫中，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名列前茅。以下列出了美國排名前10位的智庫名單：

第一，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這是一個注重科研和教育的組織，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與其他主要智庫相比，帶有更多的學術特徵，多年來一直名列美國最有影響的智庫之首;

第二，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該組織的研究專項是美國外交政策，它在華盛頓和紐約市都設有辦公室;

第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它致力於推進國家之間的合作，並積極促進美國參與國際事務。該組織的總部設在華盛頓，同時在莫斯科、北京、貝魯特和布魯塞爾都設有辦公室，表明了其對俄羅斯、中國、中東、北約和歐盟研究的重視;

第四，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這是一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與軍方關係較密切，它致力於對政府、國際組織、私人部門和市民社會方面的分析及對它們的影響;

第五，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這是一個全球性組織，關注於範圍廣泛的問題，包括醫療、教育、國家安全、國際事務、法律、商業以及環境。蘭德公司的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桑塔莫妮卡市，其辦公室遍及世界各地。它在華盛頓周邊的辦公室設在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

第六，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該基金會從事各種問題的研究，包括國內和經濟問題、外交和安全問題、法律和司法問題等;

第七，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該研究所致力於加強企業自由，從事對政府、政策、經濟和社會福利問題的研究;

第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該研究所就範圍廣泛的政策問題從事獨立研究;

第九，皮爾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該研究所致力於國際經濟政策的研究;

第十，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該機構的研究集中在公共政策上，諸如能源、國家安全、經濟增長和經濟機會、移民、教育和醫療照顧等。

美國智庫影響公共政策的途徑和方法

美國的智庫，無論是保守派的還是自由派的，影響美國公共政策的途徑和方法都是相似的。綜合起來，它們主要採取以下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在公共政策上的決策。

通過研究和發表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決策。智庫通過出版著作、期刊、研究報告和簡報等方式來闡述觀點和提出政策建議。通過這些出版物，智庫有時可以影響美國決策者的外交政策理念，有時則可以影響政府在具體政策上的選擇。對政府實際政策影響比較大的是研究報告，這裡可以舉兩個較近的例子。

一個例子是，2006年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個跨黨派的“巧權力委員會”，由前副國務卿理乍得·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軟權力概念的提出者約瑟夫·奈領銜。委員會於2007年11月發表了一份報告，要求美國政府制定更為全面的大戰略，將硬權力和軟權力結合起來形成巧權力，即在用武力打擊美國敵人的同時，通過威懾、勸說和吸引來減少敵人的數量，以此來應對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這一觀念被奧巴馬總統所採納，他在競選中和競選獲勝之後，都表示他的政府將擯棄小布殊時代的單邊主義，更加重視多邊合作，並主張在美國領導世界時，不僅要運用硬權力，而且還應更加重視運用軟權力。

另一個例子是，在奧巴馬當選為總統之後，在美國國內外的外交政策圈中出現了一批要求新政府重新思考美國在亞太地位的政策分析報告，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新安全中心”的合夥創始人、後來擔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柯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等人在2008年6月發表了題為《平衡權力：美國在亞洲》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小布殊政府時期，“雖然美國也在亞洲取得了一些戰術上的成就，加強了美國與日本和韓國的同盟關係，與中國和印度進行了更多的建設性交往，但是這些戰術性的成果並沒有集合成為一個成功的全面戰略。美國的戰略由於偏重於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削弱了其向亞太地區進行重大權力轉移的能力，這對美國傳統上在這一地區平衡權力的作用構成了很大的挑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的奧巴馬政府開始認真地重新思考美國的亞太戰略，奧巴馬政府在2010年做出亞太政策的調整和“戰略再平衡”與這些智庫的分析報告有密切關係。

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在國會委員會審查立法的聽證會上，除政府官員、利益集團的代表外，智庫學者也常常被邀請在聽證會上作證，這不僅為他們獲得了影響國會立法的機會，還可以通過國會記錄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而擴大他們的影響。

舉行各種會議。所有的智庫都會經常就國內外的熱點和重點問題舉行對公眾開放的論壇、研討會、新書發佈會、紀念會等，以此來同政府官員、同行、媒體和公眾進行交流和互動。

對政府官員進行培訓。許多重要智庫都設有對政府官員進行培訓的項目，例如蘭德公司、對外關係委員會、美國企業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都有對國務院官員的培訓項目，大西洋理事會則設有對國防部高級軍官的培訓項目。

與媒體的互動。媒體是智庫學者傳播自己觀點、影響公眾討論，從而間接影響公共政策決策的重要途徑。因此智庫學者非常重視同記者建立聯繫，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許多來自中國的訪問者都會去華盛頓的麻塞諸塞大道，即所謂的美國的智庫街，並拜訪美國最著名的智庫，也就是美國政府的“大腦”。美國的智庫有些獨一無二的特點，也形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向政府提供諮詢的系統。《霧穀飛鴻》介紹的第一家，那就是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魯金斯學會）。《霧穀飛鴻》採訪了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李成。布魯金斯學會是1916年由一批主張改革的學者建立的，最初的名字是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政府研究所）。到1927年，政府研究所和其他幾家研究院合併，組成了鼎鼎大名的布魯金斯學會。自1920年代以來，布魯金斯學會為歷屆政府提供了經濟、政策、財經和外交方面的建議。李博士解釋說，布魯金斯“在全球智庫排名當中一直排在第一位，不僅是美國智庫中的第一，也是世界智庫中的第一”。

布魯金斯學會在2003年建立了中國專案，在2006年建立了布魯金斯-清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該中心正在學術界和中國學者進行非常廣泛的合作。李博士是布魯金斯學會第一位擔任中國中心主任的華裔，已經任職五年。他說，他“很榮幸能夠在美中兩國關係發展當中起到橋樑的作用”。

布魯金斯和中國的淵源長達一個世紀，彙聚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當代中國的專家和學者。李博士說道：“我們在五十年代就做了很多關於中國的研究。70年代到90年代我們的研究員中有很著名的學者，例如鮑大可（Doak Barnett）。當時智庫的中國研究正在發展，尤其是鮑大可關於美國對華政策‘遏制但不孤立’的研究。尼克森打開中國的大門後這個政策就變成了我們後來所說的‘接觸性政策’（engagement）。這是鮑大可首先提出來的。”

像鮑大可這樣的著名學者不僅僅在美國學術界產生了影響，也對海外學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曾經在八十年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並曾上過鮑大可教授的課。李博士也強調指出：“我們接待過很多中國的訪問學者，中國的學者現在在中國的外交或國際關係領域非常地有建樹。比如，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教授，還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都曾是我們的訪問學者。”

據李博士介紹，布魯金斯的使命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高品質、獨立性、影響力。布魯金斯智庫的獨立性是該學會最基本的原則。如何在美國兩大政黨的制度下保持獨立性？李博士舉了一個例子：如果布魯金斯邀請一個黨派的代表來做講座，也一定會邀請另一個黨派的代表。當然，他們有權拒絕接受布魯金斯的邀請。歸根結底，布魯金斯屬於與政府完全分開的研究機構。

事實上，美國智庫的研究範圍遠遠超出了美中關係或其他某種特定領域的研究。希望瞭解美國智庫的讀者，請關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

布魯金斯學會—案例研究

鑒於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學會之一，而且其影響力位於全球和美國之首。下面就以它為例，來說明美國智庫的組織結構、管理、運作方式以及資金來源。雖然誠如前文所說，不同智庫在各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對布魯金斯學會的剖析中窺見美國智庫的一些一般特徵。

布魯金斯學會的成立和發展。布魯金斯學會主要從事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它的前身是1916年創建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其使命是成為“第一個致力於在全國層面上分析公共政策問題的組織”。該組織的創建者慈善家羅伯特·S·布魯金斯(Robert S. Brookings)(1850～1932)還曾資助成立了其他兩個組織—經濟研究所和聖路易斯市的羅伯特·布魯金斯研究生院。這三個機構於1927年12月8日合併成為布魯金斯學會。

其第一任總裁為哈羅德·莫爾頓(Harold Moulton)。在大蕭條期間，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發起了大規模的研究來解釋大蕭條的基本原因。哈羅德·莫爾頓和其他經濟學家在羅斯福新政時期領導了反對新政政策的努力，因為他們認為新政措施阻礙了經濟復蘇。1941年當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轉向支持政府。1948年，布魯金斯學會被政府要求起草一份有關如何管理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的建議。從1952年其第二任總裁羅伯特·卡爾金斯(Robert Calkins)繼任起，布魯金斯學會開始從事政策研究。卡爾金斯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獲得了對布魯金斯學會有保障的資助，並圍繞着經濟研究、政府研究和外交政策項目重組了學會。1957年該學會遷址於其現在華盛頓的所在地。

歷史上，布魯金斯學會為美國制定馬歇爾計劃和建立國會預算辦公室做出了貢獻，並對解除規章、稅收改革、福利改革和對外援助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布魯金斯學會的構成和管理。布魯金斯學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它必須嚴格遵守美國稅法501(C)(3)條款的有關規定。布魯金斯學會的最高決策層是董事會。當前的董事會共有83名成員，他們都是著名的企業家、銀行家和學者。

布魯金斯學會的日常運行遵循企業管理的方法，由總裁負責。總裁是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首席執行官，負責推薦研究項目，批准出版，挑選研究員。有三個機構支持他的工作，它們是行政辦公室、總顧問辦公室、總經理辦公室。

在總裁之下，學會的構成分為行政管理和學術研究兩大部分，行政管理部分由5個部門組成，即財務部、運營部、聯絡部、發展部和出版社，它們分別對資金、後勤服務、媒體服務、人事與培訓以及出版社進行管理。每一個部門由一名副總裁掌管，他兼任該部門的總監或主任，並直接對總裁負責。

研究部分根據研究領域劃分為五個部門，分別是：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經濟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每一個部門也由一名副總裁主管，並下設若干個研究中心。具體而言：

一、外交研究部下設：塞班中東政策研究中心(包括設在多哈中心的)、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包括設在北京的中心)、美國和歐洲研究中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外國境內流離失所者項目、拉美倡議、21世紀安全與情報中心。外交政策部是布魯金斯學會中獲得預算最多的研究部;

二、全球經濟與發展部下設：發展援助與治理倡議、拉美經濟與社會政策倡議、非洲增長計劃、統一教育中心;

三、經濟研究部下設：英格堡醫療照顧改革中心、兒童與家庭中心、社會動態與政策中心、退休保障項目、布魯金斯城市稅收政策中心、漢密爾頓項目、商業、政府和創新倡議;

四、城市政策部下設：大華盛頓地區研究計劃;

五、治理研究部下設：布朗教育政策中心、技術創新中心、行政教育中心。⑦從以下布魯金斯學會組織結構示意圖可以看出，國際研究是布魯金斯學會最大的研究領域，也是近年來擴大最快的領域。

整個布魯金斯學會是圍繞着研究而運轉的，其他非學術研究部門都是為研究服務，因研究而存在。對於布魯金斯學會而言，研究成果的高質量是整個學會的生命，布魯金斯學會的生存和發展就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布魯金斯學會標榜自己的使命是“提供有創新的、實際的政策建議，以促進三個廣泛目標：加強美國的民主;為所有的美國人創造經濟和社會福利、安全和機會;確保一個更開放、安全、繁榮和合作的國際體系。”此外，“布魯金斯學會及其學者在其研究中並不關心如何影響國家的意識形態方向，而是傾向於聘用擁有強有力學術地位的研究者”。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2013年的年度報告，學會的總人數為270人，包括居住在美國或國外的人員。研究人員共有100多名，他們的頭銜是資深研究員或研究員，其中有些是短期在美國從事布魯金斯學會項目研究的客座研究員。其他人員都是管理人員或研究輔助人員，從事會務與設備管理、信息技術或圖書館服務等，他們支持了研究人員的研究工作，對於整個學會的研究工作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在布魯金斯學會中，同中國研究關係密切的兩個中心是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和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下面着重對它們作一些介紹。

東亞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Policy Studies)。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原名東北亞研究中心，它是布魯金斯學會一個成立較早的中心，雖然它的活動非常引人注目，但它實際上僅有2名正式研究員，其中之一是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另一名是一個在墨西哥出生的日裔美國人，他主要從事日本經濟、國際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研究。由於東亞政策研究中心能夠從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得到大量資助，它有經費邀請許多訪問學者(Visiting Fellow)到中心做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也都屬於該中心的研究成果。在過去的一些年裡，曾受邀做研究的訪問學者來自東亞的各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蒙古、菲律賓、泰國，以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省，甚至還包括俄羅斯。⑩在訪問學者訪問結束前夕，該中心將舉行一次面向公眾的研討會，安排他們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發言，並回答公眾提出的問題。之後，他們的研究成果將被刊登在學會的網站上。

東亞政策研究中心是不久前才從東北亞研究中心更名為現在的名稱，這意味着其研究的地域範圍將正式擴大到包括東南亞，雖然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可以看作與美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有關，因為在美國對戰略重心轉移的同時，其在亞太地區內的戰略重點也變為向東南亞地區傾斜，東亞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項目也需要隨之擴大。

從2014年起，由於經費有限，邀請訪問學者的政策也將改變為基本上僅限於來自為中心提供資助的國家，如日本、韓國等。由於這一新的規定，中國學者可能會不再或很少能得到資助到布魯金斯學會做研究，因為中國不是資金的捐贈國。

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約翰·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已經發展成為布魯金斯學會國際研究領域裏僅次於薩班中東研究中心的第二大中心，後者的成員僅比前者多一人。它是前高盛集團的首席執政官約翰·桑頓捐巨資設立的。它最初成立時只有3名成員，目前擴大到8名，其中7名是在本部工作，1名是布魯金斯學會設在清華大學的中心的主任。中國研究中心設主任和副主任各一名，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為中心的年度預算籌款和進行行政管理，而籌款是一項繁雜的任務。這也是為什麼像李侃如這樣曾擔任中心主任的知名學者辭去這一職務的原因，因他不願為籌款而佔用自己寶貴的研究時間。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揚副院長2012年訪問布魯金斯學會時同中國研究中心達成的協議意向和以後的正式協議，該中心也開始吸收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資助的訪問學者。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位來該中心做研究的訪問學者已經開始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

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有很多都曾在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工作過，被稱為“學術實踐者”(Scholar Practitioner)。現任總裁斯特普·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就是一個典型，他是一名美國外交政策的專家，畢業於耶魯大學，其職業生涯跨越媒體、政界和學術界，其研究專長是歐洲、俄羅斯、南亞和核武器控制。塔爾博特曾擔任大學全球化中心主任，並撰寫過多種著作，其最近的一部著作是關於全球氣候變化的。

像其他著名智庫一樣，布魯金斯學會是一個政府官員後備人才的蓄水池或儲備庫。許多官員在任期結束之後，會轉到這裡工作，一方面利用他們在政府部門工作過的經驗和人脈關係來從事研究，另一方面，在此做“充電”，為今後有機會再度進入政府做好知識儲備。因此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之間常見的“旋轉門”現象。

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僅舉近期為例，傑弗里·貝德(Jaferey Bade)2002年從國務院退休之後，到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擔任主任，在奧巴馬競選總統之時，他在人們普遍不看好奧巴馬的情況下，選擇支持他，成為他的亞洲和中國政策顧問，並在奧巴馬當選之後於2009年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事務主任。兩年之後，他離開白宮重返布魯金斯學會任資深研究員。現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曾供職國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著名中國研究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是密執根大學的教授，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部主任，待他重返學術界後不久，選擇了在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工作，曾擔任過中心主任。

據統計，到2013年，布魯金斯學會先後進入奧巴馬政府任職的有30多人，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擔任第二屆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蘇珊·賴斯(Susan Rise)和2009年被任命為白宮管理與預算辦公室主任的彼得·奧斯澤格(Peter Orszag)，後者在2001～2007年期間曾在布魯金斯學會任資深研究員，並擔任經濟研究部下的漢密爾頓項目的第一任主任，2007年出任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

“質量、獨立、影響”。布魯金斯學會的信條或者說是自我“訓誡”是“質量、獨立、影響”。這一要求在各種場合被反覆提及，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為之驕傲和自我標榜之處。

質量。布魯金斯學會要求其學者進行高質量的、獨立的研究，並提出有創新性的實際政策建議。布魯金斯學會自信，“在成立後的90多年中，它為決策者和媒體提供了有關廣泛的公共政策的高質量的分析和政策建議，其學者對當前的、正在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在美國和國際上提出了與這些問題有關的新思想。”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不僅從事政策研究，也進行學術研究。他們大都畢業於名牌大學，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中，也可以發表在布魯金斯學會自己的網站中。但是，除了日常的政策分析和學術活動之外，他們不間斷地從事的一項工作就是撰寫專著，可以說專著是他們在政策界和學術界立足的根基。他們平時的研究也都是在為撰寫專著做積累。例如，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最近剛剛出版了一本專著：《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成也在2013年發表了新著《中國煙草的政治版圖》。每隔兩、三年，學會的學者們都要發表自己的一本專著，作為這一階段研究成果的結晶和總結。布魯金斯學會有自己的出版社，每年出版20～30本專著，學會大樓內設有自己的書店，出售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大樓內的走廊里展示着學會研究員的新著。這些都顯示了作為一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對學術研究和專著之重視。值得一提的是，在約翰·桑頓中心的努力下，布魯金斯學會近年來還翻譯出版了中國作者撰寫的系列叢書。

獨立。“獨立”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三個信條中可能是被視為最重要的信條。布魯金斯學會標榜自己通過各種途徑發表研究成果，是為了引起或有助於公眾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但其研究不能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也不能向公眾提出政治議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的獨立性通過以下措施來保證：

第一，資金捐助者不能干預研究題目和研究結論。布魯金斯學會的資金絕大部分來自基金會、公司和個人的捐款，以及一些出版物收入和其他投資收入。學會把籌到的資金用於研究和教育活動。這些捐助者不能對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項目和研究結論進行干預。雖然布魯金斯學會也進行少量的非保密的與政府簽合同的研究，但它保留髮表這些成果的權利。

第二，非黨派性。為了保護布魯金斯學會執行非黨派的政策，學會成員必須遵守以下與政治活動有關的規定：他們可以在非黨派的和不排除其他觀點的基礎上為政府官員和公職候選人提供有關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建議。但如果學會成員是為候選人的競選或政治組織提供建議，如政治行動委員會或政黨競選委員會，他們就必須使用工作以外的時間，而且必須表明他們的行動僅僅是個人行為，而不代表布魯金斯學會。他們在公共場合或媒體採訪中不能為候選人代言，也不能在競選中或同候選人的交往中使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設備或其他資源，包括助手的時間、電子郵箱帳戶、計算機和電話，或使用布魯金斯學會的場地舉行政治活動。如果研究人員的行為違反了上述規定，他們就必須離職。在2012年總統選舉中，雖然有許多布魯金斯學會的成員支持奧巴馬並幫助他競選，但他們都嚴格遵守了上述規定。

第三，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都進行獨立研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選擇研究課題，其對時間的支配也有很大的靈活性。研究人員的觀點都僅僅代表個人，而不是布魯金斯學會、其董事會成員或管理人員。

需要說明的是，進行獨立研究和學會成員不以學會名義參與政治並不妨礙布魯金斯學會或其研究員自己的政治傾向。一般來說，與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相比，布魯金斯學會被認為是具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的智庫。然而，從歷史上看，該學會的思想傾向與學會領導人所持立場有密切關係。隨着1932年學會創始人布魯金斯的去世，學會發生了明顯的右轉，對羅斯福新政多有批評。肯尼迪擔任總統之後，學會的研究人員參加了制定“新邊疆”構想的特別工作小組，在從空間研究計划到經濟政策等方面為肯尼迪政府出謀劃策。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當肯密特·戈登(Kemnit Gordon)擔任學會總裁時，學會的政治傾向回擺向自由主義，幫助約翰遜政府擬定了“偉大社會”計劃，支持建立大政府，但同時反對越戰。戈登離任後，學會的思想傾向再次右轉。1995～2000年擔任學會總裁的邁克爾·阿馬克斯特(Machael Amacost)1977～1978年曾在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負責亞洲和中東事務，1984～1989年又在里根政府下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並在老布殊政府下擔任駐日大使，可以說是與共和黨的關係更密切。現任總裁塔爾博特曾擔任克林頓政府的副國務卿。在他的領導下，布魯金斯學會與民主黨更為接近。

布魯金斯學會聲稱其研究員“代表了不同的觀點”，並把自己視為“非黨派”的智庫，而媒體常常把布魯金斯學會描述為“自由-中間”派，或“中間派”。對國會1993～2002年記錄的一項學術分析發現，保守的政治家引述布魯金斯學會的頻繁程度不亞於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它在1～100的政治光譜的得分中(1代表最具保守主義傾向的，100代表最具自由主義傾向的)得到了53.3分，顯示了其整體政治傾向是中間略偏左。

影響。布魯金斯學會因其嚴謹的研究和各種活動獲得了可以引以為自豪的影響力。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的《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布魯金斯學會被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智庫。它還被《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年度智庫索引”列為美國排名第一的智庫。在200個最有影響的美國智庫中，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受到媒體最廣泛的引證，也是政治家最經常引證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般與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起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影響的政策研究機構。

布魯金斯學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建立其影響力。學者經常向記者提供評論、分析和背景信息，出現在電視或廣播節目中;時常在國會作證;向決策者及其在重要問題上的助手作情況簡介。學會經常就國際事務中的熱點、重點問題舉辦向公眾開放的研討會，邀請一些專家做主題發言，之後回答聽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學會還會舉行新書發佈會，除請作者介紹自己新著的主要內容之外，還會請專家作評論。學會的學者也經常接待各國來訪的官員或學者，與之交換觀點，或交流重要信息。學會的教育部門每年設立一些對美國各級官員的短期培訓項目，培訓內容涉及美國政治的各個方面。例如2012年曾舉行為期三天的“美國安全政策與決策體制”培訓，學員大都來自情報部門、國防部和國務院，由美國安全政策的專家、前政府高級官員和議員為他們做講座。

布魯金斯學會發表年度報告。學會的出版社出版學會研究者以及學會之外作者的著作和雜誌，包括《布魯金斯學會經濟活動論文》(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此外，布魯金斯學會有一個龐大的信息技術部，其成員為傳播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成果和擴大布魯金斯學會的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布魯金斯學會的網站展示了學會學者的各種成果，從論文、報告、評論、會議發言到新書簡介，無所不包，而且可以免費下載。普通公眾如果註冊為會員，就可以經常獲得學會舉辦活動的信息，並可註冊參加由它舉辦的各種向公眾開放的活動。

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是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保守主義非營利組織智庫。由位在紐約市哈德森村（Croton-on-Hudson, New York）的未來學家、軍事戰略及系統科學家赫爾門·康（Herman Kahn）跟他在蘭德智庫的同事共同創立於1961年。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哈德遜研究所網站表示，該機構致力於創新研究與分析，並提倡全球安全、繁榮與自由。哈德遜研究所依據其信念美國在全球系統中獨特且核心的角色，可以作為安全、捍衛自由與確保經濟成長的基礎提倡相關的公共政策。

香港共有30間智庫，數量在全亞洲排行榜上排第7位，人均比例幾乎為全亞洲最高，但就影響力而論，香港在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庫排行卻榜上無名。這折射出香港智庫組織尚未達到能夠影響政府政策制訂的現實。

香港經歷過三波智庫發展浪潮

過去20年，香港主要智庫的出現與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息息相關。香港智庫發展的第一個浪潮是1997年回歸之前。在政權即將移交的大背景下，很多香港市民產生了政治恐慌和焦慮，甚至一度引發移民潮。為應對回歸後有可能出現的政經巨變，多個民間智庫組織應運而生，如「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和「香港政策研究所」等。

回歸伊始，香港便陷入空前的亞洲金融風暴，進入長達6年的經濟低迷期。2003年SARS肆虐，經濟更跌至谷底，社會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香港因此出現第二波智庫潮，例如「新力量網絡」和「Roundtable研究所及其網絡」等。

2010年後，香港青年運動開始普及，從「反高鐵」苦行到「反國教」爭議，2014年香港發生歷史性的「佔中」事件，行政立法關係空前緊張，社會嚴重撕裂，青年問題凸顯。多個智庫先後成立，形成第三波智庫潮。較有影響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前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創辦的「民主思路」，以及幾個月前由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牽頭籌組、附屬於「香港政策研究所」的「香港願景計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