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兼批黄仁宇
一道闪电
有人说要实现资本主义萌芽需要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社会阶级分化。 也有人强调法律和意识形态，马克思·韦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新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还有人强调“贸易自由”。
对于明末能否实现资本主义演变，国内舆论界受黄仁宇等人影响太远。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数目字管理，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需要三个条件才能展开：
1、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的通行，于是资金流通。
2、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
3、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活动范围。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而这三个条件，都需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黄仁宇关键的误区就是把所谓工商业看得过重。把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各种制度非要强加到明末，不懂得社会制度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阶级的利益演化而来的这一根本性的原则，这正是黄仁宇犯的错误，把资本主义制度演化固定化，模式化，把成熟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国家。
黄仁宇的观点很浅薄，不明白有这么多人受他影响。特别是明代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现代化演进）成了八九十年代普遍接受的观点。
综上：这些人所有的弱点都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同盲人摸象。
他们没有一个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对于系统内的因子，找出一个原因但很难是真正的原因，很难找到因果链的尽头， 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南半球的一场飓风是因为北半球的一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很多系统是自耦合系统，原因和结果相互关联，就好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马克思·韦伯说：人们一再相信，即便是文化科学中的决定性标志，归根结底也能在某些因果连结的“合规律性”的重现中找到。这也是西方实证主义的基础。这种错误在于总是在寻找单向因果链的尽头。
而外部原因影响系统却是很容易发现的，这时系统受到了干扰自然有应激反应。当年有人质问恩格斯“否定之否定”定律时，就举了一个蛹化为蝶的例子，质问恩格斯如果我一脚把蛹踩死了，还能否定之否定吗？这个例子正说明外界的影响对系统演化起着明显的作用。这个例子正可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在明末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主义演化，而在清末却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
基于演绎推理的西方分析哲学，总是习惯把事物分解得细而又细，不会用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分析事物。而这点中国古代哲学几乎是靠自觉就完成了朴素系统论。五行学说，阴阳、八卦都用了系统的观点。特别是中医理论就是这套学说的专业化和实践。
所以合理的概括应该是资本主义实现是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子系统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不能因为一个子系统没有达到要求就怀疑系统不能演化，也不能否认一个系统高度发达后能带动其他系统实现演化。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子系统不受限制的发展都会带动其他两个子系统从而促使系统进化。 从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实现的不同过程看，就分别是三个子系统分别带动的结果。
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实现，是三驾马车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是逐步改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很强，政治势力也很强，但当时的社会启蒙运动还不充分。而在法国大革命前，市民社会，第三等级的经济势力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传播了大量的人本主义学说，大思想家纷纷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在政府内却没有地位，最后是爆发大革命而告胜利，在德国出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另一种情况，当时德国也是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纷纷出现，德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在议会和政府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却相对较弱。革命的道路是战胜外敌实现统一，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开道路。俄罗斯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维新前比上述三国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但是维新的动力来自统治者富国强兵的欲望，意识形态的引进和革命。
统治者富国强兵的欲望引发的社会变革，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再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从上述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成分来说，变法改良条件并非已经成熟具备了，但是其社会改良最终成功，正说明统治者的图强的意志对社会进步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所以只重视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发展导致革命的到来是不对的，另两个方面也会产生相当大的作用。
明朝在经济方面的资本主义萌芽就不多说了，有资料可以查。要说的是，明朝统治者在晚明总体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以万历派出的矿监为例，前后才十年左右，虽然当时民怨载道，但是矿监撤回后，开矿成为合法，自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
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和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废立太子被迫放弃，矿监等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是有人作书诽谤郑贵妃企图废立太子，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这种事在清代是不可想象的，肯定又是一场大文字狱。到南明时权利就直接转到大臣手上，这是儒家传统。
大臣们尤其是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中国人喜欢读书，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
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
西方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出现不会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改良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认为儒家很难蕴育民主和自有的理念，这是引起争议的。就以明末思想家而言，民本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观念是得到阐发的，在明末“西学东渐”也给社会转型打开了道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敞开国门吸收先进文明和先进文化的，从佛教到西方文明在晚明的进入都是明证，意识形态的变化能轻易就否定吗？
而满清这不同了，舆论越是汹汹，越是要镇压，剃发就是如此，以后的文字狱彻底杜绝了舆论，满清政府核心在满清贵族，最重要的机构是军机处。满清贵族“保大清不保中国”，就通过这个机构实现。满清贵族一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利益的对立面上,尤其是监视汉族各种势力。八旗子弟不经产、不经商也瞧不起工商业者同民族资产阶级势同水火。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顽固强大的阻碍力量。 他们决不愿意把政权和汉族分享，也不容许工商业势力在政府占有一席之地。
我不认为传统思想以及儒家就是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不可改变的。明末士大夫对西学的热情和渴望就能说明问题，社会结构也好，经济成分也好，法律制度也好，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尤其在社会危机了，发展遇到困难了，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华人在南洋就可以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共和国－兰芳共和国，以及明清两朝士大夫对西学态度有如此大的不同。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不管士大夫阶层的自治与异端传统是多么脆弱，多么受到限制，但它在19世纪后期却成为一种可以动员的传统”。
实际上原发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确是非常难的，历史上只有英国拥有这样的条件并且实现了，而其他列强都是在有现成样本模式下，学习跟进的结果。把这种苛刻的条件非要强加到明代，非常不公平，而继发性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的条件不苛刻，关键的因素是需要开放、交流、引进和宽松的文化氛围。而明末都达到了，而满清闭关锁国、文字狱恰恰都没有实现。这才是争论的实质，某些人却故意混淆。
社会结构是不是一成不变？从历史来看完全不是这样，俄罗斯和日本的例子就说明资本主义改良完全可以在意识形态作为先导，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成分，中国的改革不也是如此吗？当时的中国阶级成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单纯。社会结构很简单，有资产阶级吗？有资本主义经济吗？连苗都没有。 可是邓的改革开放就证明完全改变了整个社会。纵观看世界历史这几次资产阶级改良，都是在开放交流的前提下实现的，即便是满清也是因为被迫打开了国门，有了新思想新观念新东西的引入才实现的社会变革。所以开放是发生资本主义运动的前提。而不是什么传统社会结构来决定的。从系统角度谈：一个系统能否演化，是否开放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明末和清代相比就是一个开放一个封闭。从而断送了系统演化的可能。
史学界只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于继发性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条件不敢兴趣，似乎只要否定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就否定了中国社会在19世纪西方殖民入侵前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给人们以极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