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明清之辩与民族主义
近两年以来，汉服以及明清的再认识成为网络关注的热点，与此相连的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兴起，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它不是偶然的一群人的兴趣所致，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目前信仰缺失和传统文化断层所必然引起的结果。
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有了一次萌芽，只是那次萌芽的重点在于批判的满清王朝对中国文化的阉割以及明清之季的屠戮，而那次萌芽的时代背景又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是共和革命的发端，是西方思潮滚滚而来。因此那次萌芽其想要在废墟上建立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通过西化而实现自强，驱逐鞑虏，民族独立则是自强的必经之路。辛亥以后，国家格局风云变幻，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更表现在把思想启蒙运动与彻底的割裂已经被阉割的文化脐带融为一体，此后的民族救亡运动不仅抹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进程，同时也抹杀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可能，反而传统文化的割裂和断层得以保留。
49年以后，共产主义盛行，对苏联模式的学习，特别是在教育体制上的学习，意识形态的控制加强，造成了基本上已经很难再在普通民众心里唤起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的局面，此时的传统文化不过是父祖相传的生活习俗和孝义这类的理念，甚至这些理念也在不断文化革命和运动渐行渐远，而传统文化中的沉渣反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张扬出来。至于曾经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曾经的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精神面貌，对于大众来说，那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了，他们似乎已经不是我们的祖先了。春秋之义，汉唐宋明与今日之中国，可能有今日之中国比拟日本，美国那么远。可千百年来的经史还放在那搁着，民族文化复兴的种子还放在那搁着，只等着后世的子孙在某个时期去发现它，去重新认识它。改革开放以后，那时间都还不到，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还是先去反省，而反省之后我们选择的还是近百年前的西方思潮。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思潮出现低谷，而意识形态教育已经很难再取信于人，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这个时候，必然的会出现一种信仰缺失和多元化时代。
或许对于终日为生活所忙碌的中年人而言，生活就是他们的信仰，而对于网络提供了巨大的交流平台的青年人而言，我们需要着什么东西来填补着我们的心灵空白，来消磨着我们的激情。那好吧，民族主义这个种子醒了，它迟早要醒的，任何一个民族不能完全的割去它的根，就好象我们与祖辈之间不是血脉相连，而是凭空冒出一样的割裂它的根。祖辈留下的经史就等着他的子孙去重新的翻开它，认识祖辈，认识自己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可以明显看出，近两年来的民族主义觉醒，首先表现在反日（包括反美）情绪的高涨。但这种情绪没有其源泉，它充其量不过是感情发泄，它更多的是一种复仇敌视情绪。汉服和明清两朝的再思考，则脱离了这种感性情绪。它首先表现在有深厚的史学根底的支撑，它更表现在一个急切的期待崛起和复兴的古老民族和国家对其根的汲取营养和寻回自信。
事实上，近年来的国学渐热，民间，普通民众研究和讨论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越来越多。而明清易代讨论则成为这个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难题和考验。这也是一百年前那次民族主义萌芽无法避免的难题和考验。可以这么看，很多喜欢汉服支持汉服的人，其最起初的原由未必是因为汉服的美丽与否，而是因为汉服寄托着太多失去的东西。那是汉的恢弘质朴，唐的张扬宽容，宋的雅致繁华，明的自信自强。明清易代的认识民族寻根之旅的第一道也是最难跨过的一道关口。或许大量的清廷辫子戏成为众多激进闯关的导火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官方的民族政策决定了官方对于明清易代的描述不能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的真相所描述的清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屠戮和清时期的文字狱对传统文化的阉割，却是无法磨灭，这不会因为群体的失忆和群体的掩饰而改变，更不会因为三百年的文字狱而匿迹。春秋上说九世犹可尤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清自顺治，传九世而亡，九世已复仇了，然历史真相之再现，虽百世亦必可也。今日之满人已是今日之中国人，同为我中国之人，譬如兄弟。然其先祖之罪，必得昭明。大禹治水的经验是堵不如疏导，今日之情况，也是如此，与其掩饰不如正视，否则民族仇恨对立的种子更不知道会发芽成什么样子。就以我汉人而言，我之祖辈可能是刘良佐或李成栋底下的刽子手，参与了江阴和嘉定的屠城，可能是汉八旗，可能就是满族，可这不影响我们今日去批判他，因为历史的审判台上他们是罪恶的。为尊者讳，为尊者隐，只会让历史在迷雾中越搅越乱。
跨过了明清认识的关口，把三百六十年前的民族仇恨给摆明了。我们的文化复兴才可能走上一条自信包容的道路，一条平和的道路。汉服运动才能真正的把汉服所寄托的民族精神再现出来。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的觉醒，只有把它和民族性的重建和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的取得成功，这条道路是漫长的，今天，这不过才刚刚开端而已。
中国者，汉文明之中国也。汉之前，并无汉族说法，仅有华夏族之说法。孔子在论语中说：夷狄之有君，未若诸夏之亡也。在这里清晰的说明了夷狄诸夏之分是一种文化之分。周本处西戎，然周不仅继承的殷商的文化制度，史载周公制礼，周创造了一系列的礼仪制度，这些制度确立了农耕社会的社会秩序，区别了野蛮民族，也为文明的延续和文明的创造提供了平台了，这是最根本的。华夏与夷狄区分的最根本就在于文明与野蛮，华夏与夷狄之分，史书上多附会为谁为黄帝之后，谁为颛顼之后，这不过一种事后确认罢了。譬如周之楚国，熊绎封于楚蛮之地，然其用周礼，更创造了丰富的楚文化，楚自然是中国之地，楚人自然是中国之人；譬如匈奴，史记载其为夏后氏之后，然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谁会以为他是华夏之族。
自汉以后，始有汉人一说。看中国历史，多的是夷狄入侵。但看北魏孝文帝改革，行汉礼，用汉字，着汉家衣冠，改为汉家姓氏，千载以降，孝文子孙自为汉族之人。又譬如唐之契必何力回本族探望母弟，其族人胁迫其母弟，他拔刀向东，呼喊道：岂有唐壮士降虏廷邪？天地日月，临鉴吾心。当即割耳以誓不屈，他虽是藩将，亦为汉族之人。又如，后唐之李嗣源，宽仁爱人，刻印九经，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此人比拟汉血统之朱全忠，自然是汉族之人，中国之君。
汉人与夷狄之划分在于文明与否，在于是否继承华夏之文明。其关键便在于文明归属意识。譬如康熙，虽自称博通儒学，但从无归属意识，虽有一半汉人血统，又如何称为中国之君。套用钱穆的概念，终究是私心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