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热可以休矣
●苏 启 戈 ●
近年来颇有一股四库热高烧不退。不但介绍和评价清修四库的言论文章屡见于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站，连大部头的《四库全书》也变着头脸地一出再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新一版”精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推出的线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精装本和线装本两种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真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那些唯利是图的书商出什么，跟风炒作的媒体说什么，当然无须较真。但是，在这股四库热中，也有一些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权威学者”桂冠的人煽风点火，他们为了颂扬清修四库和吹捧《四库全书》，不惜颠倒历史的黑白，混淆学术的是非，这就让人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据“大师”、“泰斗”和“权威”们说，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东华续录》所载乾隆帝在四库开馆后的几次上谕可知，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怀有险恶的政治企图，就是要借修纂四库、搜求遗书之机，查明幷销毁不利于其统治的前代和当代典籍，也即所谓“寓禁于征”。乾隆三十九年诏谕各省督抚搜求遗书时要严查“明末国初悖谬之书”，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幷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于其他书，凡“字义触碍，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在乾隆四十三年上谕中，更严令限期二年收缴所有“违碍”之书，“至二年期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能重邀宽典”。在此淫威之下，大批明末清初的典籍被销毁，其有据可查的全毁之书有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之书有四百零三种，合计约三千余种。如果加上复本，销毁总数当不下于十万余部（见清姚觐元《禁毁书目四种》）。而且毁书之后，又毁其版，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六年之间，先后销毁书版六万八千多块，致使许多珍贵典籍由此绝种。伴随毁书运动，更将矛头指向作者，大兴文字狱。据统计，在清廷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锻造的文字大狱就有四十余起。一次又一次空前严酷的书毁人亡惨剧，致使数十年后的读书人仍为之心悸色变，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已亥杂诗）。近人章太炎在《哀焚书》一文中回顾此段历史时说：清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议毁。及夫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着奏议文录若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然爇”，“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着，靡有孑遗矣。”近人孙殿起在《清代焚书知见录》中亦慨叹道：“各书多有未经镌刻只系传抄孤本传留者，如黄宗羲辑《明文案》一部五十本，采集可谓繁富，竟因销毁而散亡。此外如明末之史书、清初之小说戏曲等，亦多因查禁而失传。至于其他所进各书，凡未经刊刻而湮灭者，尤不知凡几。且由于当时专制淫威，影响所及，有著书在禁毁之例者，以后修地方志、编辑史传者，即其人名及地名都予删除，因而哲人学士泯没无闻者，殆不可胜道矣。”无数事实说明，清廷修纂四库幷不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而是一次大清洗；幷不是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而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文化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