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民族仇视，而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文章提交者：根宝二世
明朝，曾经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蛹在蜕变为成虫的时刻，是最脆弱的。罗马帝国虽然盛极一时，在由奴隶制向农奴制的转化中，还是受不了野蛮人的冲击而崩溃。外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宋明两代我国都有着成长为近代化国家的良机，但不幸的是，我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北方总有着虎势眈眈的游牧民族，伺中国多事便乘虚而入。就像蝶蛹历尽千辛万苦快要变成美丽的蝴蝶了，却在最后一刻被麻雀啄去，怎不令人扼腕。
明季资本主义萌芽遍地生根，禁海令随着皇权衰微形同虚设，海外贸易蓬勃发展。阳明心学被思想启蒙者们改造发扬，否定君权、张扬人性竟成一时风气，已与近代民主理论一步之遥。江南市民们在反对阉党的斗争显示出了一个新兴阶级的力量。假以时日，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要求，理论准备，群众基础都可具备，未尝不能走上如欧美各国的道路。然而，在我们最脆弱，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候，几十万人的满族人杀奔而来，直杀得天崩地彻，山河皆血。最后一次近代化的强国梦，也成镜花水月。
满族对我们的伤害主要是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上的伤害，这种伤害恶化了我们的民族素质，贻害至今
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满皇族是一群纯粹的政治家。他们把专制制度的魔力发展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之所以说绝后，是因为在当时落后的物质条件下，能把专制体制推到这样的高度，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希特勒、斯大林和金zr都做不到，但是，大玉儿和多尔衮却做到了。
首先是屠杀，对于铁骑一到，立刻驯服的汉人不杀；对于那些整天宣传中华民族一家人要联合灭日的愤青也不杀，而专门杀那些勇与反抗的硬骨头。我们当时是一个充满血性的伟大民族，清兵所到之处，妇人童子都懂得与贼俱碎，以至于他们只好反复杀，连续不断地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灭大同，屠灭广州……京观遍野，万户鬼嚣。杀掉的都是知书达礼的民族菁华，一个曾经多么刚强和激烈的民族，一个充满幻想的民族，从此永远地成为历史。200多年后，当欧洲军舰轰开中国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美丽中国，而是一群佝偻、麻木、愚昧的东亚病夫。
光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经济上彻底摧毁中国，汉书读得半通不通的满人，愚信于2000年前的重农抑商，那还是地主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的经济政策哩。于是在乱搞之下，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开花结果，就已凋零。在集权统治下，实行一种税收倒贴制度，财政每年向满人倒贴2000万两白银，200多年的统治，等于和汉族签定了20多个《马关条约》。
当然这都不重要，因为从根本上来伤害我们的，是从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彻底摧残，这种伤害是伤筋动骨，至今仍然为害至深。我为什么不恨蒙古人，因为他们仅仅烧杀掳掠而已，在那个时代这很好理解，豪放的蒙古人对汉文化兴趣不大，也没有那么多改造她的心眼。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即使是敌人，也自然会惺惺之情油然而生。从对蒙满两个政权的抵抗程度来说，也是明季要惨烈得多。蒙元代宋，近乎易姓改号；而东奴入主，却是真正的亡天下。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顾亭林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其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
我们先来说说满族对汉族语言的改造。被满族人习惯并改造的辽阳与北京地区的汉语取代了明朝以江淮次方言为基础的南京官话而成为全国通用语言。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区的汉语方言，也是古代中国的通用语言。“五胡乱华”之后，大批中原人迁往江淮地区，此后，由于不断的战乱，中原人多次南迁，逐渐形成了江淮次方言区。而原先的中原地区，由于长期民族融合，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朝时，江淮次方言成为全国通行的官方语言，一直持续到满清中叶。作为明代和清初的文化载体，江淮次方言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长期以来的思维习惯和民族个性。毕竟，这是与与古代汉语最接近的汉方言，即使说其蕴含着我们民族的精魂血脉也不过分。
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一些满族学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撰文说：汉族是一个混合体，所以汉族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想说的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原先都使用拉丁语，民族概念十分模糊，直到近代确立了各国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才走上了民族觉醒的道路，这些同属日尔曼法兰克王国的后代，才有了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明确概念。这种近代的民族概念本来就和机械意义的民族概念是两回事。南京官话在明季作为事实上的民族共同语，若能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东风从法律上加以确立，则汉族成长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光大世界都是当然的。
可是满族入关以来，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由于生理特征和语言习惯的差异，往往学而不得法，并把满语的词汇和思维习惯大量带入汉语。现在日常所用的很多词汇，比如“邋遢”（满语lete）、“马虎”（满语lahu）、“别扭（满语ganiu）”、“ 喝护”（满语hekur）、“裤裆”（满语kabudang）、“央告”（满语yangge）（《北京话里的满语词》爱新觉罗．瀛生）等等都是来自于满语。与被满族改造的北京话相比，江淮次方言发音有尖团音的区别，这也是传统汉族语言丰富性的体现。而满族人舌头短，舌尖上翘，只能把团音发成尖音，并把这一习惯传染到八旗铁骑所到之处。江淮次方言里保留的大量入声也被满族人发成阴平或者去声，使得本来用南京话读来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用北京话来读就诘曲聱牙，甚至连韵也不押。对我们这样一个诗的国度来说，这严重影响了古典文学对汉人的亲和力。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汉语并非不能吸收外来语言丰富自己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在汉唐盛世，开放的中国就吸收了各民族语言来充实自己。然而这种吸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引进新鲜血液，而不是被强迫性的改造与同化。满族化的汉语成为全国通行语言，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思想改造和精神扭曲的过程。经过一百多年，满族终于达到了目的。乾隆中期的中国人，越发麻木、萎靡、自闭，与当时朝气蓬勃，如旭日初升的欧洲民族相比，中国已经陷入了没有根的困境，这个根是泯灭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之根。对汉语的大规模同化，满族人原非有意为之，然而其确实取得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腥行为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是对被征服民族根的伤害。今天的许多黑人与印第安人尽管保留着祖先的血统，然而却因为传统语言的丧失，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民族意识。我们从国内外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被迫失去本民族语言的巨大痛苦。
爱新觉罗．瀛生是满皇族，所撰的书里遗漏了北京话里最重要的两个满语词：一个是“您”，也就是“您老人家”的简称，在今天成为对领导的称呼。语言学家俞敏先生曾经痛斥这个词的封建色彩和对人格平等权的伤害。而另个一词则是“奴才”，在清朝，被唤做奴才是无上的光荣，这种做法今天仍然被某些人沿用，满皇族的这个变态创意对我们民族心理的扭曲可谓入骨三分。有人总喜欢批判说什么奴性是我们民族的本性，这何其荒唐。明朝臣子们皆以讪上卖直为荣，甚至发展到行贿上书骂皇帝的地步。从明朝无数皇上和大臣们对骂的奏对来看，我们的民族那时是没有奴性的。即使在民间，父母官稍有不是，秀才们便赴学宫请愿，这样的民主在今天也不可能有。读明野史，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铁骨，看到的是我们民族的傲骨。
接着说文化，出于一种对先进文化的恐惧和自卑心理，满族为了坐稳江山，在文化制度上实行空前的专制与压迫政策。首先是疯狂地焚书，改书和文字狱。康熙二十六年颁布上谕：“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大清圣祖仁宗皇帝实录》）然而这只是满族人空前的禁书运动的开始，康熙四十年、康熙四十八、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大清律例》）此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五年，嘉庆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和同治十年，满族政权不下十余次的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书，查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及时间之长，都为世界文化史上所绝无仅有。主流历史学家常把清帝康熙与彼得大帝相提并论。彼得大帝开办学校，简化俄文，开启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之后，才有了俄国民族文学的繁盛与世界声誉。而我们的康熙大帝，却厉行文化独裁，一生制造了如“庄廷铣案”、“胡中藻案”、“戴名世案”等著名的文字狱。然而并非康熙一人，从顺治二年到光绪二十九年“苏报”案，满族人一共制造了190多起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处死、逮捕和流放。乾隆时期开馆纂修《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场浩劫，在这次世界上任何独裁政权都未曾做到的大审查、大删改、大烧毁中，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这样的文化浩劫，却被主流历史学家襄赞为“千古盛事”。而满族的这种文化专制，仅仅是针对汉族人的。对于汉族人来说的禁书，满清当局“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节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昭？《啸亭续录》）；被当做淫词小说屡遭禁毁的《红楼梦》，其故事的插图公然可以画在紫禁城的墙壁上。
其次是大兴理学，打击心学。可以说，明末黄宗羲所以能够写出《原君》这样开民主先声文章，与明季阳明心学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明季启蒙思想家们，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明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改造基础上的。万历十二年神宗下诏正式将王阳明从祀孔庙，表明了皇室对心学的支持态度。之所以有这种支持，与朱明皇室一贯的理想主义作风是分不开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大明皇帝极尽诽谤诬陷之能事，而对清主子们拼命歌颂。清朝灭亡快100年了，他们还这样奴性不改。而事实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才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的大明天子。明朝内阁制的发展，使得皇帝有成为一种维持平衡的象征性职务的倾向，这也为实现君主立宪提供了良好的过渡。可是清朝主子们则乾纲独断，军机大臣只是跪听圣旨的木偶。到底是哪一种制度有利于民主革命的产生，有利益中国社会的发展呢？显然那些只看表面现象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啊。
回到心学，明王室大力提倡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辉的心学，清朝则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去腐蚀我们的民族，产生的后果的截然不同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会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次运动所扬弃，让我们陷入一个没有文化的怪圈。是因为从清朝开始，满皇族就已经成功完成了对我传统文化的强奸和改造，去其精华，留其糟粕，把一个焕发着动人光彩的美丽女孩蹂躏成一个丑陋的老太婆。我们的根，我们的心灵之源，在这里枯竭。我们曾经是一个创造了无数文明的伟大民族，我们曾是多么的开放和自信：三宝太监征帆直至万里之外；关宁铁骑炸死奴酋的大炮来自欧洲友人；万历爷爷还把世界地图挂在宫中；天启朝沿用至今的《大统历》在当时让西方教士为之折服。但是经过满族200多年的改造和扭曲，我们变得何等的愚昧、麻木、自闭。有清一代，邪教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连续发生了白莲教九省大暴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拳匪乱。鲁迅先生笔下那中国人的劣根性，那阿Q一般的可笑又可怜，并非我们这个勤劳勇敢民族的本来面目，而是历经满人200多年改造的结果。主流历史学家总是说：是我们同化了满族；而在我看来，是满族同化了我们。
匡正历史，不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是要用最炽热的爱国心去找寻我们的文化之根.
在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痛苦，会迷茫。可是大清帝国的遗老遗少们却在继续蹂躏着我们的文化，阻止我们的寻梦。解放后，满族学者罗常培长期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大力推广满洲话。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走上了与传统文化割裂的道路。很多老一辈的语文老师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教小孩的发音全是错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教，我们怎么对得起祖宗。”
我们的文化之梦在哪里，首先落实在语言上，因为语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的根。网络兴起以后，人们普遍地爱说方言，爱看方言电视剧，总觉得比普通话有味。“有味”只是老百姓的直观感受，那是我们民族不死的文化魂，是隐藏在心灵深处对传统文化的渴求造成的。南京是大明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南京官话是大明帝国的官方语言，亲爱的朋友们，难道不能从家乡的语言里找回湮没数百年的民族之根吗？
做为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这信仰迷失的时代，自然需要一种依托。毛泽东思想已经走下了神坛，而新的民族信仰又无法确立。
面对信仰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反对那种愚昧、自闭、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我们的传统绝不是什么封建糟粕。从王阳明到黄梨洲，多少代伟大的思想家可以给我们启迪。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充满着热烈和张扬个性的文化，是充满民主精神的文化。我们从大明朝丰厚的文化土壤里吸取着营养，我们的心灵才不至于枯竭。我们看到了“血溅九庭”的不屈名节，我们体味了“事事关心”的学者良知，我们欣赏着吴中四子的风流惆怅，我们惊叹于江南女孩的大胆真诚，我们祖先就是这样，他们绝不是**学者们所形容的那样颓废委琐。
当主流历史学家又在宣传伪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着一万遍：你他额娘的去死吧！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文化绝对不是什么长袍马褂，什么老佛爷吉祥，那是清庭的专制主义糟粕。我们的文化来自明季伟大的启蒙思想，充满人性光辉的明季文学和艺术，那里是我们心灵的归宿。
欧洲的近代民主，发端于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思潮。我们华夏民族告别愚昧、自私、麻木的劣根性，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明天，也只有从反清开始，从揭开历史真相开始，从伟大的文艺复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