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术”、“精英学术”走向“网络学术”
一道闪电
“专家满地走，教授多如狗”。当今的世界，当一个人被戏称为“专家”时，已经沦为荒唐、无耻的代名词了，官方的学术评级体系越来越丧失共信力。
根本原因在于学术政治化和学术“精英化”。
吴晗在建国前就已经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写过《朱元璋传》。 59年入党，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历史学会主席，政协委员等官职，从此深深卷入政治漩涡，出于“政治觉悟”写了“海瑞罢官”以及新版《朱元璋传》。学术思想不是成熟了，而是随着政治风波而漂浮。在他新版《朱元璋传》里，有着当时明显的政治术语和政治导向。 作为官方史学发言人，党的干部，他要处处维护党的形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国家政府的声音，已经具有法定意义，很多问题不容许再讨论了，这时的他怎能继续阐发独立的史学家见解呢？ 与之相反的观点也不容在各种媒体发表，这就是现实。
虽然吴晗一直跟党走，但是建国以来政策的多变，政治风向的骤变，悲剧还是会发生，吴晗看错了政治方向，死在狱中。 在文革前的中国，作为历史学家首先要成为能察言观色，把握政治风向的能手，明晰政治导向的“学者”，历史学家成为从古到今最不讲“职业道德”、最多彩的“变色龙”。他们从人格到“学术”从来没有独立过，他们做的东西谈不上学问，深度也浅，写的东西往往是一堆废纸。
文革后，“政治学术”有所变化，“精英学术”走上舞台。以“名利”驱动下的学者等级制，逐渐演变成“精英体制”，表现为控制话语权的圈内圈外现象，政治标准再加私利演变成党同伐异、圈内有圈。圈内人把持着主流媒体，只要顺调，他们想怎么胡说八道都行。而在他们小圈子之外，则出现“出书难”、“登报难”等等现象。现在能在媒体炒作成名的，实际背后都有一个“精英团体”，这个团体控制着舆论导向，他们是“精英”之“精英”，“精英”之主流派。
自古以来，学问出自民间，正义也来自民间，周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孔子困而著《春秋》，《左传》、《史记》都是民修。在西方，哥白尼躲开教会的迫害创立“日心说”。
网络的出现给民间修史、议政、做学问提供了最好的舞台，网络学者远没有传统学者所承受的压力，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名利诱惑、思维定势和思想束缚。只要你有良心、静下心来认真做一点事，不受名利所累，不为组织所困，也不为领导、朋友关系所难，更不为政治问题所阻，说“官学”不敢说的话，碰“官学”不敢碰的禁区，自可“立言”、“立身”。
网络也是社会的良心，近几年来很多公众新闻风暴都从网络刮起，传统媒体的新闻和事件无一例外都被网络审视，假的被揭穿，恶的被曝光。“宝马案”、“刘涌案”、“孙志刚”案都由网络而起，刚刚发生的“吴莹莹事件”，吹捧这一人物的央视《对话》在这场博弈中成了最大的输家，主流媒体越来越丧失共信力。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网民的观点仍然不允许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网上网下观点对立却从来没有进行过对话和争鸣，主流媒体和网络观点完全隔离形成二元世界，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话题。
所以我们常常诧异，网上反驳这些“精英”的真知灼见为什么根本见不到报道，见不到出版，网上声望很大但是网下却见不到一部书出版、一篇文章报道、一次记者采访。 即便偶然出镜影响也极小极小。“精英们”手里握着一批“黑名单”，上了“黑名单”就意味着绝不容许出现在主流媒体上，“黑名单”的标准就是政治标准，只要是此人有某种思想倾向，那么在主流媒体上此人的言论甚至名字都不容许出现。
最明显的例子，黎阳等左派政治文章在报刊上是消声匿迹的，赵丰年、杜车别的史学文章在主流媒体上从来都是空白的。他们的文章观点，官方学者虽然全知道，但是“精英们”做的就是置若罔闻，即便是观点再有价值，但是对不起，这些文章遇到了他们划的“禁区”，绝不允许讨论。至于出版根本没门，招呼早打了，“黑名单”早就有了。于是“清史”照修，“辫子戏”照演，“改革高调”照唱。好象一切都没有发生，“不争论”永远是他们不二的法宝。
“网络实名制”，“播客恶搞风波”。这都反映了“精英学者”对网络既恐惧又无奈，他们想方设法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幻想继续维护现存的学术等级制、按精英“导向”控制民间舆论和学术。但这是徒劳而可笑的，控制不可能，招降更做不到。
从长远来看谁能赢？“精英们”害怕辩论、害怕交锋，那么只有高挂“免战牌”了，一旦出现辩论，这批“学者队伍”顷刻就会土崩瓦解。如此一来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圈子只会越来越窄，影响力越来越小。为了稳定队伍，他们的职称、头衔却越来越多，越来越臃肿，“专家满地走，教授多如狗”。政府看他们实在无用，也不会永远养着他们。
技术的进步根本上会改变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造纸术、印刷术传入欧洲，教育得以普及，从此文化从教会手里解放出来，掀起“文艺复兴”的浪潮。同样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学术由官办走向民间成为可能。 现在是培养一代民间史学家、理论家最好的时期，大师就在网友中产生。真正的大师不是官封的，而是历史评判的。
所以我也想奉劝政府一句，舆论导向是不能硬来的，所宣传的舆论起码要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强加于民最终会破产。作为政府应该顺势而为，鼓励学术民间化。比如既然肯出30亿建国家大剧院，为什么不肯出资办数字图书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出资养一部分鹰犬文人，“精英文艺”（如张艺谋之流）对国家对大众对中华文化又有何益？又有多少人信服？
今后官办的社会科学、官养的人才机构，更多的功能和职责在于挖掘和整理素材提供给社会，立论、立言应该放回到民间。
温总理问：“为什么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答：因为大师出自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