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殇—汉服消亡简史-----选自《文明的失落与复兴》(简化版)
第一节 伴随着满清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掳，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清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清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部，剃发是女真人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
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衣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后，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謏闻续笔》）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随即宣布收回成命，改口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清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汉族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清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降清的龌龊汉官起了一定的恶劣作用，最无耻是，就是上面提到的孙之獬，孙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场上声名狼藉，一度名列魏忠贤逆党。清兵入京后，他为投靠新主子，极尽巴结阿谀之能。为了表示他效忠满清之诚。“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并迅速上奏清廷，谄媚满洲统治者。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云：“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人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里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1647年六月，山东谢迁领导的反清义军攻破淄川，擒获孙之獬，深恨其无耻，用锥子遍刺其身，插上头发，恨声不绝地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今我为汝种发！” 孙之獬自知众怒难犯，已无活理，破口大骂。义军将其口缝上，凌迟、肢解而死，还把他在城中的孙子、曾孙杀个精光！民愤之大，于此可见！
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满清的剃发易服政策是因为孙之獬而来呢？不是！“剃发易服” 本来就是清王朝既定的“国策”，有没有人出面“奏请”，头发也是要剃的、衣冠也是要换的，只是推行的方式和策略而已。而且这一切，依据满清的统治实力而变化。清廷“定鼎燕京”之后，当时还没有占据全中国的野心，多尔衮下令剃发，有人认为这使得“南人闻风警畏，非一统之策也” 多尔衮说“何言一统？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耳。”可见，对于能否一统天下，满洲贵族这时还没有把握，在等待局势变化。清军占领南京之后，满洲贵族才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这从“剃发、易服”令的推行就可以看出来。“定鼎燕京”之后下达的剃发令遭到汉人的激烈反对，连吴三桂也极力要求罢除剃发令。这个时候，清廷还担心自己立足未稳，害怕丧失人心，激成兵变、民变，所以暂时罢剃。多尔衮发一纸诏书敷衍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一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此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上同）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认为统一天下已成必然之势，民族征服者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这回，多尔衮也不管汉人愿不愿意了，反正是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上同）措辞非常严厉，结果自然是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清廷的惟一手段，就是谴兵四处疯狂屠杀。清王朝的辫子、衣冠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孙之獬的谄媚之举无疑符合满清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但它悖逆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因而招致了汉人的刻骨仇恨！而满清统治者在推行这一政策的野蛮、残暴、荒谬、反动，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实际上，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最重要的象征！可以看成是华夏文明的外在躯体！正因为如此，汉族人民的奋起反抗，不是为一家一族的封建皇权而战，不是为一派一系的学说而战，而是为捍卫华夏文明而战，为捍卫汉民族（华夏民族）的民族尊严而战斗！为保存汉族（华夏民族）之所以为汉族的存在而战斗！一位西方传教士目睹了这个过程，记载说“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北，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卫匡国《鞑靼战纪》）
明儒顾炎武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而满清那样“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其《南明史》开篇章节中亦说：“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是‘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清廷颁行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注意：“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政权正式颁布的命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等法令，相当于以多尔衮为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之后，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值得一提的是，满清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据秦世祯《抚浙檄草》载：“小顶辫发”即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军攻陷广州时的剃发令中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纪》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
附注：实际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清“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为：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蛇尾、猪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也激起社会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清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如果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已然剃发的满清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清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清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清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大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族男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旗装、马褂，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辫子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第二节 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满清的铁腕镇压，完成了剃发易服的“弘愿”。然而，剃发易服的结束，只是华夏衣冠消失的开始。
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又以蓄发、复衣冠相号召，时，吴三桂召集诸将于永历帝陵前，“指其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指其身曰，‘我先朝曾有此衣乎？’”于是，“各具汉官威仪，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酗酒山呼。”（《明季裨史初编》卷二六）表演颇富戏剧性。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相继响应，蓄发、易服，一如三桂。所过洲县，具令剪辫、复衣冠，一时风靡，不半载而有半壁河山。 “令下之日，速宜剪辫，留发包网，所有官员领带绶儒巾小帽，一切悉照汉人旧制，毋得混淆，共敦华夏之风，复堵文章之旧，如有顽抗，军令不赦！”（《清初莆变小乘》），令下，城中被抛弃的满洲小帽堆积的如同小山。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斥满清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 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奉天讨虏檄文》）云云。
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刚刚确立之时，尽管全国老百姓都被迫剃发、换装，但残存的反抗、抵触意识并没有完全消亡，到了康雍之际，有人还是看不惯满式衣冠，他们鄙薄地说：“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同时感叹明朝的“衣冠文物”。这种讥讽甚至也传到了满清皇帝的耳朵里。满清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一案中，雍正就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质疑满清统治合法性的种种非议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进行“严正驳斥”，其中有一段专门论述衣冠服饰的问题。
雍正说，满清统治者戢定祸乱，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继承天命而抚有华夏，让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仁德义举、法令政绩哪一样比不上古代的圣贤？本朝既然受命于天，本朝的衣服就应该成为中原华夏乃至万邦各国的表率，又怎么能容忍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对本朝的衣冠服饰妄加议论诋毁？况且本朝继承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经有一百余年，又怎么能舍弃自己原有的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低贱，改变衣冠的道理？ “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戢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代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雍正御纂《大义觉迷录 •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之十六》）
乾隆中，江西抚州金谿县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抒发了“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被乾隆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为打击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用他开刀，以儆其余“将其处斩，书版销毁。”（《清高宗实录》卷四五○ 十八年十一月癸亥）
在满清，“汉服”是政治高压下的过滤词，是同属于文字狱性质的政治问题，犯禁者人头落地。“功令严勅，方巾（汉服一种帽子）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首斩于市。”（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之外，为预防满清贵族内部也出现向往汉服的思想趋向，弘历又把皇太极的“圣谟”抬出来当“整风”教材，自己也和皇太极一样“现身说法”。一天，弘历身着汉式皇帝的冕旒兖服召见亲王大臣，问是否像汉人，众人不敢答，一老臣最后答“皇上于汉诚似矣，于满则非也。”这话正中弘历的心坎，弘历于是把“祖训”（指皇太极关于恪守满式衣冠的“训诫”）大大称赞一通：“朕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 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又继续发表了新的“祖训”“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维深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清高宗实录》三十八年十一月丙寅）可知，坚持满式衣冠，始终是清王朝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虽然如此，华贵、典雅的汉族服饰仍然以其无可比拟的巨大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甚至连一向热衷于参禅悟道、附庸风雅的胤祯、弘历父子，也未能幸免。保存至今的故宫藏画中，有大量胤祯、弘历父子衣着汉服的画像，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行乐图》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许多满汉官民，在内心里都表现出对汉族服饰的强烈渴望和欣赏，但在表面上，却又严令禁断汉服。说到底，保证清王朝的长久统治，终究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恢复汉服，文化的强大征服力很可能让人数不多的满洲人淹没在全面“汉化”的潮流之中。想到这一点，弘历没理由不对皇太极的“圣谟”“不胜钦懔感慕”，赞叹祖先的“先见之明”。
从这些也可以知道，汉族服饰虽然消失在汉人的生活中，但是旗装发饰并没有全部被汉人接受，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认可。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这种意识是潜在的，但始终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汉族人民隐藏的民族意识的折射。随着时光的流逝，满清标榜的“满汉一体”的衣冠发式，不断地麻痹着广大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汉人的神经。这种民族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彻底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当剃头令的血迹逐渐被历史的尘埃遮盖，汉族士人一批批赶往科举考场再派往四处为官之时，中国人对满清的认同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形成。清初的北京居民见到身着汉式衣冠的朝鲜使臣，还痛哭涕泣，到清中叶，再见到同样的衣冠，反觉惊讶，认为自己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才是“华夏正宗”。
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鸦片战争之际，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经过澳门，见到西洋人的发式装束，竟鄙夷的说“真乃夷俗也！”这实在有点可笑、滑稽，他恐怕没想到：在对方的眼里，他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辫子的装束，其实更值得鄙夷。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军俘获的清两广总督叶铭琛因其装束特异，被英国殖民政府当作“野蛮人的标本”，放置在印度加尔戈达街头的笼子里示众，英国的TIMES报对叶铭琛的装束打扮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对他的辫子进行了尽情的揶揄、嘲弄。这对一向妄自尊大、动辄把别人蔑称为“蛮夷”的清政府，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拜访满清忠臣李鸿章，双方就辫发衣冠的问题进行辩论，李鸿章对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风俗服饰全面仿效欧美表示不满，对日本人古代全面仿效中国则表示赞赏。森有礼也同样对满清的剃发垂辫发表了异议，李鸿章辩驳说“衣服旧制体现了祖宗的遗志，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李鸿章森有礼问答节略》）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数典忘祖，李鸿章既然知道日本的古代服饰是仿效中国的，那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祖宗的发式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竟然昧着良心把满清的剃发垂辫、窄衣紧袖的打扮说成是“祖宗的遗志”，还要“万世保存”，实在不知道李鸿章的祖宗到底是谁？！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者又恢复汉人蓄发挽髻的传统，以此作为反对清王朝的标志，洪秀全甚至还戴起汉式皇帝的弁冕。据当时（1854年）在华的英国军官伶俐(F·A·Lindley)在其《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剃头和顶领衣冠，是占据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强加于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奴隶标记。”同时，针对满清统治区和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外貌差异，伶俐对比说：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天国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中列举了满清政府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种种反动罪行：“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檄文中首先指出“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华夏民族（汉族）素来对衣冠服饰极为重视，“华夏”之称，本身就源于其华美的衣服。《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千百年来，宽衣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加上蓄发、束发的传统，共同构成华夏民族（汉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也成为古典中国文明在外观上的重要象征！古典中国因之赋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正因为如此，“衣冠”之于华夏，才有着根本的意义！晋室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士大夫聚会，称为“衣冠聚谈”；反清复明，亦始终以“复衣冠”为旗帜。1648年四月，李成栋在广州举兵反正，诗人邝露记为“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冠裳在这里已经成了汉族的指代，足见华夏衣冠对于汉民族的重要！三千年来，衣冠服饰对于维系华夏民族（汉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力不下于汉语汉字！ 永历十三年七月（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张张煌言大举北伐，沿长江而上，兵薄南京，沿途人民欢呼雀跃，箪食壶浆，纷纷来附，“父老持酒牛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全祖望《觐张公神道碑》）汉族人民在满清政府野蛮残暴的民族奴役之下，遭受的精神摧残于此可见！张煌言在以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名义发布的“讨虏”檄文中，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反清复明”的主旨：“衣冠变为犬羊，江山沦于戎狄。凡有血气，未有不痛心切齿于奴酋者也。……出生民于水火，复汉官之威仪。……谁非中国绅衿？时穷势屈，委质虏廷，察其本怀，宁无隐忍？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木本水源，忠孝之良自在。” （张煌言《张苍水集》）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汉服的记载，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没有的，“禽兽”更不用说；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或者“汉”字进行强调。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中华”指代“汉族”，因之，“汉服”的提法就不多见。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明崇祯四年（1631年），发生明后金大凌河之役，明廷的监军兵备道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仿效匈奴扣留苏武的方式，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没有称“明服”，而用“汉服”。一方面，是出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角度，另一方面亦可见，汉族服饰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并被我们的邻邦承认！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凄苦生活。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顾诚《南明史》第三十章第一节）
刘寀是当时跟随永历朝廷流亡缅甸的朝臣，他后来在《狩缅纪事》中记录说“上命沐天波往，至金殿前，缅人不容以汉衣冠相见，于是，跣足夷装，以臣礼见而还。”
可见，汉衣冠在这里代表着明廷宗主国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体统：汉衣冠和“夷装”是相对的，只有沐天波以宗主国代表的身份出现，才能身穿汉衣冠。而随着明廷的衰亡和寄人篱下的悲惨遭遇，连汉衣冠也不被容许。
刘寀在行文中没有用“明服”“唐服”或者“朝服”之类的字眼，而用汉衣冠，也表明对汉服概念的全面认同，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形成了！
这个历史悲剧也深刻说明：华夏衣冠总是和汉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只有华夏强盛的时候，华夏衣冠才是受人羡慕、景仰的上邦风范，当华夏衰落的时候，连自己的一领衣冠也难以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干王洪仁玕对蓄发问题的论述：“盖发之生于首，犹草之生于山也，山无草则崩破消磨不足以悦人观，头剃发则泄气坏脑多生头晕善忘之症。 ……脑之为用甚大，实灵魂生命也，故剃发之人定有所损，此其一也。又发为上帝生成，发于肌肤，鞠于母胎，非比袍裳出世后才做就以披于身，今上帝欲生之，而偏削之，岂不逆天？天既定于母胎之前，尔偏去于母胎之后，岂非不肖，何以为人？乃该尔等忘其身为华夏，甘为鞑妖瞒天不肖之举，此其二也。况我中土当明末妖来之时，凡百列祖必不肯剃发从妖，惟迫于势不得已而剃之。……凡百之家亦有长发之妇媪，未闻见说天热即痒而怨天怨母之生鞠者，只闻古有孝子曾参全受全归，发肤无有毁伤者，此其三也。今众等不以亏体为辱，而以削发为荣。不以逆天不肖并迫先祖之仇为忿，尔以头皮痒而起嗔，难怪其不愿为天父上帝子女，天兄基督姊妹，甘为鞑妖狗奴所惑矣。”（洪仁玕《英杰归真》）
洪仁玕论述蓄发的理由大致有这么些：
一、蓄发美观并且有利于身体健康，剃发难看而且损害大脑。
二、蓄发顺应自然，剃发违背自然，逆天不肖。
三、头发受之父母，剃发亏体，悖逆不孝。
四、华夏子民以蓄发为传统，剃发是“鞑妖狗奴”瞒天不肖之举。
五、剃发忘祖，忘记祖先反剃发的仇恨。
六、发为上帝生成，剃发不符合拜上帝教教义。
鲁迅先生回忆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即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全然不似明末汉人那样，坚持“头可断，辫不可剪”，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满清忠臣自居的汉人，“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弘宝”（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豭，公猪，奉豭尾为弘宝，把猪尾巴当成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垂辫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垂辫捶胸顿足。这货真价实的数典忘祖说明当年满清统治者的“深谋远虑”对汉人产生了多么大的精神奴役作用！
比较之下，明末汉人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满清政府实际上还是不得不做出了一些让步，发布了“十从十不从”的特令，其中男从女不从一条，使得在残余的汉族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汉服女装。为易服而来的血腥屠杀，虽然在女装消失之前就已经停止，但翻阅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未经血腥洗礼”的满清汉族女子的服装，看起来却与其它朝代的服饰是如此的不同。自然条件下，汉族服饰的存在与演化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很难辨别相隔数千年的先秦女装与明代女装的风格差异，却很容易区分相临的明清女装。同时，我们又很难说出满清汉女服饰与旗女的服饰有多大区别。尤其是到了乾隆年间，虽然旗女是通体一身的旗装，汉族女子依旧是上衣下裳的式样，但只要延长上衣，盖住脚面，汉女的这种装束，在表观上就几乎与满人的旗装一般无二了。其中也不乏旗女穿汉服的时候和汉女穿旗装的需要。在满清汉族女装中，大量使用的立领盘扣和琵琶襟，以及紧锁的领口都是旗装的主要风格。可以说，至此时，汉族的女服已经全盘异化了。
为什么汉族服饰中的女装，最终还是彻底的从汉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呢？
我们知道，汉民族传统服饰是“以华夏（汉后又称汉民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的装饰体系。”换句话说，汉族服饰并非只是一类服饰简单加和，而是具有汉民族文化和精神内核的有机体系。汉民族的文化肢体是传统的礼法制度、文学艺术、思想理念等等，而她的精神文化内核，或者说灵魂，就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认同”是一种情感，也是一个方向，她指引着一切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也包括人），使其不脱离它们本来的归属中心。“民族认同感”则指向着全民族的心理中心，也标志着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整体性、向心性、差异性）。“认同”是汉（华夏）文化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的命脉，始终贯穿着华夏民族文明的发展，她使华夏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更是使华夏文明在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更新中不会丧失自我的根本。在或者说，没有对华夏民族的认同，华夏文明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健康的发展。
剃发易服，虽然仅仅换掉了男性的衣冠，但这却是占汉族社会生活主导者的服饰。我们祖先认为“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中国历来就有“衣冠之制”之称，所以衣冠是汉族礼法制度的根基，而汉服男装又是这一根基的主导。汉服男装的消失，使汉族社会原有的礼仪制度也随之解体，汉族服饰不再受原有汉族传统法度的约束。同时，满清剃发之时，杀人立威的做法着实吓倒了那些活下来的汉人（有“留发不留头”气节的人都杀光了），在人的基本生存权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汉族原有的“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理念早就被“好死不如苟活”的思想所是淹没。最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成功的淡化汉人对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情。通过剃发易服的直接而暴力的方法，制造出“华夷类同”的假象，利用科举收买拉拢部分汉族士绅，再配合文字狱、迁界禁海令等等手段，彻底断绝一切使汉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民族属性的途径，一步步消磨汉人的民族感情。汉人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坚持淡化了，更多的却是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失去了汉文化的根基，失去了民族认同的精神内核，残存下来的汉族女装，在统治阶级的诱导下，向旗装变质实是早已写定的结果。
有人认为满清的“十从十不从”使汉族女装没有在清初消失，所以，汉族妇女是自觉自愿的吸收了旗装的特征，“进化”成了清末的样子，所以，满清的女装不是汉族的耻辱。但事实绝不是如此简单。
首先不能以是否被迫来判断耻辱程度。清初的汉族男子剃发易服，多是被逼无奈，蝼蚁尚且贪生，更何况是人，这种汉人我们尚能谅解；但是，象孙之獬、吴三桂这类奸佞小人，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自己的父母之邦、为讨好异族主子自动剃头，则比被逼更为可耻。
其次，满清剃发易服，是用暴力手段剥夺了汉族男子穿民族服装的权利，但是清初的汉族人，心里并不认同满洲服装。有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民族感情，怀念汉族的衣冠制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族男装从形式上消亡了，但是汉服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并未立刻消亡，汉族人的“民族认同，自信、尊严、气节、廉耻等等”并未完全消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剃头令的血迹也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遮盖，这种反抗情绪虽然始终没有完全消亡，却也越来越趋于淡漠。满清汉女服饰的满化，也如同男子们的参加科考和辫子的进化一样，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今天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满清汉女的着装比明朝之前更漂亮。所以汉族女子并非单纯是因为美丽而改变自己的服饰特征，在女装变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对历史遗忘和对统治阶级的心理屈从，更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离弃！
灵魂失去的同时，便是躯体腐烂的开始----清代汉族女装的异化，实是满清统治者对华夏文化破坏和对汉族精神全面扼杀的具体体现之一。
附注：
注一:胡服骑射与剃发易服的区别
胡服是指借鉴了胡人服饰中某些特点，而当时，胡汉服饰的主要区别是衣衽和发形，而赵武灵王所着之服仍是右衽，更是束发，这是典型的汉服形制。胡服骑射是汉族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发展自己的行为，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然而被人胁迫而放弃本民族服饰却是奇耻大辱，一个民族，连穿什么衣服、保持什么发式都不能自主，那里还有资格奢谈民族尊严！胡服骑射与剃发异服完全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何况胡服骑射只对针对于军队而言，对汉服体系没有任何根本性影响。
注二：十从十不从内容：
1。“男从女不从”
2。 “生从死不从”
3。 “阳从阴不从”
4。 “官从隶不从”
5。“老从少不从”
6。 “儒从而释道不从”
7。 “娼从而优伶不从”
8。 “仕宦从婚姻不从”
9。“国号从官号不从”
10。“役税从文字语言不从”
第三节 华夏文明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华夏服饰文明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其统治下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政府自己呢？闭目塞听，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至于胡服辩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更是大声疾呼：“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言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
这就清王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至今还定格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和漫画图册里！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顶领，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辫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湖北军政府《通告全国军民电》）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孙中山《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1912年3月5日）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却没有恢复汉服。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而予以抛弃。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只有戏装残存，反而给人戏子形象。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以至于没有恢复。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据鲁迅先生回忆说，南社的众多文人，“渴望着光复旧物”，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希望能够恢复“汉官威仪”。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一旦推翻满洲政府，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其实，包括鲁迅先生自己，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在当时轰动一时。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根据《礼记》的记载，发表了《深衣冠服考》一文，向全社会推广。不过从总体来看，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摧残是毁灭性的，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冠传统荡然无存，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的感叹与焦虑。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装”。本来旗装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装，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装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以显露女性的身体曲线。新式旗装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装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装进入全盛期，成为当时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而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褂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装。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装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装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遣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而与此同时，日本人对剃发易服后的中国人，则充斥着鄙视。
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洲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满清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流球（即今之日本冲绳）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秦始皇始设象郡，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朝鲜末代国王李朝高宗以及越南末代国王保大所着之弁冠、兖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残留。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威势，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二百六十五年。朝鲜人认为，满清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安南（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附图）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 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附图）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安南国王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汉服”就是古装或者戏服。显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满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
史书上关于琉球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隋朝，隋王朝曾遣大臣朱宽到达琉球。12世纪，琉球群岛出现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分别在琉球群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国开始向明政府朝贡，从此成为中国的藩属。1416年～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征服北山、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并接受明廷的“册封”。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琉球由满清政府于1879年割让给日本。流球语言主体为闽南语，原居民多是由东南沿海的汉人迁徙过去的，至今，许多琉球人仍然身着明式汉服。
至于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旗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当今的旗装经过改良，与满清时代不尽一致，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无腰带、用盘扣。真正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被称为“和服”、“韩服”，而和汉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服饰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而鸠占鹊巢，登堂入室，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吹捧。历史的吊诡，令人苦涩不堪，又心痛无比！
历史，是不能泯灭的记忆，华夏衣冠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她的复兴也是必然的！因为政治是暂时的，而美是永恒的，文化是永远的……
水滨少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