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一
入关前的满洲与满清入关的目的
（1）入关前的满洲经济社会--南迁的动力
南宋时期，女真人即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役使汉人为奴，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
明初，东北女真人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稍事耕种，以养马弋猎为生”的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模式；至明中叶，已是“屋居耕食，不专射猎”，处于向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的过渡时期。但是，女真人农业生产具有以下先天不足的弱点：（1）农业生产是粗放型的，对自然条件依赖程度很大，主要是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一旦自然条件恶化，（如酷寒的气候等）则直接导致农耕生产的衰退，他们只好迁徙，寻找适宜的生存空间；（2）用以发展农耕生产的生产资料（包括铁制农具、耕牛等）物质生产条件极度欠缺，全部靠从明朝和朝鲜贸易输入或掠夺；（3）农耕生产经营粗放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有经验的劳动者，因此汉、朝农民也成为女真人掳掠的对象，沦为耕奴从事劳作；（4）农耕生产规模较小，粗放式的经营，因而，农业产量不稳定，加上手工业落后，这些都使得女真族地区的经济产品无法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生活资料亦需大量从先进的农业区输入。（《女真族的南迁及历史影响》，满族文化网，下同）
可见，处在向农业经济过渡期的女真人若没有先进地区的物质支持，经济根本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输入大量的质量较好的生产资料；有经验的劳动者以及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可因南迁得到满足。因此，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这也说明为什么建州、海西女真的迁徙方向始终指向南方先进的农耕区，而与之比邻的兀良哈（游牧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却迁徙到阿尔泰地区。
2）满清入关的目的和性质--“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沈阳无久居之势。”
努尔哈赤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法规、官制及文字，并停止了向明朝政府纳贡。至此，两者由以前的臣属关系转变为两个语言、文化、制度、风俗都完全不相同民族的独立国家。
后金时期，女真人经济发展很快，但却出现了财政困难，物资欠缺，生活日益贫苦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女真人经济基础薄弱，二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三是归附掳掠来的人口增多，导致自身生产无法满足消费的需要。而此时，明、金关系紧张，马市贸易中断，要缓解内部紧张的供求关系只有向外侵略扩张。努尔哈赤曾说：“我必得辽，然后可以生活。”而后金夺取辽沈后，虽增加了土地和财富，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供求矛盾，所以皇太极又提出：“沈阳无久居之势。”----必须进驻中原。可见，三百年前，侵略者头目自己就把入关的目的交代得清清楚楚了，根本无需被侵略者替他辩护、粉饰，那样做其实是对满洲“圣主”的不恭敬！经济的发展是女真人南迁的内在的、根本的动力，而游牧民族固有的对武力崇尚使其往往选择侵略扩张这条掠夺性发展道路，加之明末中原的天灾、内乱和明廷的腐败又恰好给了满洲人一个难得一遇的机会。
对明帝国来说，满族是外族，不论臣属与否，入关就是侵略，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对于已经摆脱明帝国统治的满洲人来说，入关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本民族的生存与更大发展，“灭流寇而安天下”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满洲人入关后，对汉人血腥屠杀、残酷压榨，而本民族则全民皆贵、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二百多年，人口增长了十倍，至清末在神州大地上几万万中国人的血汗已经哺育出了几百万条骄奢淫逸（近年来又自称是旗人贵族）的寄生虫、吸血鬼，实现了满洲民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历史性的飞跃是他们在寒冷落后的“满洲”不可能实现的，但代价却是几千万中国人被屠杀，几万万中国人被压榨、奴役，中华文明进程的延缓、滞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满清入关与日本侵华目的、性质完全相同：拓展生存空间，谋求本民族更大发展的侵略战争和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只不过一个成功并统治了二百多年，另一个失败后退回了本土。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二
甲申国难--一场地地道道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1）东来“紫气”沐浴下的神州大地--日寇禽兽望尘莫及
1644年5月，满洲人伙同蒙古人（数百年前两人各祸害中国一次，这次又携手并肩、卷土重来）及数典忘祖、丧尽天良、为虎作伥、残杀手足同胞的走狗汉奸--汉八旗（据说其后代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享受政府的优惠改为满族；另据辽沈晚报报道，在辽宁省及海城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抢救、保护下，清代平南王尚可喜陵园的修复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在尚可喜安葬之地--海城市八里镇小新村整修陵寝，重建纪念馆、展厅。历经３年的修缮，尚可喜纪念馆、展厅已正式落成并对外试开放。）入关，随后华夏民族遭遇了继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蒙古之乱后又一次外族入侵的大灾难--满清之乱。60年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300年祭》一文，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今年，有良知的炎黄子孙也不会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江阴，血洗江南、岭南等等清寇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历史上惨死于外族大规模入侵的中国人总计足有两亿人！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
2）清军入关后的暴行--屠城灭种，杀人盈野！炎黄子孙的末日来临！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可能是地主阶级的污蔑、诽谤），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 （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
“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
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
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
一[过滤词]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死难三十万人的南京大屠杀，只因为时间上离我们近些并留下了一些摄影图片和电影资料，我们还有人记得，可死难80万人的扬州大屠杀还有多少中国人记得？
嘉定三屠
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
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哪家的“主义”“理论”，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3）被杀戮的历史--凶残且卑劣的满洲人
《中国通史》（丁文主编）第五卷对清入关后的记载：以多尔滚为首的满洲贵族和一范文程为首的汉族降臣，首先采用了攻心战术。进关前夕，多尔滚对范文程、洪承畴等，言听计从。范文程告诉他，满清不是在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于是，满清便提出了“灭流寇而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同时，满清又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掠杀政策，不准杀无辜，不准抢财物，不准烧房子，宣布：“有抢汉人一物者，即行处斩”；迎降者“官仍其职，民复其业”；首倡内应者，城破后破格提升。
（4）今日的辩解——可笑还是可耻？
清军保护了关内的汉人免受外族入侵、屠杀,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真正实现了安定生活。（一个满族人的《满清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再看看另一个厚颜无耻民族的辩解：
战后，一些日本人说，日军侵略东亚各国不是侵略而是从西方殖民者的压迫下解放了东亚人民，是有功的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三
全面的民族压迫与奴役 彻头彻尾的殖民统治
较之以蒙元赤裸裸的民族分化政策，满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的方式显然是要高明的多。其技巧之圆滑、心地之奸险、手段之恶辣，足以给世界上任何殖民政府的殖民统治当教材！除肉体上的野蛮杀戮之外，更高明的是精神上的奴化、愚化、毒化。
（1）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凶残本性的体现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到满洲入关前后，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发展、完善”，专制主义的力度与强度均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满清王朝更是推陈出新，把这种制度和其原有的奴隶制改造组合，将其“艺术性、实用性”发挥的淋漓尽致，变成足以傲视世界的“国粹”。（转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专制主义在满清时代的全面泛滥，除历史沿革，即所谓“清承明制”之外，另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满洲社会的历史传统。满洲人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满洲入关之后，长期保留着相当一部分奴隶制残余，甚至雍正时代，满清皇帝还意尤未尽的美化那些奴隶制残余，说是其祖先时代固有的
“美俗”云云，终满清一代，满大臣对皇帝始终以“奴才”自称，这种奴隶制残余势力的普遍性可见一斑。二是由其殖民压迫的残暴本性决定的。满洲贵族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始终对汉族地主阶级与汉民族怀有深深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对于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科举制和经过其毒化的奴才学说--官方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戕害汉族士人的灵魂，达到其奴化统治的目的。对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和农民，则着力强化野蛮的保甲制度和腐朽的宗法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宗法制度的全面强化，把其殖民压迫下的奴化灌输渗透到殖民地的各个角落。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在满清一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2）文化杀戮与绞杀汉民族意识--疯狂的去中国化与最黑暗的文化奴隶时代
满洲贵族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为了使汉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逆来顺受的奴才民族，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和奴化政策。不遗余力的搜书、焚书、删除、篡改古书，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竭尽全力消灭自己杀人起家的罪证！这就成就了满清的另一项功德--文字狱。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这样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民族是不够的。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致使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转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满清皇帝为了维护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不仅大规模的杀人，而且“诛心”，凡是有一点点的思想火花，一点点的独立人格，一点点气节的人，全部扑杀！与满洲人相比，蒙古人自叹不如，日本人羡慕不已。
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南明王朝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外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著名的文字狱案还有“汪景祺之狱”“名教罪人钱名世”“曾静吕留良案”“屈大均诗文案”“王肇基献书案”“胡中藻之狱”“刘裕后《大江滂书》案”“王寂元案”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连病疯者也不放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个，制造文字狱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搞的疯狂，乾隆更是残酷到变态的程度：吹毛求疵、深文周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都成为株连、杀戮的罪证。动辄“立斩”“立绞”“弃市”“凌迟”“寸磔”“开棺戮尸”“灭族”，无所不用其极！
在主子的授意下，奴才更是捕风捉影，大肆株连无辜，乾隆也知道底下的奴才肆意滥杀，但却并不松手，独裁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满清统治者以此来造成专制淫威下的恐怖气氛，来震慑士人，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让被压迫者不要有一点点胆敢和压迫者捣乱的念头！文字狱的暴虐、焚书、篡改，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记载，满清王朝一共搞了160余件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正是当时的文人士子风声鹤唳般的真实写照。从思想探索的角度看，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最黑暗的奴隶时代！
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满清政府在编纂“明史”上花费心计是有他自己的图谋。首先，是大面积的羁縻文人，设法让他们同殖民者合作；其次，是篡改历史，把有关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隐瞒、歪曲、删除、篡改，努力证明，其祖先在历史上一直是自主的，从未臣属过明廷，建洲女真也从来没受到明朝政府管辖。这完全是在制造雍正所说的“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的理论根据。实际情形是：辽东地区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永乐七年，又设奴尔干都司，统辖370个卫，20个所，都司、同知等职任用“流官”
管理，下面的卫指挥使、千户等职则由“土官”世袭，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把明王朝的政令传达到内外兴安岭、鞑靼海峡两岸的广大地区，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及其祖先，一直担任建洲卫指挥使，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这部在屠刀的胁迫之下编纂的史书，非常可耻！里面凡是涉及到满清入关前后的历史，无不篡改的面目全非，对杀人匪徒竭力吹捧，阿谀！至于“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
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
吴晗（历史学家）：“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满清皇帝名义上是编纂图书，实际上是
“寓禁于征”，疯狂销毁、篡改古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典籍，企图以中国人对血泪史的集体失忆和奴化来维持其罪恶统冶，所造成的文化破坏是空前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就是这个民族集体人格的记忆主体，假如重大的历史事实受到严重的扭曲与压抑，就会产生可怕的民族整体历史失忆症，这种历史的失忆症当然会造成整个民族集体人格的变形，甚至会产生集体人格的变态和堕落。从百年文字狱之后，中国彻底地进入了满清的黑暗统治之中，满清成了中国文化的寄生虫，中国文化成了满清的替罪羊。这正是满清统治黑暗和恶毒之处。关于这一点，章太炎说的尤其透彻“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中国文化素来把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当成最优良的文化传统。（顾准先生甚至由此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满清一代，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残酷的专制压迫与阴毒的文化禁锢之下，中国文化上千年来积淀起来的人格、骨气丧失殆尽！鲁迅更是精辟指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但拨除一个民族的奴性，恢复一个民族的人格、尊严与自信，则是长年累月的艰难！而奴性的遗留与不断地恶性泛滥，比如后来的“文革”，正是真正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的最严重的精神桎梏！
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仅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
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由此达到其彻底奴化、永久奴役的企图！
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满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人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
（3）全面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清军入关，即疯狂圈占汉人土地，重演了其祖先金人入侵中原的那一幕。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
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
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而说道满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的原因，据马克思分析认为，满清闭关锁国的主要原因是防止汉人与外界交往以后，激起他们原有的反鞑靼人情绪。中国一旦开放，满清旧有的文字狱和愚民政策的一系列成果必将崩溃。而从文字狱和沿海内迁三十里这些满清绞杀汉族文化，闭关锁国政策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且，满清一些规定象汉人不得进东北和不得进入北京前三门内，这些都说明唯一一点，民族等级和隔离制度。而中国上世纪初兴起的“闯关东”，大批山东、河北等省人民纷纷迁移到东北，除了只看重表象的肤浅解释外，满清的覆灭是最大原因，一朝制度被摧，几代人来在国人心目中最神秘的最后禁区终于可以进入，使得人们如潮水般拥向东北去寻找新生活空间和机会，东三省不再是满洲统治者自家的后花园。不得不说，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肥沃黑土地、丰富的矿藏和资源的地方。尽管经过了二百多年文字狱和满汉一家的虚假宣传，即使是宗旨为反抗洋人侵略的义和团，最初的口号也是“反清灭洋”，而改为“扶清灭洋”只是一种为实际妥协的斗争策略而已，汉族对满清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转自《满清黑暗的血腥统治史》）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他们在骨子里根本就是把中国人当奴才！一方面充分拉拢、利用，扩大、稳固其统治基础；一方面又刻意防范、压制，把他们限制在“家奴”的范围内，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拉那氏最后连老底都说穿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先是多尔衮、多铎等屠夫，为强迫中国人剃头、扎猪尾巴而血洗江南、岭南，屠城灭种、杀人盈野，满洲贵酋难道不知道自己由此犯下的杀人罪行？为什么满洲殖民者在结扎猪尾巴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满洲皇帝是有深谋远虑的，皇太极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的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点，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游牧贵族是以杀人、掠夺为职业的，其荣耀与业绩都是建立在武力杀戮之上的，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殖民政权的长久，那么惟一的牺牲品就是被压迫的汉民族。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她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还是章太炎说的透彻“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满洲灭中国不仅毁其历史，而且更其风俗，至于语言，那倒不是殖民者不愿意变更，而是他没办法变更，满清时代所谓的“国语”是满语而非汉语！（现存满文档案二百余万件册、满文图书一千余种就是明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因为发式、衣冠的更改而引发的惊人血案。（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汉人的血泪与屈辱！）有顾亭林“断发”诗为证“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摘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洲殖民者的瓜皮帽子、沙锅盖顶子，半秃脑袋的猪尾巴就此在血泊中固定下来了，下面是“守成”的问题，精明的满清皇帝在这方面也干的不错，其中一方面是继续杀人，实际上，满洲殖民者入侵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殖民者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汉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不用说。此外，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统治者的邪恶，满洲殖民者在清一代，不经营农、工、商，全部由殖民政权供养起来专职杀人，各个都是职业刽子手！双手沾满着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鲜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满清，一个如此残暴、黑暗、专制达到中国历代王朝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皇帝的好坏本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在沉重的黑幕下，除了文字狱的酷烈被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为了以儆效犹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边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卑劣、恶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满清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己果然伟大圣明！
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虽然倡导后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民族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新中国，但在其毕生的斗争中，写在各个纲领目标最前的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辨证历史唯物观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爱中国的其他民族兄弟，共同来发展壮大中国并统一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来。但是，人们必须承认和认识到，满清殖民统治的实质和其实行的民族等级隔离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它是一个靠剥削、压迫、欺压广大以汉族为主体人民的罪恶侵略者统治阶层。只有清醒正确认识历史并反省历史，才能使今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强者屹立起来。
（4）康熙读书是为了什么--“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康熙苦读中国历史书，得出的结论就是皇帝要大权独揽，（康熙总结中国历史认为，历史上威胁皇权的那些东西，比如强藩、女祸、宦官、外戚，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大权旁落，）要愚民，要杀戮。（摘自“后辫子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下同）
满清时代，大肆尊崇程朱理学，可是只准“尊崇”不准学样子，对于个别想步后尘当“圣人”的，就杀一儆百（比如弘历处治道学先生尹嘉铨）。这是再警告文人，最高统治者就是精神权威，除过满清皇帝，谁也没有擅自“思想”的权利与自由！在满清时代的当官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满洲人一入关，就摆出尊孔崇儒的姿态，多尔衮一面上演祭孔的闹剧，一面遣军四处疯狂屠杀；康熙则干脆跑到孔庙去行礼，还动手编纂什么“性理大全”，目的何在？铸造奴化的桎梏、禁锢的工具而已！满洲贵族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把中国这头驴子制服，必须摆出崇儒尊孔的高姿态、大肆宣扬奴化哲学，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真是把奴隶哲学看透了，而且还活学活用！康熙说的就更露骨了“平汉人之策，当以汉制汉。”
让那些高唱“盛世皇爷倾天的功”“我好想再活500年”的人末世不亡啊！雍正的凶残就出名了，把吕留良恨之入骨，不但把吕家抄家灭族，连吕留良一把入土的老骨头也不免“锉骨扬灰”！
还是鲁迅深刻，把这些“糠痈钳”圣主们的嘴脸看的透彻极了“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君主，以胜利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与人情，有鄙夷，也有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鲁迅）把汉人的文化与人情弄的透彻，象钻在汉人肚里的蛔虫一般，把汉人治的服服帖贴！真正是高手！让后来的日本人又羡慕又叹服，也跟着学样子：动手杀人之前，先“研究”“中国人”、“中国文化”，研究“满洲征服支那史”。还有更可笑的，这种奸险的手段竟然被某学者美化成“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股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云云，（参看某学者之“一个王朝的背影”）然后，某学者又不遗余力的替这些“满大人”表功，结论自然是“他们在武力上征服了我们，而我们反而用文化征服了他们”一类的变态自淫。
鲁迅先生精辟指出：“……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义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四
“亡朝代”与“亡国家”
明儒顾炎武就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
满清的入侵，就是“亡国家”（“亡天下”），就是中国继蒙元之后的又一次灭亡。其后近三百年，有的只是满清，并无中国，因为中国已亡。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才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军凡解放一城，则谓之“光复”。
甲申三百周年之际，正值日寇侵华，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又一次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郭沫若先生在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把“亡朝代”与“亡国家”，“明室亡”与“中国亡”写得更清楚：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被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他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五
“篱笆墙”与满洲人的归宿
除去血腥杀戮和残酷奴役、压榨，侵略者时刻不忘把满洲当作自己的本土、老窝，以备侵略果实守不住时的最后退路。
实际上，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包括内外兴安岭、鞑靼海峡两岸的广大东北地区均为明帝国的版图，奴尔哈赤在起兵叛明之前、及其祖先，一直担任建洲卫指挥使，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评书“薛礼征东”和“曹操征乌桓”胜利后途经北戴河所写的著名诗篇《观沧海》。由于满清对明史的焚、删、毁，明太祖和明成祖征东北的历史鲜有人知。
满清一入关即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禁关令。视满洲为满洲人的满洲，而不是中国人的满洲，因为中国只不过是抢夺来的殖民地，这在前文所说的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背后隐藏着为自己保留退路的真实目的。
顺治临死前，曾告戒过满洲贵族，“实在守不住了，从哪里来，就退回到哪里去”，雍正反复地说“朕夷狄之君”“非中国人”云云。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年间开始，殖民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辞海》）满洲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相比却猛增了七、八倍，而此时全国人口已达四亿多。
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令满洲圣主们始料未及的是，辛亥革命后东北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几千万关内汉人于几百年后重返这片两千年来浸透着无数卫国平乱先辈鲜血的黑土地，使东北彻底恢复了中国化，“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覆灭的满清殖民政府无力保住祖上留下的退路，否则的话，满洲人依旧是满清国或满洲国的满洲人，而不是中国的满族人。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当初满洲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料到的，但绝不是在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满汉融合的结果，而是辛亥革命后老窝被端（实为物归原主）、退路被抄，同时又面对几万万曾经被压迫被奴役者刻骨仇恨的目光这个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形成的结局。然而，满清遗贵们并没有死心，这就出现了后来的“满蒙独立”运动和“伪满洲国”。满洲统治者为自己留的最后退路也确实是大片的肥沃黑土地，蕴藏丰富矿藏和资源的地方，成为了新中国百业复兴的最重要基地。
阻挡汉人和牛羊猪狗的满洲篱笆墙，现在只留下了“柳条湖”“柳条沟”等地名了。
可见，满清以满洲人的身份入侵、统治中国。当其殖民统治覆灭后，满洲人成为后来中国的满族人，这只不过是其老窝两次被端、退路被抄、回天乏术、无可奈何情况下的结局。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六
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简朴吗？
曾经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史纲》，柏杨这家伙的故意断章取义、可以隐瞒的就隐瞒，胡说满清的皇帝很简朴，是明朝的皇帝奢华不能比的，然而事实又是如何？！
柏杨对比所谓满清皇宫的太监、宫女的数量和花消，抨击明朝皇帝奢华，显示满清皇帝简朴。但他却是采取不同时期、特定情况故意混淆。明朝的数据是明朝鼎盛时期，而满清却是顺治刚进北京时的情况。
如果真要比较，就拿明太祖刚进南京时比较比较。南京城宏伟是在城防建设，而皇宫终起朱元璋一生，都十分简陋。比如朱元璋办公的地方不远就是众皇子学习、游玩地方。皇子们由于简陋的地方，读书时被太阳晒，玩耍是只能在露天泥地上。朱元璋总是趁空闲时，把皇子们叫来训词到“要艰苦努力”。而顺治时期柏杨也故意隐瞒事实。李自成逃离北京时，紫禁城烧得只剩下“武英殿”，多尔衮举行典礼也只好在那里。顺治在多尔衮时期只是傀儡，而且顺治和太后被分宫隔离，实际就是软禁，这样的情况想奢华也奢华不起来。当时居西洋传教士记载，北京城最雄伟、奢华的是摄政王府，而皇宫根本没怎么建设。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立即将摄政王府彻底铲平，开始其醉生梦死的生活。
满清皇帝重用太监的确不多，但顺治却是最重用太监的皇帝。他建立了“十三衙门”，太监最盛时期多达4000多人，太监中的领袖就是吴良辅--顺治死后，十三衙门才被撤消，吴良辅被太后处死。十三衙门的地位如何，其实比明朝的司礼监还要庞大，因为明朝的太监毕竟还要通过内阁才能行使权力，而十三衙门却可以直接将皇帝的“朱批”下达官员。
再谈明清皇帝的宫殿。明朝皇帝迁都北京后，只有紫禁城一座皇宫。而满清皇帝常年居住的就有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后两者的规模、奢华远在紫禁城之上。而且满清皇帝大半时间是住在圆明园，雍正、咸丰基本都在圆明园。如果将这三处皇宫的太监、宫女、花消加上，明朝的皇帝实在太小儿科了！！！
柏杨不顾事实，编造、篡改历史，提满清皇帝掩盖对中国百姓敲骨吸髓的剥削，彻底暴露其满族的丑陋的面目，“丑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最真实的写照。
再看明清两朝皇帝的后妃。明朝的皇帝的后妃，都取之民间下层，除了嘉靖皇帝曾经一次性纳了“九嫔”，其他皇帝的后妃也极少，最多册封过十几位。而寥寥两三妃占了一半，甚至中国历史上真真正正的一夫一妻恩爱皇帝皇后也出现在明朝。而满清，整个满族的姑娘，都要皇帝先选过，才能出嫁，如果皇帝需要的，再把汉族女人抬旗后再娶入，到底是谁好色？
说到皇帝好色，明朝好象也只有正德皇帝，但后妃也不多，风流也不过一个凤娘，其余的不过是这位太前卫的皇帝下令“寡妇改嫁”引出谣言。所谓“豹房”，只不过是正德皇帝喜欢西域艺人调教猛兽的地方。
而满清的皇帝呢，多尔衮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顺治皇帝沉迷后宫，连自己儿子的奶娘也不放过，生下“奇授”，更不用说逼死弟弟，夺其妻子的乱伦行为，使索尼不得不改皇太极“不得取弟妇…”禁止乱伦的法令--其实皇太极自己取了姑侄，先行违反了；康熙不用说，后妃是满清皇帝最多的一位，而且连洗衣的“贱籍”也不放过，生下八贤王；乾隆只能用淫乱形容；咸丰天地一家春，淫乱而早亡；同治嫖妓梅毒而死 ；就是被打扮的十分简朴、寡欲的雍正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奢华、好色的伪君子。雍正在即位前只有一妻一妾，但所生的五子三女，却都是其他不同女子所生，完全过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至极的生活。雍正后来暴死，极大可能就是服“红丸”，红丸是什么东西不用我说了，要是雍正真实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要红丸干吗？！满清最华丽的圆明园，就是雍正皇帝动工兴建的，而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八大寺，也是雍正动工的，满清西陵园也是雍正建设了。
不但如此，满清皇帝指责明朝皇帝的内库，而雍正的内库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位十三爷死的时候，雍正皇帝就是拿了雍和宫一处的内库办的丧事，花了一百多万两白银。雍和宫当时还在皇城之外，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内库而已。明朝皇帝的内库，是被人指责很多的，但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只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基本上是500两以上的镇库锭，国库则只有200多万两。看起来是比较多，明朝的一年收入不过5000万两，那么内库如果动用的话，只能维持两个月，加上战争花消大，恐怕维持不了一个月，崇祯皇帝根本不是一个守财奴！！！500两镇库锭，可见都是历代皇帝积累的，而不是临时搜刮的。而顺治初年，南方还在作战，四川还未平定，小半个贫穷的中国，满清一年的收入就达4000万两白银！！！什么“永不加赋”根本就是谎言而已！！！
那么皇帝的陵墓呢？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的陵墓由于特殊原因庞大以外，让我们看看其他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皇帝中最奢华的一位，因为他大量搜刮矿税而被指责。但是他的著名的定陵被挖掘后，随葬的物品虽然也很有价值，但作为皇帝，尤其是明朝最奢华皇帝，其实还是太少。陵墓的建造，居史料载，花费450万两白银--在位45年，每年花10万两，对于5000万年收入，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满清光绪皇帝的一场婚礼，就花去800万两--同治皇帝婚礼更远在光绪之上，除去白银贬值，两者相当。慈喜太后的陵墓呢，我只举两个数据：入口的一块匾，花费了5000两黄金，折合白银约15万两；棺内的珠宝，大量缅甸宝石、珍珠，估价就在7000万两白银！
在满清皇帝奢华列举下，我再另举一项花消，而且是满族统治者特定的花消，八旗子弟的花消，每月6两白银的旗费。就算旗人100万成年男子（满清末年恐怕三四倍），每人一年72两，就要7200万两。国库的收入满清最多8000--9000万两，但实际上皇庄、内库、官营收入等不入帐的收入更大！
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剥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吸尽中国百姓的血汗！！！
谁叫《明史》是满清修的呢？又是谁叫民国没来得及修《清史》呢？最后又是谁把满清的遗老遗少请出来写了《清史》稿呢？最后，新中国怎么就定都于满清旧都，让满清遗老遗少获得了特别的影响力了呢？！要是不贬明扬清，那才叫怪呢！！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满清系列之七
“康雍乾盛世”是个什么东西？
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他们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经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使中国多么落后贫穷，引用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一句话：“贫穷得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被人捡去吃” “叫花子一样的军队”。
什么是盛世？
在马戛尔尼们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处于强盛期，是看法律是否背离人性，是看国民精神是否受到压抑，是看物质生活质量如何，所以他认为乾隆时代是末世。但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稳，越坐越长久，没有第二者来抢夺就是盛世了，至于如何摧残人性，人们的精神如何畸形，创造力如何受到伤害，则都不必想了。直到现在，他们还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认为是历史上伟大辉煌的一页，是民族的骄傲，是我华夏之所以能万古长存以至不灭的明证。那些满族们喋喋不休地嚷嚷：中国在满族人的领导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康乾盛世”长达一百五十多年，不论从规模还是时间上，都远远超过了汉民族历史上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
但“康雍乾”盛世对于中国社会上层来说依然是真实的。虽然官宦文人他们在笔记里记下汉人妇女被康熙的八旗军队装在麻袋里在集市上卖，嘉庆年从关外调八旗镇压白莲教起义还在各“未乱州县”掠夺儿童回关外贩卖为奴等等，但在笔记下一页里他们会衷心称赞我满清圣主的仁德，他们应该从来不敢正视我满清是异族压迫政权的概念。
认为他们矛盾就错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满清统治制止了各种逸出专制制度使中国近世化获得人文启蒙的努力，末路痛苦挣扎的传统秩序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他们也获得自身继续存在的辩护。
虽然满清主子要他们留着金钱鼠尾奴颜婢膝，大搞文字狱，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但都在“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所以曾国藩才成了他们的英雄。愚昧带着巨大的身体力量与阻挡历史前行的力量结合，将“寻找出路”的必然性活生生就拖延了近三个世纪。满洲人入关树立清帝国，对中国历史而言，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这也必须澄清。中国的封建制度进入15世纪前后，已经开始步入暮年阶段，其野蛮性、腐朽性、落后性与反动性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积淀起来的各种沉垢日重一日，艰难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到腐败政治的摧残、传统观念的压迫与封建经济的排挤，成长极为缓慢。这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工具，罗盘针打开了世界航海的大门……”采用新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其日益充实的经济势力不断排挤、侵占封建贵族的领地；欧洲各地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腐朽的封建势力、夺取政权；欧洲的殖民者和商人奔走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建立贸易、寻求市场，并且开始扣击中国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
明王朝的统治固然腐朽，但这种腐朽当中也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腐朽也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然与需要。但这种变革过程却阴差阳错的被满洲人入关所打断。满洲在入关以前，长期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到16世纪前后，才过度到军事奴隶制社会，八旗制度是典型的军事奴隶制度，有点象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中国社会古老的封建制度相对于新兴的满洲民族来说，还是比较新鲜、进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地主阶级和汉民族的猜疑心理与防范意识，着力强化已经非常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极端强化各种形式的精神愚民。这样，原有的腐朽的专制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松动，反而得到病态、畸形的巩固，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后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在！
至于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腐朽已极的古老封建帝国寿终正寝之前最后一次微弱的回光复照，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绝对不是什么“盛世”，而是“未世”，是严重的历史倒退。一方面，从明中叶开始的缓慢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封建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之后一直保守、缓慢的持续着；同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被强化到极限。在貌似平静的封建社会内部，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不断堆积，最终导致乾隆末期的中国社会大溃败！但这段历史由于近年来各类“辫子戏”的误导，再加上余秋雨、二月河之流的文人不负责任的肆意鼓噪，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颠倒黑白、涂抹历史的不良企图，已经被弄的面目全非，在民众中造成严重的误解与误导。
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御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加上各级地方官吏和无耻小人的共同作恶，全国到底关、杀、流了多少精英知识分子，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日子并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会好到哪里去。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他看到同行脑袋掉的太多，而吓出来的惊恐后遗症，做这样一个“盛世”文人，其可怜巴巴的生存现状，真想不出把中国人都变成“奴才该死”的“世”，何“盛”之有？所以，对时下流行的昧心之论“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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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廷，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
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
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作者：李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