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ran, Anne, 1902-1999. 柯安思 Tunghai

《東海英語教學奠基者 柯安思教授專輯》1997 目次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m/Cochran,A/about/zz/contents.htm

目 次

目次

編輯的話

懷念--為柯安思老師95壽辰 第一屆外文系李英哲

傳記卷

東海大學退休美籍外文系主任柯安思教授(Prof. Anne Cochran)的生平和教澤 第九屆外文系林璇

關於柯安思教授 第三屆外文系梁華

柯安思女士 東海風編輯群

榮退卷

同仁贈詩篇

送柯安思女士退休歸國 中文系教授蕭繼宗

餞美籍柯安思教授退休回國絕詩二章 中文系教授孫克寬

報導篇

美籍女教授柯安思退休閻部長贈銀盾 中央日報社

春風裡遍施化雨芳菲處滿園桃李柯安思 要說聲別矣 聯合報社

同仁回憶卷

生活篇

遊子的守護神--社會系練馬可(Mark Thelin) 教授的感受

回憶篇

英語教學制度的建立者--外文系謝培德 (Ivor Shephers)教授的眼中.

具有影響力的人--音樂系羅芳華(Juanelva Rose) 教授的接觸

Remembering Anne Cochran 前外文系教師姜斐德女士(Mr. Freda Johnson Murck)

教學卷

當中國學生碰到柯安思

大度山上--鴨子聽雷 第一屆政治系李福登

東海海海--沙啞的一聲 第一屆歷史系王華玲

當柯安思遇見中國學生

百不逢一的良師--飛躍的指導人 第一屆政治系謝善元

照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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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fa.thu.edu.tw/eip/front/bin/ptdetail.phtml?Rcg=100041&Part=2003-05-24

懷念為柯安思老師95壽辰

第一屆外文系李英哲撰

懷念是從那風塵僕僕的山坡捧回的滿懷紅土，

那山坡已被多風的數十寒暑刮去了層層的紅顏。

懷念是那陌生而熟悉的紅土上留下的異國足印，

那些足印仍然深深地眷戀著多風多雨的山坡。

層層的異國足印無意地留給了三十功名的塵土，

八千雲月的空谷卻有心地激蕩著足音的回響。

如今回響的足音仍在空谷中陪伴著綠色的歡笑，

而那歡笑的草坪還是埋藏了三千長長的白髮。

懷念是那排排想思林下撿不到的圓圓的紅豆，

人面桃花的草坪上已找不著長長的三千白髮。

懷念是九五中文視窗中鑲不完的方方的祝福，

祝福那長長的三千白髮會與二十一世紀同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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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柯安思教授〉

第三屆外文系梁華撰

私立東海大學外文系美籍教授兼主任柯安思女士，志行高潔，學術淵湛，早歲來華，致身教育，初啟筵於大陸，繼振鐸於臺灣，名漸重於上庠，學益閎於西籍，肆陳精義，諸生賴厥甄陶，勤撰名篇，多士資為津逮，頻年對於指導訓練英語教學，勷持亦久，績效彌彰，綜其在華執教垂四十年，作育之功既深，造就之才甚眾，茲當年老退休返國，用為題辭以資鼓勵(教育部獎辭)。

在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臺北《中央日報》上，讀到教育部閻振興部長，頒贈給柯安思老師獎狀的話，知道她不久就要退休，離開母校回國了。她東歸，也許離我更近，多有見面的機緣，然而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感到悵惘惋惜，如有所失似的。畢業七年，我已經又進過三個學校，臺北師大英語研究所、麻省史密斯學院、安阿拜密西根大學，新教師也領教過不少。柯教授給我留下的活生生印象，卻是全然不變的。在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曾在《史密斯校友季刊》上用英文為她寫過一篇傳記性的懷念文。幾次想補充轉寫成中文，作為謝師的紀念，轉眼五年，總沒有完整時間下筆。現在好了，正面的大文章，已經由林璇同學執筆，而且寫的詳細切實而生動。我的任務是承編者命，湊三千字的花邊小品，自然感到輕鬆多了。

柯老師教了我四年，我的「英國文學」和「語言學」基礎，可以說由她給打定的。來美六年，讀史密斯學院兩年，是她的母校，密西根大學四年，是她作過研究，任過職務的地方。所以不但認識了她的許多同學、朋友、學生，也瞻仰過當年她所最景仰已退休許久教莎士比亞的老師。遺憾的是我在史密斯讀完碩士以後，牽於個人環境，沒有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好意給的研究獎學金，不然我就和她走上完全相同的學習研究歷程了。趣味呢？和她一樣，兼治文學和語言學。可能先生似乎比較在文學方面，趣味濃用力多些，我呢，逐漸傾注全力於語言學方面。語言學越來越純科學化，研究的方法，和文學研究逐漸分途。一個人要兼顧幾方面，在將來也許更困難些。中國的古代，小學家常常兼做文學家，現代的學術分科，越來越細，文學研究者兼作文字聲韻文法學者，是要超人的精力了。

柯先生常說：「人生的愉快是『給什麼』，不是『要什麼』。」基於這種觀點，她把教書看作一種施愛，看作走向天國之路的高貴服務，所以永遠感到有責任有興趣有力量，不知疲勞，不知老之將至。以她的才華，可以努力於狹而深的學術研究，獵取更高的學位，和永久的聲名，是可能的；然而她也許覺得這是「要」，而不是「給」，這樣作，「為自己」的成分，多過了「為社會」「為人群」的成分，所以她寧願作個平凡的教育者，不選擇作超越的學人。以她的各種先天後天條件，和社會化的活潑溫文性格，很容易在本國有幸福的家庭，單是史密斯學院畢業，在美國就有作上流夫人的資格了。這些她也拋開了，卻情願從事於異國的教育拓荒工作。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有一個偉大的宗教服務人生觀作背景的。學她的教書技巧方法，乃至教材講義，是容易的；學她的教育精神，為教育而犧牲一切的修養，就不容易了。

她在北京先後二十五年，中間因為休假進修，中日戰爭，離開過幾次。北平是我國的故都，又消磨了她的錦繡年華，見了些上國衣冠，龍樓鳳閣，經過些驚天動地的變化，形形色色的人海波瀾，她津津有味地回憶：民國十五年在東四牌樓頭條胡同正規學中國話，談西郊燕京大學的宮殿式洋房，談未名湖、昆明湖、西山臥佛寺、白塔、三海的風光。說到燕京人，首任校長吳雷川老翰林(名震春，錢塘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作過教育次長)給她的印象最深，吳的女兒和她住過同屋。故教務長劉廷芳(浙江永嘉人，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普天頌讚》一書中許多詩歌的翻譯者)，文學院前後院長周煥文(學章)、梅貽寶兩博士，史學系主任齊思和(河北寧津人，哈佛大學文學博士)，最後的校長陸志韋等，是當年她較熟悉的中國朋友。我是在北平長到十歲的孩子，她最初發現了我，就像舊曾相識的北平大一學生，感到特別親切。可惜童年如水，記憶糢糊，我對北平只留下雪人、陀螺、冰糖葫蘆、糖炒栗子的印象，和老人家談起來，總是格格不入，有接不上頭兒之感。

東海的大一大二英文，有一定目標，有適當的精編教材，進度快，效率高，考核方法周密，實在是很成功的外國語訓練。這種成就是和其他學校比較，才能體會到的。這種訓練不僅有益於外文系的學生，所有其他科系的學生，凡是要上進，讀外國書的學生，不論留學不留學，都是有益條件。我希望母校繼續發揮這種傳統，也希望其他學校的英語教學，乃至法、德、日本、西班牙外國語教學，乃至大一大二國文教學的方法教材，也可以有所參考改進。

柯先生深深知道學術上比較研究的重要，和專攻外文的人在溝通中西文化上的責任，所以她常常鼓勵外文系的優秀學生，多選中文系的主修科，也歡迎中文系的學生，選外文系的主修科目。不過東海的排課技術上，受了種種限制，常常躲不開兩系主修科目上課時間的衝突，加之以本系作業多，預習復習時間的不足，一個學生想中西兼修並進，延長畢業年限，是不容易達到目的的。

我初到東海，已經是建校的第三年，校區內樹木很小，路面沒鋪柏油，雜草自由生長。到了冬天，番薯田甘庶田都變成漫漫流動的黃沙。狂風一吹，住房裏桌子上椅子上地板上床上，經常有厚厚的一層土，掃不完，擦不淨，呼吸到鼻孔裏都發黃。從臺北搬到大度山，真有「撲面塵沙入回紇」的感想。柯先生比我早兩年來，她的住房又在乾河岸邊，正迎著北風；她又來自碧草如茵，路淨如洗，吸塵器溫度調節器家家使用的國度，真是難為她了。~FK;她前幾年和前會計長畢律斯小姐(作過南京金陵大學的會計長，退休回美，不曾結婚)同住一棟房，一天晚上有兩條四五尺長的蛇出現在房子左近，被打死。大家都替她們擔心，她卻說蛇是來給畢小姐拜壽的，因為畢小姐快過生日了，打死它是誤會了。可見她的幽默風趣。住在這種荒涼地方，沒有不安，真是「篳路襤褸，以啟山林」的拓荒信念了。

使柯教授安適愉快，在大度山上過了十三個年頭，她的管家廚師，也可以說她的忘年朋友，福建林森縣人張和金夫婦有大功勞。張氏夫婦小她二十多歲，從四十五年二月起，照顧她的飲食起居，為她栽花種樹，養貓防蛇，而且款待往來無定，口味不同，中外男女老幼，形形色色的來客，使人人滿意以去。張氏夫婦並不大會說英語，柯先生跟他們談日常生活，就要全用她的懷遠腔北平話了。她也看著張家的兩個女兒從幼稚園進小學進初中，如今進到高中二年級了。和她同住過的還有美人羅芳華女士。在動物裏，柯先生喜歡貓，一種純白，藍眼睛，額上有兩黑點的波斯混血貓，由於她的保育推廣，把子孫傳遍了東海的許多家庭。

某一年，在一個夜闌茶罷的場合，我父親曾經問她：~FK;「是否從早年就抱獨身主義？」她說：「不是，才到燕京的時候，喜歡過一個年輕的美國孩子，沒有成功，以後再也沒有遇到過比他好的，或者和他一樣的人。自己也忙東忙西，蹉跎、蹉跎，把作愛的事忘了。」她說的很輕鬆而平淡，顯然地，她把一切上帝的兒女，看作親屬，把所有的學生看作兒女，自然就沒有孤獨寂寞之感了。從她常聯想到我們北一女的老校長江學珠女士，她們都是把整個生命獻給教育了，所以能有卓越的成就。世界上有很多天才迸溢的文學家，常常犧牲了美滿的家庭。不少偉大的教育家、學術家，又有的根本不要家庭。這使我們這些什麼也追求，什麼也不想放棄的平凡人，更感到徬徨而吃力！

柯教授在四十年裏，以全力把西洋文學、人文科學帶到東方來。現在她的一部分學生，卻想用她教給的工具，把中國的文學哲學，語言文字知識，轉輸到西方去。薪盡火傳，投桃報李，柯老師回到她的國內，隨時到處可以聽到她的學生，再傳三傳學生的好消息，燕大的，東海的，以至臺大師大的……。她在婆娑風月，嘯傲煙霞裏，笑口常開，看見自己所栽培的伊甸園的甜香豐碩果實纍纍，應該是最好的頤養高年的資料了。(民國五十七年八月於安城密西根大學)

--摘錄自梁容若主編，王天昌編輯的《書和人》第92期頁6--8，民國57年9月7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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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記 卷

〈東海大學退休美籍外文系主任柯安思教授

(Prof. Anne Cochran)的生平和教澤〉

第九屆外文系林璇撰

記得在大四那年，教我們「中世紀文學」的一位年輕的英國老師，曾經當著柯教授的面，說她簡直把學生當做幼稚園的小孩看待，對她溺愛學生的態度十分不滿。想想柯教授對我們關懷備至的態度，真有點像中國老祖母慣孫子的味道兒。

柯教授在北平燕京大學教了二十多年書；從東海大學創辦，十三年來一直主持外文系的教學行政工作。她所瞭解的中國，哪裏是我們這些生長在臺灣的毛頭小子能比的呢？我喜歡看她與中國長者談話時鞠躬如也的樣子，也喜歡看她冬天穿起銀灰色絲棉袍的自在舒適，碰到她非說中國話不可的時候，把她那套道地的安徽懷遠土腔拿出來，更證明她是「中國通」。

當她被問起為甚麼立志到中國教書，她會毫不考慮地回答：「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中國是我的家，當然學成之後，就應該回到自己的家鄉來囉！」說起她的家庭，與中國確有密切關係。遠在清朝光緒二十五年(西元1899年)，戊戌政變的後一年，她的父親柯德義牧師和伯父柯德仁醫師就遠渡重洋到中國來服務。當時柯家落足在安徽懷遠縣，地在津浦鐵路蚌埠站的西北，當渦河南岸。這個荒僻小縣是《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上查不出來的。柯教授的弟弟妹妹們誕生在那裏。她卻是在民國前九年(1902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在避暑勝地廬山。那時候的中國，女子還沒有上學堂的風氣，所以柯教授和家裏幾個親戚的女孩子就在她一位姨媽指導之下，學習一般課業，又請了中國私塾老先生到家裏來教授她們中國古典文章。在中國老先生的指導下，她們學會了讀寫中文。此外，也得到一位曾經為魯斯(Luce)家擔任過家庭教師的德國女老師教她們德文。

柯教授的父親是一所中國男子中學的校長，在家庭薰陶教誨下，自然獲得了多方面豐富知識的灌輸。記得在我三年級，她教沙士比亞的「第十二夜」喜劇時，曾興奮地回憶起她小時候如何在她父親的安排指導下，與弟妹們分飾劇中腳色，在家裏像煞有介事地演出這齣戲。可見從那時起，她已經對莎劇有了初步的認識，發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日後攻讀莎士比亞及教莎士比亞的基礎。

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這種無憂無慮的情形下在中國度過的。到她十六歲那年(1918)，由於父親病重，舉家返美治療(其母早在柯教授十二歲時去世)，也藉著這個機會，她與弟妹才能受到本國教育。她回憶當時剛回美國讀中學(相當於中國的高中三年級)，非常膽怯，因為她已習慣了中國的一切，雖然美國才是她的祖國，她卻將那兒當作一個陌生的地方。起初不能適應，但由於孩子溫順的天性以及她在中國打定的學業基礎，不多久，她就覺得美國的功課很簡單，每樣功課一考都是九十五分以上；對一個學生來說，考高分往往能奠定他念書的信心，因此她的膽怯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高中畢業後，她先念了一所女子大學先修班，以後就進入美國有數的著名的麻省史密斯女子學院攻讀「中世紀文學」；她的畢業論文以「英國十六世紀大文豪喬叟」為題。她在大學時代，因為父親臥病，終於一九二一年不治去世，家庭經濟不充裕，她都是在拿獎學金與半工半讀的方式下完成學業的。

大學畢業後，原想馬上回中國，可是當時中國國內局勢不穩，她姨母姨父都不贊成，只得暫留美國，進入一所黑人名教育家布克提‧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所主辦的罕普頓黑人學校擔任中學英文教師。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教書。開學第一堂課，就有一個黑人教育家在教室後面參觀，當然更使她增加了幾許緊張和興奮。我在大一上柯教授英文時，讀過一篇布克提‧華盛頓的小傳，敘述他如何在困難的環境中奮發向學，如何為黑人教育事業奮鬥，如何改進他居住地附近居民生活水準，更如何創辦第一所黑人學校；柯教授就告訴我們，她就曾教過那所學校，並告訴我們在布克提‧華盛頓喪禮中，學生們為他唱靈歌時的悲穆氣氛，並低低地哼起那支曲子，霎時間，彷彿我們也看到了一群黑人學生聚集在他們校長的靈柩旁邊，面帶著悲悽的表情，合唱著安魂曲，哀悼他們種族的偉大拓荒者，其場面定是十分感人的。在黑人學校僅有一年的愉快經驗裏，讓她嘗到了執教鞭的樂趣，進而使她立定志向，願意終身奉獻於教育工作。

次年(1925)，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教育，得到碩士學位。等到她修完碩士課程之後，她再也顧不了中國的局勢如何，而毅然決然地回到她的故鄉--中國來。這次她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好中文基礎，所以進了北平一所華語學校。到了民國十六年三月共產黨在國內大肆破壞，造成政壇與民間的紊亂局面，迫使她暫時離開大陸，往日本避難。當她在日本時，得悉北平燕京大學需要一位英文教師，而且特准她以三分之一的時間教書，三分之二的時間由她學中文。當時她確實下過一番苦功，每天花四小時的時間學中文，把中文學得透透徹徹；唯一讓她遺憾的是，她的懷遠腔還是和北平話略有距離。她中文程度已經不錯了，可是當時燕京的教法又有了改變，凡是教英文的老師上課時都要完全用英語，不准用翻譯法，說中國話。這樣，她學的中國話就無用武之地了。一直到現在，她主持東海大學外文系還始終堅持著燕京的這個原則，系裏外國老師不論中國話說得多棒，也只能用英語與學生交談；因為她認為只有這個辦法，學生的英文才會迅速進步，而且她認為外籍老師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是教英文，而不是跟學生學中文，學華語。

她在燕京最大的收穫是能與中外名學人相識，並有機會共同研討；譬如她從英美籍英語專家魏斯特博士(Dr. Michael West)，派摩博士(Dr. Harold E. Palmer)，弗塞特博士(Dr. Lawrence Faucett)處，分別領教到英語教學中閱讀訓練，文法及發音的教學訣竅，並從一位中國黃教授得到廣東人學英語所遇困難的分析與針砭。她覺得能有機會和那麼多位中外名學者交遊，是她的幸運。由這兒開始，她對如何教中國人英語，有極大的興趣，並著手研討教學法。

她在燕京的頭幾年專教大二英文及四年級作文，由於當時鬧學潮之風極盛，學生愛跟新老師搗亂，她頭一年就遭到罷考和許多恐嚇騷擾，使她十分苦惱。幸好以後學生慢慢理解了她，使她能夠安心教下去。從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國民政府一天比一天鞏固，但是各地學校仍陸續受到日本軍閥和中共的騷擾，唯有燕京校務在司徒雷登校長及各學院院長的有效領導下得以照常進行。到了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美宣戰，日本佔領了燕京，把校長和其他七位主管人員俘虜下獄；她和所有的外籍老師一起被軟禁在校園裏一小塊地方，到民國三十二年美日交換俘虜回美國為止，飽嘗了七個月的集中營生活。

從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二次大戰期間，她在美國本土致力於美國國務院委託密西根大學主辦的電臺英語教學計劃與推廣工作。由這三年空中教學的經驗，使她成為電化教育的專家。就拿目前東海大學外文系成立兩年的語言中心來說，在她策劃下已頗具規模。她一向主持大一英文的教務，雖然到了六十五高齡，仍孜孜矻趷地為學生錄音，每一捲大一英文的錄音帶都經過她仔細地計劃在先，謹慎地錄音在後，教材儘量與課堂上文法進度配合，並舉出許多例子，要學生反覆練習，直到不用想即能正確地自動地說出答案為止。

二次大戰結束後，民國三十五年(1946)，柯教授再度回到燕京，出任外文系主任。在此後的五年中，到民國四十年，她在燕京的工作是相當繁重的，除了策劃督促大一與大二英文的教材以外，並親授《莎士比亞》、「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到燕京大學被中共佔領，她就毅然離開了中國大陸，往美國從事英語教學的進一步研究。在這個期間，她曾有五個月到英國，指導馬來亞籍、中國籍、及印度籍的英文教師如何教外國學生英文，同時~FK;在倫敦大學與當代著名的英國語言學家邁可魏斯特及丹尼爾鍾斯(Daniel Jones)等就英語教學上交換意見，並做更深的探討。直到民國四十二年(1953)，才又回到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臺灣來，再度獻身於中國學生的英文教育工作。

柯教授在燕京任教的二十五年中，除了教學之外，並曾數度利用休假回美國進修，不斷地充實自己，充實教材，改進教書。她曾於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間，在哈佛大學研習「英國文學」碩士學科，除了「盎格魯撒克遜文學」外，並受益於羅林斯教授(Prof. Rollins) 的「伊莉莎白時期文學」，魯賓斯教授(Prof. Robins)的喬叟，及斯盤塞教授(Prof. Spencer)的「莎士比亞」課程。一九三八年到三九年，到維琴尼亞大學研習有關語言學及文學的特別課程，受益於名語言學家希爾士博士(Dr. A. A. Hills)。又於一九四三到四五年，到密西根大學專攻語言學，與當代名語言學家福瑞斯(Charles Fries)、拉度(Robert Lado)、克勤夫人(Mrs. Aileen Kitchen)、雅倫夫人(Mrs. Virginia French Allen)及派克(Kenneth Pike)多人相會，共同研究語言學，並著重教外國學生英文的教學法。這時她正式加入了美國的語言學會為會員。

柯教授初來臺灣時，是在國立臺灣大學授課，並主持大一英文的行政工作。課外，她也曾為我國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出過力，主講英語發音，很受學生們的歡迎；至今她的辦公桌旁的牆上，還掛著一幅軍官外語學校英文班第五期全體學生贈送的軟緞鏡框，中有「作育英才」四個大字，旁邊寫滿了學生的簽名。此外，她還利用課餘為英文教員開講習班。可見她的獻身教學是竭盡全力，有機會幫助人家，她從不放過。今年她已是六十六歲高齡了，還在百忙中每星期抽出一個晚上，到臺中為基督教青年會的青年學生教英文，熱心服務是她做人做事的一貫精神。

東海大學的外文系是她一手創辦的。民國四十四年，東海大學在臺北市中山北路設籌備處，她就參加了籌劃工作，一直到民國五十六年，她都擔任著外文系主任的職位。由於東海實行通才教育，所有學生必須修習兩年英文，所以外文系與全校每一個學生都發生密切的關係。根據她的理想，要大一、大二學生個個都會真正運用英文，不但會閱讀，能瞭解，而且還要聽得快，說得好；但是兩年時間並不長，不容易多方面兼顧，在魚與熊掌的抉擇之下，只有側重閱讀方面了。對大一英文，她有幾個重點原則：一、採小班制，每班平均不到二十人。二、教員應來自說英語的國家。三、按程度分班，每一個新生入學，必須接受英文能力測驗，然後根據成績分班，以利教學。四、大一各班教材統一，並注重精讀。對大二英文，除了維持小班制以外，她還主張：一、分班時除了參考大一成績外，還得考慮其系別。二、在閱讀方面注重多方面博覽。對主修外文的學生，她也有兩個期望：一、讓他們瞭解西方文學的來龍去脈。二、將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加以比較。外文系學生一年級的課程與他系無異，但是到二年級時必修「西洋文學概述」，對西洋文學有一個通盤的基本認識；到了三、四年級，文學課就多了，如「古代文學」主講希臘神話與聖經，「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文學」講早期英國文學，「莎士比亞」以莎翁戲劇全集為主，「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二十世紀文學」等；此外還有「高級口習」練習演講、演戲，「高級作文」，「語言學」，「翻譯」，「戲劇」，「新聞學」，法文、德文等，偏重語言與寫作方面的課程，或選修或必修。她希望東海外文系的學生，畢業之後，對中西文化溝通上有所貢獻。

今年柯教授已經六十六歲了，算算看，她除了在本國受了幾年的高中、大學、碩士教育，和斷斷續續回國度假進修之外，其餘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是在中國度過的；她對中國實在貢獻太大了。當問到她在所有經驗中以何事感到最興奮時，她依然說：「教書是我最有興趣的事。」她真是誨人不倦，樂此不疲。

我所認識的柯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慈愛的長輩、熱心的朋友，也酷愛生命、熱愛人類。每次看到她時時都是面帶笑、精神奕奕，雖然六十多歲了，仍然健步如飛。在東海路上碰到鄉下孩子對她說「哈囉」時，她會停下步子走過去和他們打招呼或用中國語問他們好。記得有一次校園裏舉辦義賣及園遊會，請了棉花糖販子來賣棉花糖，可是攤子旁邊圍滿了沒錢買糖的附近農家的孩子，一個個眼巴巴地盯著別人吃，這時柯教授走到棉花糖攤子邊，買了一個棉花糖，遞給其中一個孩子，然後一個接一個地買，直到每一個孩子都人手一支為止。雖然她是單身，照理說家裏一定很冷清，可是不然，她的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川流不息。為什麼呢？因為有些剛從美國來的年輕教師不習慣中國伙食，就在她家搭伙；生了病，就在她家休養；有些遠道來的她的老朋友，甚至朋友介紹來未謀過一面的遠客過臺中，也必定借住她家，或由她安排參觀東海，和臺中附近名勝。她以前的老學生或是才步出東海校門的年輕人，有機會回東海，也一定到她府上拜訪。逢到聖誕節或是陰陽曆新年，她的家更成了外文系所有老師的家，大家聚在一起吃大餐，飯後圍著她唱著她們自己的歌。她一直很喜歡旅行，對臺灣的名山勝水也是讚不絕口，最近她從阿里山回來，欣賞極了，勸沒有去過的人，千萬要去玩玩。

說到她上課的情形，是認真的，耐心的。記得上她大一英文時，功課逼得緊，可是上課時儘量以輕鬆的方式提高我們的興趣，發問時全班沒有一個人逃得過，所以每一次全年級英文統一測驗時，我們班總是名列第一。她的「莎士比亞」，也是我們最愛上的課；她擅長模仿聲音與動作，每講一劇，她都會一人兼飾多角，讓我們真正看到了莎翁筆下的人物，反而不覺得是在上課了。可是除了欣賞她的表演，作業也並不輕鬆，一學期起碼兩個長報告，再加上小報告，經常抽考，有時要背一段莎士比亞名句，有時又要我們上臺去演幾景，忙是忙，可也樂趣無窮。課餘，她常請我們去她家玩，吃吃點心，玩玩遊戲，每次氣氛都好極了，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這些是我在大學時所得到的印象。

去年我當了助教，跟她在同一個辦公室，發現她比我想像的還要忙。那時她教兩門課：語言學和莎士比亞，指導一個四年級學生論文，還主持全大一英文的行政工作，排進度表，指導新聘教師如何教中國學生英文，所有老師在教學上有任何困難都是找她商討。前年外文系語言中心剛成立，所有耳機教材全是由她準備，或由她單獨錄音，或與另一位老師合錄，目的在使學生有機會聽不同的人說的英語，而都能懂。她的苦心是有代價的，因為學生獲得了多聽英文的機會，再跟課堂上的教材相配合，對英文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雖然她已經是教莎士比亞的老手了(從她在燕京開此課起，至今已有二十二個年頭了)，她從不拿本老筆記一遍又一遍地賣，你看她每堂上課前，一定會花好幾個鐘頭再把要教的劇本逐字逐句地看一遍，隨時作新筆記，準備得很充分了再上臺，她也每年更新所教的劇本，不是老套。她每天一定是最後一個下班，每次下班時間到了，她還是伏在案上看書，或作筆記，或準備攷題，或改作業，從不稍懈。她也是一位極風趣的人，會唱好多好多歌，會玩好多好多遊戲，也會說好多笑話和故事。她的經歷很多，只要隨便拾起其中的一點一滴，就會引得你神往、捧腹、或羨慕。

這十三年來，她一直是東海的中堅分子。據說明年春天她要退休將要離開大度山，離開臺灣，離開她消磨了幾十年的國度，當然她捨不得，我們又何嘗願意離開她呢？她黯然地說：她走了之後，她們柯家與中國發生了七十年的關係就要中斷了，她期望她的姪子、姪女、外甥、外甥女們會繼續這良好的關係，來中國服務。問到她退休後的計劃，她說她還不知道，不過大概她會利用餘年安安靜靜地寫一本類似回憶錄的書，名曰「我在中國的生活」；她將在書中特別提到她的童年時代和北平燕京的生活，因為她經歷了近代中國歷史上所有最大的變動，庚子，革命，北伐，抗戰，大陸淪陷，臺灣復興等等。在她來說，這些經驗都是十分珍貴的。在種種動亂之後，她更發現了自己，更愛中國。她為中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當然我們中國人感激她的心情，不是教育部頒贈她的獎辭所能表達完全的。在這裏，我們深深地祝福她老人家健康快樂。

柯教授編著的書已經出版的有下列五種：

一、Teaching English Over the Radio(民國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美國新聞處出版)。

二、English Teaching Methods(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華盛頓教育服務中心出版，已再版)。

三、Descriptive English Grammar and Exercises(民國二十六年初版)。

四、Freshman English Record(東海大學出版，民國五十年初版，五十一年再版，五十四年三版)。

五、English Pronunci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民國四十六年，臺北文星書店出版。本書與今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教授林瑜鏗女士合著)。

(按：本文《葡萄園》第28期頁7至10全文轉載，1969年6月15日出版)

--錄自梁容若主編，王天昌編輯的《書和人》第92期頁1--6，民國57年9月7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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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柯安思遇見中國學生

〈百不逢一的良師--飛躍的指導人〉

第一屆政治系謝善元撰

回想起來，大學頭兩年裡，對我幫助最大的，數柯安思和張佛泉兩位教授。

柯小姐跟中國學生的淵源深極了。一九三○年間，我還沒出生以前，她就已經在燕京大學教英文了。五五年到五七年間，她把她二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全部移用在我們身上，大大地提高了我們的英文程度和學習能力。我之能在六一年考取傅爾布萊全費獎學金，並於次年來美讀書，可說完全受她當年在東海嚴格教育之賜。

柯小姐對我們的幫助主要在於提高我們學習能力。這可以分好幾方面來說。第一，她澈底糾正了我們的英文發音；第二，她告訴我們吸取他人經驗之談的方法：如何記筆記，以及如何整理演講的內容；第三，她急遽地提高了我們閱讀英文的速度，拓寬了我們的視野；第四，她啟導我們用參攷書，從而增加了我們旁徵博引，相互考證的能力。如果說東海的教育對我的智力成長和成熟是一種飛躍，柯小姐就是我的飛躍指導人。

一說起學英文，我就得回溯到上海念小學那段時間。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上海便逐漸演變為一個大商港。地理環境促使各校著重外語訓練；我們的英文是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的。到我搬去基隆那年止，我實際上已念了三年半的英文。所以在省立基中及成功中學讀書期間，我對英文一直沒花過太大力氣。考上建中後，發現別的同學都已迎頭趕上，才稍稍踏實地用功讀，但程度上已經退步太多了。在建中那三年，由於教英文的老師經常換，前後銜接太差，英文程度很少進步。因此進東海後，被柯小姐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積廿餘年教學經驗，柯小姐對中國各地學生的發音因難摸得熟透了。她知道一般湖南人對「L」及「N」的分辨最吃力，會把「李南輝」念做「李蘭飛」；把「牛奶」念做「劉萊」。她就指出 「nan」不是「lan」；「nin」不是「lin」；而「nai」和「lai」 是不一樣的。有些同學即使打死他也無法咬出「C」和「she」 之間的分別來，她就叫他們念「她在海灘上貝殼」(She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之類的繞口令，硬是要他們改正。為了使同學們有效練習發音，她在外文系添了兩台又大又重的錄音機，叫所有同學都能藉機器的幫助了解自己的發音毛病。~FM;她把英文的十一個字母和二十多個子音澈底為我們念清楚並舉例讓我們反覆練習，從而把我們的發音正確性提升到空前未有的地步。

教我們記筆記也是她的一大功績。剛入學不久的一天下午，她把幾班學生都叫到體育場旁邊的倉庫(這房子一度是我們的禮堂，也是我們的體育館)裡去，專門教我們記筆記。她念一篇事先準備好的稿子，然後要我們把她講詞的結構和主要內容都整理出來。我那一次把大半意思都記下來了，但對結構的重整，也是最要緊的部份，感到束手無策。換句話說，我在記筆記方面還是在爬行階段，根本沒有立體思考的能力。事後我把欣義的筆記借來看，只見它綱舉目張，條理分明，清楚極了。至此我才領悟到這位以文學院第一名資格考進東海的臺南學生，確實有他獨到之處，值得我模倣學習。我讀大三、大四時，才充分利用柯小姐所教的記筆記方法，並移用到讀書上，無論是西洋或中國政治思想史，我的書本上一定有兩種不同的眉批：藍筆與結構有關，紅筆與內容有關；而這習慣是從柯小姐那兒學來的。

逼學生快讀也是柯小姐的另一個拿手好戲。她當時有個怪癖：只教程度最好及最壞的兩班學生。我的英文雖然並不頂差，上柯小姐好班的課也難免有點緊張。每次上課，柯小姐第一件事是發書給我們看十分鐘，然後要我們回答一連串問題，測驗我們的閱讀瞭解能力。她 要我們盡最大能力把故事讀完，以便對通盤全貌有個印象，而不停滯在幾個從未見過的生字上。她的哲學是：人的精力有限，而須看的文字太多；因此，除非是關鍵字，一概不查字典。同時，她要我們澈底改除看書時隨口讀的習慣，因為看遠比讀快，而人的思攷速度比視速更快；不能改掉口讀習慣，我們的視速會永遠停留在半步階段，從而拖住我們思攷的敏捷性。這不是一個大學生應有的現象。

讀大二時，柯小姐又要我們練習用聲譽著卓(卓著)的參攷書。她給我們的第一課題是在《大英百科全書》裡找有關法國革命英雄拿破崙的資料。這種工作對我來說是破天荒第一次。從小學一年級起，我除掉啃課本及看一些小說(如《三國演義》及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的作品)外，根本不知道參攷書的存在，更不用說好好利用它們了。當然，我之有這種井底之蛙的習性，與其說是我個人的悲哀，不如說是中國基本教育的大失敗。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於充分發展個人的智慧，而其程序應該是由讀教科書起，而終於完全脫離教科書。一個高中學生如果一天到晚只知道啃教科書，可以推知這一學生所屬的教育系統和制度本身已有極嚴重的弊病。不幸我讀建中時，有些老師竟然還停留在抄黑板筆記的階段。他們對我毫無啟登(發)可言，我對他們也缺乏好感。雖然每次攷試我都可拿高分，這些老師卻是浪費我貴寶(寶貴)的少年光陰的罪人。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本身也是一些不良教育制度下的產品。他們的薪水少得可憐，工作負擔又特別重，能夠按時出席、不缺課、不早退，已經很對得起良心了，我們又何忍苛責他們？如何把臺灣小學及中學的制度澈底改革，以求獲得最高教育效果，確是值詳細探討的一個大問題。

初用《大英百科全書》，其困難之多是可以想見的。生字一大堆固不必說，查了所有生字以後還不一定完全看得懂。但有了這一次奮鬥經驗以後，心理上卻產生了一大轉變：我對那套百科全書再沒有畏懼感。相反地，我還常常用它的資料作參攷。一九七一年，我自己也有一篇短文被它收入。回想起來，柯小姐當年的推薦之功真是牢不可移。

--取材自民國69年5月15日《東海校友》7至8版〈大度山恩怨記(一)--為紀念畢業廿週年而作〉「百不逢一的良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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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學生碰到柯安思

〈大度山上--鴨子聽雷〉

第一屆政治系李福登撰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東海大學，辦理第一次單獨招生，由於美援的效應，在那個時候正在台灣社會擴散中，是故，這一所由美國人辦的私立大學，雖只招收二百名學生，卻有六千八百多位考生報名。在那個年代，還沒有像今天全國性的聯招，一校的單招超過六千名考生，是絕無僅有，可見競爭劇烈之一斑。

美國大學的入學制度，大都採取申請制，縱使有入學考試，除非是名校，也都不太困難，是故，「易入難出」變成美國大學校園文化，而相對的，台灣卻是「難入易出」，形成強烈的對比。也許是受美國大學校園的影響，東海大學入學考試的題目難易適度。其中只有英文科目，在五大部份考題，其中一部份考聽寫(Dictation)，由於在台灣是破天荒的大學入學考試方式，雖然錄音帶轉唸的很慢，筆者聚精會神傾聽，仍然是「鴨子聽雷」，來不及反應，沒法作答。

由於筆者生長於嘉南沿海地區中窮鄉僻壤的小村莊，初中就讀的是農業學校，只注重專業科目，如花卉、園藝、土壤、肥料等，英文是由一位剛由被日軍徵召赴南洋當編譯的退伍軍人任教，腔調之重及發音之不準，迄今仍被同學挪揄流傳者。那個年代的鄉村沒有機會看到美國人，遑論有聽到英語的機會，更沒有像現在有英語廣播、電視及雜誌等。在此環境下，遽然遇到聽力測驗，除了慌張無措外，難怪「鴨子聽雷」，無法作答，只好無奈抱個鴨蛋回家。

雖然聽力測驗考零分，仍然幸運考上歷史系。因錄取的同學大都考上台大、師大等公立學校，是故，報到率幾乎不到一半，使得筆者從歷史系第七名遞補成第一名。開學後學校安排各系前幾名同學舉行座談會，因大多數老師為外籍教師，又是一番「鴨子聽雷」的窘境。

東海大學對語文的訓練是有口皆碑的。別的大學普通系別只有大一英文之通識課程，東海則大一、二都有英文課，加上師資大都是外籍教師，學生人數少又全部住校，師生互動頻繁；是一個學習語言絕好的機會與環境。

因注重語文訓練，所以採取「能力分班」，分為Ａ、Ｂ、Ｃ、Ｄ四班，分班前仍有「聽力測驗」，~FM;又在「鴨子聽雷」的情形下，被編「後段班」的Ｄ級。

執東海大學語文訓練之大任者，乃來自曾擔任大陸燕京大學外文系主任多年的柯安思女士，~FM;因其深諳中國學生學習語言的最大障礙在於「害羞難開口」，所以她一開(始)就向新生說學習語言成功的秘訣，在於「Don't be afraid of losing face」(千萬勿怕丟臉)，喜獲秘訣，奉圭臬而信守不渝。

為克服「鴨子聽雷」的困境，時常硬著頭皮接近外籍老師，但因基礎太差，事前強行背誦的幾句簡單會話，一下子就用光後知難而退。為獲得較多機會練習英語，曾自告奮勇幫外國老師看家及修剪庭園，但外籍教師注重休閒，一有假期，他們就去度假，學習英語的機會不多，又去應徵美國學校游泳池的觀望員兼救生員，心想小孩用語簡單易學，但大家一下水就專注游泳，也無太多機會與美國小孩交談。比較好的機會是寒暑假部份外籍教師未回國，爭取機會跟他們在一起，增加交談機會，的確，從中獲得較多練習機會。

語言是交談學習的工具，尤以生活日漸國際化，而益形重要，除非是專攻的學門，否則只求溝通便給就可。但語言的學習須具備環境與情境的兩大條件；而語言學習的秘訣無他：練習、練習、再練習而已。

--取材自《東海大學校刊》第4卷第5期，民國85年12月6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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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東海--沙啞的一聲〉

第一屆歷史系王華玲撰

那時教我們英文的是位美國男老師，他人嚴嚴肅肅的，上課時臉上難得一絲笑容，平常我見到他都免不了會緊張起來……。

第二學期，我們的英文老師換了一位名叫薛可兒的美國太太，她人長得好漂亮，每天都穿著不同的時裝來上課，說起話來聲音甜得像蜜，對我們也客客氣氣的……所以我上英文課時倒能輕輕鬆鬆的了，但是好景不常，我們這位薛可兒太太居然生了一場大病，一個多月都沒能來上課，代課的竟是外文系系主任，那位老小姐英文教得是有名的棒，可是對學生也嚴得要命，她上課時手執一棍，要問誰問題總是拿棍子一指，差點指到人家的鼻尖，再加上她那沙啞的一聲「You」，嚇得我每上她的課，時時刻刻都想跑一號，有一次在堂上，她用棍子指著我的鼻尖問道：「你現在最喜歡什麼？」我一緊張竟道出了心底話：「最喜歡薛可兒太太趕快回來教我們。」

她瞪了我一眼，喉頭裏乾笑了兩聲，以後就不再堂上問我問題了，不知是因為她覺得我問題答得太糟糕了呢？還是因為她發了慈悲，怕我緊張得太可憐了呢？反正她不再問我問題，我一點兒也不介意。

--取材自《東海校友文選》頁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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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Cochran as I Know Her

By Kang-I Sun Chang (’66 Tunghai)

In 1965, the year I was 21, I began studiously sequestering myself to write my concluding thesis. The topic I chose was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writer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My initial choice of this topic was entirely a matter of coincidence: a certain young man, who loved school, sent me a copy of Melville’s novel Moby-Dick the night before classes started. The book’s cover design was utterly eye-catching. The cover had a blue background accompanied by the big white words “Moby-Dick.” On the cover was also printed a strong statement of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publisher: “The best of the world’s best books.” I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book and was immediately seized by its deep language. So the next day I went to see my advising professor Anne Cochran, for I had decided to use this novel as the subject of my thesis. But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 book had always been famous for being difficult to read, especially with its frequent use of biblical allusions throughout. Professor Cochran told me that she was afrai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me to handle it. Thus, at first she didn’t immediately approve my thesis topic. A few days later, she decided to test me on the contents of the Bible to see whether I was qualified to research this book full of biblical allusions, Moby-Dick. As I hadn’t supposed, that quiz on the Bible led me into the field of scholarship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Professor Cochran finished reading my test that day and saw that I had answered every question correctly, she happily invited me to her office. She got right to the point and said, “I see you truly are scholarly material. In the future, follow this path. . . .” It never occurred to her at all that I had started reading the Bible as a child. While she was encouraging me, she emphasized: “If someone wishes to be proficient in Western literature, aside from being familiar with ancient Greek myth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ad the Bible diligently and thoroughly, even rereading it over and over, because it is the one greatest classic recognized by all Western peop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allusions.” Even today, almost 40 years later, I still remember her words.

(May 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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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Anne Cochran

前外文系教師姜斐德女士(Mrs. Freda Johnson Murck) Afreda Murck 撰

To think of Anne Cochran is to think of an ebullient spirit. When I knew her at Tunghai in the 1960's, her many admirable qualities included dedication to her mission as a teacher, intelligence, generosity in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an enthusiasm for communicating. Although Anne Cochran had a strong personality, in my recollection she was never domineering. She did not so much inspire awe as affection, admiration, and cooperation. Her seriousness of purpose was tempered by a wonderfully warm sense of humor. Her contagious laugh was typically accompanied by a broad smile and twinkling eyes.

Anne Cochran thoroughly delighted in her pupils' linguistic accomplishments and in the progress of her novice teachers. For at Tunghai she was not only teaching undergraduates the English language, she was also teaching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how to become good teachers. She directed high spirits and raw enthusiasm towards the goal of inculcating proficient English. She was continually looking for ways to encourage learning. Dialogues were written and rewritten to try to make them relevant to student lives. Attention was paid to teaching reticent and less-accomplished students as well as to stimulating star pupils. Friendly competitions between classes were designed to engage interest. Tests were carefully crafted to reinforce vocabulary, points of grammar, and sentence patterns. Her devotion to the task was infectious.

When I taught English under Miss Cochran's tutelage in 1966 and 1967, she was already in her sixties. She was, however, in robust good health and could out walk most of the young teachers. One day on a long walk through sugarcane fields, she told us about growing up in Beijing, about taking long walks atop the Beijing city wall ,and visiting the sites of Beijing on foot. As a young woman she once offered to take a visiting scholar on an outing to the Western Hills. To the visitor's dismay, they walked to the Western Hills, walked to various monasteries, and walked back into the city, a distance Miss Cochran casually calculated (with eyes at twinkle) as under seventeen miles.

On her ninety-fifth birthday, although she cannot possibly know how many lives she touched, nor how many young people she inspired, I hope her eyes will twinkle again knowing that she is affectionately remembered by her many Tunghai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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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Benda

Monday, September 26, 2005

Empires of the Mind: a new book in the former native speaker's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