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CJ

Professor Chin-Jen Chen (1900-1976) died 2/12/1976

芳草萋萋 父茔何处

——怀念父亲陈钦仁

陈学梅 陈学兰 陈学强

我们的父亲陈钦仁是一位为中国早期新闻和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平在《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及《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上均有介绍。1946年父亲离开我们去南京时,我们三姐弟分别是15岁、14岁、9岁,但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只有8年左右。就是这8年中也未能朝夕相处,加以当时年幼,所以对父亲的事迹知道得不多。我们一直想为他老人家写下点纪念文字,特别是在得知他在台湾逝世的消息以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这里我们仅凭幼年时的点点滴滴的记忆,写下这篇纪念文字,以表达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无尽的哀思。

少年负笈远行

父亲1900年10月21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现为崇州市)白马乡(现锦江乡)乌尤寺(现乌尤村)一个贫困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陈赓堂是清末秀才,家中有薄田数亩。祖父为贴补家用,在成都锦江书院担任讲习,父亲也随同就读于成都南城小学。祖父家距成都100华里,年近花甲的祖父为了省下钱来孝敬曾祖父母,往返均靠步行。年仅10岁左右的父亲,自然也就常常跟着祖父从早晨走到黄昏。幼年贫困的家境。磨练了父亲的性格和意志,并对他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1913年,北平清华学堂在四川招收5名公费生,父亲被录取。考入清华学堂,是父亲一生的重要起点。后来父亲回忆此次负笈远行之事,曾深有感慨地说:“当年我家若是个有二三百亩田的大财主,那我现在大概也只会躺在床上抽鸦片了。”特别难得的是父亲是祖父的独生子,父亲出生时,祖父已近50岁。晚年得子,又让他少年远行,此举足见祖父的胆识和胸襟,而父亲小小年纪,离家远行,也足以说明他的勇气和抱负。

据我们所知,1922年夏,父亲从清华毕业,赴美深造。先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获新闻硕士学位。毕业后被选入全美大学高材生荣誉学会,获金质钥匙。1924年秋,转入哈佛大学,专修政治与历史等课程,1926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赴俄亥俄州立大学及康乃尔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后又游历欧洲各国,于1927年夏返国。15年间,父亲由一个农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一个高级新闻人才,他的这段经历,至今让我们做子女的佩服不已。

办报·育人

父亲一生担任过不少职务,大多与新闻有关。1927年在上海与清华师友刘大钊、朱少屏、桂中枢等创办英文《中国评论月刊》;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应国民政府外交部之聘,担任在汉口发行的外交部机关报英文《自由西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38年汉口沦陷前,父亲主持了《自由西报》由汉口迁重庆的工作,并继续担任原职,共8年之久。《自由西报》是当时大后方有一定影响的英文报纸,发行对象为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中国读者。该报主要报导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状况,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在争取国际人士对我国同情和支援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1948年去台后,1953年起兼任英文《中国邮报》总主笔。60年代初,又任英文《自由中国评论月刊》编辑,直至逝世。父亲一生所编辑的全部是英文报刊,一般国人不太知晓。

父亲除了办报,还在大学新闻系、英语系教书。1929年父亲29岁时即任广西大学教授,1930年应东北大学之聘,任该校文学院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内迁,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兼任国立政治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在上海,仍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去台后又先后兼任师范大学、淡江文理学院、铭传商专等校教授。他的学生很多,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新闻战线的著名记者,如子冈、陆诒等。

父亲英语水平很高。他所著《鸦片战争与中英关系》一书及其它文章,均用英文写成发表。我们年幼时,父亲的同学、朋友和学生,都对我们说:“你们父亲的英文好得很!”邵先生(邵力子先生之子)在《回忆南开大学早期的英语教学》(收入《回忆我国早期的外语教学》一书)一文中曾提及:“南开大学的英语口语教学,最初由英语专家陈钦仁教授负责;”

除教学外,父亲所担任的其它职务也都与英语有关。抗战期间在重庆时,父亲兼职颇多。每星期两个半天去复旦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授课,主要用英语讲授。其余时间轮流在外交部参事室、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自由西报》、中央社外文部处理对外交往的英文稿件。有一次因空袭躲进防空洞,父亲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迅速将二篇稿件译成英文,这事曾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父亲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仅此点点滴滴,留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永生难忘的。

辛劳·正直

父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抗日时期在重庆的那段生活。当时的国统区,除少数达官贵人和发国难财者外,广大公教人员待遇菲薄。加以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一般的工薪家庭,生活相当困窘。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父亲尽量多兼职,多领几份薪水。有一段时间,他同时兼职达六项之多,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同住重庆,父亲仅星期日回家一次,一到家就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我们那时虽然年幼,也深知父亲的辛劳,一见他打瞌睡,就都悄悄地不再出声。

虽然父亲如此辛劳,但我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仍不宽裕。抗战期间,我们一直吃政府分配给公教人员的平价米。那是一种混杂了不少谷粒、稗子和碎石的红花米,不经过筛选是难以下咽的。当时重庆住房奇缺,租金也贵得惊人。条件好点的房子租不起,一般的房子又租不到。父亲虽为大学教授,又多处兼职,但我们的住房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我们全家曾住过半年旅馆,这种负担远非父亲的薪水所能承受。无奈之下,只得将祖父留下的几亩薄田变卖。那时候,变卖祖上留下的产业,会被认为是不肖子孙。所以,对亲戚们谎称说是为了作生意。半年之后,迁入父亲朋友所办公司之职工宿舍居住,才算解决了住房危机。

那时我们的生活完全依靠父亲的薪水,父亲每星期回来也只能给家中带回一周的生活费。可惜那时我们对父亲的拮据还不太懂得体贴,只要看见报上介绍什么读物,就要求父亲给我们购买。记得有一次父亲应我们的要求,买回了《小三子抗敌记》和文学名著《飘》,当时我们的年纪是无法理解《飘》这样的作品的。但是,父亲对我们这些虽然正当但却不无幼稚的要求,从未拒绝过,现在想想,那一本本读物,不知是父亲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心血换来的。

父亲衣着简朴。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常常穿着一套深色的旧西服,冬天加上一件呢大衣。这些衣服都还是抗战前购置的。

父亲对清苦的生活,安之若素。虽然他的同学和挚友有不少是当时政府的要人,如吴国桢(曾任当时外交部长、上海市长)等,应该说父亲还有向上攀附的条件和机会,但他却一直清贫自守。他从事的职务,级别虽然不低,但从未担任过行政主管官员。这一点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品。

父亲为人正直。抗战时他长期担任《自由西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报社收入不小,他不但不插手报社经济,而且对贪污之类丑行深恶涌绝。当他获悉一主管报社经济的人员有贪污行为时,立即向部里反映,将该员撤职查办。

不忘传统

父亲的一生主要是接受西方教育,思想观念上有很多属于西方文明的东西。但我们深感父亲身上属于民族传统的东西仍是很多的。父亲热爱家乡,始终乡情不断。他在重庆、南京、上海任职期间,凡有家乡人去看他,他总要热情接待,若有所求,他总是尽力相助。抗战在重庆时,每当谈起家乡的苕莱、豆腐乳、豆花,总是兴味盎然。每逢进城,必定带我们到有名的“高豆花”饭店去吃豆花饭。母亲每年都要请家乡的亲戚摘一些苕菜,做一些白菜豆腐乳与豆瓣酱邮寄到重庆。对这些有着浓厚家乡风味的小吃,父亲总是赞不绝口。令人遗憾的是,父亲从12岁离开故乡,再也没有回去过。在重庆时虽已离家乡不远,也有回去的心愿,但始终未能成行。工作繁重,无暇抽身,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经济拮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父亲12岁入清华,又留学美国,在家乡是尽人皆知的。从世俗的观点看,应是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应该是衣锦荣归了。面对乡亲们的这种心态,父亲也自然回乡情怯了。

还应该一提的是父亲非常喜爱北京,他一直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30年代初,他由北京大学转至南开大学任教,他只一人前去天津,仍将家眷留在北京,就是这个缘故。因而我们三姐弟中,有两个出生在北京。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举家南迁。50年代中期,当他辗转得知学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曾来信说:“知你复又北上读书,欣喜莫名。”并告知说:“你出生在外交部街76号,可前往一访。”对北京的眷恋向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父亲虽为四川人,但对京剧情有独钟,酷爱听京剧。他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有过较深的交往,曾教梅先生学英语。在重庆时,他的桌上始终放着梅先生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可惜这段珍贵友谊的详情,我们无法叙述得更为详尽了。父亲去戏园看戏时,他总是闭目听戏,那种身心投入的神态,至今回忆起来,清晰犹如昨日。父亲对北京的喜爱,及于京腔京调。记得一次在重庆街头,有两位女士互相招呼,有一位说:“哟,瞧我尽直走:差点儿没瞧见您。”我们正好从旁经过,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听,北平话就是好听!”

父亲忠于朋友,乐于助人。抗战时期,我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父亲仍克己待人,乐于帮助朋友。他的挚友黄方刚先生(黄炎培之子,四川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因病去世,黄先生的美国妻子带领3个子女欲返回美国。父亲和朋友们曾为她筹措路费,还带领我们全家为黄夫人饯行。记得在席向谈起黄方刚先生的为人和英年早逝的不幸,我们都潸然泪下。对于其他朋友,每有相求,父亲总是鼎力相助。如罗隆基先生抗战期间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如遇手头拮据,父亲常常予以资助。有时就吃住在林森路“嘉庐”父亲的两间寓所内。对清华留美同学聚会这样的事,他也从不吝啬,为此母亲曾戏称他是“穷大方”。由于父亲以诚待人,所以他一生有很多挚友,多是他在清华和留美时期的同学,如吴国桢、孙立人、沈镇南、贝时璋、彭开煦、罗隆基、潘光旦、黄方刚、吴文藻、刘攻芸、肖公权、冀朝鼎、王芸生、何浩若、陈石孚等。这些父执的名字,我们至今印象犹深。

父亲受传统文化薰陶很深。听老一辈讲,父亲三岁识字,五岁能吟诗,八岁会作文。一天祖父友人来访,见桌上沏茶的铜壶,便以“铜造壶,腰间长嘴”的上联试之,父亲即以“铁打锁,肚里藏须”的下联对之,在亲友中间传诵一时。在重庆时,父亲曾教我们读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但更多的时候是教我们念唐诗。有一些诗句就是那时候记住的。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等等。现在想来,父亲教我们反复吟诵、这些诗句;也正是在抒发他自己内心的思乡之情。

父亲对待个人婚姻的态度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对他的深远影响,那是任何西方文明都无法抹去的。我们的母亲羊心芸系当地有名的乡儒羊皋仙之长女,父亲与她的婚约是双方老人在他们还是孩提时(一个五岁,一个两岁)定下的。父亲去美国留学以后,曾写信回家流露出有解除婚约之意。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青年,对包办婚姻提出异议,本是无可厚非的。这时外祖父才不得不将父亲家庭巨变如实相告。原来在父亲求学于清华学堂及留美期间。祖父母已相继病故,家中唯存年幼弱妹陈慧仁。在此种情况下,母亲在13岁时即已到了陈家当童养媳。多年来的书信,均由受过旧学薰陶的母亲代笔,对父亲则假称祖父因酒疾手指颤抖不能握笔。父亲在美得知家庭巨变大恸不已。回信表示,外祖父对陈家的照顾和母亲对幼妹的抚育,恩重如山,今生再也不提解除婚约之事。外祖父为了缩小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差距、将母亲送至崇庆县女子初级师范学习了一年。父亲由美国归国两年后,外祖父千里迢迢护送母亲至上海与父亲完婚,婚后感情甚笃。即使步入中年以后,他们在性格上的某些差异逐步显现出来,父亲也从未有过离异的念头。他曾表示,为了报外祖父大恩于万一,绝不有食前言。1953年他在台湾辗转得知母亲去世,才与汤明华女士(江苏无锡人,艺专毕业)再婚。他深恐我们三姐弟不谅解,在信中解释说,继母看了我们的照片,听他讲起我们姐弟童年趣事,对我们是如何喜爱。看来父亲从他再婚之日起,就在为了日后的团聚而努力消除我们和继母之间可能产生的隔阂。父亲当时53岁,且只身在外,续弦再娶,乃人情之常,又何须求得子女谅解!仅此可见父亲为人为父的一片诚挚至爱之心。当时学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将父亲来信在宿舍同学中传阅,同学们都说:“我们总以为去台湾的都是坏人,看来也有像你父亲这样的好人。”

父亲不忘传统,但在很多观念上又超越了传统的局限。解放前在我们川西,传统的人生追求是买田置地;为子孙攒下一份大家业。父亲却完全超越了这种理想模式。抗战以前,大学教授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若要买田置地还是有条件的。但是父亲从不看重这些,他1927年回国,20余年间从未购置过房地产,也没有任何黄金外币等储蓄。父亲常常表示,他的责任就是使我们姐弟三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父亲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所播下的热爱知识的种子,使我们终生受益匪浅。

遗恨终生

1948年,父亲随供职单位迁往台湾后,万分牵挂在大陆的我们。从50年代起,他多次拜托香港的章显荣先生寄信大陆打听母亲和我们三姐弟的消息。后来由于得到章先生的长公子章子良先生的热情相助,在1956年至1958年的两年间,父亲曾与我们通信数封,还寄来了继母和胞妹学琪的照片。1958年后,两岸关系再度紧张,我们和父亲之间的微弱联系,就此完全中断。那些珍贵的照片也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迫付之一炬。

1963年和1973年,我们曾多方设法打听父亲的消息,但一直未能成功。直至1983年,我们又辗转拜托友人,才得知他已在台北去世多年。我们是从《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和《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才证实父亲于1976年2月12日去世,终年76岁。

对父亲的去世,按理说,我们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一旦成为事实,我们还是震惊和悲伤不已。1946年在重庆和父亲分别时,哪里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我们翘首盼望了40年,传来的竟是噩耗!父亲去世20年了,坟上定然早巳芳草凄凄。作为子女,我们至今仍不知他老人家的遗骨安葬何处,更无法去他老人家的坟前表达哀悼之情,人生骨肉的别离,伤情者莫过于此矣。我们深为父亲感到痛惜,他12岁离乡,直至以古稀之年客死异乡,双脚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他终于没有等到海峡两岸和解之日,终未能叶落归根,竞作他乡之鬼,他的灵魂当是寂寞的。

父亲1948年去台后,孤身一人。我们远在大陆,无法随侍左右。我们感到欣慰的是,1953年父亲再婚后,有继母照料,又生了琪妹,使父亲再度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不论以后发生什么变故,对继母在长时间内给予父亲的照顾和体贴,以及为抚育琪妹、料理父亲丧事所付出的巨大辛劳,我们都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我们姐弟3人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虽然历经坎坷,但都受过高等教育,目前正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他的孙辈6人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有消息说,定居在美国的妹妹学琪,已是学有所成。在此我们顺便遥寄琪妹,你生在台湾,不论你回过大陆与否,大陆有你的亲人,血缘亲情是无法忘却也无法割断的。

我们相信,我们定能等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我们将迎父亲的遗骨归葬故乡,让他老人家魂兮归来!

(本文原载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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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Ching-jen

芳草萋萋 父塋何處——懷念父親陳欽仁

(2011-07-09 17:12:42)

陳學梅 陳學蘭 陳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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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nce Chen

Remembering Father (2011-09-09 16:20:42)

by Florence Chen

It has been 32 years since father died. I think of him often and miss him terribly. I don't like to cry in front of people. Often it's when I'm driving home after work that I let my sadness flow thinking of him. I was born when father was 53, and we had only 22 years together. Looking back, I realize how little I knew about his life. Some years ago at a book fair in New York, I found a few volumes of "Notabl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published by the Biography Magazine and was surprised to find a biography of father written by Yao Song-Lin. From reading that article, I learned about a big part of father's early life, of which I knew almost nothing. Last year in Taipei, mother gave me bags of father's old photos. I was shaken by hundreds of yellowed black & white photos. So father was once young. I saw photos of him in the 1920's while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isiting friends, boating on a lake, and back in China posing next to a lily pond with his first wife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I see father looking back at me from the photos but that was a life so far, far away from me.

My father, Chin-Jen Chen, was born in 1900 in Congqi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His education began in a traditional private village school studying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ending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father, then 11-years-old, had to cut off his cherished braided queue tied at the end with a red string, and he secretly cried his eyes out in bed over the loss. Father went to Beijing in 1913 to attend Tsing Hua School (equivalent to today'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owned by Tsing Hua University). While attending Tsing Hua, he became the editor of the English school newspaper, which was published weekly, completely hand-written on one large page. This experience probably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ather's career in journalism.

1919 was the year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nation was boiling with rage and colleg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Beijing responded with passion. Father joined the protest and marched in the demonstration, and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for several days. In 1921 there was a drought in Northern China and he was a member of the team of Tsing Hua students who went to Hebei Province to help the drought victims. After graduating from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1922, father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where he received his Phi Beta Kappa. He then went to study at HarvardUniversity, major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and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1926. He also did research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Father returned to China in 1927 and found employment with the Canton Provincial Government, followed by teaching positions in Shanghai at Daxia University and Fordham University. While in Shanghai, he and his Tsing Hua friends started a weekly newspaper expressing the intellectuals' views on China and World affairs. Lin Yu-Tang, who was a professor from Tsing Hua, joined in and wrote a column called "Little Critic", and the publication gained further prestige. In 1929 father went to teach at Guangxi University but resigned the following year as a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unrest in Guangxi, and went to teach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n Shanyang. When Japan invaded China in 1931, father took his family and moved south. After teaching at Beijing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father was hired in 1935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be the Editor of the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Hankow Herald. While the Japanese military brutalized China, father launched his relentless attacks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his editorials with total disregard for his own personal safety since the Japanese Settlement was merely a short distance away. Hankow was lost in 1938 and the Hankow Herald moved inland with the government. Despite the endless bombing by the Japanese, father kept the newspaper going, often staying up all night working, even in air raid shelters.

The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ended in 1945 and father left Hankow Herald to work fo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s an attaché, while teaching at Cheng Chi University and working for Central Trust as an advisor.

Father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Like many people in those days who left everything behind in China and went to Taiwan alone, he married again and I was born. When I was five, my parents divorced and I lived with father. When I got older, father liked to tell me about his old days, but I was too impatient to listen, let alone take notes. Today, to my regret, I only remember little bits and pieces of what he told me. All I knew was that father was the Dea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also Graduate School of English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e also taught at Tamkang College and Ming Chuan Business College. In addition, father was the Chief Editorial Writer for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a Post. His life before Taiwan was very vague to me.

Maybe it was fate that I saw the biography written by Uncle Yao, so that I finally learned, in my 50's, about father's lif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urmoil in the last century and how rich and eventful his life was. This realization, which came so late in my life, deepened my regret, and made me miss him even more.

During the 22 years that I had with father, he really spoiled me, but he was very strict with my education. I still remember how angry father was when I flunked my first English quiz. He had been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ll his life and my flunking English was the biggest humiliation for him. I studied my English very hard after that, and never let him down again. Though father spent his whole lif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he had a solid founda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steadfastly prof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students to write Chinese in the classical style.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father gave me a topic each week for me to write two short essays, one in English and the other in classical Chinese style. He would make all the corrections in red and explain to me in detail. After that, I had to write the corrected essays over again. Back then I moaned and groaned about the extra work, but now I know how much I could have learned from him. Father was not a wealthy man, but no money in the world could buy what he was able to give me. I didn't understand then what father was trying to teach me and failed to appreciate it until now, way past the middle of my life. All I can do now is to miss him and occasionally see him in my dreams.

Father was a smoker, first cigarettes, then cigars & pipes. When I went home after school everyday, I was greeted with the aroma of tobacco. To this day, wherever I am, a whiff of that aroma always fills me with warmth and longing.

One of my most prominent childhood memories is the monthly get-togethers with father's two dearest friends, Durham Chen and C. M. Sun. The three of them met for lunch or dinner once a month and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long. Those were such joyous occasions. This started when I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all through college. After Uncle Sun moved to the U.S., father and Uncle Chen kept up the monthly ritual. One day father and I waited and waited in the restaurant and Uncle Chen never showed up. We later learned that he suddenly fell ill and was rush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Uncle Chen stayed in the hospital for two months, and father visited him after dinner every single day.

While I was in high school, father sat me down several times to make me memorize his safe deposit box number and where he kept the key. This talk filled me with fear. I knew he was putting his affairs in order and I really didn't want to listen, because listening meant I accepted the fact that one day he was going to leave me forever, but he made me listen. One morning during my junior year in college, father could not stand up and was rushed to the hospital. 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editorial he was yet to write for China Post and told me to get Uncle Chen to the hospital. After discussing for a while, Uncle Chen went home to write the editorial. Father was in good spirit and said he wanted to go home the next day. A few hours later, he died. From his passing to his burial, I did not shed a tear. I felt empty, numb, and lost.

Writing about father many years later, I am no longer the little girl running after him but not knowing much about him. I have finally crossed over the gap of time and walked into his life.

怀念父亲

作者:陈学琪 (Florence Chen)

父亲过世三十二年了,常常想起他的生前种种,心中有万分思念。

我不喜在人前落泪,往往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边开车边想边伤感。我几乎是在父亲的晚年才进入他的生活,从他五十三岁那年生下我之后,父女共渡的岁月只有二十二个年头。现在回首,才发现对父亲的生平竟是如此模糊。前些年在纽约逛书展,买到几本「传记文学」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其中竟然有篇姚崧龄伯伯介绍父亲生平的文章;读后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父亲的前大半生近乎无知。去年回台,母亲翻出几大包父亲的旧照片给我;几百张泛黄的黑白相片给了我佷大的震撼,原来父亲也曾年轻。照片里有他1920年代留美时与朋友的聚会,有湖上泛舟,以及回国后和羊氏妈妈及我同父异母的大姊、二姊和哥哥在荷塘边的合影。父亲还是父亲,但那是离我多么遥远的人生。

我的父亲,陈钦仁;字青筠,号云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州。启蒙于私塾,读线装书兼习诗词。民国创建后,年方十一岁的父亲舍不得剪掉他那绑了红头绳的辫子,还偷偷躲在棉被里哭了一场。父亲在民国二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中等科四年级时担任英文报纸总编,每周出报一大张,完全手抄,颇获好评;父亲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应是奠基于此。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起,北京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全国热情鼎沸;父亲与清华同学沿街演讲游行示威,因此被宪警逮捕拘留数日。民国十年,华北旱灾,父亲会合清华同学赴河北省协助赈灾。十一年夏,自清华毕业的父亲,因庚子赔款得以赴美,进入密苏里大学就读新闻学院,又因成绩优异,获婓陶婓金钥匙。民国十三年他转学哈佛,专修政治与历史。十五年夏获得硕士学位,暑假期间还曾至俄亥俄州立及康乃尔大学做研究。

民国十六年父亲自美返国,先任广东省建设厅公报室主任,旋赴上海任教大夏及复旦两大学。旅沪期间与昔日清华师友创办了「中国评论周报」,表达知识分子对国事及世界大势之观察与意见。后来,林语堂加入,按期撰写小评(Little Critic),周报的声誉益隆。民国十八年父亲赴广西大学任教一年,次年就碰上广西政变;他辞去教职,北上沈阳东北大学担任教授。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举家内迁,他先后担任北大及南开教授。二十四年应外交部聘任,主持汉口的英文「汉口西报」编辑一职;当时日军气焰嚣张,横行霸道,父亲在社论中对日人大加挞伐。当时日本租界近在咫尺,他对个人安危却是毫不顾忌。民国二十七年汉口沦陷,「汉口西报」随政府迁移,仍继续出版;其时日机昼夜轰炸,父亲则坚守岗位,往往终夜不眠危坐编辑室,甚至防空洞中,不断撰写社论,编排新闻。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父亲辞去编务,专任外交部参事,兼任政治大学教授并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来到台湾后,如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离乡背井,只身赴台的人,他也二度结婚生下了我。在我五岁那年,父母离异,我跟着父亲住;待我年龄稍长,父亲喜欢跟我说他的往事,我却总是没耐心听,更遑论作纪录;如今只勉强记得一些点滴,后悔已来不及了。待我懂事时,父亲已届晚年,我只知道父亲曾任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及英语研究所所长,并在淡江文理学院和铭传商专任教,同时担任英文中国邮报主笔,对于他赴台之前的经历却知之甚少。

也许是注定要让我看到姚伯伯的文章,要让五十多岁的我终于知道,父亲一生与上个世纪的动荡密不可分,他的人生有多么地精彩丰盛。这迟来的体会,是我深深的遗憾,也让我份外思念他。

在我和父亲共渡的二十二年中,他非常宠我,近乎溺爱;但对我的课业非常严格。记得我初一第一次英文小考不及格,父亲教了一辈子英文,这对他真是奇耻大辱,狠狠骂了我一顿。从那以后,我埋头苦读英文,再也没让他失望。父亲虽然毕生从事英文教育及英语新闻工作,但他国学根底深厚,一再强调学习文言文的重要;高中时,父亲每星期给我一个作文题目,一篇英文,一篇文言文,他会用红笔仔细修改,并详细解释给我听,然后要我再重新抄写一遍。当时我有点不耐烦,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父亲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他并不富有,但他能给我的宝藏是金钱买不到的,当时我却不懂得珍惜;中年以后才体会到他对我的用心良苦,如今只能深深怀念,偶尔在梦里见到他。

父亲早年抽香烟,后来改抽烟斗和雪茄;记得以前放学回家,一进玄关就是扑鼻的烟草香味,至今闻到烟斗和雪茄的香味,都会觉得有说不出的亲切感。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与他两位挚友,陈石孚伯伯和和孙承谟伯伯的聚餐。他们三人每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携家带眷的非常热闹。我从幼儿园就跟着父亲参加聚餐,直到我进了大学,孙伯伯移民美国,便只剩父亲和陈伯伯两家聚餐。有一回在约好的餐厅等了很久,陈伯伯还没到,打电话找他才知道他一早急病送医院急诊。陈伯伯这回住院一住就是两个月,父亲每天晚饭后去医院看他,一天未曾间断。

我高中的时候,父亲有几次很郑重地要我牢记他保管箱的号码,告诉我藏钥匙的地方。这样的谈话总是让我心中充满恐惧,我明白他是在交待后事,实在不想听,因为听了就好像接受他有一天会永远离我而去的事实,但不听又不行。大三那年,有一天上午父亲突然无法站立,送医院急诊时他还担心当天英文中国邮报的社论还没写,嘱我打电话找陈伯伯去医院,他俩聊了好一会儿后,陈伯伯回家替父亲写社论。当时父亲的精神不错,还说明天就要回家,结果几个小时后就过去了。父亲从往生到安葬,我没掉一滴眼泪,只觉得空虚麻木茫然。

多年以后,提笔追忆父亲;那个曾经远远落在父亲身后不曾细看全貌的小女孩,终于跨越了岁月的鸿沟,真正走进了父亲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