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活水源頭開掘者：印順導師簡傳

探尋信仰與真理的道路

1906年， 浙江海寧的盧家灣，一個算不上富庶的小村鎮。那幾年，外面的世界雖是動蕩不安，天地間卻蘊含著另一種平衡的寧靜；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輪番交替。世間的情況 就是如此！每天都有人誕生，也都有人離世。妙的是！四月五日（農曆三月十二日）那天，在人類的許多新生嬰孩裡，有位在那時代很難養活的早產兒（僅懷胎七 月）──張鹿芹，應該是因為往昔悲願的緣故，竟然以這種方式，誕生在這苦難又多災、卻又可以修行成佛的人間。

2002年，臺灣，一位九十七歲的佛教長老，人們尊稱為「印順導師」的老人，回憶起七歲時的自己，眼神裡還是那麼像孩子般地，講述錢塘江畔的潮湧與潮音：「那個簡直一來就來！遇到東北風、遇到下雨天，潮水一來的時候，不得了！大得像一座高牆一樣。不怕！一來一過了以後，河水就向前退出去，越退越遠。這時，你就要快跑了！它馬上就衝上來，打到上面來了。」導師的記憶浮現出張鹿芹快跑的身影時，呵呵地笑了起來。

1912年，七歲的張鹿芹在一個不留神下，被父親張學義剪下辮子，他哭著大嚷：「我的辮子呢？」 誰知，那年摸著腦後的空虛找辮子的小淚人，在十八年後的晚秋──二十五歲的青年張鹿芹，卻順著浙江、上海、天津、北平，然後再回上海寧波；繞回浙江外海的 普陀山，在福泉庵清念長老處要求落髮出家。這因緣，算得上曲折。張鹿芹由私塾、繼之小學共三年，十一歲的秋天，他插班到寄宿學校──開智高小就讀。十三歲 的夏天他畢業了，父親讓他到中醫老師家學醫道，這一去又是三年。那時的他，因接觸醫書的關係，竟喜歡上求仙之術。沒想到這才喜歡上，甚至可以說是剛迷上的 興趣卻被父親知道了，於是將他召回，要他教書去。教書、教書，一教就是三個三年。為人師的生涯，雖說無趣，但正是這百般的無趣，才讓他拾起《老》、《莊》 看個究竟；然而隱遁的哲理和大多數人的慧命交集不多。再到信、望、愛的基督教天地探個究竟吧！全能的神畢竟和他不相應。對他而言，無論《老》、《莊》或神 的教理與教義，實在是無究竟可尋。

找到身心的依止處

馮夢禎在介紹《莊子》的序文中，有一句是這麼寫的：「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多生的志趣只因佛法二字的感應，又使他和三寶喜重逢，那年他才二十歲，而佛法的學習卻是在暗中摸索的（註１）。二十三歲時母親陸氏病逝後，父親也在第二年去世了，年來的求醫求藥，辦理喪事，內心的沉悶和抑鬱，在多年的佛法熏習下，引發了出家的決心。只是盧家灣的附近有的是趕經赴懺的香火道場，張鹿芹想：佛法不應該只是這樣，我也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到了1930年的5月， 北平「菩提學院」招生的廣告刊登在報上，考題是「佛法以離苦得樂為目的論」，通過考試的張鹿芹等不到開學通知，便決定離家前往北平。因緣是那般地不可思 議，「菩提學院」在閻馮戰爭中沒有辦成，於是便起意搭船到寧波天童寺去，不料至彼處的交通不便只好作罷；再到南海普陀山禮佛敬香吧！沒想到竟認識要到普陀 山出家的姜君，他們依著一本『普陀山指南』找到藏書極豐的般若精舍，經精舍住持昱山上人的指引，兩人一同尋到福泉庵，徵得清念老和尚的同意，在農曆10月11日，青年張鹿芹終於出家了，法名印順，號盛正；而一同前去的姜君卻被哥哥帶回。導師回憶起出家的因緣時說：「自己的一切，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因緣，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不可思議！」只是這不可思議又複雜的因緣，將導師過去生中所立下為法、為眾生的悲願和志向，於今生的信仰及探求中連接上了。而正處在極度衰微、甚至有些變質的中國佛教及佛法，因著他的發心而有了光亮。──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將來修學好了，宣揚純正的佛法。

出家！是為出煩惱之家；修學佛法更要以戒、定、慧莊嚴法身慧命；1930年10月底，才出家半月的印順法師，便與師兄盛明到寧波天童寺受三壇大戒，戒和尚便是圓瑛長老；在三十天的戒期裡，戒子們如儀行事，對所居住之戒寮及至大殿的經行道外，偌大的叢林道場以及其他什麼地方根本看都沒看到，這是九十七歲的導師描述當時受戒的心境。第二年2月， 農曆年過後，在師父清念上人的資助下，插班入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簡稱閩院）求法；院長是佛教革新運動的推行者──太虛大師，負責院務的是大醒法 師及芝峰法師。當時，閩院開有《三論玄義》、《俱舍論》、《雜集論》等課程，這與法師先前在家自修研讀的書籍以及思路，再次銜接上，因此在學習和深入法義 後，法喜常自充瀅，然才5月而已，暑期考試尚未結束，他卻因腹瀉不止而病倒了。8月初，代院長大醒法師因珍惜這病弱卻成績很好的學子，便安排他到較涼爽的鼓山「湧泉佛學院」去教課，好讓他易地休養。到了1932年，已經二十七歲的印順法師，回到閩院，那時正是學校的上學期。大醒法師要他為甲班之同班同學講《十二門論》，由於在師長面前，沒有斷然拒絕的勇氣，便以與同學們共同研究的心情答應下來。一學期過後，又逢暑假，因覺自己的談話不夠謹慎，警覺到「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聽不到四個月的課，就在這裡當法師，真是不知慚愧！這裡，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我應該自求充實。」有警覺、反省和慚愧心，是學習聖道不退的增上資糧。臨別閩院時，大醒法師題詩相贈：「南普陀歸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時先定來時約，莫使西風別恨多。」

閱藏──和法通上消息、連成一體

回到普陀山，就在初秋時分，入住到「常住上下，沒有人尊敬你，也沒有人輕視你，更不會來麻煩你」之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那是法師自喻為出家以來最理想和最令其懷念的自修環境。

一頁五行，一行十七字，一卷便是一本的 清刻《大藏經》，在天光未透的清晨四時，被發心求法的年輕比丘──印順法師搭衣恭敬地翻閱著。流動於字裡行間的目光和潛思默會的意識，滋養著他的智慧，也 長養著他看待人間佛教的心得。法師初由《大般若經》閱起，經過四個月才讀完它（共七百五十卷）。閱藏足足地經過一年半，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在1934年正月下山到「武昌佛學院」。也就在那個新年裡到雪竇寺，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半年後，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又再回到佛頂山繼續閱藏；前後共歷時整三年，直到三十一歲（1936年秋）才閱完整部《大藏經》；而閱藏期間消化成一體的佛法心得，彷彿登高的佛頂山，使他視野廣闊。佛法的寶藏是多采多姿，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識。」新鮮的觀點是來自於超越一處一角的認識，尤其是真常唯心的思想雖不究竟，確有其存在的價值，也因此肯定有大乘三系的全面佛法。

法！凝結在思想、流動於筆尖

閱藏完後的心情是輕鬆的，儘管中日戰爭已到了緊繃開打的地步。9月，天臺宗智者大師的根本道場──天臺山國清寺設有齋僧大會，趁著齋會，瞻仰名山勝地是 輕鬆心情的決意，只是到了寧波才知道那兒早已擠滿了人，不如等齋期過後再去也是個道理。只是在山下等待的當兒，竟遇到從山上來的慧雲法師，他帶來了兩年前 隆耀法師要還給印順法師的二十元，這壓根兒忘掉的錢彷若是筆意外之財，讓這位年輕比丘遊興大發，一路從杭州、鎮江、金山、焦山、揚州遊到了狼山，三個星期 的遊程花光了二十元錢，該是回去的時候了。臨別前在上海的三昧庵遇上太虛大師，虛大師要他別回普陀山，先到「武昌佛學院」指導學僧《三論》。這筆原是他的 二十元，在兩年後遶回他的身邊，因緣因為它而帶著他漸行漸遠地離開了一觸即發的中日戰火，也在不知不覺中避開了戰火帶來的生活困頓及苦難。因緣！正如日後 導師形容的──真是不可思議啊！

對印順法師來說，「武昌佛學院」是他生命中 拓展佛學治理的一處要地，就像河的兩岸各有不同的物產；船！正是傳輸彼此的工具。在此，他有機會看到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及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哲學宗教 史》、木村泰賢編撰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多拉那他著作、日本寺本婉雅翻譯的《印度佛教史》，以及結城令聞撰作、留日僧人默禪法師翻譯之《唯識思想史》， 這幾本由日本學者著作的書，其結構在於以歷史事實、哲學思辨、學術論證的方式闡明佛法的要義。對法師的思想以及日後的寫作風格提供了開承啟合的新指標，此 一指標立座於時空的嬗遞中，不論它落在那一點上，時空的縱橫交錯，都能即時地、立體地、透明地呈現在他的思維裡。對人，他有了更多的同情和了解；對理，則 有更大的勇氣去質疑和探究。因此，不論是理的究竟或事、情的週延，便有了拿捏的分寸。這樣的洗鍊使他得以從現實的中國教界和釋尊的教法間找到探求的方向。

天臺山的齋僧大會沒有去成，普陀山也沒能回成，「武昌佛學院」也只待了半年；中國蘆溝橋抗日炮響，之後松滬戰起，同年年底(1937年)南 京失守，武漢也緊張起來，法師在大時代的變動下不得不隨順時勢，和老同學止安法師經由宜昌到四川重慶避難。在抗戰的八年裡，他入住到太虛大師創辦之北碚縉 雲山的「漢藏教理院」。這期間，他遇到一生中引為決定其未來思想行持的幾位同參道友；其中的法尊法師更是他修學中的殊勝因緣。而這八年也是他認為最難得的 八年──最初的一年半，白天為法尊法師的《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法尊法師也應他的請求翻譯了龍樹菩薩的《七十空性論》，晚上則以法義的探討作為彼此思想 激盪的索引，當各自有不同的見解爭論不下時，總以「夜深了，睡吧！」 結束論辯。這是見異，而非見諍！因此他們始終都是友好的。這樣的法義探討使印順法師的認知領域進入至「新」的體會，深深地影響其未來一生的佛法知見；他們 彼此間的探討也互相激盪出各自的體會。那是不盡相同的理解，卻也都有其立足的道理，而這樣一來一往的論辯和討論，著實讓雙方的修學起了增上、加分的效果， 也讓印順法師嚐到同學之樂。長印順法師四歲的法尊法師在「漢藏教理院」譯出的多部著作讓他受益良多，也多少明白藏傳密乘的特質，以及體會出「天佛一如」的 『墮落式天化佛教』對真正佛教的影響。(註２)

在漢院的前一年半算是自我修學和法義共震的一大進階。1939年， 應明照法師之約到貴陽大覺精舍，除了自修外，還著手寫「唯識思想史」，這是從歷史的見地中，去考察它思想的源泉及發展中的演變，以釐清唯識學界的論諍，讓 大家在聒噪的爭辯中，更加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此一書寫，是尋著法的源頭，在《阿含經》裡覓到演變的緣起及各家的立論立場，之後，這篇原稿在太虛大師的審閱 後，命名為《唯識學探源》。年底，回漢院過年，見到從香港來的演培、妙欽、文慧法師，第二年在漢院教師住宿的雙柏精舍，單獨為他們講《攝大乘論》，大家都 很歡喜。經過四個月，課上完了，同學們隨聞隨錄的筆記也完成了，二十萬字的《攝大乘論講記》在五年後（1946年） 的偶然機遇裡，因留學西康之續明法師的談起及讚嘆，為一位發心的史建侯居士捐款印行出版，而這部書也是法師唯一親自校對的著作；此書的問世，讓今人較為容 易與精當地掌握第四世紀的印度唯識思想。秋天裡，演培法師約了幾位同學到合江法王寺辦「法王學院」，請他擔任導師（註３），為適應實際的需要，導師逐漸演 化為院長。三年圓滿後，回到漢院，又遇見光宗、續明法師及葉均居士〈了參法師〉，有誰會知道這些學友，在未來的歲月裡，竟是伴他奔赴前途，給與愛護和支持 的善友。這緣，妙啊！

修學、講說，在法師三十五歲之前是生活的常 態；三十五歲之後，寫作加入在生活的行列中。從第一本《吾國吾民與佛教》到最後一本《永光集》，幾百萬字的等身著作，照亮了整個中國佛教界，為那曾經佛道 不分、專為活人求福、死人超度以及文人質難的所謂「佛教」，清楚明白地指出釋尊的教授、教誡確是當今世人「此時、此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依，而滲入於佛法 中已經變質的糟粕，不應在遵古禮祖的權威下不敢質疑和揚棄──為了佛法的真義，我是不惜與婆羅門教化、儒化、道化、神化的佛教相對立。此一信念來自於對法的尊重和對三寶的報恩，也是對教界尤其是中國佛教的責任：一種正本清源，與佛法真義相契應的責任。

修行在人間，成佛在人間

「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 佛教對世間種種的關懷，是為眾生苦的解脫，提供一可行之道（修八正道），在有情身心提昇、淨化的基礎下（持戒），依著道品的修行次第，漸漸地走向解脫，達 成身心圓滿的統一境界。個人身心的淨化是可以影響、改善週遭的環境以及世人的品德和處事態度，這是解決此人身心煩惱的問題，也當然是解決此地與人有關係之 社會問題和此時人類生命中的迫切問題。佛！不在遙遠的天上（他方世界）；佛不是天上的神，他是覺悟、解脫、真正自由的人；他解脫的地方也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這是多麼親切真實的佛陀啊！他的脈搏和我們的脈搏相通，他所解決的問題於我們是多麼相關，這才是佛教呀！釋尊的一切屬於一切。唯有為眾生，特別是人類的痛苦；為了人類的真理與自由，為使人類向上，此外更不為自己，沒有自己。出家是為更接近人間，不是拋棄、遠離人間。這樣的體會在《增一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 裡得到了答案和肯定。內心的歡喜和感動化作行行熱淚滾滾而下，佛教並不像梁漱溟的結論──根本不能拉到現世來用。而現實佛教界的種種衰敗是有其歷史、文化 及政治因素的，歷來的不重經教和修行是衰弱的原因之一；信仰成份的過度膨脹，致使真理不得彰顯，這是他引為學佛以來所要嚴重關切的現象。因為佛陀教法的變 質是人的問題，而不是法或世尊的問題。唯有肯定「佛在人間」，才能將佛法落實在人間，對修行的人來說，才能產生信心。因此，於1941年寫成「佛在人間」；這樣的陳述是一種悲懷，一種呼籲，一種責任：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的色彩，將佛法真正回歸在現實人間。自那時到此時乃至未來際，「人間佛教」會是此時、此地、此人奉行的方向──修行在人間，成佛在人間。

佛教在印度流傳了一千多年，佛教徒也有許多，為什麼它終在印度衰滅消失呢？這是在貴陽期間和印順法師時相往來的張立群先生提出的疑問。這一問竟為吾等問出一部《印度之佛教》。法師在「讓我想想！」後，以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為其探本求源的方向，只有明其流變才能抉擇而洗鍊之；也唯有如此才能說明眼下的失真，在印度時已有由來：佛教的流傳正如人的一生，由生而幼、少而壯、老而亡；緣起的世間本來就是如此。但若能尋出病因作為現今治理弘傳之殷鑑，並施以正見而澆灌之，自有撥亂反正之功。這部《印度之佛教》是代表他思想的第一部書，它也為吾人指出：佛法是不共於神教之宗教，俗化、神化的方便是無法興隆佛教的。佛法是源自於佛陀的正覺，但在說法及立制上，有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而有適應之方便；但總不出向於正覺的用心。佛 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雖在世諦的流佈中有所變化，但無論怎麼變也不能由奶成水，失其本質；更不能因重點式的、部份性的過份發揚，而破壞法的完整性。除此 之外，理、證都應以實際事行的表現來衡量，而不會有所偏廢。對於佛法的探求和弘傳，均應以真實為遵循的依據，不應為民族情感或師長的人情而偏離方向；對於 佛教之歷史，更應理解其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取它的興衰教訓，如此才能使學者、行者有能循之依歸。因為只有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天＞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這種全面性的反省，彷若對極度衰弱的人從頭到腳作詳細的全身健康檢查一般。書槁完成後，演培、妙欽、文慧三位法師傾自己之所有蓄積，甚至演培法師還當了棉被，才使這部書在波折中，終為一位發心的軍部主管印行出版。

生活像流水般潺潺前進，法師的生活常態除了 修學、閱讀、講說、寫作外，病！更是生命中的大部份。但，雖然身體是那麼衰弱，但為法的心卻是那麼地強而有力；法喜和心的願力，支持他勝過奄奄的病態。就 是到了年老體衰多病的時候，他的心依然處在佛法的喜悅中；也許應是這樣，自己對佛教的責任和長老、學友們的期許，我們這代學佛人的福報竟大得不可稱量。佛 陀正法的指月標在他孜孜不息的寫作中，一字一鑿地為我們撥開了雲霧，讓我們找到了成佛之道。

行雲流水歲月中

1945年，八年抗戰終於熄火，八年的後方生涯應是告個段落的時候，只是要回江南缺了旅費。到了1946年清明節前後，終於找到一條迂迴的陸道，和演培、妙欽法師同行，光宗、了參法師則準備到錫蘭深造。一路重慶、西安（參訪羅什塔和隋唐勝世之佛教中心），再經洛陽、鄭州到達開封。

一個多月的旅途勞頓，病讓從來就虛弱的 法師倒了下來，只好留在「開封佛學社」修養，演培法師及妙欽法師先行回去。雖是養病，也講了「現代佛教」一課。到了七月十五日下午，時局忽然緊張起來，蘭 封的鐵路被八路軍扒了，延隴海路東下的計劃只好改道，讓因緣決定一切吧！第二天與淨嚴法師到鄭州，再南下到武昌。因在鄭州著涼咳嗽了一個多月，暫時在武院 留下。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年的正月，回到上海，在三月六日晚上於玉佛寺直指軒禮見太虛大師。而其時，演培及妙欽法師均在杭州靈峯的「武林佛學院」任教，於是 決定先到杭州看看。臨行前，虛大師說：「回來時，折幾枝梅花來吧！」 相別無數日，竟得知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息。人生無常啊！梅花的芬芳才綻放，大師卻在佛教改革事業的百般不順遂下捨壽，靈峯的梅花，是大家奉與的最後供 養，幾番迂迴滯留，也還能在最後禮見到虛大師，師徒間仍是有緣的。虛大師走後，雲集的弟子們推印順法師主編《太虛大師全書》，續明法師、楊星森居士也加入 編務工作，同月入住雪竇寺，這十三年前初禮太虛大師的的地方，現今也是他以文字供養、報恩的編撰之處。猶記得在家時讀到大師的《居家士女學佛程序》、自己 思想的薰習、寫「抉擇三時教」後，大師特意寫信給大醒法師對己的關照、甚至在1932年「評印順共不共之研究」，他們都還未曾見過面。1934年初禮虛大師時，由於是僧眾聚集的場合，師生間並無深談，大師只是勗勉他：「多多念佛、發願，修普賢十善。」而今編撰大師全書，遍讀大師的一切文集，自覺自己是那樣的障重福薄，辜負大師深恩。回憶前層往事，法師的心中不免有些感傷和慨嘆。

在雪竇山上編大師全書，受到大醒法師的照 顧。這位被稱為「新僧」的大法師，在比自己輩份、年紀、戒臘都低的晚輩面前，總以「法為最尊」作為後學的榜樣──印順法師在編撰的空檔應續明法師的請求講 說《心經》與《中觀今論》，大法師總是搭衣嚴肅端正地坐在前排聽講；善知識的道風總是清馨而深幽的。

1948年， 三十七歲的印順法師對佛法的弘佈有個理想，在回普陀祖庭禮見恩師後，便到杭州與有共同理想的幾位學友（妙欽、演培、佛性等）籌組「西湖佛教圖書館」，以便 對佛法作更深層和紮實的研究。開辦道場是需要經費的，與妙欽法師有宗門法統關係之性願長老正好由菲律賓回國傳戒，在妙欽的介紹下，竟收到老人家寄來的邀請 信和旅費，要法師到廈門隨喜參加戒會。說來有點離奇，傳戒法會有遠道禮請羯磨、教授、引禮的和尚，但還未聽說有遠道禮請人去隨喜參加的。法師在祝賀的心情 下，由妙解法師陪同到廈門。法會結束後，已是年底；沒想到，一過新年（1949年）， 京滬的情勢卻緊張起來，要回去已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便暫住下來，在此隨緣辦了一所「大覺講社」，把演培和續明法師也一道約來廈門，而《佛法概論》就是在那 時講的。誰知到了六月，戰火也漫延到漳州、泉州一帶；其時，香港的法舫法師一再來信催促他們到香港，而四川那頭的法尊法師也要他們早點到縉雲山。到香港是 短期安身的打算，縉雲山是真正想到的目的地；到了香港後，收到去馬尼拉弘化之妙欽法師的匯款，決定在此印行《佛法概論》，當此書完成出版，大陸的局勢已急 轉直下，縉雲山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也由於籌備和等待《佛法概論》的出版，自己竟遠離了戰火的動盪。

三年的香港生活，可說是清苦的；好在受到遊方於菲律賓馬尼拉弘化的妙欽法師之長期供給，眾人的生活才得以勉強支持。此時，大醒法師來信勸他到臺灣，黃一鳴居士遷居臺灣，也勸他前去。黃居士抵臺後，和李子寬居士提到法師，1950年收到子寬居士的信函，歡迎他到臺灣；這是導師到臺的因緣。

臺灣半世紀，法潤全寰宇

1952年7月15日左右，中年（47歲） 印順法師來到臺灣，這是為到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而抵臺的。當年的他是萬萬想不到，這小小的島嶼竟是他未來一生居住、弘化一方的處所。對我們 來說，要感謝誰為我們請得這位佛國瑰寶？大醒法師？黃一鳴居士？李子寬居士？是因緣？或是我們的善報？導師的業或過去生中的願？我想都是吧！因緣讓流水上 的一片落葉，漂泊到臺灣、定居在臺灣、弘化在臺灣，是不可思議的眾因緣讓我們的福報成熟，讚嘆因緣！

這一年，對向來少事少業的法師來說可是 法茂而道隆的。就在年初的二、三月，在香港筌灣的鹿野苑講了一部《寶積經》。不久，馬來西亞檳城的明德法師發心籌款印行《中觀論頌講記》，剩餘的款項又印 了《勝鬘經講記》。四月時，應馮公夏居士們的禮請，擔任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會長；五月，又被選為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七月，代表中華民國到日本參加世 界佛教友誼會第二屆大會；由日本返臺後，已是九月，又被台北善導寺聘為導師。大醒法師病逝，虛大師創辦的「海潮音」雜誌後繼無人，於是導師接任社長，這一 接就是十三個年頭。在香港籌辦「福嚴精社」，之後卻因來臺無出境證，竟因此而定居於臺灣，「福嚴精社」也因此由香港移建於新竹一同寺的後山觀音坪（1953年9月成立）。臺灣與我有緣──有無數的逆緣與順緣；香港與我無緣，沒有久住的因緣。導師在日後如是回憶。

臺灣，人稱福爾摩沙的寶島，有著原住於 此的原住民，有早自先代移民至此的河洛人及客家人，當然也有於近世因內地戰亂搬遷至此的外省同胞。小小的地方，彷若醬缸中的泡菜：紅白蘿蔔、高麗菜大白 菜、青蔥洋蔥蒜、胡椒辣椒花椒、糖鹽醋水全一缸；各有各的味，卻都在一塊兒成一個味兒。人的個性本就是千百種，擠住在一塊的人為了生存本就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兒。若政治的主張不同便有政敵，思想的見解不同便有學派，利益的輸送不同就有競爭，這是緣起世間的本然。導師立足於人間佛教之弘傳，自然妨礙了部份不 同思想理念的長老大德們，或許也妨礙了部份專作法事團體的利益。1953年至1954年 間，他經歷了自喻為平凡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漫天的風雨只因外緣的波動而不自覺地被牽攪進皺水的春池。其一、留日僧人圓明法師為真理而討論的文章，因文 內提到印順法師，印老便成了破壞佛法、反對大乘、邪知邪見的魔王了。其二、佛法的真義，自然要在根本立場（緣起貫穿三法印）的安定下，才能因時、因地、因 人而有所方便之弘化。大小乘修持的爭議，簡言以蔽之，是行人的選擇和特質。在導師的著作中，在在處處可以見到其對大乘菩薩精神的高度讚揚和對自我的期許； 然而其主張是由根本佛教之探源中，以《阿含》聖教作行解的基準，並以此發揚菩薩三要（菩提願、大悲心、法空慧）。其實這是一條解脫及成佛之道，但卻被誤會 為他是反對大乘的。至於淨土思想，其主張不只是往生至彼，還要發願在此創造淨土；而念佛也非只念阿彌陀佛，念佛也不是佛法修行的全部，這對部份淨土行者來 說是很不以為然的。其三、《佛法概論》中，北拘羅洲為世人的理想社會。導師對四大部洲與現代知識不合而將其新解，以免現代知識份子垢病而不願接近佛法。但 沒有想到這樣的居心，在早年還受到虛大師的獎金贊許，現今卻被密告為嚮往、羨慕山（海）那邊的共產世界，成為為共產黨舖路的同路人，而被國民黨中央黨部裁 決其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為共匪宣傳毒素，要各方嚴加注意取締。當時的中佛會也發電其各下之分會、支會及相關團體，要求一致協助取締，勿予流通傳播。為 此他除向中佛會要求轉呈相關機構重新審查《佛法概論》的內容外，為順應政治常例，也只好將「拘盧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為古代婆羅門教的中心；北拘盧在拘盧北方，傳說為樂土，大家羨慕著山的那邊」的解說省略去，並將地圖取下不登載（山的那邊是西藏：一般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總算「修正本」被通過發行，但也因此他為自己「不能忠於佛法，不能忠於所學，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這是我最傷心，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而嚴責自己；同時他也因此對於世間的緣起觀更加地深信了。因為緣起法是相對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結果是多此一著，有些看來無用，卻能發生難以估量的妙用。

漫天的打擊自然是有影響的，有謠言傳說他被逮捕拘禁，或躲起來不敢到台北去。為了闢謠，導師決定在1954年年初（1月15日），於中央日報刊載公開宣講佛法於善導寺的廣告，講題是：「佛法之宗教觀」、「生生不已之流」、「環境決定還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解脫者之境界」；聽講的人還是那麼多。

對於自己來臺後所遭受到的風風雨雨、是是非非，導師說自己是沒有什麼辦法的。他並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只是問心無愧，順著因緣自然發展，並將身心安立於三寶中，安心地探求佛法，對世間的譭譽沒有任何的憂慮與不安，這是使他安然度過一切風浪與餘波的穩固磐石。

同年（49歲）11月中旬，應性願長老的邀請到菲律賓弘法三個半月，至1955年方才返台主持佛誕。其時，因「福嚴精舍」的住眾增加至十五、六人，需為他們作專題宣講，但身體卻越來越不濟，消瘦到只剩101磅， 中秋前後，因突發高燒，送醫台北，斷為肺結核病，需長期靜養；善導寺的法務便由演培法師維持。善導寺位於台北首刹，是許多長老法師們夢想施展理想抱負的道 場，但寺院的規制仍不完備；為此，雖在養病中，子寬居士來到商量，想請他出來負住持的名義；導師同情他的境遇，有條件的答應他。1956年三月五日，正式晉山為善導寺住持；但那年秋天，卻又因病在南港肺結核療養院住了三個月。病！就是這樣，能如此維持已算是難得的了，所以導師不再為它費心。同年冬天，日本昌持秀峰等，護送玄奘大師的舍利子來臺。1957年，52歲；身體好多了，於5月7日去泰國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慶典，便中還訪問了高棉，一直到6月7日 才返台。此時於心中醞釀許久許久的心願再次浮上心頭。正如之前提及的，善導寺位於台北首刹，地點適中，是許多長老法師們夢想施展理想抱負的道場，而自己從 香港一來，便被迎請為此寺的導師，之後的漫天風雨雖然和自己對佛法理念的倡導不無關係，但善導寺卻是使自己身陷是非風波的主因，這樣一處大道場誰不心動， 但對他而言根本沒有半點誘惑力，及早離開是心中真正的打算；因此在擔任住持一年半時，便向護法會提出辭呈，終於在1957年9月15日離開善導寺回到「福嚴精舍」，心情大為輕鬆。

也就是那年的秋天，在一同寺成立了「新竹女 眾佛學院」。除了「福嚴精舍」的住眾一起共修外，也為了新戒比丘的佛學教育，和不忍出家僧尼或準備出家的女眾失學──失去進修佛法的機會，「半天課」激活 和鼓勵了大夥，也成了導師向善導寺護法會請辭的原因。但這辭職理由再次成為自己進退的困擾，台北的信徒不忍師父南下，有人竟說成他一心一意為尼姑了。唉！真是天大的笑話。

內修佛法，外弘教理

「福嚴精舍」的成立，是為學子們有一內修佛法的理想場所。在來臺灣之前，依附於學團生活、自修，每於佛法有了體會，便書寫成冊，共享法義法喜，當然也隨緣說聖法、弘勝義；來臺之後，開始為信眾們講經說法，外弘教理的生活可說是有點不得已的。「因為我的身體是衰弱的，生性是內向的；心在佛法，對世間事緣，沒有什麼興趣。」 如今，離開了善導寺，經濟必需獨立，雖有善導寺護法會、福嚴精舍護法會及菲律賓瑞今法師的支持，但此非長久之計；為了「福嚴精社」，也為了台北信眾聞法學 法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弘傳，並非要靠趕赴經懺、賣素齋、供蓮位才能維持，若是能單純地以講經弘法為目的，也給精舍的學眾有一對外宣揚實習的機會， 那麼創立「慧日講堂」應是外弘教理事業的開端和創意。

1960年 底，台北龍江街上，一輪慧日昇起；佛教再也不是人們辦喪時才想起的宗教，它本來就是自覺覺他的人間曙光，三寶弟子有責任將它還原回它本有的樣子和功能。感 謝遊化馬尼拉妙欽法師及大眾對弘法道場的護持，「慧日講堂」才得以順利建成使用。這名符其實的講堂，一年四季都在講經，一年三次法會，星期日還有共修，也 都有開示。約有三年的時間，導師也在此宣講《妙法蓮華經》、《大寶積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維摩詰經》、《往生淨土論》、《辨法法性論》、《大樹 緊那羅王所問經頌》、「五戒之原理及其實踐」…等，慧日普照、人天同喜。

1957年的「半天課」是為新戒比丘及僧尼教育而開的，那是下午的兩堂課。到了1960年， 就學三年的新竹女眾院的學生要畢業了，導師也收了慧理及慧瑩為出家尼師。尼眾教育至關重要，若有能領導、教學的尼眾那是很理想的；畢業後有想繼續進修的尼 師，應該給予她們進階和充實的機會；因此第二次的「半天課」，便在「慧日講堂」開始，這次是上午開兩節課。導師認為這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時間向來是往前流逝的，來臺十二年轉眼過去，時代與環境的局限總是那麼叫人無奈。雖說學員的成長是可喜的，但各人有自己的傾向和法緣，除了隨喜外，還能如 何？對學力不足、似乎對佛法沒有什麼反應的學僧或星散的學友，不免讓導師有些慨傷。雖然還是講學，但熱心彷彿不再沸揚；想再過自修的生活迫切起來，嘉義 「妙雲蘭若」便在這樣的動機下，於1964年成立。同年三月底，完成交接「慧日講堂」住持職務予印海法師，5月11日離堂，臨行前，他向送行之緇素七十多人開示：「佛門弟子應該以佛法義理來交往，不必拘泥於常相見面的形式。請大家繼續在佛道上努力修證，因法同心」。5月26日正值釋迦世尊誕辰，中夜時分，於關房寫下＜掩關遙寄＞：（一）離塵三十五載，來台滿一紀，風雨悵漆其，歲月驚消逝。時難感親依，折翮歎羅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二）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籟寂。內修生活，這是導師個人的自修；雖是如此，卻不感寂寞、孤獨。偶爾有些佛法的心得，便像學生向老師背誦覆講一般寫下來，沈浸在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充滿法喜。

規律的掩關生活讓導師有較多的時間閱讀、寫作。之前想就《印度之佛教》中關於「西北印度之論典與論師」的部份重寫；現今將其擴充為《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典與論師之研究》，這是在關房內閱讀日譯《南傳大藏經》後著手進行的。此書之書寫在「報恩小築」，脫稿完成於1967年，總共長達四十五萬字；張曼濤先生評論此書道：「在現代文獻學的方法上，本書或不免還有些缺陷。．．．但在爬梳與理清舊有的漢譯文獻來說，可斷言：已超過了國際上某些阿毘達磨學者。」 掩關期間，閱藏、研經、思惟法義、整理寫作資料和書寫外，他還為護關的慧理、慧潤、慧瑞法師每天上課。當然關房是不能進去的，就連齋點都要隔窗送入；說 法，自然也是隔窗嘍！晚上七時半一到，導師的關窗準時打開，三位弟子搬來桌子靠在窗口聽講。關內關外有法連結，沒有距離；導師為她們講述大乘三系的思想， 每講說到一個段落，便會問：「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這五十分鐘的說法，讓這些年僅十幾二十歲的尼師們收穫良多。除了每晚為三位徒弟說法外，每週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導師也為在家居士們釋疑解惑。法！本就是要學、要修、要證的；閉關，不僅是充實自己，也是為眾生而更加用功，佛法的大門永遠是開的。1964年，寫了「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關中也寫了「論提婆達多之破僧」、「阿難過在何處？」、「佛陀的最後教誡」；1965年， 還寫有「王舍城結集的研究」、「論毘舍離城七百結集」及「僧衣染色的研究」。同年春天，張澄基居士帶來中國文化學院張曉峰先生的聘書，邀請印順法師擔任該 院哲學系教授，為此，一年閉關期滿，也為能盡佛子隨緣盡分弘揚佛法的本分，關門開了，佛法從廟堂進入學府，導師也成了全臺第一位出家僧人的教授。課程是早 上兩堂「佛學概論」和下午兩堂「中觀學」，現今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李志夫先生便是那唯一一屆班上的學生之一。

1965年，有佛緣的善女人宏德居士建築「報恩小築」，1966年導師入住於此靜養三年有餘，也就是在這裡寫成《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1968年6月，宏德居士慷慨樂助出版。「談入世與佛學」也在這一年出版，後被編入《妙雲集》下七「無諍之辯」。

1966年4月26日，「從雪竇到臺灣，他始終給我很大的幫助。續明是外貌溫和而內性謹嚴的。對自己的弟子與學生，特別關切，真是慈母那樣的關護。」憶起初識續明法師於「漢藏教理院」，之後的流光歲月，至情法誼常相伴隨的學友，竟在印度開完會後朝聖途中猝逝；真叫人噓唏：「懷昔日攝眾之匪易，感來日佛法之大難。一切逐歲月而消逝，豈能獨為續明悲而不自悲乎！」

《檀經》的禪史──禪而不纏

話說在1969年， 錢穆在善導寺講說《六祖壇經》，其中有關作者的觀點，他的看法和傳統佛教是一致的──六祖慧能大師說，弟子記集。這篇講稿在「中央日報」發表，引發筆戰。 首投戰役的有旅日華僑楊鴻飛，他以胡適在法國巴黎及英國倫敦發現的敦煌寫本，其中有神會的作品，因此認為敦煌寫本中的《六祖壇經》為此經的最古本，所以斷 言它是出自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仗開打，半年中你來我往，轟轟烈烈登場，真相如何，卻都在擇己之見的固執下，不了了之。在這場論辯中，有一雙銳眼靜 靜的觀視，他的心腦不斷的組織推演，好似回到歷史現場去搜證，經過一年來的研究，他以擴大的視野從兩方面著手：（一）從東山門下的禪風去觀察《壇經》（與 神會）；再自東山門下探求弘忍、道信的禪風，並反溯到達摩初祖的研究。（二）從《壇經》看曹溪門下的禪風。這綿密的爬梳是自達摩到曹溪禪的發展，和禪法傳 入南方後蛻變的情況而整理出來的。導師沒有投入筆戰，卻於1971年6月靜靜的寫出一本《中國禪宗史》（二十八萬字）。這部論著，以一本比敦煌寫本還古早的曹溪古本，指陳胡適結論的錯繆。在「神會與檀經」的專文中，導師說：「考據，原不是以絕對的姿勢來表示自己，任何大學者也會有錯誤的。在研究的立場，即使是錯誤的，能引出問題，或搜集資料，對後來的研究者，也還是有所幫助的。所以，我並不以胡適論斷的錯誤而輕視，覺得在禪宗史的某一個環節上，胡適是有了良好的貢獻。．．．。」 這樣陳而不斥、讚而不呵的完備表徵及治學態度，真是後學的典範；而這部書，在日後聖嚴法師的贈與行動中，為它和日本大正大學的佛教學者牛場真玄帶來了驚心 動魄的豔遇。牛場的一驚非同小可，他致函導師，希望徵得同意，將此書翻譯成日文。信函穿越時空，送達的地點不在嘉義，而是台北的宏恩醫院。那時，導師正在 生死的懸線上游離，一個不平衡，中國佛教界就會失去一代導師；他得的是小腸栓塞，連遺囑都在床邊交代。雖是如此；導師覺得：「寫文章，希望有人讀。」如譯為日文而能對日本佛教界有較多的影響，翻

【編按】本文原刊於菩提會訊14期 (12/2005)印順法師紀念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