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 更好與最好
Wealth of Nation: Better vs. Best
陳哲生 博士
翻譯:許庭魁
離開上海虹橋機場,重新造訪東方之珠-上海!有種陌生與興奮莫名的感覺襲上心頭!古諺有云「光陰似箭」,距離上回造訪這個有歷史的城市,已有十年之遙。在一連串無止境的工作之餘,我終於有機會放鬆心情沉澱一番,並且造訪這個報章雜誌爭相評論的城市。上海在我的記憶中仍舊十分清晰,那是個久未建設、道路失修、殘破不堪的陳舊都市,還記得迎面而來,令人窒息的空氣,夾雜著霉味與牲畜的異味,沿路盡是乞討的可憐小孩。這一切,不過是十年前的光景!然而,如今一幕幕映入眼簾的景象,不禁讓我驚嘆!那華麗的建築、寬廣的道路、潔淨的市容…這絕對不是我記憶中的上海舊城。上海有如電影「麻雀變鳳凰」般,從十里洋場與上海灘那舊時代的老租界,洗淨鉛華,蛻變成真正的「東方之珠」!與倫敦、紐約、東京並列國際先進大都之林。上海,可以說是中國的紐約!
幾千年的滄海桑田,造就了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作為一個富強的國家,雖然首都為北京,但上海才是中國真正的金融中心。目前有一千五百萬餘人口,擁有總長超過二千公里的高架快速公路,井然有序的輸導著往來的車潮;市中心規劃縝密的路網與暢行無阻的十線大道,讓人仿若忘卻大都市該有的交通擁塞;蒼翠的林蔭與優雅的景緻,營造出國際級的都市水平;洗鍊的文化與歷史軌跡的相互交錯,襯托出後現代化的精緻與內涵。與亞洲其他新興都市相較,如台北、東京的過度開發與繁忙擁擠,有著截然不同的對比。舉例來看,一世紀前的法屬租界區,今日重新被細心的修繕著,延續獨具魅力的歷史氣息;市中心的「新天地」,重塑以古典歐洲風格,漫步於石磚堆砌而成的街道上,恍若置身德國、比利時…等中古世紀的歐洲城市。沿著浦東地區走來,數不盡的的摩天大樓高聳入雲,如同進入摩天叢林般,每每皆為獨具匠心的建築風範,構築出世界奇景般之磅礡氣勢。值得注意的是,單就上海地區,三十層樓以上之建築物,為數即超過兩千棟。一流頂級的辦公處所,等待財星全球前五百大跨國企業進駐。難怪世界級的企業,爭相地在上海浦東地區部署亞洲分駐據點。
近十年來,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動能如雷轍電馳般快速,散發出無可抗拒的魅力!十年前的上海一行,在我記憶中仍相當清晰-上海正初試啼聲,張開雙手擁抱整個世界。那時的城市有如歷經戰役般,建築物有著不定程度的損毀、未砌的狹窄道路、孩童幾乎赤裸著沿街乞討著,那時我下榻的飯店只是剛竣工不久的四星級飯店,宏偉的矗立在上海市中心的紐約皇后大道上,當時的電力狀況非常不穩定,摸黑是家常便飯。那兒的人民一定不常看到觀光客,因為我到哪就是許多異樣的眼神與交談議論。與今日的上海相較,簡直有天壤之別!這種驚人的轉變再再的顯示著,中國原發性的迅速自我重建,並以社會改革開放政策向全世界證明,中國正積極的重返世界舞台。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國的進步與成就,讓所有的過往旅客無不驚嘆於此巨大之轉變;是的,亞洲的巨龍又再次甦醒!而此時,全球經濟體制的成形,使得全球企業逐漸將焦點轉移至中國地區,競相思索著這個幾乎取用不絕的市場-「中國的十二億多人口」;在一九九九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三千六百零七億美金,排名世界第九,值此貿易規模持續擴張之際,大量機會的湧現與時機的成熟,吸引簇擁著全球產業西進的熱潮;「這裡有滿地的機會,而且時機已成」,移居上海的台商如是說。確切的說,現今居住在上海,已毫無城鄉落差可言,上海早已晉身世界大都。看看這井然有序的街道、清新自然的空氣、餐廳裡的美食與優雅的氣氛、知名品牌與百貨林立的盛況。舒適與便捷之程度,連我也被吸引住,一點都不排斥來此定居。
中國能有如此的改變與進步,首要歸功於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他在毛澤東後繼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職位;當時毛的專制與一連串的激進革命鬥爭已將中國推入危機的深淵,鄧對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機推進型改革。這項改革在檯面上的動機是為了化解日益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也就是說鄧的本意是使「10億人民有飯吃、有衣穿」;而在背後鄧並不打算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反而更希望透過此政策使讓共產黨再次扮演「人民救星」的角色,鞏固且續保共產黨萬年執政的地位。正如同鄧小平所說:「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也因此,中國推動了有史以來最大,且最具風險的理論實證-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型態市場經濟,以傳統高度中央集權計劃式經濟為基礎,市場經濟於其上逐漸成型。然而,沒有人知道如何做才是最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一切均在摸索下進行;以鄧的話來說就如同:「盲人過河,只憑著腳底下的石頭,走一步算一步」。很快的,於鄧公開發表新政策之後,所有的人都將社會主義教條拋之腦後,忘卻共產黨內部的政治問題,沉醉於建立私有資產。此項改革居然也一舉驟效,由於鄧的改革猛烈的轉移人民的注意力,巧妙地將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私有財產的建立與發展上;讓人民都忙著賺錢,忘卻了推翻共產黨的意圖,轉而為對政府高層、高幹搖尾、祈求,利用特權與疏通管道,確保其安心建立私有財產,此一石二鳥的政策果真也改善了大陸全民之生活水準,更確保共產黨萬年執政之目的。一位台灣的民意代表曾經說過「權力的建立是來自於人民的需要與其真正的意圖」;現今也無人想推翻共產黨,人民爭相與政府官員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與往來,冀望能藉此穩定彼此互動,成為繁榮的途徑;就如同「權力帶來成功與繁榮」,現今的人民只關注在如何積極發展私有資產,並期待政府核准一切的商業交易,對於共產黨與政治議題也就無心過問了。藉由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鄧小平使得所有人民再也無暇關心「賺錢」以外的其他事情。鄧以極有智慧的手法重建中國,他成功的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並重新奠立了中國未來的發展,換句話說,他既確保了政治安定,也令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得以復甦,顯現出從未有的繁榮進步。今日,沒有人想推翻共產主義,反而高喊共產黨萬萬歲!
如同野火一般,這股新的經濟發展潮流很快的從深圳經濟特區開始蔓延,一直延伸到上海、北京與大連。中國從原先的共產封閉,轉型到經濟發展的積極迫切,並對外商與投資者大開方便之門,原因無他,正因為吸收外資是引爆市場發展經濟的第一步,也是確保共產黨「社會主義經濟」實權的重要環節。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八十個國家進入中國投資,在全球前五百大跨國企業中,約有四百家在中國深耕中。直至二千年,中國共核准了超過四十萬件的外國投資計畫,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三千零七十八億七千萬美元。全年無休,平均每日核准一百件,平均每日吸金約一億美金;持續發展的中國,提供全球各國資金和技術一個巨大的市場與商機。「信賴指數」是外資對陌生領土進軍的的指標考量;投資商一到中國,必可直接感受到中國政府的誠意,包含了對外商的禮遇、整體投資環境與生活環境的改善,只要外商願意投資,他們幾乎有求必應,願意配合所有的需求;對中國政府來說,只要能吸引投資者與外商,沒有任何事是不能克服的,如此的「誠意」幾乎可打動每位投資商的心,並忘却原先的種種疑慮。再加上超過十二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對全世界產生了如黑洞般的吸金效應,全世界的製造商幾乎一面倒向大陸。如同東南亞其他各國,大陸以其優渥的低廉工資條件,同樣選擇成為「世界工廠」,以至於世界各國的企業集團在全球經濟的佈局下,紛紛將製造重心從其它東南亞國家移至此地。中國在擁有近乎無底限的超廉價勞工市場,其平均工資每月約100美元的強大後盾之下,使設廠者絕無後顧之憂,再也不用擔心,必須遷廠至勞力更廉價的地區了,在勞動工作者先天的自身競爭之下,薪資水平幾乎沒有成長的空間。中國為了加速吸引投資者與外商,更積極提昇國家基礎建設與城市發展,並創造國家繁榮與市場機會的跡象。有鑑於此,世界各大企業也逐漸解除心防,將亞洲的發展重心移往中國,廣設分駐據點。舉目所見中國的工廠,不論在規模的質與量上,均呈現相當驚人的成長。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已無須接受評斷,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是經濟成長的驚人成就!而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穩定與否也無須質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一定會更好,大陸也必會同其它開放的東南亞國家,笙歌美酒、高樓大廈、億萬富豪及名列世界級之企業不斷的湧現。
目前的問題是,在現今的改革開放政策之下,究竟能將中國提升進化到哪種階級?透過這單純的「世界工廠」之產業政策,中國將會再次成為世界強國嗎?中國將會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嗎?也許這些問題的最佳答案,就是檢驗那些曾經採用相同策略的國家,並了解其發展現況。回顧位於亞洲地區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與香港,都曾經或仍舊採用類似的「世界工廠」策略,也就是扮演美國、歐洲等國際分工角色中的製造商。一直到現在,這些國家在某些產業上,仍舊藉由「低廉」、「積極」與「勤奮」的勞動力優勢,將所製造的商品輸出到已開發國家,換取金融的回饋與報酬。全球貿易的基本精神在於,一方面已開發國家利用相較低廉的進口成本與本國消費性物價指標的控制,得以享受全球分工所帶來的財富累積,維持優渥與高度的生活水準;另一方面,開發中的國家也因為大量出口,短期間將勞動力轉化為實質上的經濟收益,得以賺取資金,提昇普遍生活水準並朝向國家基礎建設現代化的方向前進。這是個雙贏的策略,開發中國家藉由持續掌握此一策略,而能不斷的累積國家財富,亦即各國的外匯存底。這將可徹底的改變一個國家。地產與股票市場不斷地起飛上揚,持續的製造出驚人的財富能量,有錢人紛紛湧現,全國人民將可分享財富所帶來的實質與生活上的改變。直至今日,東京、漢城、台北、曼谷與其他亞洲新興城市,不但繁榮、耀眼,而且欣欣向榮。由此可證,這確實是個雙贏的發展策略-每個人真的都更好了。放眼望去,東南亞國協(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與菲律賓,也都幾乎無例外的採用此「世界工廠」之策略,而這些國家也都在過去幾年裡,以大量吸引外資的手段,投注本國產業,藉以提昇出口水準,迅速的扶植國家經濟發展。也就是說,外商投資乃是東協國家發展重建的的核心契機,而最大的關鍵在於如何能迅速、有效且大量的吸引此投資能量。低廉勞動成本的關鍵優勢,一而再的被發展初期的國家所大力提倡著;然而事實也證明,相對便宜的勞動成本,對於勞力密集度高的製造業而言,將可大幅降低製造成本,提昇競爭優勢,此優勢遠勝於且快於自動化、合理化、電腦化所能創造的效率及進度,也必然吸引著外商投資。市場經濟的天性與法則中,企業的本質不外乎極度的追求製造營運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在最有效益的情況下,提昇最大價值的利潤,每個人也因此將會更有效率的朝向更好的明天前進。經濟學術語中「巴列圖效率(Pareto Efficiency)」亦即是經由雙邊交易,取得資源分配的「得益最大化」。
東南亞國協(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東亞老虎」的稱謂起源於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展現強勢的經濟成長,大量的外商資金紛紛湧入亞洲。如此的蓬勃發展,帶動了亞洲的經濟起飛,創造了金壁輝煌的城市大樓及紅頂商人,所有的亞洲國家無不為此歡呼,每位東南亞國家的人民都為這個新興、繁榮的時代而喝采。然而這些現象所帶來的財富實際上卻只能到達微薄的金字塔頂端;這樣的榮景也只維持到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了全亞洲。這是個突如其來、無預警的風暴,自一九九七年七月開始,泰國的泰銖、馬來西亞的馬幣、印尼的盧比亞,紛紛走貶,開啟了東南亞各國一連串的股匯市貶值競賽;菲律賓的披索則是掉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低點,迫使貨幣的交易懸置,而新加坡元也慘跌到了三年的最低。不久,東南亞各國股匯市就如同骨牌效應般應聲倒地,龐大的金融吸力如漩渦般一再擴大,金融匯市的急起直落,如同飛機般向下俯衝;股票市場的持續探底,更沒有回穩的跡象。在事件發生稍早之前,民眾還讚揚在東南亞地區之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管理者和政治領導者樂意和帝國主義的銀行,如日本、歐洲和其他聯合眾國一起重整他們的經濟,圍繞著全世界的市場,美國華爾街給予很大的支持,並讚許「老虎」戰勝民族主義的反對,創造他們的經濟富裕。許多學者專家紛紛發表高論探尋,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的本因?原因有很多,某些是主觀的,像是馬來西亞的首相Mahathir Mohamad,歸咎和譴責貨幣的投機者;客觀來看,這些國家都借貸了超於自己所能償還的資金。而且這些國家都只著眼在廉價勞動力所擁有的優勢,並且自以為是的假設出口市場將會持續成長而且幾乎沒有上限,並且愚昧的認為,他們的產品對全球的市場而言,是沒有頂點的;也自大的以為借款是不需要還的。現在一股巨大且迅速增長的還款服務開始令這些國家的經濟一點一滴的流失。輸出國所建造生產線之供給量遠遠超過市場的需求,每個人都知道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東南亞貨幣和股票市場的危機給予廣義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過剩的危機一個預警。馬克思早就指出有關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
日本過去六十年的經濟發展,也提供了絕佳的視野讓我們檢視「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在二次大戰後,日本不僅戰敗,而且喪失了一切。兩顆原子彈如夢靨般,劃破天際墜落在長崎與廣島,建築物在瞬間被吞噬,城市化為焦土;日本欲重建並且再次重回世界權力中心,宛若遙不可及的夢想。一切重建的開始是非常緩慢的,但是一步一腳印,靠著一個清晰明瞭、以輸出為導向的經濟政策,日本逐漸地靠自己的力量重建。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在廣島市經歷大災難的35年後,日本在不同行業中皆獲得領先與大規模勝利,這些產業的競爭力都有世界級的水準。在汽車工業的領域中,豐田汽車(Toyota)與本田汽車(Honda)一起囊括了全球市場15%的佔有率;在家庭設備和消費性電子產品領域中,SONY藉由推出紅極一時的隨身聽(Walkman),成功地建立它的品牌形象與領導地位。此時的日本發展,如日中天,全世界的學者無不如急流般地想學習了解日本成功的秘密。日經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隨著強盛的信心與企圖心,一路飆漲,當日本的經濟到達顛峰時,東京的房地產價值甚至超過加州、奧勒崗州與華盛頓州之總和。日本上市市場中,僅前10%的企業總值就可以與整個德國法蘭克福市場抗衡。這驚人的財富創造,恰好反映出日本的發展狀況。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就說過「日本等同於美國與整個歐洲,會是一個新的全球勢力」。在加入六大工業國(G6)時,日本首相橋本曾開了一個玩笑,「這個高峰會議應該更名為七大工業國(G7)高峰會議,因為日本就應該佔有兩席」,這是因為光是東京本身,就足以與世界第三大工業國平起平坐。然而日本的經濟高峰,在一九八零年末期,瞬時泡沫化,日經指數從三萬八仟九佰多點慘跌到八千點以下,僅是其最高點的四分之一;日本的經濟宛若夕陽西沉,然而,日本果真又喪失了一切嗎?在今日,SONY仍是擁有最高價值品牌之企業,豐田汽車與本田汽車仍然擁有超過15%的汽車市場佔有率。日本在輸出行業中仍然茁壯,現在更是許多重要零件的供應商,它的技術在許多行業中是無庸置疑的,日本到現在仍是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國家。然而發展至今,日本的經濟卻是一瀉千里,在全球化的分工市場中,相較於大陸及東南亞的有價勞動資源,日本價格過高的勞工費用支出,仍無法證明其存在之價值優於相較便宜的勞力資源。在大起大落之後,日本的經濟是個很值得深思的教訓。
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日本的經濟情況給予我們一個深刻的省思,「世界工廠」的政策只能帶領我們走到有限的經濟發展層次,而這段距離將日益縮短,也就是說,邁入知識經濟體系的今日,知識資源的整體產能效益,必然超過勞動資源所能創造的價值。此外,已開發國家或全球市場終究是飽和、有限的,甚至比我們所預期的還要小的多。事實也證明了,這個所謂的全球市場的確不足以容納、消化,所有的東南亞國家成為全球工廠,並接受其所有的產出。今日,中國致力成為全球唯一的製造工廠,它無疑是目前世界中,最具此潛力的候選國家。其因為擁有最廉價、最勤奮且幾乎無底限的勞動資源,中國必然地散發出強而有力的相對競爭優勢,這同時也是最關鍵的因素;但是,單就這項政策就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全球中最富有、具權威性以及最好的國家嗎?!相信這個答案是否定的。想要真正落實持續一個國家之經濟與富裕,一個國家就必須在全球的價值鏈中主宰某一特殊的產業或領域,例如德國於汽車產業、美國於資訊科技相關領域…等。為了確保的明天,未來的中國絕對必需在全球價值鏈中,為自己建構與主宰至少一個足以維繫、擔負這十二億多的人口的產業。正當中國快速地發展著,它可以建製主宰這特定產業的時間也以相當快的速度揮發著,最不利的是,現今最具前瞻性的新興產業,生物科技產業與奈米技術產業,歐美日等國早已跨入且深耕此二領域,不僅掌握了關鍵的核心,與相對的智慧財產權,更擁有產業上的先機優勢。在WTO的組織中,最近所訂立的TRIP(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rietary) 「貿易相關之智慧財產權」中,不僅對中國,也對其它發展中的國家均建立一道高牆。
早在二百年前,漂洋過海、經商貿易旺盛的時代中,在商業交易獲利,家財萬貫的生意人中,亞當.史密斯就跳脫此思考模式,指出經商貿易絕不是創造國家財富的正確方法,反而是錯誤的方向。他更在「國富論」中指出,唯有建設自我,以技術立業,創新突破,不斷提昇效率,創造新價值才是累積財富唯一可行之道。猶太人是歷史上全球公認最卓越的生意人,但在買空賣空的商業行為中,猶太人卻被全世界所唾棄,以色列今日仍需美國的庇護;猶太人或許有錢,但絕不富裕。從亞州的產業發展史或現今中國的快速發展中來觀察,無庸至疑的是,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商人會累積窮人之財,而促使富者恆富貧者恆貧,但亦可能如同日本與香港等,在經濟大起大落之後,原本投機的生意人也將一貧如洗,甚至自暴自棄,唯有默默重建自我,以技術提昇企業本身之競爭力,才能確保不變,這是歷史軌跡中反覆重蹈的教訓。
如同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在Investment Biker一書說到「我們必須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是全球最重要的國家,正如同十九世紀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走上了對的方向,中國發展將持續變得更好。在此同時,每個參與者都將隨著改革開放的列車,展開一連串的淘金探險。歷史告知了我們,也導出了正確的方向,然而,中國終將成為偉大的國家嗎?這還有待仔細觀察。全世界正以積極、友善的態度,歡迎著中國的開放與改革。所有人無不激賞於中國創造的成就,我們大家也誠摯的期望中國將成為高層次的泱泱大國,並且用相同的信念,敞開心胸擁抱世界上其他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