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極限
七月台灣熱滾滾的夏日。日正當中的下午時刻,火紅般的耀陽把地面都曬傷了。在一個平常星期六回家的路途上,好不容易擠下高速公路,只見整堆的車子。全開的冷氣卻仍無法消除這暑氣,實在太燙了。雖然每個人都歸心似箭但車子仍舊只是一公分、一公分慢吞吞的往前移。又是紅燈!忙了一整個早上,正想利用這片刻,閉下眼養神一下時,只見一位小女孩,穿著國小的制服,頭上一頂灰黃色的草帽,在車群中穿梭的走來。聽不到她在喊什麼,手裡晃著一串串白色的玉蘭花,心裡可以聞到玉蘭香。記得“天下”雜誌曾做過一個專案介紹台灣的競爭力。“溝通容易、行動快。天天備戰、拼生意。凝聚出一股來自草根,看不見的優勢。”其實從戰後光復至今,維持台灣產業發展的國際競爭優勢就是這有點傻憨的打拼精神。台灣的核心能力就如這賣玉蘭花的女孩,不畏懼亂衝胡撞的交通,在可以熱死人的午刻時段仍“呆呆”、“乖乖”的賣玉蘭花。我從小就被送外流放,到過不少的地方,但只有在台灣看過這景色。雖然光復後50年來的打拼,拼出了“經濟奇蹟”的今天,然而翻閱這幾年國際IMD的報告,每一個指標都很明顯的指出,台灣的競爭力正在快速的滑落中,目前已退居四小龍的末座,更被形容為“快要掉出來了”。還記得去年在高雄圓山大飯店的“亞太營運中心座談會”上,前經濟部長江丙坤博士在台上透過一張張的投影片,全神貫注的解讀著“亞太營運中心”為何非做不可?“目的是要讓台灣在進入下個世紀之前,在體質上能有一個徹底改變的機會,好讓第二次的經濟奇蹟能落實於台灣”。“而成功之後,我們的平均年收入將能從目前的12,000美元,提昇到15,000,18,000,甚至突破2萬美元大關。”我個人非常地欣賞江丙坤前部長,在50多年來台灣一直無確實的產業政策的前提下,他能認清產業政策的重要性,更能提出一個有前瞻性、整合性的產業政策,我個人認為很了不起。然而雖然這樣我卻也忍不住的在台下納悶著。“日本人聽了一定會在心裡偷笑,若台灣50年前乖乖的成為我們太陽帝國的殖民地,今日我們日本可以保證讓台灣早在10年前就突破年收入3萬美元大關。”話再說回來,為什麼要在今日提出這樣的產業政策呢?我們50年來,沒有它不是也創造了奇蹟嗎?我想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都觀測到,以打拼的方式發展了50年的台灣,很明顯在成長上我們已撞上一道牆。換一句話,我們正面臨著我們成長的極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化與科技把全球推向長時期的快速經濟成長,然而隨著物質生活的提昇,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許多國家都發生暴亂,反文化示威活動。此外,全球各地不斷的天災地變,異常的氣候也逼迫大眾對環保方面的關注。西元1968年,一群接近全球決策核心的人士對政府及國際組織在未來事物規劃方面的無能感到憂心,這些正規組織對物質享受豐裕而生活品質卻未充分提昇的失衡現象及其可能之後果毫無對策,因而結合了一群對影響深遠事件關心而思想獨立的人士成立了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羅馬俱樂部的目的就是藉著這一群人士對時事的關懷與深入的研究來彌補正規組織功能之不足。今日,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包括來自全世界不同國家的精英,代表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識型態、職業與學術專長。這群人以「人類之困境」為著手之主題,在1972年發表了第一份報告,“成長的界限”。這份報告在短短時間內就被譯成30多種語言,震撼了全球。而羅馬俱樂部也因而一鳴驚人,贏得了全球性的知名度與肯定。這份報告之所以能激起全世界的注目與爭論,更直接影響到全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是因為這份報告不僅提出了一種全新人類文明發展模式,它更以具體的數據指出我們若持續盲目的追求物質,繼續的耗盡有限且無法循環的天然資源,愚昧無知的破壞已殘缺不全的生態環境,就算沒有核子戰爭,我們也會葬生於自己唯物是圖的價值觀裡。換一句話,自從工業文明的開始,人類發展至今的方式,很明顯在成長上我們已撞上一道牆,更面臨著我們成長的極限。
在20世紀初,許多南美拉丁國家的生活水準並不劣於歐美國家,阿根廷更是富裕的連美國人都羨慕。二次大戰後,就有很多日本人移民到巴西;而今日,巴西的平均收入卻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於是很多日系巴西人又都忙著移民回日本。多年前,菲律賓是東南亞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曾有許多人移民到菲律賓當“台傭”,而今日他們則到台灣當菲傭。明日呢?幾年前,蘇聯還是超級強權,而今日它卻淪落要伸手依靠各國的憐憫、救濟才能活下去。成長的瓶頸是實實在在的存於現實中,而如果無法突破這瓶頸,那它就會快速的演變為極限與毀滅。
台灣有一句諺語,“富不過三代”。第一代辛苦奮鬥所耕作,奠定下的基礎傳到第二代時被發揚光大,但輪到第三代時,卻被坐吃山空,揮霍一盡。第四代則……這諺語大多是用來警惕,勸告後代不要只知享受,更要知道努力奮鬥,才不會坐吃山空。但這諺語也形容著一種過程,一個從零致富,又從興而衰的自然循環。在西方文化裡,賽墨以曲線,Sigmoid curve,是一條類似S型,一條類似微積分中的積分符號,∫的曲線。這條曲線簡要的說明了生命的歷程:最初緩慢嘗試,全力奮鬥,蹣跚學步建立穩定成長的時期,其後邁向巔峰終於盛極而衰。很多現象都有類似於賽墨以曲線的行為,譬如一項技術、一個產品、一支股票、一家企業,或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人生。然而如果每一件事物都依循這曲線發展,而毫無例外的話,著令人感到喪氣而無力。因為若果真如此,那我們唯一能做的除了決定自己在這曲線上確切的位置之外,再也沒有任何討論或努力的餘地。但很幸運現實的世界證實了並不是每件事都依循賽墨以曲線的。然而我們也禁不住要探尋究竟有沒有什麼魔法或方式可以維持強盛不衰,永遠年輕不老。羅馬俱樂部在“成長的極限”中以科學的分析,客觀的數據清楚的指出在一個有限環境裡,任何成幾何級數成長的發展,在有意或無意中超越了成長的極限之後,必然衰弱甚至滅亡。舉幾個例子,人在過度勞累,壓力超重時,容易生病。股票總在超越所值時,一跌不起。ㄧ家企業在高估自己的實力,盲目擴充後,常會被自己的借款卡倒。我自己就深深體驗過在過度勞累,自不量力的超越自己所能承受後,隨之而來的後果。換一句話,維持強盛,本身並不是困處因為強盛本身並不會帶來衰退。是不滿現狀,無知的追求成長,在超越了本身的能力,成長的極限後,衰滅才不招自來。
對於歷史中強權的盛衰,權力的消長已經有太多的研究與報告。各種不同的觀點與解釋,從本身的墮落到環境的變遷等等。從這眾多分歧的理論與說法中,我們可以把成長的瓶頸具體的歸納為兩種基本的型態:外界與內在。如果我們假設我們每一位都是“A”級的“人才”,沒有人會自我墮落,為了自己的兒女,為了能讓自己擁有個更亮麗的明日,每人都情願在今日多努力點、多費點心力,甚至在今日犧牲一下。其實這假設是非常合理的,至少我還不認識有人願意活得一天比一天糟的。那假使我們每位都願意為明日而付出,那成長的瓶頸從邏輯來看至少不是因為本身的不努力或自我墮落。羅馬俱樂部認為外界的極限是一個“在維持成長時所必需的動態要素”。在18世紀,英國的馬爾薩斯,T. Malthus,在人口論一文中指出“若人口成長的速度超過全球能供應食糧的速度時,世界必出現不可避免的全球性大規模飢荒。”在這裡壓制食糧供給成長的因素,不是大家在快餓死時,仍懶惰不想耕種,而是一些變動的因素,例如可耕耘的土地面積,農業技術的進展,甚至是氣候或天災這類不可控制的外界因素。由於馬爾薩斯太過低估科技的力量,因此錯誤的預言了從未發生的全球性大飢荒。從這我們可以肯定一點的就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我們是受限於外界的因素,那如果我們能在某一受制的外界極限上有所突破的話,我們不僅可以避開毀滅,更能擁有史前未有的豐收。回觀歷史,如果大多數的人為了能避開不幸的將來為了能有更豐裕的明日都情願在今日多付出一些,而現代科技的進步更是神速,市場經濟更打開了全球的市場到處是機會,因而在現實世界中也根本沒有外界的極限之前提下,為什麼仍有那麼多的強權沒落,有那麼多的卓越企業無法逃避破產的命運呢?而在同時,為什麼又有些企業總能接二連三的創締奇蹟呢?其實現代成長的極限既不是來自於內在,更不是受制於外界,而是來自競爭。
競爭在今日無處不在。由於競爭的白熱化,逼使得每一位都必須成長,而且是“加速”成長。譬如說,為了明日,在今日您願意犧牲一小時,但有人卻可以犧牲二小時,於是在這種純壓力,pure pressure之下,您也被逼得只好再投資一小時來確保明日;但這時,您原先的對手,為了他自己的生存,為了跟上您,他決定他可以每日犧牲三小時,現在,您怎麼辦,不跟不行。就這樣的,由於競爭,為了生存下去,大家全拼下去。換一句話,為了活下去,大家真的都不想活了。而在這時,大家也各自開始面對各自內外的極限,慢慢的大家都開始承受超越自己能力的界限所能承擔的。其中也必有些會輕視或根本就不認為這“成長的極限”是存在的,認為目前的問題,眼前的挑戰比起以前所經歷過的根本就不算什麼。自認只要像以前一樣咬緊牙根,善用以往的經驗,再加上一些心存僥倖的心態,目前的困境必能迎刃而解。於是這種自不量力的無知與輕視助長原本超越本身的負擔,最後在發覺時已經病入膏肓,終究是盡力挽回也大勢已去江山難回。而在同時,也必有些開始認識到自己能力的極限,深知要突破這極限不是只努力就可以了,因而提前開始培育增強自己的體質,進而徹底的全面地提昇自己的核心能力,為下一波的淘汰戰準備,因為只有增強自己的實力才有可能再攀越高峰。
在年終檢討時,楊忠榮講“大環境真的在變!”今日,全球面臨著前所未聞的成長極限,為了突破它再創人類文明的奇蹟,早在20年前一些人就開始研究及準備。大家都深深體驗到這次是必需忘記過去,從零開始,更要全面性的改革,才能避免已經迫在眼前的毀滅,再度提昇人類文明。這段時間來的改革,所制定的規章也逐漸的影響到各行各業提早結束大量生產的工業時代,也在各業間產生了質變。這些一連串的改革也逐漸的傳遞到塗料界,如low VOC,水性塗料等。而在台灣,有些精英人士也在幾年前開始洞察到我們傳統的打游擊、以小搏大、拼老命的競爭方式也真的面臨到它本身的極限。譬如在大陸有12億多的人口,他們也非常熟悉我們早日的競爭方式,而且為了生存下去,我們敢,他們更敢。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小而勁”的優勢已逐漸轉為“淺而濫”。也正因為這樣,政府最近大力提倡產業升級,訴求品質的重要性,更積極在海外宣導台灣精品……等等。在業界,我們可以觀察到以往以拼生意為主的企業領導者也一個個的開始細談策略,靜下來分析產業構造,重新為企業定位……等等,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慢慢的正視到這一次的挑戰與衝擊非比尋常。最後讓我們回到柏林,吳忠民在地下室終於忍不住的站起來強調“柏林雖然拿了很多獎,但好像都沒有徹底的執行。”陳安祥也在朝會上講出他肺腑之言,“大家每天從早忙到晚,每天都拼得要死,但是公司好像就是賺不到什麼錢”(台語)。
柏林雖然在很多年前就開始推行品管圈,執行全面品管,在這一方面的努力更得到外界多數的認同。儘管我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體質、能力與極限,但是我們似乎仍然無法肯定我們自己,為什麼?我們應該虛心自問:我們是否真的已經脫胎換骨,全面提昇我們的實力?我們是否開始承受超越我們能力所允許的?我們是否與全球、與全台灣眾多的產業一樣,正面臨我們成長的極限?或者是我們自己束縛於無法自我突破之瓶頸?以上問題,亟待柏林成員逐一剖析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