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徵收制度之協議價購，需地機關作為而生法律效力！ 【鼎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賴永城】

按土地徵收係基於興辦有利於公益之公共事業之需要，始得由國家依法律所定程序為之。依我國現行法制，需由需用土地人於踐行法定程序（諸如：舉辦公聽會、徵收前之協議，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等等）公平衡量公益與私益之重要性，斟酌決定後再擬具詳細之徵收計畫書，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之。

執此是否實施公用徵收，相關主管機關具有是否發動土地徵收之行政裁量權，一般人民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如土地徵收條例第8 條），尚無請求國家徵收其所有土地之公法上請求權。揭前述法條之規定，土地徵收核准機關為內政部，需地機關僅得擬具徵收計畫書，向內政部聲請核准徵收，並無作成徵收處分或核發徵收補償之權限，亦是中央主管機關為土地徵收執行最終決策之機關。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程序，即在盡溫和手段以取得公共事業所需之土地，避免強制剝奪人民之財產權，達成最少損害之原則。因此，需地機關於踐行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公共事業所需土地時，自應確實踐行該條所定協議之精神，不得徒以形式上開會協議，而無實質之協議內容，否則即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曾說明，既然是協議價購，應是針對個別所有權人商談，但政府的做法往往把「所有所有權人都叫來開會」，並不符合協議價購的理念。

究竟協議價購法律性質為何？通說見解採私法契約說。既是私法契約，那相關移轉之法律，即適用民法關於買賣等相關規定。該契約為意定契約，無強制力，應彼此互負履行之責任，如有違約，依契約負損害賠償責任。

然而，現行土地徵收執行，公部門相關說明會內容及協議價購之程序，在優勢行政權作用及資訊不完全情景下，就好比二人打架，勢優一方高武雄大持有刀械；劣勢一方瘦弱形小赤手空全拳之不對等，勝敗未打之前已定。土地徵收其需地機關在優勢行政權作用，所採取策略為二擇一無從為被徵收人所選擇，並向被徵收人明示，如不接受需地機關所提之協議價購之條件者〈通常以徵收補償額加上些許獎勵金為誘因〉，則將進入實質土地強制徵收程序，被徵收人之喪失財產以現行土地徵收條例所規定者為限。如此，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之感情價值傷害甚深，也就造成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配合協議價購，反而以抗爭手段，企圖延遲交付土地，造成徵收上之困難，造成現今抗爭不斷之源頭。

果此需地機關為公聽會、說明為會僅為取得形式法定之程序，與被徵收人協議價購形式僵硬行政程序違反憲法第15條、行政程序法第7 條及第8 條等規定，實已嚴重侵害被徵收人之財產權，且與誠實信 用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相悖，自屬違法其行政處分應屬無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都曾做出兩個判決，強調「不符合土地徵收裡所謂的協議價購」其行政處分效力之判決。

同樣是民主國家，鄰近的日本針對土地徵收相當謹慎。徐世榮舉例，日本的徵收案通常需花8至10年時間進行，「因為要和地主確認價錢、確認土地徵收的必要與公共性」，一旦確認徵收條件成立，就由政府支出補償費用。反觀台灣，徵收流程可以不到一個月就走完，造成僅有日本1／10面積的台灣，徵收土地面積卻高達10倍，顯示其公部門土地濫用徵收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