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K. Conyne
我個人而言,我是一個丈夫(他的妻子是林恩·拉賓,也是一名心理學家),兩個成年孩子的父親,三個孩子的祖父,以及一隻金毛狗的“父母」。我與父母和 3 個兄弟姐妹在紐約州北部及其北部地區出生長大,在辛辛那提生活和工作了 40 年。
https://www.robertconyne.com/
生態觀點與人類環境(P-E)理論關係最為密切,自世紀之交以來,該理論一直對諮商與諮商心理學的發展發揮了 重要作用。從本質上講,P-E 理論關注的是人與他或她的環境的契合度,具體定義各不相同。P-E 理論的重要性也許在職涯諮商師中最容易發現,因為它明確地關注理解和增強個人與工作世界的契合度。其他學科也因其對人與環境互動的詮釋而聞名,包括社會工作、學校心理學和社區心理學。
Murray和Kluckhohn(1956),他們提出了個人發展是由身體和家庭環境以及更大的社會和文化機構決定的觀念。 Stern、Stein和Bloom(1956)認為,要理解行為,我們必須同時研究個人和環境。
Lewin(1951)使用場論的概念來解釋個人行為。 他認為,我們可以將人和環境視為生命空間的相互依存區域,他在任何特定時間都指的總心理學領域。 Lewin將行為描述為選擇性和創造性,由心理力量驅動,並在行為發生時在心理領域內發揮作用。
Bronfenbrenner (1977)提出系統觀點,分成不同的系統:
•微系統:一個人或個人與有影響力的其他人(如家庭、工作場所、同齡人或學校)進行主要面對面接觸的環境或環境。 根據定義,微系統是近端影響。
•中系統:微系統之間存在的關係和聯絡,或情況相互關聯的方式。 例子包括家庭和學校、工作場所和家庭或同齡人和父母之間的聯絡。
•外在系統:一個人不直接參與的更大系統,但會出現影響該人的重要決定和行動。 外來系統包括在地方一級運作的主要社會機構,包括工作世界、地方政府、醫療保健系統和大眾媒體。 這個級別指的是遠端影響。
•鉅視系統:最普遍的系統,包含定義和組織社會中社會和制度生活的藍圖,包括一般價值觀、政治和社會政策以及意識形態。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幾位家庭治療師和研究人員將生態諮商師的概念應用於他們與家庭,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工作。 在這些方法中,主要重點與其說是內部家庭動態,不如說是家庭與外部系統和制度背景的互動。 這種方法著眼於影響家庭並造成其許多困難的生態動態;它還挑戰諮商師幫助個人與大家庭、社會支援系統、朋友或其他可以化解或以其他方式改變家庭失調等網路重新聯絡。 在擴充這些觀點時,Hines和Boyd-Franklin(1982年)認為,在與美國的非裔美國人家庭有效合作時,諮商師必須願意探索影響其的政策、社會環境、環境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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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P) 行為是個人特徵的函數(包含基因、動機、情緒與行為習慣等)
B=f(E) 行為是個人所處的環境函數
B=f(P X E) 行為是個人的特徵與環境的歷程函數-此為生態諮商觀點的基礎
生態諮商被定義為情境化的幫助給予,它取決於個案從環境互動中獲得的意義,從而產生更好的生態一致性。 生態諮商從物理世界的生態學中汲取其定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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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跨領域、後設理論、對人看法採綜合觀點、是生態系統中的個體、時間是重要的、創造意義、一致、全方位的目標、合作的、賦權的、相互依賴的、Parsimonious (簡約的)
個人也是整體的系統的一員
離開生命和無生命世界中相互定義和維持影響的網絡,人類生命就無法存在。所有生命過程相互依賴,共同構成「生命之網」(Capra,1996)。地球是透過日益複雜的合作模式而演變 的。由於這種網絡般的相互依賴,自然資源通常被回收 (例如,如光合作用)和共享。
人類植根於物理環境中,依賴他人的營養和支援。我們每個人如何理解我們在這個人類生命網中的位置和意義,決定了我們試圖維持我們獨特的社群生活的方式。
人類是與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不斷變化的動態的一部分。 樹木產生的氧氣對人類生活至關重要;地球整體氣候的微小溫度升高會對整個地球產生影響;引入或根除一種微小昆蟲會影響整個食物鏈。
生態諮商的核心關注點:不同系統、個人的P X E的相互影響與交融。
個案如何評估自己與他人在生活中的互動,並將更好的意義轉化為行動
能更好的利用環境中可分配的資源
可以更滿意自己的感覺、意義以及管理自己的生活狀態
並非適應,而是感受到有毒環境時,可以制定離開或改變環境的策略
生態視角旨在幫助諮商師為具有不同目的地的不同個案擔任導遊。 從生態角度來看,諮商師被提醒,沒有個案的人生旅程是相同的;沒有一個目的地是唯一需要追求的目的地;透過採用不同的策略,可以達到相同的終點。
在生態諮商中,當人們在任何層面上與環境互動時會發生什麼,取決於他們從持續的遭遇中獲得的意義。
治療概念
1. 諮商師專注在個案與群體系統的日常互動,藉由修正一些重要以及近側的影響來協助個案
2. 注意個案的生態系統,可能是世界上另一端的戰爭、外交政策的影響,雖然無法改變遠端的程序或決定,但可以讓他理解並且可能有機會學習因應相關事件的能力。
3. 個人是整體系統的一員: 對於個案來說,沒有單一的正確介入措施;應該考慮多種可能性來增強作為個案的複雜生物體的功能。
4. 諮商師可以嘗試將個人與環境連結起來,P X E的觀點影響人與環境的互動,將文化的角度放入,探索人在創造意義的過程。
5. 考慮不同的背景;包含時間、地點、環境中的互動,例如對一個有信仰的人,要清楚的了解他的信仰背景與內容;憂鬱症的個案則要了解他憂鬱症周遭的時間、地點以及個人重要的近側內部問題
6. 時間的重要性(1)了解個案的脈絡(2)會帶來改變
7. 意義的創造為人在互動中所創造,最熟悉的創造形式便是語言,語言視為一種象徵,代表我們如何認識世界。
治療階段
第一步:評估
個案在體驗時描述他或她的生活空間。
每個描述都包含個案對問題體驗的重要線索:涉及的核心個人和/或過程(近端過程)、時間的影響(為什麼現在? 這將如何影響過去、現在、未來?),以及任何促使現在需要改變的觸發事件。
明確的問題陳述對於幫助輔導員和個案知道在開始評估過程的資料收集階段時要尋找哪些資訊至關重要。 問題陳述有助於縮小生態評估中可能涉及的資料範圍。 就一個簡單的例子而言,考慮以下個案陳述:“我需要幫助找工作。” 職業諮商師知道,個案是否真的意味著,這對諮商師過程有重大影響
•我是兩個學齡前孩子的單身母親,我的福利在幾個月內就用完了;
•我的父母說,如果我想從事學校工作,我必須賺點錢;或者
•我在中西部找不到我的海洋學學位。
諮商師應該考慮個案人與環境互動的特徵,否則可能會被忽視。 例如,考慮以下幾點:
•家庭:家庭的規模和結構是什麼(如,大家庭或核心家庭;誰擔任家庭負責人)? 日常生活和活動是什麼? 影響家庭互動的物理空間的性質是什麼(例如,人們睡在哪裡)?
•工作環境:關於休假、病假或兒童保育的政策是什麼? 飲料和午餐設施有多少?
物理工作空間(例如,私人或共享辦公室)的佈局和吸引力是什麼?
鄰居的互動,是否有融入社區
評估過程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我們所說的生態同理心。 諮商師師能夠從他或她自己的角度理解個案的生活空間
第二階段:設定目標
生態諮商師的首要目標是提高生態一致性。 由於每個人和每個環境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改進的P X E適合的性質將在每種情況下都得到獨特的定義。 合作在生態目標設定中至關重要。 生態諮商師當然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帶到目標設定過程中,但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房間裡唯一的專家。
個案和諮商師共同努力,為行動步驟設定目標,這些步驟不僅適當考慮了評估資料和個案從這些資料中得出的意義,還考慮到了個案價值觀、設定特徵、可行性以及可用資源和變革過程的障礙等問題。
目標設定和戰略選擇需要考慮合理性的概念。 超越個案對可能性的看法的目標可能對個案來說似乎沒有啟發性;它們甚至可能看起來不合理或荒謬。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諮商師可能會幫助個案實現一系列目標,包括任何以前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
目標設定和相關介入中的價值觀問題
今天的輔導員通常被教導,將諮商師的價值觀強加給個案是不道德的。 在生態諮商師中,由於複雜的概念可能導致系統的改變,例如舉措確實成功地促使原本可能呆在家裡的婦女去工作;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這些舉措也意味著這些婦女經常承擔最低工資、幾乎沒有靈活性和低福利的入門級職位。
第三階段:介入處遇
生態諮詢不需要諮商師放棄特定的介入措施,或從頭開始重新學習如何諮商。 生態諮商是一種從人與環境互動的角度思考人類行為的方式,理想情況下擴大了諮商師的行動範圍。 探索生態思想所產生的學習只會增加諮商師的功能,增加他或她的靈活性。
生態諮商師可能會做以下任何或全部事情
•探索個案的幼兒期創傷,以瞭解當前的行為模式;
•與失去心愛的伴侶的個案一起,開發新的理由,透過建構主義或存在主義哲學生活;
•在理性情緒練習的幫助下改變不適應、完美主義的思維模式;
•與害羞干擾了職業成功的個案一起練習自信的行為技能;
•提供有關所需藥物濫用預防政策的專家立法證詞
第四階段:生態諮詢評估
評估既是最後階段,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干預措施需要在實施時進行評估(即過程或形成性評估)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即結果或總結性評估)。 任何生態評估的指導標準是是否加強了生態一致性。
評估目標
•介入目標和策略是否承認個案生活空間內個人的相互依存關係?
•諮商師和個案之間的夥伴關係是否透過諮商過程培養?
•諮商目標和策略是否符合個案的相關生活環境?
•個案是否學會了如何預測和管理不斷變化的環境環境?
•個案是否知道變化對自己和他人的後果,並知道如何應對這些變化?
•個案能否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變化? 什麼可能會支援自己?
•諮商策略是否簡約、具有成本效益,並專注於現有優勢和資源?
•在諮商過程中,個案的意義創造過程是如何被確認或改變的? 這種有意義的改變可能會對個案的生活產生什麼長期影響?
•是否促進了一致性? 以什麼方式?
策略1:擴大對選擇範圍的認識。 人們經常陷入困境,因為他們無法產生選擇,或者發現很難在競爭的替代方案中進行選擇。 讓個人從個人環境的角度考慮和權衡選擇,擴大了可用的策略。
策略2:退出環境。 逃離一個似乎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壓迫性環境,有時可能是最好的或唯一的選擇。
策略3:在環境中找到安全計畫。 有時人們需要找到一個安全島,一個至少作為一種臨時措施,他們可以找到保護和安全的地方
策略4:重新解釋現有背景。 在沒有任何其他直接變化的情況下,在認知上重組現有的不令人滿意的情況可能是一種可接受的應對方式
策略5:創造新的利己環境。 人們可以學會為自己選擇或創造積極的地方,在那裡他們不僅感到舒適、保護和安全,而且還有成長和發展的機會。
策略6:修改當前環境的各個面向。 人們可以學會改變環境的各個面向,以更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和價值觀。 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想法是一個賦權的啟示。
策略7:選擇一個新策略。 對一些人來說,有意和有計劃地選擇不同的策略或脈絡是可能的。
•策略8:建立一個新的脈絡或策略。 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會選擇透過開發一個似乎更適合他們的全新環境來進行創新。 然而,這種策略有時涉及相當大的風險和資源
Cassie是一名29歲的全職家庭主婦,有三個孩子。 她嫁給了一個男人,他偶爾會喝醉並打她。 一位關心的鄰居最近報警了,警方唯一的干預是給了Cassie一家諮詢機構的電話號碼。 在下一個暴力事件發生後,Cassie開始與一位輔導員談論她的情況。 她表示,她的丈夫不知道她在尋求幫助,她來只是因為她擔心她說話自信的12歲女兒可能很快就會成為她丈夫暴力的下一個目標。 Cassie向輔導員保證,她的丈夫
“沒那麼糟糕”,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供養者,他的暴力從未嚴重到足以把她送進醫院。 她還強調,她不想離開婚姻,因為她愛她的丈夫,沒有自己的錢,並且相信孩子們需要他們的父親。
Cassie開始與一名輔導員一起工作,但在其他暴力事件發生後,她間歇性地參加。 輔導員將Cassie描述為“很難合作”,對治療“不認真”。 他還給她貼上了有點“schizy”的標籤,因為她的眼神交流很差,說話的聲音很低。 他試圖讓她離開她的暴力伴侶,導致她幾周來“不露”。 由於無法與Cassie聯絡,他診斷出患有人格障礙(邊緣、依賴性),並建議用藥物來控制她的症狀。 最終,Cassie完全不再來了。
這位諮詢師的反應和結論是處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傳統、以人為本的典型方法。 這種方法的標誌是認為問題只出在人身上。 當Cassie未能遵守諮詢師的處方,認真對待治療並離開她的暴力伴侶時,沮喪的諮詢師無法建立個人聯絡,診斷出個人病理並建議用藥。
幸運的是,Cassie的鄰居說服她嘗試第二位更有能力理解Cassie處境的複雜性。 當Cassie第一次來接受諮詢時,新諮詢師明智地推遲了所有診斷結論,直到徹底瞭解Cassie的生活空間。
由於Cassie的人際交往舉止和她痛苦的生活條件,輔導員擔心嚴重焦慮和/或抑鬱的可能性。 輔導員仔細地詢問了Cassie關於可能的症狀模式,並確定到目前為止她應對得很好。 她似乎不需要藥物治療或對生活空間的情感後果的關注。 由於Cassie的前輔導員告訴她,他認為她被打擾了,她對新輔導員對她的評價有點驚訝和高興。 輔導員和Cassie同意在諮詢進行時定期檢查這些可能的問題。
Cassie和生態顧問以合作的方式開始澄清Cassie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在一些幫助下,Cassie能夠宣告,她的問題涉及應對暴力和保護她的孩子免受暴力侵害。 輔導員很清楚,Cassie想繼續結婚,原因目前輔導員和Cassie本人都不知道。在這一點上,Cassie也不認為對她的暴力是諮詢的重點。 輔導員自己指出,這種暴力的最小化在像Cassie這樣的人中很常見,需要探索Cassie擁有安全、相互支援關係的權利。 她決定將此作為稍後在諮詢中探討的問題提出來。
考慮到問題陳述,Cassie和她的輔導員開始確定誰參與了Cassie的問題。 雖然到目前為止,暴力事件只直接涉及Cassie和她的丈夫,但他們12歲的女兒越來越多地參與其中,挑戰她的父親,並試圖在暴力事件中進行干預。 輔導員幫助Cassie意識到她所有的孩子都捲入了這種情況,因為他們是見證人,正在學習一些非常消極的人生教訓。 Cassie的父母幾乎每天都見到他們,他們也捲入了Cassie的問題,因為他們覺得為了家庭,容忍暴力是她的責任。
Cassie和她的生態顧問還澄清了問題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Cassie能夠認識到,她丈夫的暴力通常發生在他上第三班的幾個月裡,這打亂了他的生物鐘,以及週六晚上他和朋友喝酒回家後。 她還確定,暴力最常跟隨他們關於他喝酒的爭論;他知道她認為他喝酒是個問題,但他認為這是一種無害的發洩方式。 不過,她報告說,在他打她的第二天,他非常後悔,通常將暴力歸咎於飲酒過多。
Cassie和她的輔導員還以合作的方式試圖從她的角度瞭解暴力事件發生的原因。
Cassie認為她丈夫的暴力是他被困在工作中感到沮喪的結果。 儘管這份工作的工資很高,但她的丈夫經常拉傷背部,並遭受慢性疼痛。 她同意她丈夫的觀點,即他有權和他的夥伴們一起聚會,但她仍然認為他是個酗酒者。 此外,她解釋說,她丈夫的工作朋友認為,需要偶爾與女性粗暴對待,以向她們展示誰是老闆。 輔導員還獲悉,Cassie和她的丈夫都是在暴力侵害婦女的家庭中長大的,只要暴力不會太嚴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就會被容忍。
Cassie圍繞這個問題的意義方式是生態顧問的關鍵點。 Cassie基本上認為暴力是她必須容忍的事情,才能享受完整婚姻的好處——這是她在成長過程中從家人那裡學到的教訓。 她重視婚姻提供的經濟保障,擔心在教會社群遭受離婚的恥辱,並認為讓孩子和父親在一起有很大的價值。 因為她和她的丈夫從高中開始就約會了,Cassie也認為他們“本該在一起”。 在描述她的婚姻時,Cassie在將這段關係浪漫化和表達憤怒和沮喪之間搖擺不定,因為她感到害怕並被困在婚姻中。 她反覆參與其中/或思考:要麼她的婚姻是一段偉大的戀情,要麼是失敗的。 她還拒絕相信她的丈夫是個酒鬼。 她認為他可以隨時戒酒,但他需要一個緩解壓力的出口。 然而,她確實告訴輔導員,“他的出口不一定是我或孩子們。” 輔導員支援Cassie在意義製造方面的試探性轉變,而沒有促使她此時採取行動。
最後,輔導員和Cassie評估了她生活空間各個層面的可用資源和變革障礙。 Cassies的個人資源包括她的健康、智力、早期秘書工作經驗、對孩子的愛以及解決問題的動力。 她的個人關係資源包括一個有愛心的鄰居,教堂裡的朋友,他們對她表示震驚和擔憂
“秘密婚姻問題”,以及一位成功解決了自己類似問題的姐妹。 前段時間,Cassie在Oprah Winfrey的電視節目中看到一個丈夫毆打她的女人。 這個你這個女人作為一個妹妹,欽佩她改變女人的勇氣給卡西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承認她考慮了她的生活。 輔導員認出這個女人是Cassie輕空間的一部分,也是她潛在的象徵性盟友
此外,社群中的一些組織能夠為Cassie提供持續的諮詢、教育和支援,一場新的全州運動提高了人們對家庭暴力代價的認識。
然而,Cassie也面臨著巨大的變革障礙。 她貶低自己的需求和安全權的個人模式(起源於她的童年),她的父母接受現狀,以及她的丈夫拒絕戒酒或換工作,所有這些都使Cassie難以實現她的目標。 此外,警察回應鄰居電話的漫不經心的態度告訴了Cassie,她不應該用她的問題來打擾他們。
生態評估過程側重於Cassie和她的環境,以努力充分理解她的問題。 輔導員很容易理解為什麼Cassie感到生活陷入困境,但也看到了Cassie可以用來改變生活的資源。 她認為Cassie勇敢地忍受了她認為必要的可怕情況,並認真地想要更好的生活。 當輔導員告訴她這件事時,Cassie哭了。
處遇方向
Cassie和她的輔導員合作,著手確定目標,以增加Cassie和她的環境之間的P X E一致性。 輔導員意識到,Cassie的適當目標將是她的處境所特有的,並由她的價值觀、意義創造過程以及她對自己生活空間的敏銳性決定。
這給輔導員帶來了真正的困境。 她知道家庭暴力經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惡化,Cassie(也許還有她的孩子)在這些事件中面臨嚴重傷害的真正危險。 她還知道Cassie會抵制任何外部指示離開她的丈夫。 輔導員認識到Cassie內心有決心做她認為必要的事情(Cassie稱之為固執的特質)。 這種決心可以作為對她的生活做出一些困難改變的真正力量,並值得尊重。
如果得到資源和支援,她相信Cassie有能力選擇她覺得合適的東西。 在與她的輔導員一起探索後,Cassie承認,她不再希望暴力和恐懼成為她孩子或她生活的一部分。 輔導員和Cassie一致認為,適當的諮詢目標是(a)保持家庭團結,以及(b)保護自己和孩子免受進一步的暴力。 Cassie還同意就未來任何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和頻率向輔導員坦誠相待,並詆譭離開婚姻的選擇,以防似乎有必要這樣做。
Cassie和她的輔導員之間的關係在目標設定過程中得到了鞏固,因為輔導員對Cassie表示了尊重。 輔導員協助她制定了符合她個人價值觀和創造意義方式的合理目標。 與傳統諮詢師/專家不同,他們之前開藥,診斷出病理,最終失去了幫助Cassie的機會,生態諮詢師和Cassie成為一個團隊,準備進入諮詢過程的下一階段。
Cassie以生態為導向的輔導員幫助她選擇適合她個人生活空間的策略,並幫助她實現目標。Cassie的意識擴大了,包括認識到她丈夫飲酒問題的本質,並提高對可用社群資源的認識。 當她丈夫離開去喝酒時,她去姐姐家過夜,為孩子和自己找到了出路。 (她有些高興地講述了她的丈夫在敲她妹妹的門並大喊讓她回家後在監獄裡過夜的。) 有一次,她和妹妹一起去了週末的教堂靜修會,以獲得一些思考時間,加深他們的關係。
策略包括強調個人變化的策略(P X E)和主要針對環境變革的策略(P X E)的組合。 Cassie的意識的擴大幫助她改變了她對自己和丈夫的暴力的看法,以及她與丈夫的互動方式。 當她增強了自己的生態利基,發展了與他人的關係,在丈夫喝酒時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並得到了一個更健康、更快樂的丈夫,在新的低壓力家庭環境中生活時,她的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 不出所料,Cassie的丈夫繼續不時地參與飲酒和虐待,儘管這種模式在頻率和嚴重程度上發生了變化。 Cassie明確表示,他們的婚姻取決於他繼續致力於這些問題。 她多次實施了逃生計劃,並報告說,她覺得自己將來可以更好地處理此類事件。
藝術治療師、心理治療師的背景,並取得榮格分析師的資格,經歷三十年的實務執業生涯,而投身在生態心理學的論述、宣傳,並彙集英國及歐陸的生態心理學者為文編輯成書,堪稱英國生態心理學運動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
治療訓練始於 1979 年。這兩個工作場所提供了截然相反的經歷:在男性等級制度中與虐待者一起工作,而在婦女集體中與虐待受害者一起工作。 這讓對加害者和受害者有了很多了解。女性主義心理治療幫助拓寬了對文化如何塑造我們的內心世界的理解。
1990 年代初期,多次前往拉達克(位於青藏高原),並與ISEC的 Helena Norberg-Hodge 共度時光。 這段經歷深刻地體認到環境危機的嚴重性。然後發現了生態心理學,這是一個將生態、心理、政治和精神交織在一起的新興領域。加入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治療師,一起探索生態心理學思維、促進和督導。約翰·塞德 (John Seed)和喬安娜·梅西 (Joanna Macy)是我們這段旅程中的兩位導師。對飲食問題的興趣擴展到對我們對地球的集體消耗以及思想與身體、靈魂與土地之間的關係的探究。對原住民和西方世界觀之間的差異以及我們如何使古代和現代能夠在今天共存感到著迷。
我喜歡色彩,我是視覺藝術家。我住在倫敦北部昆斯伍德旁邊,昆斯伍德是最初覆蓋英國的森林的一部分。海格特山 (Highgate Hill) 和馬斯韋爾山 (Muswell Hill) 位於最後一個冰河時期冰川留下的終端冰磧上。 我一直熱愛在野外游泳。森林和池塘,翠鳥,貓頭鷹,鸕鶿和人類;我要感謝所有這些地方和關係,感謝你們在這裡找到的想法。
生態心理學萌興於最近這幾十年,是因應工業成長文化及其對大地破壞的後果而誕生;生態心理學開始於美國,但在英國和歐洲、南非、澳洲、紐西蘭,以及最近在臺灣'和香港也都開始生根發芽。
生態心理學的一項核心闡述是,一旦我們知道我們是生命網絡的一部分——生理上、心理上、以及靈性上—而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我們逐漸和自然的其他部分失去連結。
這種治療了解人類之間的關係繫存於地球上更大的生命環境中。生命網絡不僅是生物的集合,更像是土地一水一天空一樹一空氣一生物一太陽一人的連續體。當該連續體內的關係被破壞時,就會產生創傷。
我們無法孤絕地療癒自身。心理治療邀請我們講述我們人際關係的故事;生態心理治療(ecopsychotherapy)將其擴展到我們與地球的故事、人類關係所處在的來龍去脈或時空背景。
人類的故事與地球的故事:生態心理治療認定我們人類的故事始終都和我們地球的故事息息相關。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我們和地球的關係呈現在治療過程中
工業成長文化的創傷:生態心理治療認為我們所居住的主流文化正在摧毀生命網絡。這衝擊到我們的健康——包括我們的心理健康。人類建立了一種階級結構,把白人、西方男性、中產階級價值放在最頂端。這種世界觀衝擊並形塑了我們的心理經驗,創造出一種文化,讓人類自視為與其他生命分離,並優於其他生命。
與更大整體相關的創傷及療癒:生態心理治療認定人類的創傷不只源自人類的關係也來自環繞在我們週遭生態性與世代間複雜的關係與層次。
生態心理治療是一種整體而多樣的實踐
我們在母親子宫中受孕的那一刻起,我們便與土地保持著聯繫。我們都出生在土地上,擁有自己獨特的特質和氛圍。我們經常談論愛上地球上某個特別的地域,當這片地域被所謂的「開發」摧毀時感到沮喪哀傷。在戶外閒晃看到滿天的星斗,抑或在山邊水涯渡過時光可能會心盪神搖,且具有轉化與療癒性。
我們中有許多人與動物或樹木形成緊密的連結。我們在童年時期的第一次經驗死亡,很可能是因為失去愛犬或愛貓。有些人通過樹木的陪伴或親密的動物夥伴尋求慰藉,得以逃離功能失調的家庭。沒有這些關係,我的許多個案可能無法存活下來;有時,這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經驗過的無條伴之愛。
生態自我
生態潛意識
生態無意識
親生命性:親生命性假說(The Biophilia Hypothesi)我們之所以是人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和其他生命體緊密聯繫的特殊方式。他們是人類心智之所從出而且根植其中的母體基質。
懼生命性:懼生命性(Biophobia)可以視為是我們對人類以外世界所具有的破壞性的根源之一。我們與人類以外世界逐漸失去連結,於是引發疏離感,並造成視自然為「他者」(other)的傾向。。
愛恨交織:我們為了保護心中地球美好母親的經驗,我們傾向運用「分裂」(split)機轉,於是對大自然或予以理想化,或予以貶抑。理想化可以明顯地從「我愛大自然」這樣的詞語中看出來,相形之下老鼠、蛞蝓、蛛和病毒則受到貶抑,它們承受著很多無憑無據的投射。
超越理性經驗(transrationalexperiences):不是妄想、解離、也不是幻覺,邊界人格者體驗到更多的,是與自然世界的合而為一,而不是與之分離,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心理實相 (psychic reality)。就此而言,他們的心理經驗類似於從未與自然分離過的原住民心靈(Indigenous psyche)。
體現:生態心理治療認定我們是被體現的(embodied)'生命體,是人形的動物。我們所形成的自我,不只來自我們從感官世界所得到的經驗,同時也來自感受與直覺。生態心理治療認定所有這些作為人類的生物面向,都需要跟著人類心靈的智性生命一起培養,並建立關係。
野性治療(wild therapy):是由尼可•托頓所開發的療法,探索貫穿在人類歷史和文化中有關野性(wildness)和馴化(domestication)這組兩極化的主題;這套理念鼓勵順其自然的以及未知的種種,信任自然而然發生的事物;這套想法也認為具體實現乃是我們存在的核心層面 (核心信念)。野性治療明白強調互惠,主張互惠可以豐富治療的工作,也豐富我們與地球之間的關係。
我們被教育成大地只是我們待用資源的集合體,不意外地,自戀就會與日俱增;當我們只是以物質資源的獲取和職涯的成功作為進入成人階段的標記,當未來是如此極度地不確定,許多年輕人罹患心理健康問題
野生世界也有著自己的秩序;在「重新野化」(re-wilding)的實驗正告訴我們,當我們讓大自然回歸它自己的運作,沒有人為干預時,環境的重生會進行得非常迅速(Tree,2018)。托頓認為「野性治療」(Wild Therapy)'是人類和人類文化對應於重新野化的一種型式
超理性經驗:共時性
榮格(Jung)將共時性定義為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它們藉由意義,而不是透過因果關係,聯繫在一起(Jung,1955)。這樣的時刻提供另一種觀看世界的門戶,讓我們可以體驗到萬事萬物都在一個連續動態的關係裡,處於一個統一的實相中,一切從中出現,最後一切又回歸其中。榮格和包利(Pauli)'此基質稱為 unus mundus,也就是拉丁語的「一個世界」。如此一來,共時性就如同一種恩典的介入,使人經驗到完整(Main, 2007) •榮格認為,共時性與夢的角色類似
「超感嗅覺」(clairsalience/clairscent),
這是除了五感之外,以直覺去感知世界的許多方式之一。根據我的經驗,似乎在戶外,在樹林中,好像更能支持這些直覺性的理解,這些現象(尚)不曾發生在室內。
試圖「重新連結」以及「獲得療癒」,憑藉的是只要我們能「愛上大自然」就不會再傷害「環境」的這種想法。
創造互惠性
闡述複雜的關係,並將自然從他者轉化成關係
回到自己種族原民祖先的文化與指引
生態心理治療更著重於改變對自己和大自然間關係的理解,而非改變進行的場所。
要療癒我們和土地失去連結的核心重點,就是重新構思我們如何經驗自我。「生態自我」(ecological self)他主張我們透過認同他者——其他人乃至其他物種—的能力,會豐富和深化我們對自我的體驗。藉由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感到對他人的悲憫心(compassion)和同理心(empathy),以及一種生態認同感 (a sense ofecological identity)
生態心理學的目的也是要喚醒潛藏於生態潛意識之中,對環境互惠性與生俱來的感受力」(1992,Pp.320-321)。主張我們可以透過花時間沉浸在超乎人類的世界中,也可以沉浸在夢境世界裡,來探索生態潛意識
處理生態焦慮:當一個人開始意識到生態危機時的各種不同感受,例如震驚、不知所措、絕望,以及傾向退縮到拒絕承認的狀態
看見與地球育自己的平行關係與歷程
探索人類中心主義,用來擺脫種族、性別主義等投射
生態心理治療,注重於內在世和外在世界間的關係上,也注意治療師和個案之間的移情作用,以及/或團體動力上。值得提醒的是,置身戶外不是生態心理治療的基本要素,因為生態心理治療更著重於改變對自己和大自然間關係的理解,而非改變進行的場所
治療師一個案一自然。這一來在會談中會有「第三者」出現(Jordan,2005, p.50; Brazier,2018, pp.79-93)。這個想法已被運用於藝術治療中,用來表達治療師、個案和意象之間所具有的三角關係。其他人則建議以大自然做為共同治療師(co-therapist) 或治療夥伴(Jordan, 2005, p.121; Brazier, 2006)。
框架:邊界與可行性
在戶外進行心理治療會引起很多疑問。
初談
室內進行初次會談,以討論在戶外工作帶來的一些好處和挑戰。個案可能會問: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你或我認識的人該怎麼辦?如果有人在療程中打擾我們該怎麼辦?以Mary的經驗,這類情況很少發生,而當這類情況發生時很容易處理。
評估
初談有機會評估,該個案此時是否適合在戶外進行心理工作。例如,大聲的情緒宣洩最好在室內進行,因為這會驚授附近的其他人。或者,還有一些心理狀態也需要有房間的緊實涵容。另一個暗中當他情緒崩潰後,寧願選擇面對牆壁,而非可以俯瞰花園的窗戶。那時他感到強烈的憂鬱,他描述人類外世界本來對他而言,向來是個充滿歡樂和滋養的地方,但此時反而讓他更沮喪。
保密性:注意保密性和安全性顯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眾公用的城市森林或公園中進行心理工作時。出於這個原因,我建議在遠離道
路的地方找個安適的據點;有些個案會選擇較隱蔽的地方。雖然有些治療師提供「邊走邊談治療」的選項,但我發現這不適用於我所在
之處,因為我附近樹林中的道路通常是單一路線,當我們經過他人時會有被聽到的風險。
門檻和互惠:第一次戶外時段,會安排在樹林邊緣的一個地點與個案碰面。我們會創造一道想像的門檻,並徵求森林社群的同意(大聲或無聲地)一起進入我們的工作。這提醒我們森林不是為我們所「利用」的「資源」;
相對地,這麼做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神聖的空間或聖域(temenos),在那裡我們一直與人類以外的世界保持互惠平等的關係。我們所遇到的每個存在都具有意義,就像一場夢中的所有要素一樣。室內治療也具有一些儀式要素:個案按下門鈴,跨入建築物的門檻,進入治療室的聖域,儘管這通常沒有被明確說明。
在戶外時段結束時,我們會回到門檻處,感謝當天所發生的一切相關事物。我們也可能會一起思考如何回報地球的寬大慷慨:可能是撿拾垃圾,或是其他對自然界的貢獻。
熟悉土地:對於治療師來說,在運用該土地提供療程之前,必須與土地建立某種關係。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聆聽,每棵樹、每種植物、每隻動物都為療程提供了不同的特質;土地本身可能有著各種不同的歷史。明智的做法是去了解過去是否發生過創傷性事件,例如土地整治或瘟疫掩埋,因為有些個案可能會感覺到這片土地可能發生過什麼。有些國家的原住民曾被白人殖民者驅逐,對於生態治療師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去設法了解他們所在土地的主人,並弄清楚他們是否需獲得許可才能進入。
彈性一戶外和室內:有些個案喜歡根據天氣、需求和心情,混合運用室內和室外空間。這可能會引發一些有趣的探問,關於對方在選擇地點上背後的意圖。
生態心理學界一直傾向認為所有的生態治療都在戶外進行。不過我同意其他實務工作者認為在室內也可以進行生態療法(Doherty, 2016, pp.30-31)。我不覺得戶外就永遠比較好,但這確實將我們與人類外世界的關係帶到此時此刻:可以感覺天空、可以觸摸大地。有時會有在室內空間經歷過創傷的個案(例如性侵或刑虐),很難承受「密閉」的經驗。對其他某些人來說,房間的保護至關重要。生態心理治療的經驗告訴我,房間既阻絕了外界的入侵,也障蔽了來自自然——的滋養和有用的信息,不論就字面或超個人意識上的意義而言皆然。
農業和畜牧的開始,標誌了人類心理歷史上的一個轉換點。隨著我們逐漸掌控自然,我們也蒙受著失去野性部族式童年和傳統成年過渡儀式的苦果。後果是,西方文化無法充分成熟地進入成人階段,我們停滯在「個體發生學上的躓礙」(ontogenetically crippled)。我們形成一種青春期文化,在全能幻想(fantasies ofomnipotence)、自戀、矛盾中掙扎,最後導致了我們的攻擊性。
當我們被教育成大地只是我們待用資源的集合體,不意外地,自戀就會與日俱增;當我們只是以物質資源的獲取和職涯的成功作為進入成人階段的標記,當未來是如此極度地不確定,許多年輕人罹患心理健康問題
體現、直覺和地點的選擇
身處戶外會促使個人沉入體內,放鬆身心並重新平衡,從而能專注於當下。各種感覺被喚醒。會邀請個案走在前面選擇道路。
森林中的生態哀悼(Eco-grief)
城市林地裡隨意丟棄的垃圾,只是消費文化陰影的一種呈現,提醒我們對地球是多麼漫不經心採取創造性的行動發現了自己的生態區位。
雖然治療室維持了很高的一致性,這有時可能正是某些個案所需要的,但戶外卻提供了一個變化多端的場景,生命的各種極性——生死的更迭輪轉、光明與黑暗,絕望和希望—都並存同在
重新連結
重新安棲(re-inhabit):回自己的身體,重新進入自身(reincarnate),讓案主可以開始聆聽自己的器官想要些什麼,去感覺,進而去區辦生理上和情緒上的不同。
生態心理治療培訓
為了讓生態心理治療的歷程可以在治療中被開展與探索,治療師們必須熟悉他們自己與地球的關係歷程。這包括:知道你自己的地球故事;以一種與自然建立關係的方式規律地安排戶外活動時間;了解地球正在發生什麼事並探詢自己內在發生的反應;熟悉自己對地球社群的文化態度。
「自然改變方案」(Natural Change Project)
是一套為期六個月的有趣課程,綜合了個人層次與社會層次的改變,也整合了心理治療的知識、野外體驗,以及投身在野外與團體模式中所激發的改變。
植物的隱喻
在治療的對話中使用園藝的強烈隱喻,但過程仍須謹慎。「顯而易見地,要避免『剪除枯枝』(deadheading)這樣的措詞,而除雜草可以是一種整理思緒和關係的方式—『心中的雜草』(weeds of the mind)••⋯澆水如果澆太過頭,可以意指過度照顧、淹沒窒息、害怕恐懼、或是一種情緒的溢漏••⋯來自個案的潛意識訊息或許能被解讀成:『植物可以像我一樣,只靠這麼一點東西就存活下來嗎?』」
與樹的關係
每種樹都對內在治療工作提供不同的特性和隱喻,因而得以在每年中的不同時節讓人「感到刻骨銘心」。
和動物的關係
馬術治療與動物輔助治療(animal-assisted therapy) 例如佛洛伊德注意到他的狗喬飛 (Jo-Fi)會振作個案的情緒,同樣也有助他們在會談時段中放鬆,特別是孩童和青少年(Coren & Walker, 1997, p.78)
與基本元素的關係
我們也會聽到有些人說到他們和石、風、火、和水等基本元素間建立關係。
榮格集體潛意識
完全消失無蹤(ibid, p361-364)。有人害怕這種說法讓我們在演化位階上退化降轉成某種「原始」生物,失去我們所相信的人類獨有的特質;害怕會被比我們更強大的事物所吞噬,害怕我們無法用理性心智解釋的經驗;害怕被感官主導,「遭受矇騙、誤入歧途」(led up the garden path)°而無法思考。這些只是諸多我們因為害怕大地、害怕自身的塵俗土氣的一部分表現,可能促使我們追求直上天際的超然境界。
文化挪用
既然生態心理治療是一種喚起我們與土地關係記憶的實作方式,所以不意外地許多實務工作者會從原住民文化中尋找啟發,畢竟他們幾千年來已經精熟於與大地相關的各種操作與宇宙觀。
一般來說是指較強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對於相對弱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時,在不理解、誤解、惡意或有害地詮釋弱勢文化;或取笑、歧視、不尊重弱勢文化;或直接採用、侵佔、剝削、抄襲或複製(宣稱擁有)弱勢文化的現象。
生態心理學做為一種白人中產階級的社群,生態心理學長久以來就被批評主要是由優渥的白人組成的社群。
諸如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環境藝術治療 (environmental art therapies)、冒險治療(adventuretherapy)、自然治療(nature therapy)、和動物輔助治療(animal-facilitated therapy)等。這些多樣化的實作,都囊括在生態治療(ecotherapy)這個名稱的大傘之下,屬於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的實務運用。
花時間在戶外可以幫助改善焦慮、輕至中度憂鬱以及其他某些困頓狀態,這源自於多重因素,包括降低壓力程度、放鬆身心、情緒調節,也包括花時間接受自然光線的照射
我們開始與森林中的其他生命發生一些有趣的交會。
我記得一個感動的片刻,某次會談中,蒂娜一時說不出話來。這是一種令人焦慮的靜默,我可以告訴她,她正感受到情緒難以連結而覺得痛苦。我試圖用語言架起一座橋樑,但我們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這樣的情況曾在室內治療時發生過好幾次。蒂娜的母親是個完美主義者,生活在一個抽象的學術世界裡。在移情作用下,我成了她嚴厲愛批評的母親。繼而,她成了一個不夠好的女兒,覺得她說的話都是愚蠢或毫無意義的。有時候她就可能會停頓在這種凍結狀態,在會談時段中長時間無法對話。
當我們同坐在森林時,群鳥的交鳴,以及樹葉間的風聲緩解了我們之間的沉默。當我再次嘗試向蒂娜說些什麼時,我注意到兩隻松鼠在我們對面的樹幹周圍互相追逐。
我問她是否感到被我追趕;她微笑著承認。我們陷入另一陣沉默。然後,在同一刻,我們倆向下看了一眼,一隻小得不能再小的 蛛在我們的肩膀之間編織了一張網。我們彼此咧嘴笑了笑,無聲地驚歎著蜘蛛是如何在我們之間架起一座橋樑,那是不需要語言就建起的深厚連結。
我們陷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沉默中:沉思,敬畏。蒂娜知道時間快結束了,所以問:「我們現在要怎麼離開?」這是個我沒有答案的好問題。然而,當我們再次向下看時, 蛛和她的網完全消失了。在後續幾次的會談中,我們談到了蛛網如何讓我們確定,我們可以信任生活中建立連結的過程。也許,我們彼此並排坐在一棵樹下,而不是坐在我的會談室裡,這一點也有幫助,這可能減輕了她對我「至上全能」的感覺。
那一年稍後,蒂娜失去了母親。經過幾個月的哀悼,她在一次會談進行中表示:「我不會再有新的人生。」就在那一刻,一顆橡實掉到她的腿上。第二年春天,她再次表達自己不可能找到重生的感覺時,我們都注意到許多細小的毛毛蟲懸浮在看不見的細絲上,就像飄在空中一樣,被微風輕拂。這些生命活生生的反應都有助處於哀悼狀態的她。在很多方面,自然中關於生死的信息,隨著季節的更替,表達得比我更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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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特 et al. 地球就是諮商室 : 超越人類中心主義, 邁向生態心理治療. 初版. 臺北市: 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2022. Print.(Towards an Ecopsychotherapy )